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開放通論》
原來《中國對外開放通論》(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3)是是中央黨校經濟學部部分教授與“三沿”地區黨校有關教授、副教授共同研究、通力合作的産物,是黨校系統大協作的作品,適合于廣大宣傳工作者、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教學人員及實際經濟工作者使用,也可作爲黨校和幹校教學參考書。
難怪書中著重宣傳開放之必要和利益,而少提其弊。
可能是1993年尚處89年民運之後、92年鄧小平南巡重啟開放之際,開放之弊尚未顯著(後評2002年的《走向平衡式開放》就不同了),但《中國對外開放通論》導論已提及關貿總協定(後之WTO)與對外開放之關係。
《中國對外開放通論》大意:
本書對中國改革開放十多年來形成的對外開放的基本理論、基本政策、基本形式、基本格局和基本戰略進行了較詳細的分析和總結,論述了對外開放的客觀依據、理論基礎和發展的必然趨勢;分析了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對外開放的依據和理論;論述了關系到對外開放全局的、長遠的基本政策;介紹了對外開放中的對外貿易、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國際承包工程、國際旅遊業等基本的形式;分析了對外開放中形成的三沿(沿海、沿江、沿邊)、多中心(以18個內陸省會城市爲中心)的多層次、全方位的開放格局;論述了開放地區的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戰略等。全書緊密聯系當前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具有較強的理論性、鮮明的現實性、豐富的實踐性和全面完整性等特點。
目錄
導論——關貿總協定與我國對外開放對外開放的基本理論
第一章 對外開放是世界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第一節 國際分工是國際經濟關系形成和發展的基礎
第二節 商品經濟是各國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主要推動力
第三節 節約社會勞動是各國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客觀要求
第四節 資源合理流動和配置是各國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主要內容
第五節 對外開放是落後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成功經驗
第二章 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對外開放的客觀依據
第一節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重要依據
第二節 對外開放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第三節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離不開世界市場
第四節 利用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來建設社會主義
第五節 從閉關自守到對外開放的曆史轉變對外開放的基本政策
第三章 我國對外開放的基本政策
第一節 自力更生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立足點
第二節 對外開放是我國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
第三節 我國實行的是全面的 全方位的 多渠道的開放政策
第四節 堅持平等互利,尊重國際慣例
第五節 四項基本原則是對外開放的政治保證對外開放的基本形式
第四章 對外貿易
第一節 我國社會主義對外貿易的産生和發展
第二節 對外貿易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戰略地位和重要作用
第三節 努力加快對外貿易的發展
第五章 利用外資
第一節 國際資本流動
第二節 利用外資的規模、形式和效益
第三節 利用外資的成效、問題與戰略
第六章 外債運行的科學管理
第一節 加強宏觀調控,保證借債適當
第二節 加強科學管理,提高用債效益
第三節 明確償債責任,保證及時還債
第四節 建立科學合理的外債管理體制
第七章 三資企業
第一節 三資企業的特點、性質及作用
第二節 三資企業的內部和外部經濟關系
第三節 我國三資企業的發展和對策
第八章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 企業跨國經營
第一節 對外直接投資(跨國經營)的理論與實踐
第二節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跨國經營)的發展、成就和問題
第三節 企業對外投資與跨國經營的戰略、策略
第四節 國家的政策
第九章 技術引進和技術出口
第一節 技術引進的內容和作用
第二節 技術引進的主要方式
第三節 走中國自己的技術引進道路
第四節 技術出口
第十章 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
第一節 國際勞務市場的興起和發展
第二節 對外承包工程
第三節 對外勞務合作
第四節 外商承包工程和引進人才
第十一章 旅遊業
第一節 國際旅遊業是新興的行業
第二節 旅遊業在我國對外開放中的作用
第三節 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旅遊業
第十二章 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和接受外援
第一節 對外經濟技術援助是我國人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
第二節 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形式和內容
第三節 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對我國的經濟技術援助對外開放的基本格局
第十三章 經濟特區
第一節 世界經濟性特區的由來和發展
第二節 我國經濟特區的幾個基本問題
第三節 我國經濟特區的基本經驗
第十四章 深圳經濟特區
第一節 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
第二節 深圳建立特區以來的成就
第三節 深圳經濟特區的改革
第四節 深圳的宏偉目標
第十五章 廈門經濟特區
第一節 廈門經濟特區建設的巨大成就
第二節 廈門經濟特區發展的顯著特點
第三節 廈門經濟特區建設經驗的基本總結和理論思考
第十六章 海南經濟特區
第一節 實行更加特殊的政策
第二節 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和主要對策
第三節 選擇一條符合實際的開發建設的路子
第四節 五年來開發開放的實踐與經驗
第十七章 上海浦東
第一節 浦東新區開發目標和戰略措施
第二節 浦東新區開發的優惠政策和新措施
第三節 發揮浦東“發展極”功能,進一步推動沿江地區開放和發展
第十八章 沿海開放城市
第一節 開放沿海港口城市的必要性和內容
第二節 引進外資和技術,重點改造老企業
第三節 從各城市實際出發 建立各具特色的外向型經濟模式
第四節 改善投資環境,推進外向型經濟的發展
第十九章 經濟技術開發區和保稅區
第一節 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創立與功能
第二節 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經濟發展戰略
第三節 貫徹開發區發展戰略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第四節 沿海保稅區
第二十章 長江三角洲
第一節 長江三角洲對外開放的條件分析
第二節 長江三角洲對外開放的戰略選擇和主要對策
第三節 長江三角洲産業結構的調整
第二十一章 珠江三角洲
第一節 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
第二節 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經濟的多模式發展及其意義
第三節 珠江三角洲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基本經驗
第二十二章 閩南廈漳泉三角區
第一節 生機盎然的閩南金三角
第二節 閩南三角區新的發展態勢
第三節 發揮閩南三角區經濟協作的整體優勢
第二十三章 遼東半島和膠東半島沿海經濟開放區
第一節 遼東半島經濟開放區的對外開放及其發展戰略
第二節 膠東半島經濟開放區的對外開放及其發展戰略
第二十四章 廣西欽州灣經濟開放區
第一節 環境優勢
第二節 發展現狀
第三節 發展前景
第二十五章 長江中上遊沿江五城市的對外開放
第一節 五城市對外開放的戰略意義
第二節 五城市對外開放的有利條件
第三節 五城市對外開放的模式和主要措施
第二十六章 沿邊十三個市縣的對外開放
第一節 沿邊城市對外開放的條件和意義
第二節 幾個沿邊城市在開放中發展
第三節 沿邊城市開放的主要特點
第二十七章 內陸十八個省會和區首府城市的對外開放
第一節 擴大內陸省區對外開放是實現我國戰略目標的重大決策
第二節 內陸省區對外開放發展戰略
第三節 貫徹內陸省區對外開放發展戰略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第二十八章 開放地區的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戰略
第一節 外向型經濟的幾個理論問題
第二節 沿海開放地區必須實行外向發展的戰略
第三節 市場多元 以質取勝
"中國對外開放通論"導論 ——關貿總協定與我國對外開放
I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十幾年來,對外開放取得了顯著成就。黨的十四大和八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又強調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所謂“開放”就是打破閉關鎖國,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交換,使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實行世界通行的經濟貿易制度。關貿總協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共同構成世界經濟體系的三大支柱。我國已于1980年先後恢複了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中的席位。參加這兩個組織對促進我國經濟建設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由于恢複我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締約國地位牽涉到我國整個經濟外貿體制的全面改革,一時難以適應,所以我國于1984年先選擇參加了關貿總協定主持下的一個單項協定,即多種纖維協定(又稱國際紡織品貿易協定),初步取得了成功,使我國紡織品出口增長了三倍多。經過十多年的改革,我國外貿體制已能逐步適應關貿總協定的要求,“複關”條件日趨成熟。及早恢複我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的締約國地位,將最終促成我國全面參與世界經濟體系,有力地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
一、關貿總協定的基本情況
關貿總協定創立于1948年(産生于1947年,1948年1月1日生效)。現有一百零三個正式締約方。香港和澳門根據中英、中葡協定被允許作爲單獨關稅區參加,已成爲締約方。經同我國政府磋商、經我認可,總協定還成立了專門工作組,即將開始審議中國臺北作爲中國單獨關稅區加入的問題。另有幾個國家正在申請加入。還有二十多個國家沿襲殖民地時代的關系,實際上適用關貿總協定。目前締約國之間的貿易額已占世界貿易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其規範領域不斷擴大,由關稅到非關稅措施,由貨物貿易延伸至服務貿易、知識産權保護和投資措施,並可能擴大到環境保護。很顯然,關貿總協定的多邊貿易規則已成爲世界各國所遍接受的共同准則。關貿總協定正在發展成爲一個全面的全球經濟組織,對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關貿總協定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多邊貿易談判,大幅度地削減關稅和其它貿易障礙,取消國際貿易中的歧視待遇,從而實現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保證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續增長,擴大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和擴大商品的生産和交換。在關貿總協定的40多年的曆史中,每當貿易保護主義趨勢高漲的時候就要發動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回合,以制止保護主義的蔓延。至1979年爲止共進行了七輪談判,使世界貿易增長了十多倍。目前進行的是第八輪,叫烏拉圭回合,因在烏拉圭的埃斯特角舉行部長級會議,發動這一輪談判而得名。
二、關貿總協定的基本原則和規則
關貿總協定既是一項含有一整套多邊貿易原則和規則的契約,又是締約方之間相互進行貿易談判的場所。總協定共分四部分,包括38條條款。可歸納爲以下主要原則和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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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經濟政策,對外開放的政策。改革開放不僅僅指,它分爲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我國的對內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拉開了我國對內改革的大幕。對外開放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改革開放是我國的強國之路。
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根本方針。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成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包括發展民主,加強法制,實現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安定團結。開放,主要指對外開放,在廣泛意義上還包括對內開放。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産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基本點之一,是我國走向富強的必由之路。
改革開放政策的形成過程
一、對內改革的開始
