2008-09-25 06:01:53阿楨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
賈慶國以下的評閻學通著《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1996）中肯：
中肯？如前評《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閻學通對己預測“臺海2008軍事沖突”的錯誤道歉，太客觀實証也需被“反思”！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10386630/20080924061803/
全面客觀地分析和判斷中國的國家利益＞賈慶國
國家利益既是國際政治研究領域中一個富有爭議的重要概念，也是一國制定對外政策的最重要的依據。但是，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對國家利益特別是我國國家利益的研究在我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近年來，雖然大家對國家利益這個概念逐漸熟悉，甚至經常使用，但是對其內涵的認識還很膚淺，在這個問題上還存在著許多模糊的看法。這種情況不利于深入地討論與合理地制定對外政策。
天津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由閻學通先生撰寫的《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對這個概念進行了較爲全面和系統的探討，提出了一些頗有見地的看法，爲澄清這個概念，並在此基礎上分析乃至制定對外政策作出了十分有益的嘗試。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分三篇共１０章。第一篇“國家利益的理論認識”著重探討了國家利益的定義、起源、內涵及判斷標准。第二篇“具體國 家利益的分析”重點分析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其中包括經濟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第三篇“對維護國家利益的認識”，介紹了鄧小平關于國家利益的思想，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 套關于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戰略和策略的想法。
閻學通認爲，“國際政治範疇中的國家利益，指的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利益”，它既不是“政府利益”也不是某個階級、階層或派別的利益，而是民族國家內部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國家利益是針對外部世界而言的，它“沒有階級性”。過去那種將國家利益和統治階級利益等同起來的做法是不恰當的，因爲這種“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是由統 治者和被統治者共享的利益。”例如，作爲一個國家利益，民族生存“既不因國家政體不同而不同，也不因統治者控制了國家機器而成爲統治階級的私利。抵禦外族入侵不僅保護了統治階級的生存 權，而且也保護了被統治階級的生存權。”（第４－１１頁）
閻學通認爲國家利益不是伴隨國家的産生而形成的，而是現代民族國家出現的産物。曆史上國家雖然早就存在，但國家利益卻是歐洲文藝複興以後的事情。直到１８世紀中葉政治家、軍事家、乃至外交家跨國工作都曾被認爲是理所當 然的事情，沒有誰認爲這樣做損害了國家利益（第１２－１４頁）。歐洲文藝複興爲國家利益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在包括盧梭在內的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主權在民”思想的影響下，國家利益才作爲一國全體人民的利益逐漸爲人所接受（第１８頁）。
閻學通認爲，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的關系 “是對立統一的”。“國際利益是國家利益的一部分”。他指出，“合理的國家利益只可能與集體性的國際利益相對立，但與全球性的國際利益應是一致的”。“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對立往往是國家自身利益的矛盾的翻版。”“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都不是絕對至高無上的。”（第３０－３３ 頁）與此同時，國家利益也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第３３－３５頁）。
閻學通認爲判斷國家利益的依據可分爲四類，即國際環境、自身實力、科技水平和認識水平，前三種是客觀的，最後一種是主觀的（第４５－６６頁）。閻學通認爲在任何一個時刻，國家利益都有主次之分，而衡量國家利益的標准應當是具體國家利益的效用。國家利益的效用反映了利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國家利益的基本次序和利益量決定了國家利益的重要性。
閻學通提出，“國家利益的基本次序是民族生存、政治承認、經濟收益、主導地位、世界貢獻。”（第６７頁）具體國家利益的量取決于該利益影響的規模和範圍。與此同時，“實現國家利益的時間”決定了利益的緊迫性（第７０頁）。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的第二部分運用大量材料，從經濟、安全、政治和文化四個 方面分析了中國國家利益的具體內容。閻學通認爲，“中國的國際經濟利益是多方面的，一是利益性質的區別，決定了它們在中國經濟建設中的不同作用。二是由于時代的發展，中國與其他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差異，同樣的國際經濟利益對他國的作用與對中國的作用不完全一致。”閻學通指出，“依據各種利益的不同性質，中國的國際經濟利益可以分爲基本利益、戰略保障利益、生産保障利益、帶動性利益以及輔助性利益五類。”（第１３８頁）
談到中國的安全利益時，閻學通指出，“目前中國安全環境的改善是短期和中期安全意義上的改善，是指目前直接的軍事入侵危險沒有了，但從長遠安全利益的角度觀察，中國的安全保障系數並不算高，被迫卷入戰爭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周邊地區的威脅並沒有完全消除，分裂勢力活動的隱患更加凸顯，邊界分歧還未解決，經濟安全問題日益突出起來。”（第１５４頁）
閻學通認爲，“國際政治鬥爭主要反映主權鬥爭，民族統一和民族分裂的要求同時增長，推行西方民主和維護國家政治穩定的要求都在上升，大國尋求主導權和小國要求平等的對立不斷發展，保護民族經濟和建立自由化世界經濟體制的矛盾普遍化 。”他提出，“維護主權是最重要的政治利益”（第１９１頁）。與此同時，維護中國人的人權利益是中國面臨的“最直接政治利益問題”（第２０１頁），而“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冷戰結束後中國面臨的重要的國際政治利益之一（第２０８頁）。
閻學通認爲，和上述提到的國家利益相比，中國的文化利益雖然處于次要地位，但這並不等于它不重要。“在不影響其他國家利益實現的前提下，維護中國的文化利益亦顯得非常重要。”（第２２２頁）“中國之所以要維護自己的文化利益，有正反兩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中國需要堅持自己文化傳統的優秀成分，促進中國的 社會發展；另一方面是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發展中華文化，增強中華文化的生命力。”（第２２７頁）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的第三部分涉及對維護國家利益的認識。閻學通認爲鄧小平外交思想的一項基本內容就是國家利益應是對外政策的出發點，鄧小平“認爲國家利益是具體的客觀存在，它們在內容和層次上都有所不同。”（第２５９頁）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閻學通提出一套關于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看法。他認爲，中國的總體戰略應當包括下列內容：（一）優先強調經濟發展， “發展重于和平”；（二）注重培植與其他國家的共同利益；（三）將戰略重點放在中國的周邊地 區。經濟上中國應采取進一步措施深化體制改革、促進貿易自由化和加強地區合作。
安全方面中國應進一步裁減軍員、加強局部戰爭能力並加強與國外的安全和軍事合作。外交方面，中國應加強主權問題研究和實行預防性外交。在臺灣問題上，重點放在“使國際社會和臺灣當局認識到兩岸戰爭 發生的可能性很大，一切支持臺灣當局搞實質‘獨立’的政策都會加速這場誰都不願見到的戰爭的 爆發。”最後，運用合理的政策維護中國的文化利益，包括“支持正在興起的國學熱、調整現行政策中一些歧視國人的做法、鼓勵留學人員回國服務和推動與其他國家進行儒學交流等等（第２７１ －２９８頁）。
縱觀《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我認爲該書具有以下三個突出的特點。