1978年以前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是全縣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産靠代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後幾乎家家外出討飯。1978年11月24日,小崗村18戶農民以敢爲天下先的膽識,按下了18個手印,搞起生産責任制,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也許是曆史的巧合——就在這些農民按下手印的不長時間,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在關系國家命運和前途的嚴峻曆史關頭,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最高層的政治家和最底層的農民們,共同翻開了曆史新的一頁。小崗村從而成爲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
二、改革開放政策的形成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1979年,黨中央、國務院批准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並決定在深圳、珠海、廈門、汕頭試辦經濟特區,福建省和廣東省成爲全國最早實行對外開放的省份之一。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創建成功,爲進一步擴大開放積累了經驗,有力推動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進程。
1979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時期。1979年9月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允許農民在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下,因時因地制宜,保障他們的經營自主權,發揮他們的生産積極性。
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曾作出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優惠措施,並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作爲吸收外資、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方法的視窗。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爲新時期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産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肯定了包産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
到1983年初,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廣。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比較系統地提出和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政治體制的改革與經濟體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
1984年4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又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這14個港口城市。逐步興辦起經濟技術開發區。
80年代中期,我國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啓動。
從1985年起,又相繼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開辟經濟開放區。
1985年2月,增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區爲經濟開放區。
1988年增辟了海南經濟特區,海南成爲我國面積最大的經濟特區。
1990年,黨中央和國務院從我國經濟發展的長遠戰略著眼,又做出了開發與開放上海浦東新區的決定。我國的對外開放出現了 一個新局面。
1992年1月至2月,88歲高齡的鄧小平同志視察了深圳、珠海、上海各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講話。即"南巡講話"。小平同志南巡之後,中國改變了過去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法正式提出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改革掀起了新一輪的高潮。
中國改革開放30年最具影響力的30件大事
1、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口號,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爲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取得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複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曆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開始了系統清理重大曆史是非的撥亂反正。
2、1979年設立經濟特區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特區。8月13日,國務院頒發《關于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彙收入若幹問題的規定》,主要內容是擴大地方和企業的外貿權限,鼓勵增加出口,辦好出口特區。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正式將“特區”定名爲“經濟特區”。
3、1982年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確立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目前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産計酬,聯産到勞,包産到戶、到組,包幹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産責任制;1983年中央下發文件,指出聯産承包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4、1984年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出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産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爲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5、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業改革啓動
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作出《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幹規定》。《規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要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
6、1987年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提出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趙紫陽作《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報告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了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並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7、1988年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提出
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時,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著名論斷。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現代科學技術是新的社會生産力中最活躍和決定性的因素,全黨必須高度重視並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巨大作用。同時規定了當前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
8、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
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國共産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江澤民作《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報告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14年的實踐經驗,決定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大會通過《中國共産黨章程(修正案)》,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進黨章。黨的曆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
9、1993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1993年11月11日—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全會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
10、1993年進行分稅制改革
1993年12月15日,國務院作出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
11、1993年提出金融體制改革目標
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作出《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
12、1994年外貿體制綜合配套改革
1994年1月11日,國務院作出《關于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我國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統一政策、開放經營、平等競爭、自負盈虧、工貿結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適應國際經濟通行規則的運行機制。
13、1992、1994年 醫療、住房市場化改革施行
1985年,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之下,醫療衛生系統也開啓了改革的曆程。醫改的核心思路是:放權讓利,擴大醫院自主權。醫改的政府態度是:給政策不給錢。其政策爲藥品可加價15%,以彌補政府投入之不足。上世紀90年代,醫改再掀波瀾。1992年9月,衛生部根據國務院意見,提出醫院要“以工助醫”、“以副補主”。 2000年,改革逐漸向縱深發展,觸及體制性、機制性、結構性等深層次問題。2000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八部委的《關于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俗稱醫改“十四條”;2001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四部委的《關于農村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
1994年7月18日,國務院作出《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明確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內容,其中包括把住房實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變爲以按勞分配爲主的貨幣工資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等。《決定》的出臺,開啓了城鎮住房商品化的大門,標志著我國全面推進住房市場化改革的確立,其最大意義在于穩步推進公有住房的出售,通過向城鎮職工出售原公有住房,逐步完成了我國住房私有化的進程。
1998年7月3日,國務院下發了《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正是由于此文件廢除了住房實物分配的制度,爲商品房的發展掃清了“競爭對手”,從而確立了商品房的市場主體地位。
14、1995年提出“兩個根本性轉變”目標
1995年9月25日—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建議》提出,實現“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15、1996年 外彙管理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
1996年12月1日,中國開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
16、1997年 “十五大”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
1997年9月12日-18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系統、完整地提出並論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就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依法治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爲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社會主義文化。