首先，作爲國內第一部關于國家利益問題的專著，該書比較全面和系統地介紹和分析了這一國際關系領域 研究和國際政治現實的重要概念，對推動我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和對外政策制定合理化有著十分重 要的意義。長期以來，國內在國家利益問題上一直存在著許多模糊的認識，改革開放以前，許多人認爲國家利益是西方資産階級的概念，是資産階級愚弄人民，維護自己統治的手段。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國家利益是客觀存在，只要有國家，就有國家利益。但是，許多人在使用國 家利益這個概念時，只是將它作爲一個隨意界定的概念，要麽狹義地認定它就是某個特定的利益，如實行某種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要麽泛泛地將它作爲一種口號。國家利益是怎樣産生的？判斷國家 利益的標准是什麽？國家利益都包含哪些內容？如何看待不同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如何捍衛國家 利益？對于這些問題並沒有進行全面系統的分析。但是，不解決上述問題，就無法全面把握國家利益的深刻含義，也就無法在此基礎之上制定合理和穩定的對外政策。在這方面《中國國家利益分析 》一書的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呼籲人們重視上述問題，並就這些問題大膽地提出個人的看 法，對推動國內對這些問題的討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和市面上流行的衆多冠以學術著作名稱的書不同，《中國國家利益分析》既不是大量事實的簡單堆砌，也不是別人觀點的重新組合，而是一部主題突出、結構完整、論證嚴謹、注釋規範的作品。作者認爲，國家利益是一個重要的概 念，深入探討和分析這個概念不僅有助于國際問題的研究，而且有利于我們調整對外政策，使之更爲合理和有效。這一主題貫穿全書。爲了全面系統地探討這個概念及對中國制定對外政策的意義，作者認真設計了書的結構，先是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國家利益這個概念，將國家利益分解爲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指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並提出若幹判斷國家利益的標准。然後，根據上述分類，逐個分析中國的主要國家利益。最後在此基礎上提出若幹政策性建議。在論證方面，作者系統地選用了大量相關材料，比較令人信服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作者還對書中引用的材料和觀點進行了認真的注釋，表現出良好的學風。
最後，在論證的過程中，該書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穎獨到的見解。這些見解雖然不無爭議，但卻十分尖銳並富有前瞻性。例如，作者提出國家利益 和階級利益之間的關系問題。許多人認爲，抽象的國家利益並不存在，所謂國家利益就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對此，作者認爲不能在國家利益和統治階級利益之間劃等號。作者指出，“如果統治階級 的利益與國家利益是一體，曆史上也就不會有賣國政府的概念，因爲統治階級控制的政府不可能出賣只屬于統治階級自己的利益。事實上，正是因爲國家利益與統治階級利益是兩種利益，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所以一國政府才可能以犧牲國家利益爲代價，維護統治階級政權利益。”（第７頁）再如，閻學通指出，維護中國人的人權利益是中國面臨的“最直接政治利益問題”。（第２０１頁）除了在國內保障人們的生存權和逐步完善民主與法制制度以外，中國政府應當采取進一步措施。
http://ch.shvoong.com/law-and-politics/1298184-%E5%85%A8%E9%9D%A2%E5%AE%A2%E8%A7%82%E5%9C%B0%E5%88%86%E6%9E%90%E5%92%8C%E5%88%A4%E6%96%AD%E4%B8%AD%E5%9B%BD%E7%9A%84%E5%9B%BD%E5%AE%B6%E5%88%A9%E7%9B%8A-%E8%AF%84%E9%98%8E%E5%AD%A6%E9%80%9A%E8%91%97-%E4%B8%AD%E5%9B%BD%E5%9B%BD%E5%AE%B6%E5%88%A9%E7%9B%8A%E5%88%86%E6%9E%90/
新視野下的國家利益觀＞王逸舟
當代中國是一個急劇變化而豐富無比的國家。當代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是一個急劇變化而豐富無比的學科。當代中國學者對國家利益的探索和思考是一個急劇變化而豐富無比的過程。閱讀《中國學者看世界?國家利益卷》（新世界出版社），有可能給讀者一個急劇變化而豐富無比的想象空間及信息儲備。
國家利益是國際關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近年來取得最大進展的領域之一。基本上可以說，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領導層對中國國家利益的考慮有獨特的實現形式，但在學界，真正的理論研究工作是談不上的。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對國家利益研究起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而相對系統的研究則是在90年代以後。
目前中國國家利益研究的成果從文獻形式看，包括專著／教材、期刊論文和博士學位論文三種。其中專著有7部。根據筆者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以“國家利益”作爲題名進行的檢索，1990-2005年間的文獻有398篇，其中博士學位論文有3篇。顯而易見，本書收入的二十余篇論文或書稿章節，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反映的是若幹個斷面或側面而已。假使有心的讀者想做專題研究，不妨循著這裏提供的線索深入下去。
依照近些年的發展線索，可以看出中國學者對國家利益的幾個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探索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到1996年閻學通的《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出版，爲最早的階段。這一階段關于國家利益研究的問題主要是國家利益的階級性、民族性以及與意識形態關系、國家利益的內涵等，側重于概念的厘定、屬性的辨析。從研究的方法上看，基本上還是采取階級分析法，對國家利益的階級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全民性有明確認識。在具體研究手段上，以分析、描述、定性等傳統手段爲主，現代科學研究方法相對缺乏。在這一階段，專門研究國家利益的專著還沒有，有關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于一些政治學、國際政治類的教科書和專著中。
閻學通的《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首開先河，把中國學界對國家利益的研究推進到比較規範和相對科學的階段。作者在效用分析法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分析國家利益的科學方法，爲判斷中國國家利益的大小提供了一種衡量依據。以此爲工具，他對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具體的經濟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進行了分析和衡量，並且提出了如何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政策建議。他的分析基點認爲國家利益是客觀的，人們完全可以科學界定、衡量和實現它。
該書出版之後，國內學界出現了國家利益研究的熱點。在這一階段，學界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實證研究上，開始超越對國家利益本身進行的探討，把國家利益作爲一種研究方法或分析視角，觀察一國對外政策的變化以及國家之間關系的演變。圍繞對《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所展開的評論，特別是針對閻學通提出的“客觀主義”方法，中國學界把國家利益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筆者把稱之爲“反思”階段。
在“反思”階段，學者們試圖在問題研究領域、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提出不同于客觀主義的可以稱之爲“主觀主義”方法。1996年在由香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主辦的主題書評討論會上，張小勁、秦亞青就對閻學通在《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中所采取的客觀主義方法提出質疑。張小勁提出的“主觀主義”方法（或者稱爲“後實證主義”方法），秦亞青提出的“理想類型”模式，都是對客觀主義方法的一種反思。方長平在《國家利益的建構主義分析》中，用20世紀90年代後在西方崛起的建構主義方法對國家利益的確定進行了實證研究，超越了傳統的理性主義方法對國家利益的確定沒有進行研究的缺陷。而袁正清《國家利益分析的兩種視角》一文，對國家利益分析的兩種視角——經濟學視角和社會學視角進行了系統探討。
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是，在研究過程中，國內國際關系學界過于強調國家利益的安全、政治方面等所謂高政治領域，而對國家利益的低政治領域，特別是經濟、文化、非傳統安全等所謂的低政治領域問題的綜合性、理論性研究不夠。盡管有不少低政治領域與國家利益關系的研究成果出版，但這些成果的研究者大多是非國際關系領域的學者。
關于中國國家利益的內涵，學者們更多地著眼于物質性利益，而對觀念性利益的認識相對不足。要麽認爲觀念等非物質性因素不構成國家利益的一部分，觀念與利益可以做二元劃分；要麽認爲觀念性利益在中國國家利益構成中的比重很小，甚至可以化約。近年來秦亞青的研究成果以及方長平采用建構主義方法對國家利益形成問題的研究，都是這方面的積極嘗試
http://www.gmw.cn/CONTENT/2007-04/08/content_586892.htm
閻學通：安全利益是中國首要國家利益
自1996年筆者出版《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以來，10年中我國的國家利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次序、內容、範圍和性質四方面對我國國家利益進行適時的評估顯然非常必要，這將有助于我們根據國家利益的變化調整對外戰略。
國家利益的變化主要是受到四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國家實力的地位在國際社會的升降，二是外部環境的改變，三是經濟發展階段，四是技術水平。
這四者的變化都會影響國家利益的地理範圍、先後次序、具體內容和性質差別。例如，全球性大國和地區性大國，國家利益的地理範圍是不同的；外部安全威脅小的國家和外部安全威脅大的國家，安全利益次序分別是不同的；以資源經濟爲主的國家和以知識經濟爲主的國家，在知識産權利益上的需要是不同的；一個崛起的大國和一個衰敗的大國，國家利益的性質是不同的。
我國安全環境並未改善
從國家利益的次序上講，安全利益在我國國家利益中占首要地位。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國面臨著西方國家的全面制裁，打破國際孤立的政治利益是首要利益。1993年擺脫孤立後，我國經濟利益成爲首要利益。1999年李登輝的“兩國論”出臺，“臺獨”開始公開鬧 “獨立”，于是安全利益成爲我國首要利益。有些人以爲，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我國的安全環境日益改善，而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簡單。
我國面臨的外部安全威脅日益增加，主要原因是軍事實力發展滯後。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實力增長較快，但國防建設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一方面是經濟利益迅速向海外擴展，而另一方面卻是安全保障能力局限于境內。我們常見的新聞是中國企業在海外不斷遭受暴力襲擊，海上能源運輸安全沒有保障，海外遊客遇到大規模自然災害得不到救援。與此同時，軍事實力增長還跟不上“臺獨”勢力的發展速度。“臺獨”制定的時間表就是利用2008年奧運會的機會實現“法理獨立”。我國經濟實力雖有很大發展，但在保護海外企業和出國人員的安全、阻止“臺獨”勢力發展上仍有局限。
從利益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兩方面綜合考慮，我國國家利益的排序是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文化利益。“臺獨”對國家構成生存威脅。政治上我國面臨著“中國威脅論”的流行。雖然我國經濟面臨著外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但我國經濟地位、貿易地位、外彙儲備地位、人民幣地位都呈上升趨勢。因此我國經濟利益的排序應在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之後。
在每類利益內部，利益次序也會發生變化。以經濟利益爲例，上世紀90年代初，我們需要最迫切的是引進外資；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們需要的是引進技術；現在我們迫切需要的是海外能源和資源保障。
利益內容發生了很大變化
從利益內容上講，我國國家利益變化的方面很多。安全利益的內容不再局限于軍事相關的傳統安全問題，而是增加了經濟安全、環境安全、社會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內容。其中一些非傳統安全問題又是與軍事能力相關的，如恐怖主義和海盜威脅。
政治利益的內容，從上世紀90年代的融入世界被國際社會所接受，轉變爲現在的爭取國際規則制定權。上世紀90年代，我國加入了大量的國際組織，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我國融入世界的政治目標基本完成。然而，由于“臺獨”搞拓展國際空間的活動，申請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削弱了我國在國際組織中可發揮的作用。
經濟利益的內容與上世紀90年代比也有了多方面的變化，包括從吸引外資到對外投資，從出口能源到進口能源，從防範跨國公司到建立跨國公司，從占有低技術市場到開拓高技術市場，從仿制外國技術到保護自有知識産權，從增加外彙儲備到控制外彙增長速度。
從文化利益來講，上世紀90年代我們主要是保護傳統文化，現在則是在保護的基礎上要挖掘和弘揚中國文化。筆者認爲，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兩千年來，外來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起到的主流作用是豐富和發展。只要中國人自己不破壞自己的傳統文化，沒有人能破壞得了中華文化。
我國國家利益在全球擴展
我國國家利益在全球範圍廣泛擴展。國家利益處于國境內還是處于國境外並非是一國政策所致，而是自然形成的。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講，國家利益是以與他國的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才形成的。沒沖突就沒利益，這如同水是人生存的需要，但當水是無限供給時，水就不是利益，只有當人們對水的需要發生沖突時，水才成爲人們的利益。a國和b國在a國境內發生的利益沖突，a國視爲境內的國家利益，b國則視爲境外的國家利益。如果發生在b國，則反之。例如，市場競爭在境內表現爲保護本國市場，在境外表現爲拓展外國市場，其本質和內容都是一樣的。我國國家利益在全球範圍的擴展，其實不過是我國利益與他國利益沖突的地域的改變。
我國國家利益在全球擴展，其根本原因是我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速度快于其他國家。我國已成爲外彙儲備世界第一大國、國民生産總值世界第二大國(按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計算)、出國旅遊人數世界第二大國、石油消費量世界第二大國、貿易總額世界第三大國。于是，我國的安全、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都在向全球拓展。能源需求使我們的經濟利益從發達國家向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擴展。中國企業和遊客走出國門，把我國的安全利益帶到世界各地，中國參加國際維和行動成爲一種需要。大國的責任推動我們從關注周邊地區事務向參與全球事務進展。技術進步促使我們的利益從地球向太空延伸。我國弘揚中華文化正從華人團體向非華人團體擴展，孔子學院從國內走向國外，“漢語熱”在國外開始興起。
我國國家利益已從發展型轉向崛起型
明確國家利益是崛起性的、發展性的還是生存性的，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利益性質的不同決定了利益實現的難度大小。世界上能維護生存的國家是絕大多數。自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上100多個國家中消亡或分裂的國家只有幾個，如東德、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不足10個國家。世界上現在的200多個國家中，能實現發展的國家則只有1/4左右，如經合組織國家和中國、印度、巴西等不多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在這200多個國家中，有可能實現崛起的國家則不足1/10，而中國恰恰是其中的一個。維護生存意味著防止已有國家利益的丟失，實現發展意味著現有國家利益的增加，而實現崛起則意味著發展速度要趕超他國。簡而言之，國家生存利益是相對容易實現的，發展利益則是較難實現的，而崛起利益則是極難實現的。
中國的國家利益已從發展型轉向崛起型。關于我國國家利益是發展型還是崛起型,有較大爭論。發展是自我進步，崛起是趕超強國。如果將我國利益定位爲發展型，我們就沒有必要擔心與美國的實力差距拉大，因爲只要我們自己比自己進步就是發展了。如果是發展型，我們就可以停留在世界第四的貿易地位上，維持日本世界第三大貿易國的地位。如果是發展型，我們就不必高價研制太空技術，可采購他國的衛星服務。顯然，中國人不滿足于世界二流國家的地位，更不能接受生活水平提高但國際地位下降的結果。中國人民的總體國家利益是實現民族複興。正是因爲我國的國家利益是崛起型的，因此它與他國國家利益就可能會出現摩擦與沖突。這就增加了我國實現國家利益的難度。
爲了適應我國國家利益的變化，我們有兩點需要加以重視。
一是綜合國力的平衡發展。在硬實力方面，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建設同等重要，要防止重經濟輕軍事的傾向。提高軟實力要從國內社會改革入手，加大和諧社會的建設力度。國內政治動員能力提高不了，則難以提高國際政治動員能力。這與國內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提高，就不可能擴大在世界上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力一樣。
二是采取邊緣切入的戰略。由于崛起利益的特性，它容易引發沖突和突然事件，采取邊緣切入戰略可以降低利益沖突的烈度。在高政治和低政治利益沖突上，應選擇從低政治切入。在邊緣地區和中心地區利益沖突上，可選擇從邊緣地區切入。將兩者結合就是，高政治利益從邊緣地區切入，低政治利益可向核心地區發展。(閻學通/作者是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環球網）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3/24/content_13397561.htm
中國人看世界：表面是美國方式 實質是國家利益
在美國，常會在許多場合聽到人說，“That’s American Way（這就是美國，或美國就這樣，或這就是美國方式）”，說此話的人可能還會聳聳肩，或攤攤手，好像很無奈，或對你表示遺憾和同情。
筆者曾和一個美國朋友討論到氣候和環境問題，說到美國人是世界上能源和資源耗費最大的國家。美國人愛開大車，愛住大 房子，要占用更大的地，耗用更多建築材料，當然也要消費更多的能源。更嚴重的是，這些消費在美國還形成了攀比之風（不要以爲只有中國人才有這種風氣），你有大房子，我就得有個更大的房子。最後，我這位美國朋友輕輕地搖搖頭說，“That’s American Way!”