17、1999年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9年3月5日—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大促進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18、1999年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
1999年3月22日,《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若幹意見》提出了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十條意見。
19、2001年中國正式成爲世貿組織成員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法律文件,它標志著經過15年的艱苦努力,我國終于成爲世貿組織新成員。
20、2002年 “十六大”確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
黨的十六大立足于我國已經解決溫飽、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的基礎,進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構想,即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
21、2003年 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戰略提出
2003年9月1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提出了振興東北的指導思想、原則、任務和政策措施。
22、2004年推進資本市場發展的“國九條”頒布
2004年1月31日,《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幹意見》頒布,明確指出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對我國實現本世紀頭20年國民經濟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23、2004年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革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別于2004年8月26日和9月21日成立。兩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整體改制爲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
24、2004年保護私有財産入憲
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第四次憲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産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等內容寫入憲法。它適應了保護私有財産的客觀需要,擴大了私有財産的保護範圍,進一步完善了私有財産保護制度。加強對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産的保護,有利于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于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推進依法治國;有利于調動廣大人民群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25、2005年農業稅條例廢止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關于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新中國實施了近50年的農業稅條例被依法廢止,一個在我國延續兩千多年的稅種宣告終結。
26、2005年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曆史任務
2005年10月11日,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了今後5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奮鬥目標和行動綱領,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曆史任務,爲做好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三農”工作指明了方向。
27、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啓動
經過國務院批准,中國證監會2005年4月29日發布了《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宣布啓動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
28、2006年作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大決定
2006年10月8日-11日舉行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在我們黨的曆史上第一次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爲黨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明確提出。這一重要論斷的提出,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豐富和發展,是我們黨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又一次理論升華。
29、2007年《物權法》出臺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于2007年3月16日由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30、2007年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
科學發展觀,是對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發展的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這是黨的十七大對科學發展觀作出的科學定位,也是黨的十七大的一個重要曆史貢獻。
我國目前對外開放的形勢
一.我國目前對外開放格局
現在,我國的對外開放已從沿海向內地發展,形成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這樣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
二.我國五個的經濟特區
深圳市(327.5平方公裏) 珠海市(121平方公裏)
廈門市(131平方公裏) 汕頭市(52.6平方公裏)
海南島(33920平方公裏)
深圳市在辟爲經濟特區後在短短幾年內,建成一座現代化的繁華城市,成爲我國經濟特區的代表,被稱爲我國對外開放的“窗口”。
海南省是全國唯一一個省級經濟特區,也是我國面積最大的經濟特區。
三.我國的對外開放口岸
口岸是供人員、貨物和交通工具出入國境的港口、機場、車站、通道等。口岸分爲一類口岸和二類口岸。
一類口岸是指由國務院批准開放的口岸(包括中央管理的口岸和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管理的部分口岸);二類口岸是指省級人民政府批准開放並管理的口岸。
1、一類口岸:
(1)對外國籍船舶、飛機、車輛等交通工具開放的海、陸、空客貨口岸;
(2)只允許我國籍船舶、飛機、車輛出入過境的海、陸、空客貨口岸;
(3)允許外國籍船舶進出我國領海內的海面交貨點。
2、 二類口岸:
(1)依靠其他口岸派人前往辦理出入境檢查檢驗手續的國輪外貿運輸裝卸點、起運點、交貨點;
(2)同毗鄰國家地方政府之間進行邊境小額貿易和人員往來的口岸;
(3)只限邊境居民通行的出入境口岸。
目前,我國對外開放的口岸主要有三種類型,即水運(海運)口岸、陸運(鐵、公運)口岸和航空(機場)口岸。
航空口岸:
拉薩 天津 大連 沈陽 長春 牡丹江 杭州 福州 青島 武漢 深圳 梅州 三亞 太原 海拉爾 南昌 貴陽 汕頭 哈爾濱 武夷山 洛陽 呼和浩特 合肥 長沙 張家界 廣州 湛江 海口 南寧 成都 昆明 石家莊 西安 蘭州 溫州 鄭州 桂林 北海 重慶 西雙版納 烏魯木齊 齊齊哈爾 佳木斯 濟南 煙臺 喀什 延吉 上海 寧波 黃山 廈門 威海 宜昌 銀川 北京 南京祿口
水運口岸:
渤中 黑河 上海 南通 廣海 汕頭港 南澳港 天津 營口 丹東 葫蘆島 大安 綏濱 同江 漠河 江山 江陰 溫州 海門 洞頭 黃興島 秀嶼 松下 肖厝 石島 蓮花山 鹽田 東角頭 鬥門 水東 梧州 重慶 黑山頭 銅陵 馬鞍山 潮州港 汕尾港 錦州 富錦 防城 欽州 企沙 南京 舟山 寧波 福州 城澳 廈門 泉州 漳州 青島 煙臺 肇慶 高明 赤灣 梅沙 蛇口 媽灣 西沖 九州 珠海 灣仔 虎門 湛江 海口 洋浦 思茅 景洪 室韋 蕪湖 安慶 九江 大連 佳木斯 北海 連雲港 鎮江 乍浦 綠華島 威海 龍口 石臼 嵐山 黃石 城陵磯 廣州 南沙 萬山 陽江 鶴山 三埠 三亞 八所 清闌 石頭埠 潮陽港 武漢 哈爾濱 樺川 張家港 呼瑪 孫吳 遜克 蘿北 撫遠 虎林 東營 揚州 泰州 常州 太倉 常熟 紅光 大陳島 秦皇島 黃驊 嘉蔭 饒河 唐山 東山 柳州 貴港 萊州 蓬萊
鐵路口岸:
圖門 東莞 廣州 河口 丹東 綏芬河 憑祥 阿拉山口 滿州裏 深圳 佛山 肇慶 琿春 集安 二連浩特 哈爾濱 鄭州
公路口岸:
圈河 皇崗 東寧 文錦渡 橫琴 友誼關 水口 瑞麗 畹町 甘其毛道 臨江 南坪 密山 吉隆 土爾尕特 沙頭角 拱北 河源 東興 金水河 樟木 普蘭 紅其拉普 霍爾果斯 馬鬃山 三合 暉春 磨憨 天保 塔克什肯 阿日哈沙特 開山屯 孟定 騰沖 伊爾克什坦 木紮爾特 都拉塔 巴克圖 吉木乃 阿黑土別克 紅山嘴 烏拉斯臺 老爺廟 策克 珠恩嘎達布其 綏芬河 龍邦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鄧小平(1904━1997),原名鄧先聖,于1922年參與組建了中國旅歐少年共産黨,1924年轉入中國共産黨。1926年初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年底回國。1927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29年底代表中央在廣西領導了百色起義等起義,創建了紅七軍、紅八軍,開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1934年參加長征,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5年參加遵義會議。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1945年在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央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委,政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主席。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
鄧小平說:“任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于是他率先提出要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並爲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被譽爲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對于改革開放的評價
中國改革開放成就斐然,通過這個大改革、大開放,實現了三個偉大的轉折:
一個偉大轉折就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
第二個偉大轉折是從封建半封建的社會向全方位開放的社會轉變;
第三個偉大轉折是人民的生活從溫飽轉向基本小康的社會轉變。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就不可能實現三個偉大轉變,所以,十七大提出來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這個提法,我覺得提得很好。
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由之路,而且提出來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才能發展社會主義,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我說這兩段話,高度概括了我們爲什麽要改革,爲什麽改革是必由之路,爲什麽是當代中國命運的抉擇,如果不改革開放,不可能發展中國,不可能發展社會主義,不可能發展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們應當深刻的領會十七大提出的這種高度的理論概括。
我們30年的改革開放,不光在中國,在國際上也有深遠的影響。現在按照GDP來算,中國在世界上占第四位。有人說很快會趕上德國。按照PPP(購買力評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字,我們中國是世界第二,因爲世界上的購買力評價大概是55萬億美元,中國大概5萬多億美元,大概占到世界的9%。說明中國在國際上經濟上的比重大大增加。現在中國擁有的外彙儲備已經達到14000多億,已經占到世界第一位。所以有這個變化,都是因爲改革開放的結果。
30年的改革,有兩個明顯的特點。第一,在黨領導下的改革,改革是爲了完善社會主義。每次重大改革的決策,都是中央通過決定做出的決策,說明黨是主動的推進改革。第二,我們的改革是漸進式的,而不是像有的國家那樣一步到位的。小平同志講,我們要摸著石頭過河。這樣的話,我們的風險就比較少,而且通過試驗成功了,在全國推廣。如果不成功,我們就停止下來。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從改革過程當中,這條特點也是很突出的。當然,改革到了一定的時候,我們要突破,要加快步伐。
http://baike.baidu.com/view/485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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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國領導人已經把以杭州灣為中心的第二個大灣區的建設納入視線。不過,杭州灣大灣區與長三角的相當部分有所重疊,將已經非常繁榮的長三角地區整合進杭州灣大灣區,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杭州灣大灣區涵蓋了沿海的超級大都市上海以及浙江省和江蘇省的十餘座城市,該灣區不僅包括世界級港口——寧波舟山港(以貨物吞吐量計算,寧波舟山港已是全球最繁忙港口——原註),還將中國現有的11個自由貿易區中的兩個納入懷中。杭州灣大灣區在規模上已足可以匹敵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