一位在美國工作和生活多年的中國朋友告訴筆者，美國人平時可以對你很客氣，很寬容，但如果你和他構成了競爭關系，那他也會千方百計排擠你，利用各種貌似公正的制度和程序給你“穿小鞋”，而如果你去抱怨、爭議，對方就會無奈又同情地說，“That’s American Way!”美國人吃面包，你吃面包屑，他們就會對你很客氣，很友好；而如果你也想吃面包，那謙讓、友好、寬容就都不存在了。
再往上想想，我們可以發現“美國方式”已成爲美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在國際上，美國又何嘗不是用這種方式來捍衛美國利益？盡管在官方場合上，美國人很少講“That’s American Way”，至少新聞發言人很少講這樣的話。但在實際行動上，美國其實處處在這樣做。氣候變暖問題的談判，美國人實際上處處在抵制，沒辦法啊，美國的生活方式就這樣，沒人願意開小車，沒人願意住小房子。盡管經常批評別國人權，但美國自己是不能參加國際刑事法庭的，沒辦法啊，誰叫美國是世界警察呢，爲了他人的人權，警察自己觸犯一下人權，虐待一下嫌犯是情有可原的。
總之，美國制訂規則，別人遵守，美國自己是否遵守則視規則是否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而定。所以，當時談好的反導條約，美國是可以退出的；當時說好的北約不東擴，美國也是可以撤回承諾的；當把能源消耗密集的産業向外轉移後，美國也是可以指責他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的。沒辦法啊，這就是美國。
這種動輒“美國方式”的語徑盡管很少在官方語言上用，但卻在民間交流的場合，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久而久之，有一些人就認爲，美國那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還會有人同情美國，爲美國人說話。比如，我們常聽到的某些“理解美國處境”的說法，就是明證。
究其原因，就是因爲美國人對自己的方式有一種外國人無法想象的自信。自美國建立開始甚至在此之前，美國人一直堅信他們是“上帝的選民”，是“世界的救世主”，美國的就是最好的。于是，在處理對外事務時，很容易讓對方還沒進入正題，氣已短了一截。這看似一種自信，其實有時就成了蠻橫態度。對待這樣的蠻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相信美國方式是萬能的。其實，所謂的美國方式不過就是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式，絕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作者陳玉剛是複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http://www.china.com.cn/info/txt/2008-01/17/content_9544980.htm
國家利益再思考：國家利益範疇再界定
在一個飛速變化、極其複雜的世界，“國家利益”範疇的重新思考和認真討論是十分必要的。
在不同的時期，對于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對“什麽是國家利益”的問題，會有不同的答案：軍事家可能用它指一個國家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經濟學家可能用它指一個國家的經濟開放而穩定的成長，社會學家可能用它指一個國家的社會和諧及民族團結局面，曆史學家可能用它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成功實現，文化人類學家可能用它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傳承關系或文明創新力；比較開放的論者可能主要關心的是它如何通過“相互依賴的進程”得以實現，比較保守的思想家可能最關注的是它怎樣使國家的某種需求（如安全或貿易需求）在特定的時期最大化。――如果需要，這個單子可以開列得很長。它說明：第一，國家利益是可以分類的，專家們甚至可以根據情況，區分出重要性的大小和實現的先後次序。比如，在戰時與和平的不同時期，對于外部威脅的不同評估和什麽是國家最高利益的看法，必然導致國家資源配置和對外政策方面的極大差異；即便在特定的同一時間點上，安全需求、經濟需求、社會需求、文化需求和政治需求等等重大利益之間，或者，整個國家的發展需求、主權需求和責任需求等政府議事日程的要點之間，決策者內部甚至百姓之間同樣會出現不同的意見、要求和評判。第二，對國家利益的不同看法和偏好是正常的，執行中的國家利益一定是某種“集合”。顯然，前述每一種回答都含有“真理的顆粒”，同時又都有其局限性；代表一個國家的真實而長久的利益，只能是所有這些答案的“有機組合”，不能指望任何集團或個人能夠提供某種一勞永逸的正確結論。相應地，第三，國家利益始終處于動態形成與調整過程之中。理論上說，單個利益集團的局限性會大一些，而國家的代表（在中國也即常說的“黨和政府”），應當能夠體現出“有機組合”後的總體利益。然而，現實中問題的複雜性在于，面對一個發展變化的世界，由于各種條件的不斷改變，對什麽是以及如何最好地反映國家利益的問題，任何人和機構也有一個深化認識和適應的過程；政府當然也不例外。因此與政府重大責任相應的學習過程是不可或缺的。
一般地講，國家利益是指民族國家追求的主要好處、權利或受益點，反映這個國家內全體國民及各種利益集團的需求與興趣。國家利益的決定，有內在的和外部的兩方面因素，所有這些因素中，既有給定的、不會改變的內容，也有不斷變化的內涵，後者又分爲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利益實際上是一種綜合加權指數。考察國家利益時，不能偏廢其中任何一方。所謂給定的、不會輕易改變的內涵，如一個國家的幅員大小、地理位置、資源總量和一定時期的人口需求等等。它們往往決定著國家發展的基本方向和一國外交的基本方略。比如，象安道爾這樣的“國中之國”從不奢望爭取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馬來西亞、韓國、埃及或智利這類“次中等強國”總是在本地區扮演某種微妙的平衡角色，而印度、巴西、德國或日本等地區或全球大國總有一些涉及全球性問題的倡議或舉措；象中小國家的外交政策經常被自己的先天性所決定所約束一樣，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真正的大國，會長久地忍受對別的國家的偏好或政策的依附。
有關“先天性”或“給定條件”的討論已有很多，無須在此多費筆墨。值得注意和探討的，倒是那些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它們更容易模糊人的視界，比較起來也更難界定一些。
內生的變量，主要指廣義上的社會生産方式和國家政體形態。這裏講的“社會生産方式”，既包括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准和創新能力、經濟成長率和民衆生活的改善情況、對外開放度和貿易及投資的水平、人均産值和國民經濟的總收入等器物層面的要素，也包含諸如各族群在社會發展中的受益方式和水平、各經濟階級相對地位的變動、財富的分配方式和社會對此的評價、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平衡程度等“軟指標”，它們合在一起，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社會關系之總和”。內生變量對于制訂政府議程和決定國家利益是至關重要的。舉例說，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力達到一定程度，對外發展也有了相當需求，國家議事日程中對外貿易和國際交往會占有日益增大的比重；在技術飛速進步的條件下，某些大國的重大權利要求可能延伸至深海洋底、極地和外太空等以往無法想象的“高邊疆”；具備了遠距離軍事投放能力的世界強國，不僅自然地主導起本地區的安全與發展事務，也會更加關注本國所在區域以外的熱點沖突和情願承擔某些更大的國際責任。――順便說一句，在上面列舉的這些事例中，“國家利益”的定義，都拓展到在大國較不發達的年代和不具備特定能力的弱小國家難以想象的範圍。所謂“國家政體形態”，不僅指狹義的憲法條文和准則、執政黨與其他參政黨之間的關系、各級政府與各級人代會及其常委會之間的關系、立法和司法機構與執法部門的關系等內容，而且指政治的開明程度與和諧程度、執政者的執政水平及接受批評監督的方式、社會政治的總體氣氛等等方面，它們共同反映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追求及其政治形象，導致這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受益或受損，規定著它的國家利益的伸縮程度及其在外交政策上體現出來的性質，比如是擴張型的或保守型的、和平主義的或軍事侵略的、強調合作的或鼓吹造反的、建設性的或毀壞性的等等。