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裡的蛻變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然而要成為一個富裕國家,中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隨著中國經濟逐漸轉型為以知識和科技來驅動,中國經濟將再一次發力。在這一波經濟發展過程中,恐怕沒有任何其他現像比超級大都市的潛力得到充分發揮更能代表中國經濟新的發展特徵了。
回應
我只知道“超級城市”導致“超級房價”,鼓吹更多的“超級城市”等於鼓吹更多的“超級房價”。
超級房價和城市規模真的有關?還是和就業機會,薪資水平,社會福利,文化氛圍相關?
真的有關, 因為就業機會薪資水平社會福利文化氛圍,都隨著城市規模擴大而得到提升,規模就是效益。
中國發展到今天,許多事情已不能安過去的經驗、他國的教訓來規劃預判。張軍所言有理,是有大眼光又有現實關懷的經濟學家。大勢在我,眼光決定高度。當然房價控制好就好。
超級大城市的級差地租管理,確實需要創新思維。巨額的土地拍賣收入不應由所在城市獨享,應該向中央支付“規劃溢價”。
不能只往高墳頭上添土,而無視超大城市的弊端。中國發展到今天,更要關注中小城鎮的發展,均衡區域經濟。
大城市的能源空間利用效率遠高於中小城市,發展大城市在經濟角度上是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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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最大程度上挖掘中國城市的潛力,政策制定者應適應新形勢並展現更多的靈活性,在“城市土地開發率”(urban land-development ratios)的控制問題上,尤其應該如此。中國必須放棄土地配額制度(land-quota system),這一制度不僅限制了用於未來發展的土地供應量,而且還存在過度向工業分配土地的問題。在這一制度下,進一步的城市化必將推升本來已經過高的房價,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將受到拖累。
不過情況正在改觀。中央政府已經謹慎默許地方政府放鬆甚至完全解除現有的行政限制。在中國,城市的行政區劃呈現城鄉二元結構,後者一般被稱為“農村”,農村地區以農業生產為主。以上海為例,上海市行政區域總面積為6340平方公里,其中2448平方公里為農村區域。
另外,地方政府還在推進“撤縣設區”(county-district conversions),這將有助於農村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撤縣設區”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這一進程將有利於住宅建設,產業乃至商業的擴張也將從中獲益。
為了推進城市引領經濟增長的新模式,中國還致力於都市圈建設,這一戰略將有利於一線城市帶動周邊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從經濟角度來說,長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國的兩大產業中心,分別擁有上海和廣州、深圳3座一線城市,它們無疑是中國最重要的核心城市,巨大的經濟規模和高度的產業協作水平將帶動這3座城市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
在實施都市圈發展戰略方面,中國領導層早有動作。今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宣布了一份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戰略規劃,這份規劃涵蓋9座城市,其中就包括廣州、深圳兩座一線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從2010年到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的GDP從5.42萬億人民幣(約合8200億美元)增加到9.35萬億人民幣(約合1.42萬億美元),粵港澳都市圈的經濟規模已經位於東京都市圈和紐約都市圈之後躋身全球三強。另外,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也在快速增長之中,不過其人均GDP還不到東京的一半,這也意味著這一地區的增長潛力仍然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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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中國經濟正在轉向超級城市引導的增長2017-09-18
復旦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已經持續了近40年,不過仍然還有一項重要的增長動力尚未獲得充分利用,那就是城市化。如今,超級城市(megacities,特指人口超過1000萬的大城市——觀察者網注)作為經濟發展和擴大繁榮的引擎終於獲得了應有的高度重視。
在過去10年裡,中國一直聚焦於從以廉價勞動力驅動的製造業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為以創新驅動、以高附加值為特徵的經濟增長模式,而這要以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為前提,城市化將是實現這一轉變的重要助力。在實現規模經濟方面,城市化尤其關鍵。
目前,雖然中國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僅有一半的中國人生活在城鎮地區,而且僅有不到10%的中國人生活在超級城市(megacities)。中國的城市化率甚至仍然低於全球的平均水平。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9月5日在《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發表文章:《中國經濟正在轉向超級城市引導的增長》
在中國,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級大城市,其發展曾長期受到行政部門和發展規劃部門的嚴格限制。的確,為了實現快速工業化,在積累生產資本、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乃至鼓勵企業家精神等方面,中國的超級大城市通常不如中小城市做得那樣出色。當然,這與中小城市並未受到上述限制有一定關係。
上世紀90年代,小城崑山逐漸發展成為中國領先的電子製造業中心。另外,東莞、惠州、順德和中山等廣東省的一些小城市也成功融入全球供應鏈體系,它們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雖然小城市的成功值得關注,可擁有千萬人口的超級城市才是中國未來實現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最大的潛力所在。截至目前,中國已經擁有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4座“一線城市”(first-tier cities),常住人口均在2000萬以上。考慮到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2000萬這個數字並不驚人。有人認為,上述4座超級城市已經達到人口容納的極限和對國家經濟增長貢獻的極限,不過這種觀點並無根據。另外,中國還有如成都、天津、杭州、武漢、蘇州等眾多充滿經濟活力的二線城市,若得到合適的發展機會,它們很可能將成為一線城市名單裡的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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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全國范圍來看,東北地方乾部的水平和能力讓人實在不敢恭維。例如,王珉擔任吉林省委書記的時候,壓根就沒思考過什麼產業升級,卻把隨意拋售省屬國企當作所謂“政績”。這種甩鍋、甩包袱的做法弄得天怒人怨,直到2009年上萬通鋼工人的怒吼打斷了王珉的官場美夢,隨意拋售省屬國企的風氣才算剎住。
當年“下崗潮”的時候,某些領導和經濟學家認為東北地區經歷的不過是“陣痛”,挺一挺就好了,歷史證明他們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東北地區不是遭受了“陣痛”,而是患上了嚴重的“慢性病”,具體病因包括:
1- 產業結構不佳,新創造的就業機會較少,更缺乏吸引高端人才的崗位。
2-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尤其缺少優秀的經濟管理幹部。
3- 地緣優勢不復存在。
4- 外部經濟大環境不利。如前所述,東北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錯過了一次產業升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連企業實體都被搞沒了,談何振興?這使得東北地區進一步錯過了21世紀初的重大機遇期。2001-2007年是中國經濟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的背景是:西方國家能夠實現穩定的經濟增長,中國主要通過外貿拉動GDP,這種模式被經濟學家概括為“搭便車”。在這一時期,江蘇、浙江、山東等外貿發達的沿海省份都獲益頗豐,而療傷中的東北無暇他顧。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普遍停滯,依靠外貿拉動東北經濟增長的難度就更大了。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治療東北地區的“慢性病”不宜操之過急,但是一定要從消除病因入手。否則,再多的治療頂多暫時改善症狀、而不能帶來痊癒。真正有可能治好東北地區“慢性病”的戰略,應該從以下方面著眼:
1- 制定國家層面的戰略規劃。
2- 從江浙滬等發達省份批量選拔真正懂經濟、政績卓著的干部,形成支援東北建設的長期機制。
3- 在東北形成反腐高壓態勢,要將反腐力度深入基層、將反腐手段製度化。
4- 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兼顧解決就業和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基本思想是:穩住製造業,發展服務業,培養高新技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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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東北地區生活多年,也是20世紀90年代激進國企改革的親歷者,那段慘痛歷史是我最不願意回憶的一段時光。東北年輕人對“編制”的嚮往並非主觀上的“不思進取”,而是被殘酷現實逼迫使然——他們曾目睹父輩在下崗潮中被買斷工齡、人到中年卻難以糊口,他們也看到同輩的兄長和朋友們在私企裡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毫無安全感可言。
正是這些閱歷深刻教育了他們,有“編制”才有生活保障,才有安全感和做人起碼的尊嚴;反之,沒有“編制”就會像父輩和同輩們那樣任人宰割,上升空間極為渺茫,收入微薄難以養家,還有何尊嚴可言?真正站在普通群眾的視角去看問題,才能看得真切。東北地區遍地開花的網紅主播,說穿了還不是缺少就業機會和上升空間給逼出來的?
假如某國政府聲稱,國家治理不好都是因為人民太蠢太無能,這麼甩鍋不是笑話嗎?同理,某些人將東北地區的社會經濟問題歸咎於普通群眾,純屬一派胡言,而且有地域歧視之嫌。如上所述,在政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之外,東北地區並沒有多少穩定、待遇好的工作。這是因為產業結構存在嚴重問題——傳統產業塌陷了,新產業卻沒培養起來。
東北地區傳統產業的塌陷緣於國家層面的戰略調整。在計劃經濟時代,以重化工業當家的東北地區扮演了全國工業化“輸血者”的角色——國家將東北企業的利潤以轉移支付的形式用於其他地區的工業化建設,東北企業還以援建的形式進行人才和技術輸出。
改革開放後外貿的口子開得很大,東北企業的產品在迅速湧入的外企高端工業品面前並無技術優勢。此時東北企業本應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產品研發、推動技術升級。可是此前絕大多數利潤已上繳國家,並未留在企業內部;偏偏在這個時候東北企業獲得的投資減少了,使得企業缺少經費進行技術升級。接下來就是大量國企關停並轉,上演電影《鋼的琴》中那些辛酸的場景。回過頭來看,很多本來有希望搞好的企業被粗暴地活活弄死,也順帶著廢掉了整整一代技術工人。
“下崗潮”之後,東北地區長期缺乏有戰略眼光的經濟幹部,經濟發展也就缺乏系統規劃。這一時期東北地區又滋養出了“吃拿卡要”等齷齪的官場文化,進一步阻礙了優秀幹部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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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實:如何治好東北的“慢性病”?2017-08-28 觀察者網
20世紀90年代的激進國企改革使東北地區陷入了漫長的沉淪。時至今日,東北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仍然存在諸多問題。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遼寧省的經濟增長趨於停滯。在全國省份GDP排名中,遼寧在20世紀80年代初曾名列第3,如今竟然落到了第14名。
近日,林毅夫團隊關於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的研究報告引起了社會熱議。這世上沒有神仙,林毅夫團隊給出的建議不見得百分之百正確,但是他們實地考察研究的認真勁兒,以及積極獻策、關注民生的誠懇態度,都值得積極肯定。畢竟人家是奔著解決問題去的,比某些尚未下車就亂發議論的人不知道強到哪去了。
例如,最近就有人將東北地區的經濟問題歸咎於年輕人的“思想僵化”,認為東北年輕人“沒有編制你啥也不是”的觀念是東北經濟缺乏活力的原因。正如古代錦衣玉食的達官貴人並不在乎“鋤禾日當午”的農民是否家有餘糧,在高檔寫字樓裡喝卡布奇諾的“小資”也並不理解東北年輕人面臨何種困境。
上述輕佻言論的錯誤在於倒果為因:並不是東北年輕人看重“編制”導致東北經濟缺乏活力,其實看重“編制”的觀念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例如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山東省。可是山東省的經濟狀況明顯比遼寧省好很多,2016年GDP全國排名第3,增長率7.6%。所以觀點中的因果關係根本無法成立。真實的情況是,東北經濟缺乏活力導致東北年輕人看重“編制”——“編制”意味著起碼的生活保障,沒有“編制”就會面臨非常殘酷的人生。
發表輕佻言論的“小資”倒是真應該到東北地區體驗一下生活,看看在“編制”之外,他們依靠海投和麵試能找到什麼樣的工作?是在沈北新區的手機產業園每天工作10到12個小時、每月上10個夜班,還是在被私有化的藥廠掙3000元出頭的月薪、接受最低標準的五險一金?是在私營保險公司做跑腿的營銷員、明年不知道飯碗還在不在,還是在教育培訓機構打雜、給學生們臨時補補課?