特別應當強調的是，在人類不斷發展和曆史不斷進步的時代，社會結構與國家偏好之間，存在著複雜而積極的互動關系。比如，在一個社會的發展日益多元多樣的條件下，社會分層過程會自然加快，各種利益集團會不斷分化組合，也會增加新的利益和要求，它們的相互作用組合而成的國家利益，肯定不同于比較單一、封閉和固定狀態下由某個權威人物或黨派規定的同一概念。尤其在一個法制觀念起重要作用的公民社會裏，公民個人對自身權利的追求和明確的法律意識，也會促使國家機構不得不依照法律規範自己的行爲，從而使當政者有關國家利益的重大決定受到民衆（選民）的強有力制約。所以說，國家利益的決定，從一個國家內部觀察，事實上表現爲一種“平等四邊形的合力”，即社會生産方式和國家政體形態含有的所有因素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結果。不僅如此，曆史地看，國家利益的決定和定義，並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個不斷充實完善、調整修正和自我更新的動態過程，其內在原因恰恰在于上述內生變量的存在。也正因如此，對國家利益的任何固定不動的定義都是有局限的，它們最多反映特定時間和空間的看法及要求。
外生的變量，主要指一個國家的外部環境所包含的各種相關成份，如國際和平與沖突的現況、大國關系和國際組織內的合作氛圍、鄰國和相近區域的經濟基礎及其景氣程度、世界經濟成長的總體狀況、信息的數量和質量及傳送速度、特定時期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各種非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的活躍程度及作用方式等等，總之包括了國家在決定其主要利益時所要考慮的一切外部因素。顯而易見，外生變量的伸縮性和變動性極大，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甚至在同一曆史時期的不同事態下面，它們可能呈現完全不同的形態，對各民族國家産生完全不同的影響，導致後者重新確立國家議程和定義國家利益。如果說，除開高度封閉的原始部落社會（它在當代世界的存在已極爲罕見），在任何時代任何條件下，國際體系中的任何國家都不能不多少顧及外部環境對本國國家利益的影響，那麽，在人們今天所說的全球化時代和信息技術飛速進步的條件下，這種連動關系就更有了以往所不具備的特征。全球市場、全球金融、全球通迅、全球航空、全球産品、全球網絡、全球技術標准和全球消費偏好等等領域的貫通與一式化趨勢，讓我們這個星球各個角落的幾乎每個國家都感受到一種難以抗拒的壓力。信息的穿透力和迅即性，令人類居住的地球變得似乎更小，令民族國家在確定議事日程和行動方案時變得多少不由自主。
《人類關注的全球政治》的作者格托夫（Mel Gurtov）指出，全球化的命題，可以讓人在思考問題時，具備一種更廣闊的視野：首先，它告訴人們，世界經濟是某種單一的一體化單位，盡管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通常是高度不平等的、有時是依賴性的關系，但依賴性往往是相互的而非單方面的。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再談論市場與非市場的對立，因爲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深深卷入了全球的貿易、投資、借貸體系，任何國家的國家利益的實現都不可能離開這樣一個大的背景；其次，從全球性威脅的角度考慮問題，恐怖主義、饑荒與難民、生態災難、核擴散、一些動植物的滅種等等，這些全球性威脅是各個國家沒有辦法通過傳統的外交來加以控制的，它需要采取全球性的集體行動，需要各國的配合；再次，在全球化條件下，“國內”問題常常變成跨國問題，比如，切爾諾貝利災難使蘇聯不得不進口糧食，減少蘇聯食品的出口，促使世界石油價格上漲，使核武器談判停頓，造成華爾街股票在一日之內空前下跌。溫室效應也證明，一些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麽聯系的現象實際上是互有影響的。由于空前大規模地使用煤、石油、天然氣等礦物燃料，使地球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急劇增加，再加上森林遭到過量砍伐，這些都可能使地球溫度變暖，而氣候變化又對食品生産、世界貿易、人類健康、人口流動、甚至對南北極冰蓋産生嚴重影響，從而反過來影響各國政府的議事日程。由于上述各種現象，導致跨國流動和跨國機構的日益增多，並增加了它們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性。國與國的外交在國際關系中仍然是舉足輕重的，“但它現在得到了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的補充，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被後者所取代，或者被後者推到次要位置。例如，促進人權和民間援助的活動；爭取社會變革的大衆運動（如反核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這些運動在全世界範圍內協調了行動）；跨國宗教、勞工、政治運動（如天主教的解放神學理論、工會以及歐洲和北美的綠黨）；強有力的跨國公司、銀行和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時還有個人，他們起一種跨國代理人的作用，實際上是世界公民的作用。”“不管是哪一種相互依存，有一個共同的後果：它們了限制了民族國家在只考慮本國利益的情況下行事的能力。”
綜合上述各種因素，我們可以說，在全球化的現時代，雖然國家利益在形式上仍由國家（政府）決定，其內涵早已不再純粹是一個國家的決定；國家利益的定義和範圍，大大超出傳統的認知框架。譬如說，聯合國海洋法的生效，可能使得島國、沿海國和內陸國立即具備大相徑庭的發展機遇；諾貝爾和平獎的確定和授予，可能使得國際維持和平行動或國際禁雷運動或某個國家的內戰出現新的契機；生態保護組織的抗議行動，可能使得一些國家的核電站的建設及核能源的開發被迫撂置甚至放棄；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召開及停戰呼籲，可能使得某些國家的沖突各方暫時收斂甚或重開談判；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場的價格漲跌，以至整體世界經濟的景氣或不景氣，可能使得各國不得不采取積極的或緊縮的財政方針；全球範圍的恐怖活動和分裂運動，可能使得許多國家遲早要建立起與他國相配合的反恐怖、反分裂主義的行動方案；世界貿易組織和地區性投資及貿易自由化組織（如APEC）的規則，可能使得全球多數國家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降低本國關稅或非關稅性壁壘；區域性貨幣（如歐元）的出現，可能使得加入這一區域貨幣的各國政府放棄對本國貨幣及本國央行的某些傳統約束手段。總而言之，在一個越來越顯眼的全球國際社會裏，國家利益的外部決定過程――相對于內部制約――有了更加迅速的增強，盡管它們也許不一定立即和從本質上改變民族國家事關本國重大利益的原有決策。