其實對於一般水平的大學畢業生來說,東北地區“編制”之外的工作大多屬於這個水平。倘若親身體驗一番這種生活,“小資”們是否還有底氣發表“何不食肉糜”的“高論”?不和普通群眾多多溝通,僅憑浮光掠影豈能深入了解東北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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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中國的服裝廠正盡力“領先一個針腳”
2017-08-28 08:28:00 環球時報 分享 參與
《日本經濟新聞》網站2017.8.19文章,原題:中國服裝廠正盡力保持一個針腳的領先 為全球貼牌生產服裝的中國工廠正通過自動化並重新思考其生產程序以提高效率。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迅猛上漲,這些承包商正努力保持對亞洲其他地區對手的競爭優勢。
近來,中國一家服裝製造廠正在其常州的工廠內打造“懸掛系統”。該廠發言人說,這套新系統正使生產效率提高15%。目前,該集團正努力使包括釘鈕扣和縫合口袋等在內的工序實現半自動化。這將使每個工序所需的工人數量從幾人降至一人。
勞動力成本上漲是中國服裝生產企業提升效率的背後推動力。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工人的月均工資已超過400美元,分別相當於越南和孟加拉國工人的2倍和4倍。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還將繼續以10%或更高的幅度增長。這已促使某些服裝廠將其生產線遷往東南亞。世貿組織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服裝出口總額為1750億美元,儘管約佔全球服裝出口的40%,但該金額已同比下降6%,而孟加拉國和越南等新興經濟體的服裝出口額都在增長。
即便如此,業內人士仍樂觀表示,綜合考慮各種因素,中國目前的總製造成本應仍低於其他競爭對手。畢竟,中國長期是國際服裝品牌的全球生產中心,不但展現出堅實可靠的技藝水準和效率,擁有許多紡織廠且其本身就是龐大的服裝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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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孫建波的觀點確實也代表了許多人對東北發展赶超思維的刻板印象:已經是21世紀,馬上2020年了,還需要搞輕工業這樣低端的行當嗎?這種看法有兩個錯誤:其一是不考慮發展階段;其二是低估了輕工業的巨大體量及其內部轉型升級的潛力。
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收入達到8325.02美元,雖然超過了世界銀行公佈的中等收入水平,但離世界銀行公佈的高收入水平還有一段距離。從這個角度來說,即便21世紀又能怎樣呢,眼下的發展階段明擺著,需要求真務實而不是好高騖遠。
我們在報告中提出的是現代輕工業,不同於傳統簡單的輕工業,承接江浙輕紡工業轉移的方式也需要在轉移過程中發揮吉林省裝備製造業的比較優勢,進行技術裝備改造以及產品質量升級。這意味著吉林省還可以發揮重工業的基礎反哺輕工業,與此同時也促進重工業尤其是裝備製造業的快速發展。
正如最近馬化騰所強調的製造業對發展數字經濟的關鍵作用一樣,他結合騰訊多年來推進互聯網+行動計劃的經驗認為,互聯網+是手段,數字經濟是結果,網絡強國是目標,而製造業是數字經濟的主戰場。
總之,不切實際的赶超思維害死人,這種發展思潮盛行於戰後,在發展經濟學上稱之為第一波“結構主義”發展思潮,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也都深受其害。
回應
振兴东北经济的关键是,当地政府要转变观念,去除政府中的官气。真正做回公务员,重塑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否则,再好的理论也落不到实处。
东北的政府现在不全都是从南方调去的吗,难到你不知道。。
林先生我认为很专业,何必和那些不懂得人辩论
林先生团队值得和这种借机炒作的人去辩论吗?一个几流的证券公司分析师而已。
这不是批,也不应该叫喷,这是一种学术争论,非常有意义。过去我们在选择发展路径时,总是上级说了算,上边说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回好了,学术界先动起来了,不仅仅出台了完整的方案,而且还有了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发现道路愈讨论愈清晰。吉林省为中国的发展又开了一个先河,是大好事!希望我更多的经济学家参与这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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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團隊:吉林藥方有理有據不切實際赶超害死人2017.8.28 每日經濟新聞
圍繞產業政策的“林張之爭”去年底才剛剛告一段落,近日又起波瀾。8月下旬,由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團隊發布的《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徵求意見稿)》引爆東北產業發展路徑的大討論。
持不同意見的代表是銀河證券原首席策略分析師孫建波。他發文表示,揚長補短的建議,不能適用於東北。
針對相關質疑,林毅夫團隊成員、課題執行負責人付才輝獨家回應《每日經濟新聞》(簡稱NBD)記者。在這份超過9000字的文字答復中,付才輝列數據、講理論、舉案例,一一回應吉林究竟要不要抓緊補短板,以及東北發展輕工業的潛在優勢等問題。
“目前輕工業之所以成為其短板,說明東北地區不是不適合發展輕工業以及由於緯度高而不能搞,而是歷史上各個時期發展戰略導致的結果。”付才輝堅定地表示,目前吉林省勞動力密集產業的勞動力成本相對江浙要低得多,紡織服務業要低30%~50%。這就是之所以要支持吉林省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根據我們課題組運用最近的省際投入產出表數據所做的測算顯示,就紡織品而言,勞動者報酬吉林省只有浙江省的0.47倍,但是營業盈餘吉林省卻是浙江省的1.66倍,增加值吉林省卻是浙江省的8.83倍。這就是結構變遷的力量!
正因為目前吉林省的輕紡行業符合現階段的潛在比較優勢,所以獲得快速增長。例如,吉林省2016年紡織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147.億元,增長16.1%,已經超過能源產業的122億元,納入吉林省八大重點工業之一。代表性產業集群包括從浙江諸暨轉移的吉林遼源襪業產業集群,從浙江寧波轉移的吉林延邊服裝業集群。
這樣的成功案例同樣也可以發生在東北的遼寧省,例如從福建晉江等地轉移去的遼寧省葫蘆島泳裝產業集群(目前世界上每賣出三件泳裝就有一件產自葫蘆島)。當然,龐大的輕加工業產業遠不止服裝紡織業,這裡僅僅舉這一個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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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的免費試驗場
Revolving Solar Sail Bridge位於鄂爾多斯著名的“鬼城”康巴什區內,這個能容納100萬的新區在六年前建成,如今卻空無一人。
這是造謠,我就是鄂爾多斯的,康巴什不是空無一人,而是至少有好幾萬人甚至十幾萬人,為什麼要不求證就人云亦云跟著造謠瞎起哄?
之所以說康巴什新區是鬼城,主要是指當地耗資50—60億元建的康巴什新區、各種設備完善、但幾乎沒人居住、房價還那麼貴。雖然市政府,各種機構和部門都已搬到了康巴什新區,但每天上下班公務人員都是從老區東勝區由通勤車來回接送的。一到晚上,就會明顯感覺這個新區缺乏人氣。康巴什區和康巴什新區還是有區別的。
評論裡已經有人提了,常住人口有十幾萬,但是康巴什每天的流動人口是很多的,因為很多市機關單位都在康巴什,很多人不住康巴什但是每天會從東勝開車去康巴什上班,一開始開通的東康快速東線因為車流量太大又進行了加寬,甚至直接又開了條西線出來. 我自己身邊有好幾個朋友家住東勝,但是每天去康巴什上班的,我自己是在康巴什念的高中,我們這些人都不算人嗎? 這都還只是我們本地人,沒加上游客呢. 現在去康巴什的幾條美食街,尤其是夏天,找個停車位都難.
老外瞎bb也就算了誰知道他們安的什麼心,國內就不要瞎跟風起哄了好嗎?我高二的時候,出來了鬼城這個說法,這麼多年過去了,時代周刊那個記者本人都道歉了,國內還是這個論調.
鬼城,繼續往水里扔錢,納稅人的錢就這樣給你們做形象工程?呸呸呸!