如同一些人正確地指出的那樣，當今的國際體系仍然是一個籠罩著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陰影的體系，所謂的國際社會仍然是一個以西方價值觀和歐美制度文明爲中心的社會，全球化作爲一個客觀的曆史進程恰好與所謂的“美國世紀”同步推進並深受其影響，占世界人口多數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自身的真正發展和進步，不可能完全指望、更無法依附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這種富有洞察力的見解，與其說是令前面關于外生變量制約國家利益的觀點打了折扣，不如講是使國家利益的外部決定過程變得更加曲折、複雜和多變，它沒有改變前面論證的基本線索和邏輯結論。對于不同的區域、集團和國家而言，霸權主義的含義、國際社會的概念、全球化命題的影響等等，顯然是極不一樣的。對于發達國家和某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是有利的東西，未必對于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有利。但我們同樣不能反過來推論，凡是對前者有利的東西都對後者不利。關鍵取決于各國在一個加速變化的世界如何趨利避害，取決于它們實現國家利益的具體考慮和步驟，取決于它們應對“外生變量”的靈活性和各種能力，以及最終取決于它們改善自身結構、使“內生變量”適合外部條件及適應人類進步總趨勢的努力。歸根到底，總體的國際系統、國家本身的形態和社會內部的生産關系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我們應當以此聯系爲分析的基軸，用一種多維的視角看待國家利益確定和實現的途徑。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4374058.html
與文、史、哲等學科不大一樣，國際關系研究絕少有純粹爲學術而學術的情形，國際政治理論經常要著眼于實踐的需要。以上對國家利益概念的界定，亦是爲了對中國的具體問題加以探討。
我認爲，今天討論中國的國家利益，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首先要看到，這是一種曆史的進步。回顧一下，在並不遙遠的過去，國家利益範疇是受到嚴厲貶抑的，甚至是不可以隨便談論的。
不止中國如此，這種現象還廣泛存在于所有共産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方面，盡管事實上大家都意識到國家利益的存在，它也確實是國家最高決策考慮的重要因素，但按照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工人階級無祖國”，因此，無産階級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才是社會主義國家之最高利益之所在，各國應當無私地服務于這一最高利益，在考慮本身的國家利益時無論如何要首先服務和服從于最高利益。這正是共産國際與一些國家發生摩擦、並曾對一些共産黨捍衛本國正當權益的做法大加鞭韃的原因。它也部分地解釋了爲什麽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整個蘇聯東歐集團盛行所謂的“有限主權論”。
不難理解，在特殊的氛圍下，爲了避免受到“狹隘民族主義”的攻訐，中國人對國家利益概念采用了某種實用主義的態度：理論上否定、實踐中肯定，或者，抽象地否定、具體地肯定。這種扭曲國家利益的態度與做法沿用了很長時間，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才算放棄。不論這種態度與做法曆史地講有何好處，它沒有推動我們學術理論界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問題作出深入探究和認真回答。
現在談論國家利益，不再是一件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相反，它成爲中國政府尤其是經貿、軍事和外交部門的一項迫切要求，成爲中國的理論工作者的一個嚴肅任務，甚至有時成爲中國傳媒的一種熱門話題。 這是一種值得總結的進步，反映出中國向正常國家的回歸和中國理論界向正常討論的回歸。
然而，必須看到，中國學者對國家利益的研究仍遠遠不夠，可以說還處于“初級階段”：有關中國國家利益分析的理論可以說少而又少，既有理論深度、又有對策價值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除個別作品外，多數研究者沒有仔細區分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政府利益、大衆利益等概念；尚未對國家利益的複雜構造進行梳理和剖析，更談不上對不同的重大國家利益的實現順序取得共識。
反省一下，除開上一段提到的曆史根源外，現實方面也不乏須檢討之處。在改革開放的過去二十年裏，中國人主要關注的是如何擺脫“文革”後期那種彌漫性的經濟貧困與社會危機，求得基本溫飽的實現；從普通人到決策層都沒有可能更多關注中國之外發生的事情，把精力和資源用于與已無關的事務上。但國家利益本質上是一個只能在交往中實現的東西，是一個必須通過國家的外交和國際戰略體現的範疇。
今天，大概沒有多少外部觀察家會懷疑，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個負有更大國際責任的國家，是一個將受到國際社會更大注目的國家。過去的二十年，在合適的政策條件和氣氛下，中國人的勤勞與智慧得到充分的發揮，綜合國力得到快速提高。我們不僅保持和發展了毛澤東時代留給中國的偉大遺産，擁有政治上軍事上的某些特殊地位，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大國的特殊資格，在導彈技術和其他一些高技術武器、基因開發技術、外太空開發等領域取得重大的進展，更在經濟、貿易方面有新的影響力，如當代世界少有的巨大新興市場和制造業能力，發展中國家吸收外資的最好記錄等等。
這在和平與發展的年代顯得格外重要。在蘇聯和多數前社會主義國家陷于“解體綜合症”不能自拔的今天，中國人對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信念和做法的堅持及取得的成就，有著深厚曆史根基的中華文明發揚光大的前景，也令外界刮目相待。此外，中國人還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對區域合作、對國際維持和平行動（PKO）、對極地和大洋洋底勘探、對全球氣候變化公約等過去不大看重的問題或領域的興趣。在外部世界相當一部分人看來，當今的國際事務如果不把中國納入進來，就很難獲得理想的解決方案（不管持有這類看法的人出于什麽動機），典型的事例如國際貿易規則的修改和周延、防止核擴散機制的確認和執行、減少地球廢氣排放數量、維護亞太區域的和平與穩定等等。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人自己如何解釋自己的國際位置，如何闡述現在和未來對現有世界秩序的看法，如何展示中國外交和國際戰略的中長期目標，以及――回歸本文的中心命題――如何定義中國的國家利益，都相當引人關注。
自然，今天討論的中國國家利益，與過去的時代相比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聯系的一面容易看清楚，而區別面則比較模糊。中國始終是一個人口多而礦物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它決定了我們必須在發展社會經濟時始終保持人口的總量控制和注重開發能源節約型的關鍵技術；中國像其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國家一樣，對全球安全狀況尤其是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負有重大責任；中國作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能不對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在世界範圍內擴展企圖予以堅決鬥爭；中國是一個位于亞洲東方的國家，地理方面的諸多因素決定了它勢必把亞太地區作爲外交的基軸等。