人家鄂爾多斯財政上一年給國家上繳上百億,人口只有不到200萬,剩下的人均一分,人均財政都在全國前幾名,人家自己納稅都沒說什麼,你給鄂爾多斯納稅了?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8_11_4223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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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爾多斯有可能建一座橋,它可以移動、伸縮甚至變形
據好奇心日報2017.8.11報導,受鄂爾多斯市政府的委託,英國建築師Margot Krasojević為鄂爾多斯市康巴什區設計了一座旋轉式軌道大橋Revolving Solar Sail Bridge。
從概念圖中來看,這座旋轉橋看起來像是蜻蜓一樣,它由兩個主要部分組成,包括支撐三條延伸式步行道的主要漂浮系統,以及一片由碳纖維製成的三重航行帆。
這座橋能夠像FLIP水下聲波探測船一樣靈活。後者是一隻可以“倒立”的船,當需要從水平漂浮狀態切換至垂直於海面的狀態時候,FLIP船上的泵機會將700噸海水注入船的一端,同時向另一端鼓吹空氣以實現垂直,這座橋可以移動至任何地方,適應所有的碼頭與河流。
在漂浮過程中,橋上的太陽能電池板為三個電動發電機提供能量。旋轉橋可以由大型結構拖動,並通過浮動旋轉器來上下移動橋樑,或是由帆船推動,在河面上進行平移。橋的主要漂浮部分起著筏的作用,它有八個海洋浮置氣囊構成,可以在移動的過程中穩住帆。另外,它還有一個九噸重的錨,在需要停下來的時候,錨可以固定住橋。
但事實上,Margot Krasojević並沒有完全把這它看作是一座橋。她希望這個設計可以適應城市佈局的變化,在它不用作橋的時候,它還可以是一個碼頭咖啡館,或者快閃餐廳。
能夠根據變化來切換規模和形態是這座橋的另一個特點。比如它的人行道由液壓伸縮二級結構支撐,其設計相當靈活,夠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延伸和折疊,以適應不同類型的碼頭和河流。當橋在使用時,推動它運行的船帆被降低,成為了一個有著遮擋功能的篷,遊人們可以安心地在橋上欣賞風景。
這座橋的設計聽起來很超乎想像,然而它卻不是Margot Krasojević第一個如此大膽的想法。
Margot Krasojević畢業於倫敦大學Bartlett建築學院,曾為扎哈·哈迪德及NOX建築公司工作,後來在2000年時成立了個人同名建築事務所,以頗具科幻感的前沿設計出名。
2010年時,Margot Krasojević曾為鄂爾多斯設計過一個位於沙漠中的城市主題公園遊樂場,概念圖中的建築有著類似豎琴的鋼結構,雕塑般的外觀在沙漠之中格外亮眼。然而,這個遊樂場至今仍然停留在概念階段。
點擊查看大圖
Margot Krasojević的旋轉橋設計看上去很令人期待。但目前還只是建築師方面公佈了這座橋的設計方案,具體什麼時候開工、怎麼建,鄂爾多斯暫時還未給出官方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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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靠資源或者某幾家企業撐起來的城市,全國可不少,除東北外其他地區的城市裡也有面臨巨大轉型壓力的,但像東北這樣全面癱瘓的可真是少見。以國企為根基建設的城市全國也不少,但絕對沒有東北這麼集中,東北幾乎所有城市都是以國企為主導。另外改革開放以南方沿海城市為試點,東北缺乏對外交流的窗口,反應明顯慢了一拍,即便是大連,也沒有南方沿海城市的發展速度,作為東北最大的港口城市,大連的GDP僅排名全國第17位,這已經是東北城市最好成績了。
回到1L的問題來,為什麼沒有渤海灣區。因為渤海沒有可以作為主導渤海灣的大型城市。幾個新區,雄安新區,依託的是北京、天津兩座城市,其中北京市作為首都,超大型城市,有著巨大的外溢性,北京周邊,河北省一帶:燕郊、香河、廊坊等城鎮都是以為北京市提供服務來生存的。同理,杭州灣區,依靠杭州上海等城市的外溢性。大灣區依托珠港澳的強大城市外溢性。渤海灣靠誰?即便是大連也是沒有足夠的外溢性的,更別說錦州、葫蘆島、營口這些城市了。
渤海灣區最大的障礙是北京。北京對社會資源的吸附太強大了。
東北人如果都是這種思想,永遠也發展不起來。我是遼寧人。
只想著等靠要就廢了,杭州灣有什麼政策嗎?也許就是國家給你個方向,你自己朝這方向努力就是了。
http://www.guancha.cn/ChenXian/2017_08_03_4211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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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浙江省批复嘉興市設立“浙江省全面接軌上海示範區”,這是具有體制創新意義的重要舉措。
江蘇省委書記李強在南通考察時,要求南通充分發揮區位、交通和要素資源等優勢,積極主動接軌上海,增加新的發展優勢,紮實推進長三角北翼經濟中心建設。
但是,現在並沒有能夠體現廣泛聯繫和接軌要求的都市圈發展規劃。
長期以來,通過編制跨區域規劃,突破行政區劃的邊界及由此產生的束縛,引領中長期發展,已經孕育了強烈的現實需求,但苦於沒有找到合適的突破口,這方面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比較滿意的解決。
研究表明,這個突破口可能就在都市圈規劃。都市圈的“圈”不是由行政區劃界定的,而是由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等聯繫決定的。可以根據相關統計數據和計量模型的測算,確定都市圈規劃的範圍和內容,並由國務院組織編制都市圈發展規劃,並在此基礎上編制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
如果說“規劃引領”能夠得到有效實施,那麼,上述意義上的都市圈規劃就將打破行政區劃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束縛,進而產生積極的作用,如減少土地低效開發,提升中心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功能等。
例如,在東京都市圈50公里半徑內,基本上是連成片的,按照這個範圍進行(土地)規劃,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土地供應和住房供應,在提高土地開發效率的同時,為高端要素集聚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在“規劃引領”解決區域內相關主體有所遵循的基礎上,還需要在具體落實規劃和推動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以市場一體化為基礎的協調機制。
同時,可以藉鑑美國和日本的做法,籌劃成立相關的政府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如日本的都市圈整備局、都市圈整備委員會和美國的紐約區域規劃協會、紐約城市規劃委員會等機構。它們是大灣區形成和發展中的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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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發展第三灣區——環渤海灣區。難怪東北經濟發展不起來。政策都給南方了。
東北的確要振興,但是東北現在的衰退,這個鍋真不該讓南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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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增加值已佔其地區生產總值的40%以上;長三角和珠三角日臻完善的交通、通訊基礎設施,為灣區一體化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硬件”保證。
中國灣區經濟的瓶頸與破解
在科技創新、金融支撐、產業互補、交通通訊一體化等驅動因素都已具備或初步具備的條件下,中國兩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還存在哪些瓶頸?怎樣得到破解和解決?這是最近一個時期我在調研中最為關切的問題。
我得到的答案是,第一,自主創新資源不足,甚至嚴重不足。這是深圳最大的國有企業——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下簡稱為“深圳投控”)的主要領導告訴我的。
這家公司自身經過轉型,已經不是一家原來意義上的國有資本投資控股公司,而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科技園區產業、金融服務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與高端服務產業集群的運營商。
如何在深圳投控旗下的各個產業園區,集聚包括初創企業孵化和新興產業培育的科創資源,是決定未來深圳發展,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關鍵。
但是,在深圳本地,在粵港澳和珠三角,再到中國的其他城市,這些資源都是嚴重不足的,尤其是優質的科創資源更是十分稀缺。
怎麼辦?深圳投控正在加強國際交流合作,逐步在美國、英國、德國、瑞典、以色列等國家和地區,建立科技創新中心和產業投資基金,把科技項目引入深圳,助力深圳和粵港澳科技創新資源的集聚和科創中心的建設。
這位領導告訴我,在高質量人才集中的上述國家設立孵化器和產業園區,我們已經有了收穫。而且,在那裡,科創項目估值往往比較合理,收購研發成果和項目到深圳產業化,將在很大程度上彌補自主創新資源不足的問題。
第二,行政區域規劃與管理體制束縛。(這裡,暫且擱置在粵港澳大灣區遇到的跨境發展的製度障礙、文化融合等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的城市規劃都是嚴格按照行政區劃的範圍編制的。這一規劃編制方式的優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便於操作,有明確的主導者和行動者;缺點是,忽略甚至割裂了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的聯繫。
以深圳和上海為例。深圳是粵港澳灣區的核心城市即大都市,它的行政區劃面積僅1996.85平方公里,但周邊的惠州、東莞等城市,主要接受其產業轉移和商務合作,就經濟和社會聯繫而言,這些城市應當在深圳都市圈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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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多月前,浙江第十四次黨代會對這一大灣區作出了詳細部署。接下來,就是中國第二個大灣區的規劃與建設列入中央政府議事日程的問題了。
中國灣區經濟的定位
我認為,現在對於中國的灣區經濟,需要研究和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它們的定位、存在的瓶頸,以及可能的破解措施。在討論中國兩個灣區的定位之前,我們先來看看目前全球三大灣區的類型定位。
日前,有研究報告稱,世界三大灣區已經分別形成各自特色,紐約灣區擁有“金融灣區”的名號,東京灣區被稱為“產業灣區”,舊金山灣區也有“科研灣區”的美譽。
筆者以為,這一概括基本準確,但還是有疏漏和完善的問題。事實上,今天的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都已經成為“綜合型灣區”。
紐約灣區的金融特色自不待言,但文化產業的發展及其在全球的地位,已凸顯紐約灣區自我更新和升級的充分活力,再加上仍然佔有的一定的製造業比重,紐約灣區的“綜合型”——金融+文化+製造業——特徵彰顯。
東京灣區也是如此,以製造業起家的產業特徵顯著;東京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經下降,但金融業仍有較大規模,所以,東京灣區也以“綜合型”概括更加貼切。
稱舊金山灣區為“科研灣區”,顯然不如稱其為“科創型灣區”更好。就趨勢而言,以矽谷為核心的舊金山灣區以科技創新見長,但以創投為主打的金融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也使其逐步向“綜合型灣區”靠攏。
在新一輪(第三次或第四次)技術革命、產業革命和中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我國的兩大灣區都將以“科創型”為主要的規劃和建設內容。
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與深圳近年來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地和策源地的成功發展密切相關。
環杭州灣大灣區以上海為主導,上海建設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結果導向,以及杭州在互聯網+和智能化技術方面的突出表現,決定了中國第二個大灣區也將定位於“科創型”。
作為“科創型”的兩大灣區,將在中國經濟創新驅動、轉型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兩大灣區中的金融資本支撐將助力“科創型”灣區的建設和發展;灣區培育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一方面依托原有產業基礎轉型升級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它們將逐步成為這兩個城市群的主要產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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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憲:中國灣區經濟的定位、瓶頸與破解
上海交通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2017-08-03
在今年3月全國“兩會”上,中央政府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區域發展戰略:“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
此後不久,我建議,在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同時,應當將滬杭甬大灣區都市圈發展規劃提上議事日程。與粵港澳大灣區包括9+2城市一樣,滬杭甬大灣區,除了上海、杭州和寧波外,蘇州、舟山、無錫、嘉興、紹興、南通等城市,也在此範圍內。
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結果導向,就是上海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的新經濟策源地;上海金融中心的功能,類似於粵港澳的香港,將是滬杭甬灣區的核心優勢。
杭州將著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互聯網+”創新創業中心,新一代智能化技術的信息產業在杭州已經並將繼續得到健康發展。
寧波、舟山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寧波、蘇州、無錫和南通等城市都是中國製造業的重鎮,在產業轉型升級完成以後,都將成為先進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地。
也許,我當時直接提到了“滬杭甬”這三個城市,從長三角區域經濟的角度看,沒有提到江蘇或江甦的某個城市;或許還有其他的原因,我的這個建議在一段時間裡,受到媒體關注,但在其他場合似乎並不受待見。
其實,用“滬杭甬”來冠名中國的第二個大灣區,主要是基於杭州灣地理位置的一個描述。況且,我在文字表述時,裡面是有江甦的幾個城市的。
我特別想說明的是,中國的第二個大灣區用哪個名稱更合適是可以討論的,最後當然以中央政府正式文件中的用法為準。
就像有學者在肯定“粵港澳大灣區”的提法時說,以字面解讀,粵港澳三個平級行政單元構造一個灣區,並以行政主導型體制的廣東牽頭,這不同於珠三角(不含港澳) 前面加個“大”字,因為大珠三角這個說法沒有明確的主導主體和行動者。
我提出“滬杭甬大灣區”,強調上海在這個灣區中的主導和核心地位,並將環杭州灣的兩個重要城市與其並列,也有明確行動主體的用意。
日前,浙江省黨政代表團訪滬時,上海市委主要領導在兩地座談會上講話表示,上海將全面積極響應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深入小洋山區域合作開發,共同謀劃推進環杭州灣大灣區建設。這是上海官方首次明確表態支持環杭州灣大灣區建設。
環杭州灣灣區正在研究階段,資本市場已經熱炒這一概念了。究竟包括哪些城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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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地區商品房銷售面積3375萬平方米,增長13.3%,增速回落5.5個百分點;銷售額2128億元,增長21.7%,增速回落3.8個百分點。
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64577萬平方米,比5月末減少1441萬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積減少1305萬平方米,辦公樓待售面積減少60萬平方米,商業營業用房待售面積減少128萬平方米。
三、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資金情況
1-6月份,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資金75765億元,同比增長11.2%,增速比1-5月份提高1.3個百分點。其中,國內貸款13352億元,增長22.1%;利用外資104億元,增長58.9%;自籌資金23273億元,下降2.3%;其他資金39035億元,增長17.2%。在其他資金中,定金及預收款23226億元,增長22.7%;個人按揭貸款12000億元,增長6.7%。
四、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
6月份,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簡稱“國房景氣指數”)為101.37,比5月份提高0.19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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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的真相,逐漸揭開了
沒房需要房,有房要住大房,能不漲嗎?
一二線不漲,三,四線漲。
現在大家懂了吧,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就特別指出重點,去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絕大部分人是買漲不買跌的通過漲價,房子銷量同比上升
這麼管著還能漲?
不漲多少地方政府都得破產,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明里一套,背地又一套。
有許多的房產消化,是被動的,以我在的烏魯木齊來說,過去處於荒郊野外的許多地區,現在都被蓋滿了房子,這些房子大都賣的不好,但烏魯木齊的領導們相處了個好辦法,那就是棚戶區改造,有許多的建成有三十年的老舊社區都和那些屬於私搭亂建的房子一樣被當成棚戶區給拆除了,由於大部分群眾是主動的貨幣化安置,結果就是,許多的房子被消化了,雖然如此,但我認為這是好事,過去的小區因為單位破產或是其他原因,都屬老舊無物業的院落,再加上屬於多層,年齡大或是身體不好的買個東西爬個樓那是累得夠嗆,現在大都是電梯房,和房屋佈局較好的新房,應該是個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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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局:上半年全國商品房銷售74662萬平方米同比增16.1%
中新網2017.7.17援引國家統計局網站報導,2017年1-6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50610億元,同比名義增長8.5%,增速比1-5月份回落0.3個百分點。1-6月份,商品房銷售面積74662萬平方米,同比增長16.1%,增速比1-5月份提高1.8個百分點。
一、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情況
2017年1-6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50610億元,同比名義增長8.5%,增速比1-5月份回落0.3個百分點。其中,住宅投資34318億元,增長10.2%,增速提高0.2個百分點。住宅投資佔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重為67.8%。
1-6月份,東部地區房地產開發投資27252億元,同比增長8.4%,增速與1-5月份持平;中部地區投資10631億元,增長16.0%,增速回落0.9個百分點;西部地區投資10991億元,增長6.8%,增速回落0.2個百分點;東北地區投資1737億元,下降14.0%,降幅收窄2.1個百分點。
1-6月份,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屋施工面積692326萬平方米,同比增長3.4%,增速比1-5月份提高0.3個百分點。其中,住宅施工面積472722萬平方米,增長2.9%。房屋新開工面積85720萬平方米,增長10.6%,增速提高1.1個百分點。其中,住宅新開工面積61399萬平方米,增長14.9%。房屋竣工面積41524萬平方米,增長5.0%,增速回落0.9個百分點。其中,住宅竣工面積29760萬平方米,增長2.5%。
1-6月份,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10341萬平方米,同比增長8.8%,增速比1-5月份提高3.5個百分點;土地成交價款4376億元,增長38.5%,增速提高6.2個百分點。
二、商品房銷售和待售情況
1-6月份,商品房銷售面積74662萬平方米,同比增長16.1%,增速比1-5月份提高1.8個百分點。其中,住宅銷售面積增長13.5%,辦公樓銷售面積增長38.8%,商業營業用房銷售面積增長32.5%。商品房銷售額59152億元,增長21.5%,增速提高2.9個百分點。其中,住宅銷售額增長17.9%,辦公樓銷售額增長38.9%,商業營業用房銷售額增長41.7%。
1-6月份,東部地區商品房銷售面積33401萬平方米,同比增長11.7%,增速比1-5月份提高2.8個百分點;銷售額34695億元,增長14.4%,增速提高2.9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商品房銷售面積19140萬平方米,增長19.9%,增速提高2.2個百分點;銷售額11398億元,增長31.4%,增速提高4.5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商品房銷售面積18746萬平方米,增長21.2%,增速提高0.2個百分點;銷售額10930億元,增長37.7%,增速提高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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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我們並不在乎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不是受到批評,它是有效的,所以我們希望學習。”哥斯達黎加央行首席經濟學家Roger Madrigal Lopez表示。
吸引中國對外投資
複製中國的成功經驗,需要引進中國的企業進行投資和建設。除了上課和參訪,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官員們也不忘尋找中國的投資方。尼泊爾央行法律處主任拉姆·海瑞·內烏帕尼在課堂討論環節就呼籲,尼泊爾的水電資源豐富,而且成本低廉,希望中國商人能前去投資。
“尼泊爾很小,所以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繞開了尼泊爾,但是尼泊爾和中國接壤,而且水電資源非常豐富,希望中國能去尼泊爾投資建水電站,很賺錢。”拉姆稱。
來自烏克蘭Hunnewell私募基金董事瓦季姆·克雷扎尼夫斯基十年前來過中國,但如今他看到的已經大不一樣,看到固安小鎮,他深深感慨中國公司的執行力。
“我覺得烏克蘭也需要這樣的項目,如果中國公司去投資,我相信肯定有很多當地公司加入,這樣才有更大的可能成功。”他表示。
泰國財政部副部長顧問也表示出非常希望能獲得來自中國的投資:“泰國並不在'一帶一路'計劃的規劃中,我們被劃在了路線下面,所以泰國才要趕緊把中泰鐵路修起來,這樣就能和'一帶一路'連起來。”
據媒體報導,泰國政府近日發佈公報稱,總理巴育已使用臨時憲法第44條賦予的“絕對權力”,來解決當前中泰鐵路建設面臨的法律障礙,這被視作為“馬拉松”的中泰鐵路項目建設“開綠燈”。
在上課和參訪之餘,他們也積極和中國的企業們接洽,商談未來合作的可能性;此次項目的讚助方也安排了一些非正式的聚會,讓中國的企業有更多和這些發展中國家官員有接觸的機會。
儘管對中國模式仍有一定的質疑,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已將中國視為其發展經濟的楷模,也會有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踏上東方取經路,“辯證的”學習中國經驗,希望能複制中國經濟騰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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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學習中國模式也是一鱗半爪哦