這些多半是曆史經驗、尤其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給予充分證明的東西，也是今後很長一段時間不會輕易改變的“定量”。但是，現在與過去國家利益的重要性順序（什麽是最核心的利益、什麽是相對次要的利益）是不大一樣的，實現它們的方式和手段也不盡相同。比如，由于對戰爭與和平前景的看法發生了改變，也因爲事實上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最高決策層從鄧小平起便一直強調，國防建設要服從于經濟建設和國家發展的大局，這與毛澤東時代截然各異，因爲那時中國人考慮的是“革命有理、造反無罪”，領導層也有“早打、大打、打核戰”的思路。
就國防建設而言，中國軍人本身也有一個從過去關心傳統的戰爭形式、因而注重陸軍訓練及裝備，到現在關注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因而更加強調海空軍之作用的調整，其間包含著對全球化時代“藍色國土”新的認知。
再如，過去中國人對西方占主導的戰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基本上采取的是“鏟除”和“推翻”的立場，因此，加入不加入聯合國，承擔不承擔國際義務和享受國際權利，是否被承認爲其他一些國際公約或機構的正式成員，都沒有太大關系；即使加入和得到國際承認，不妥協的立場也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今天情況不同，中國希望獲得當今國際社會各種組織的充分代表權，加入盡可能多的國際機制與協議，獲得一切應有的權利與機會。這中間的“潛臺詞”是，中國承認現有國際制度及條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不謀求廢除這些制度及條約。
當然，這並不等于說我們對現狀完全滿意，對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國際機制沒有批評；相反，中國一直認爲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不公平和合理的，是需要調整和變化的，但不指望“畢其功于一役”，而是期待進行改造或“改良”，以漸進和協商的辦法，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與世界上所有國家一道努力，爭取更加繁榮、穩定與和平的世界格局。
中國人的態度爲什麽會發生這麽大的變化？有兩方面的原因，它們涉及到前面說過的“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
從內部原因觀察，過去二十年的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既是中國作爲發展中大國崛起的最重要的條件，也是中國未來更好地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堅實的臺階。如章百家精辟道出的那樣：“縱觀20世紀，中國依靠自身不斷的革命性變化改變著國際政治經濟力量的對比，中國的國際地位也隨之提高。這種影響隨時光流逝方顯其韌性和力度。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運動、1937年開始的全民族抗戰、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和發端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本世紀各曆史時期推動中國自身變化的一系列事件。
加以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哪個事件給中國帶來的變化越大，其對世界的影響也越大；哪個事件的社會內涵越豐富，其對世界的影響也越深刻。中國對自身的改變，是中國改變世界的最佳途徑”。 在他提到的諸事件中，始于70年代後期的改革開放，對于建構世紀之交的中國國家利益，具有關鍵的作用：正是這一事件，啓動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增長，滿足了當今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基本需求，推動中國全國範圍的“四個現代化”邁向更高階段。也正是由于這一過程，使中國人民的思想觀念發生深刻變化，使“改革”和“開放”本身，成爲社會進步和理論深化的一個准繩，乃至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標志。
更深一層次觀察，改革開放過程帶來了社會生産方式和國家政體形態的深刻調整，它們使中國人的國家利益觀有了質的變化。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轉變，由傳統的“革命型政黨”和高度集中的政治動員方式，向新的更加民主的共産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和依法治國方向的轉變，使中國人看到自身進步與世界趨勢的一致。這當然不是指各國間的意識形態、治理方式和社會制度完全一樣，而是說它們的國家利益沿著相同或類似的邏輯産生、發展和變化。全球化使各國不再象從前那樣分割成兩個陣營或兩個市場，而是把它們整合到同樣的信息網絡環境、同樣的市場競爭環境、同樣的貿易和投資規則、同樣的國際法及國際組織系統中。中國越來越脫離不開這個大環境。
改革開放後的今天，中國已不再是舊式的“中央帝國”或遊離于國際社會之外的“孤獨的革命者形象”，而是“今日全球村”裏維護整體和平與穩定、促進共同發展與繁榮的一個重要成員。從我國政府對創新體系的規劃到IT産業的迅速擴展，從尋常百姓家居生活的改善和對更高生活質量的追求，從中國經濟對外貿和外資依存度的上升到人均DGP向新興工業國家的趨近，從政治領導層處理民族間關系的新理念新做法（比如改所謂的“輸血機制”爲新的“造血機制”），到中國社會新的良性分化組合（如沿海與內地關系的變化和城市中各種待崗及就業方式的湧現），從市場與政府互動中形成的複雜的再分配機制，到思想文化領域越來越豐富生動局面，它們中的每一個都産生了對國家利益的新的生氣勃勃的需求，這是改革開放以前那種單調、壓抑的氣氛下無法想象的。
在新的時期，中國國家利益的實現之最重要的途徑，是靠我們國家自己“去弊除疾”、“強體健身”。對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主要的威脅不是外部某個想要滅亡中國的敵人（不論它是否存在、何時出現、以什麽方式），而是自身的隱患和缺失，是這些隱患和缺失可能誘發的政治失序、經濟停滯、社會動亂、民族沖突、地方分裂主義等危機。列寧說得好：“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
近一時期筆者反複強調，國家安全、國家主權等核心範疇，用新的角度和發展眼光衡量，均不可離開自我反思的過程。安全和主權絕不止是（對外）防範性的概念，更要有（對內）自我改造和提高的內涵。
在當代世界，一些發展中國家所以安全受損害、主權被分割，如多國部隊實行“禁飛區”下的伊拉克，北約在科索沃得手後的南斯拉夫，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制推行“經改方案”時的印尼，除開外部“惡勢力”的圖謀和不利的國際因素外，關鍵在于這些國家內部出了大問題，積澱了深刻而巨大的沖突潛能，形成了外部力量介入的合適氣候。
你很難想象，比如，在民衆缺衣少食、病人缺醫少藥的情況下，伊拉克某些高官還在進口高級減肥器械或修造豪華宮殿；
你很難想象，比如，在種族隔離制度早已遭到世人唾棄的90年代後期，在科索沃人口不占多數的所謂“主體民族”與人口居多卻政治地位低下的“非主體的”少數民族之間，還存在某些種族歧視措施；
你很難想象，比如，一方面是所謂“經濟起飛”的奇迹，是國家總體GDP的令人眩目的增長，另一方面卻是日趨擴大的收入差距和社會矛盾，是上層統治精英忙于收斂財富和貧窮階層苦于不得溫飽（蘇哈托家族甚至得到了“百分之十家族”的綽號，因爲所有經他的子女之手立項或談妥的工程都要克扣這一比例的費用供家族使用），是印尼國內關系的緊張和政客對此的利用－－就最後一個判斷舉個簡單的例子：在蘇哈托的長期統治下，印尼華人爲國家創造了大量財富，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政治權利，甚至不允許使用華文及其印刷品；每當出現社會動亂，他們總成爲被打劫對象或“出氣筒”。
對這樣的國家，外部勢力的幹涉總能找到合適的幹涉借口，因爲被幹涉國的既得利益上層，要麽被憤懣的社會大衆所敵視，要麽被麻煩的民族關系所困擾，國家與社會始終處于對立的兩極。“蒼繩不叮無縫的雞蛋”，這一俗語表達了簡明卻常被無視的真理。這些國家所以國家利益受到嚴重傷害，“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此類事例應有警示作用。當然，改革開放後朝氣蓬勃、蒸蒸日上的中國，與這些國家不可相提並論，但它們的深刻教訓仍值得重視和可以借鑒。中國同爲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國家建設、經濟發展、民衆生活改善、民族關系整合、政治民主化推進等艱巨任務，中國的國家利益在所有這些方面都有待進一步推進；雖然性質各異、程度不同，我們國家在整體的迅速發展過程中，在大局順利、大面光明的前提下，也有分裂勢力存在，有腐敗現象蔓延，有地區差距擴大，有社會不公現象。
這些都是制約中國國家利益實現的嚴重障礙，毫不誇大地講，對它們處理得當能加快我們前進的步伐，處理不當則造成麻煩甚至危機。最早的改革開放是在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如政治盲目左傾，經濟缺乏活力，對外嚴重閉塞等等）中推進的，中國的未來亦取決于改革開放能否恰當解決這些新的問題與矛盾。我們在思考國家利益時，必須聯系具體層面的利益，如民族利益、社會利益、政黨利益等等，把它們與總體利益之實現的複雜關系加以梳理綜合；沒有對具體方面的認真研究與處理，空談國家利益不僅于事無補，有時還起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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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面臨的很大問題是如何應對崛起困境的問題，這不僅是一個具體的措施問題，而且是政治觀念的問題，用什麼辦法來破解隨著自己的強大形成的越來越強大的國際壓力。
最後說說中國崛起的趨勢。中國崛起的趨勢會怎樣？中國崛起目前遇到一點挫折、出現一點冷風，這是進步中遇到的困難，在所難免。但眼前的困難不意味著我們就開始走下坡路，是線性的，就沒有回升的可能了。極“左”思潮在國內受到一定的遏制，意味著社會有一定的糾偏能力，這個糾偏能力使政府能夠不斷地調整政策，在正確的方向上改革。現在提“萬眾創新”，創新就是要改革。第二個決定我們繼續前行的因素是開放。中國這個國家的文化決定了，只要開放，這個國家就能發展。開放是我們國家走向強大的必要條件之一，封閉的話，國家就會走向衰落。改革開放兩個基本條件同時具備，就會有加快崛起的速度。我們國家的文化是海綿文化，是一種可以吸收所有外部的東西而不改變自己的文化。但是，通過吸收，會使自己的質量有所不同。“中庸”體現的是拿來主義，需要什麼學什麼，還有清朝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及現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堅持這樣的原則，再加上改革開放，崛起就會比較快。
再是文化的理由，中國學習能力非常強。過了這個階段就是創新，創新需要國家來提倡，國家就是要解決社會不能解決的問題。創新能力弱，國家更應該加大對創新的扶持，提供創新的條件。我們進行開放，就有學習的機會，自己通過改革加大創新的能力，就能實現民族復興。
挑戰非常大，內外都有。在崛起過程中，我們面臨最大的國內挑戰是極“左”思潮。從1949年到現在，左傾、右傾對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強大、中國的進步都有影響，但極“左”的負面影響是最大的，沒有任何一種思想對中國發展、進步和強大產生的負面作用超過極“左”思潮。嚴防極“左”思潮是保證國內不出現顛覆性的危機，不使整個民族崛起、民族復興出現顛覆性的後退。
國際上是中國面臨的崛起困境。崛起困境是什麼？隨著實力增大，國際社會對中國不滿的國家會增加。如何處理隨著中國實力增長對中國不滿意的國家增加這個問題？如果194個聯合國會員裡，除了中國之外，193個國家都反對，那麼我們的民族復興肯定是很難的。有人問：“為什麼崛起別人會不喜歡？”先不說我們，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崛起是別人喜歡的嗎？沒有。崛起過程中，別人一定不希望你強大。那麼，為什麼有的國家能讓別人希望自己強大？你的強大可以給他帶來好處，不給他帶來好處，他一定是反對的。
中國古代長期以來都在討論“王霸之爭”，王道和霸道的爭論是用什麼辦法讓其他國家願意臣服。“王道”是說以仁義對待它們，讓它們願意臣服。“霸道”是說用武力壓服它們，讓它們臣服。我推崇的是“王道”思想，用這種方法的好處是可以持續。“霸道”的方法可以建立以你為中心的秩序，但難以持續。
古代的“王霸之爭”到今天依然在繼續，即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外政策。下面具體講講“不結盟”。很多人說結盟是冷戰思維，其實不結盟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冷戰思維，不結盟運動是在冷戰時期形成的。1956年，埃及總統納賽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和印度總理尼赫魯在會談中提出了不結盟的主張。1961年第一次不結盟首腦會議，25個國家參加。結盟不是冷戰思維，自古以來人類就結盟，春秋時期的諸侯都搞結盟，“合縱連橫”就是。不結盟的核心是什麼？不結盟的核心是不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這就是為什麼不結盟的都是中小國家、弱國；超級大國是沒有搞不結盟的。兩極化的情況下，如何體現中國對外政策是一種王道思想、仁義思想？我們現在正在做的是，告訴所有國家：“我們越來越強大，但放心，我們絕不會保護你們的安全。”這仁義嗎？講道義嗎？不講道義。美國結盟了卻不遵守盟約是不道義的行為；可我們連結盟都不敢，是連道義的思想都沒有。
光說硬的東西還不行，還得有觀念。什麼觀念？用什麼原則指導我們的外交政策？28個字的核心價值觀肯定不能用於外交政策。外交政策靠什麼？靠王道思想。中國傳統王道思想是公平、正義、文明。公平、正義、文明在現代意義上來講不排斥平等、民主、自由，但它在民主、平等、自由的基礎上要上升一個更高的層次。什麼叫作平等？上車，誰先上車誰有座。什麼叫公平？所有人上車後要給老弱婦孺讓座，這是公平。實行王道政策，就得公平，而不是天天強調平等。大國跟小國不能講平等，講平等，它們會害怕，因為實力有差距。王道強調公平。思想觀念上，我們要藉鑑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領導人也提出應該從中國古代思想中汲取那些有益的、進步的治國理念，如此制定我們的對外政策，促進民族復興早日實現。
最後總結一句話，跟《世界權力的轉移》這本書相關，這本書的思想核心是中國古代的國家間政治思想，即王道思想，形式是藉鑑了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科學方法，用這些科學方法對古代思想裡機制性的東西加以分析，明君賢相，國家能強大的簡單道理，把中間的機制是什麼說清楚。在這個意義上，也是堅持了“拿來主義”原則，借鑒已有的科學研究方法，結合中國古代思想，創建一個新的世界權力中心轉移的理論。
以上內容根據閻學通教授講座的文字記錄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