這個很難,真的太難了,至少需要一場改天換地的革命,而且人也要像中國人這樣勤勞和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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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國家來“取經”:中國與很多發展中國家有個重要差別……
艾哈邁德·拉米是埃及央行經濟研究處處長,2017年6月下旬,他參加了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和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主辦的“發展中國家金融領袖培訓項目”,和其他23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經濟官員一起來到中國參加為期一周的參訪和培訓,學習中國的金融、經濟發展經驗。
中國發展引讚歎
據路透社網站2017.7.3報導,出發之前,艾哈邁德·拉米聽說了很多關於中國迅速發展的故事,也看到過很多圖片和影像資料,但當他真正踏足於此,還是被眼前的城市所震撼:高樓密集林立,車龍川流不息。尤其是河北省固安縣的參觀,讓他對中國城市的大手筆規劃和建設速度印象深刻。
“我之前看到過很多關於中國城市建設的資料,但親眼所見仍然非常震撼。”艾哈邁德拉米難掩眼中的驚喜,“希望埃及的新首都建設計劃也能有這樣的效果。 ”
2015年埃及政府計劃在首都開羅以東45公里的地方建設一座新的行政首都,“埃及和中國都是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的,但是中國取得的成就卻遠在我們之上。我們希望學習和復制中國的模式,讓埃及也能迅速發展起來。 ”艾哈邁德·拉米表示。
在他看來,之所以中國能在短時間裡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重要的經驗在於利用外資,和利用貨幣貶值促進出口,而這兩項都是埃及當前正在努力實現的。此外,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規劃中的長遠眼光也讓他感到欽佩。
“中國政府制定了很多長期規劃,而且每一屆的計劃都能在下一屆得到延續,政策效果日積月累;而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下一屆政府會把上一屆的計劃和政策推到重來。這是一個重要的差別。 ”拉米稱。
坦桑尼亞鑽石信託銀行首席運營官邁索爾·安納吉每節課都記了很多頁筆記,他把“Think big”著重圈了出來,“這是我們最應該學習的地方,用更大的視野和想像力來製訂發展計劃。”他稱。
儘管中國的發展模式經常遭到“不夠市場化”的批評,歐盟至今也沒有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是對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像中國一樣快速的經濟增長是他們的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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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國崛起帶給世界經濟的拉動力量相當於當年英國崛起的100倍,美國崛起的20倍。它已經,並將繼續給非洲、拉美、亞洲,甚至歐美髮達地區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機會。
我把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世界其他成功工業化的國家作比較時,比較側重從1978改革開放談起,雖然也會在適當地方強調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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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幫作者列個提綱吧,第一,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包括中共執政、土地國有、國有企業、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等);第二,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積澱下來的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5億國民的平均素質(包括勤勞、仁義、天下為公、集體主義、整體智商);第三,對發達國家走過道路的成功借鑒。其中第一條是製度保證,第二條是根本內核;第三條是錦上添花。沒有第一條,那就是晚清與民國;沒有第二條,那就是蘇聯與東歐。至於第三條,有當然更好,沒有不過多摸索幾年。
這篇文章最大的問題就是忽略了前三十年,這個現代中國開端的重中之重問題。
教授談了太多製度方面的東西,有替我黨找政治話語的嫌疑。然而,我認為還是人的因素。中國這個國家,只要你決策層不玩意識形態和政治掛帥,老百姓的創造力遠超你想像。
我倒覺得,你太吹普通老百姓了。咱們都在嘲笑國外民粹泛起,其實,中國要敢像西方那樣被媒體、被資本、被磚家洗腦二十年,中國不會比西方好到哪去。說白了,普通老百姓還真就是一幫烏合之眾。
我覺得,中國的發展還真得感謝共產黨,要想富先修路,發展才是硬道理,實事求是………也就是黨不斷的宣傳這些理念,黨的務實,才讓老百姓學會更加務實。
中國崛起這麼快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前面要走的路和方向,西方人已經走了一遍,我們只要照著做就可以了。
依葫蘆畫瓢誰不會,成功的又有幾個?
那問題就來了,印度,菲律賓為什麼沒能崛起,而只有中國實現了復興?毛主席沒有留學過,甘地,尼赫魯,阿基諾三世這些可都是留洋歸國的才子哦……
毛主席沒有留過學,但他的戰友大多都留過學。朱德——德國;鄧小平——法國;周恩來——法國;劉少奇——蘇聯
陳毅——法國;劉伯承——蘇聯;聶榮臻——法國.
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7_07_05_4165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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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中國崛起,不能簡單歸因於體製或文明
【2017.6.25,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長、清華大學講席教授文一做客觀天下講壇,帶領觀察者網線上線下讀者揭開歐洲近代工業化歷史的神秘面紗,“破解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之謎”。本文為文一教授現場演講內容第一部分,另一部分將於近日獻上。】
中國崛起已經震撼了世界。而我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學研究,在美國接觸過很多從事經濟學與金融學研究的專家和學者,他們卻覺得中國崛起仍然是一個謎。
的確,按照目前流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國在它特有的政治體制下不可能崛起。如果出現高增長,也是短暫的,一定會崩潰。因為中國不具備西方文明的政治基礎。
這樣的觀點一直存在,經常出現在媒體和學者的研究中。而我自己的研究發現,中國崛起之所以成為一個謎,是因為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不論是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還是新制度經濟學——沒能真正把工業化的機制解釋清楚。他們就連發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國工業革命也沒解釋清楚,目前仍然在爭論,因此無法解釋中國經濟也就不奇怪了。我們極其需要新的經濟學理論。
中國崛起的方式與西方的“同”與“不同”
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崛起是人類經濟史上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歷史事件之一。道理很簡單。從人口來看,英國工業革命到現在已將近250年,但是目前只有10%-1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完全工業化的國家,享受現代工業文明;但還有85%以上的人口沒有真正實現工業化。而中國人口占了全球的20%,如果中國工業化能夠成功,這意味著額外20%的人口進入現代工業文明。
其次,從時間來看,若從建國開始算起,距今近六十多年;若從改革開放開始算起,至今三、四十年;中國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成為工業化大國,是非常了不起的,雖然具備後發優勢。
再者,從崛起方式來看,中國崛起的方式和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完全不一樣。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是靠殖民掠奪和帝國主義戰爭崛起的,比如日本在二戰前就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否則不可能挑起世界大戰,但它當年的工業化也是靠侵略亞洲和霸占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的市場和自然資源來維繫的。而今天中國崛起,原材料是按市場價格買進來的,產品是根據國際貿易協定買出去的,其工業化的成本非常高昂。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還能實現工業化,這為人類其它落後國家的工業化開拓了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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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住房公積金異地轉移接續平台將於6月底前上線2017-06-01 人民日報
近日,住房城鄉建設部、央行和財政部聯合發布了《全國住房公積金2016年年度報告》,該報告的一個重點是全國住房公積金異地轉移接續平台,平台將在6月底前上線,實現“賬隨人走、錢隨賬走”。該平台的目標是推進異地貸款服務,滿足繳存職工跨地區購買住房的資金使用需求。隨著公積金平台的“全國聯網”,那麼是不是意味著我們離“一卡通”的世界越來越近了?
回應
異地轉移,第一條就是因在本市單位辭職,才有資格。第二條,單位繳納的部分大多不讓轉移。
從工資裡扣的,憑啥不給轉移?
我們這裡實施了一年,實際操作起來群眾意見很大的,本地工作剛需買房要貸公積金的都貸不上,被異地繳費的來這裡佔用了本市額度炒房,或者不知道是買第幾套房來養老…… 如果只是用自己帳戶上的公積金沒問題,問題是都想用利率低的公積金貸款啊,等於本市的人繳費,讓非本市的人借來把房價炒上去了!於是我們這裡前一陣停掉了異地繳費、來本市買房者的公積金貸款,以保證本市人民的公積金貸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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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 楼市限售时代开启
杨科伟认为,在持续低供应下,楼市多方仍将处于拉锯状态,“有价无市”格局愈加明显。因此,受制于限购、限贷政策持续发力,叠加严控供应,多数城市成交持续低迷,但随着楼市持续的政策收紧,调控的延长,在房企回收资金的压力下,供应量企稳回升,成交量有望逐步回归至正常水平。而对于部分城市,房价仍面临着较大的上涨压力,后期不排除跟进落地限购、限贷新政的可能性。
张大伟表示,从目前来看,限售时代已经开启,楼市的去杠杆政策,使得购房者必须要以自用为目的配置资金。否则按照3-5年的交易周期看,已经不太可能吸引高杠杆的高成本资金进入。
北京黑房東自述:我是怎樣挖坑騙北漂的2017-06-01品途商業評論
北京的租房市場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蛋糕,在各種租房網站上活躍的,是正常中介、二手房東、黑中介等等,找到一個一手房東的機會是非常渺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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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說實在的,現在不光是租戶找到一個一手房東的機會非常渺茫,就是一手房東想找到一個一手租戶也是很難的。你剛在網上發出一個招租信息,轉眼就被中介給截獲,然後找上門了。
這其實還是一個窮生奸詐、富長良心的事兒。
大房東,也就是房主本身沒錢,就想靠著一套破房子維持生活,等米下鍋吶!那就利益最大化唄,自己弄不了,就算知道是二房東也無所謂,反正我要的是票子。
他們的貪婪,轉嫁到二房東的身上。二房東壓榨三房東(真的有一些三房東的,第三層)和租客。而租客,又把他們的奸詐扔給了整個北京。
哈哈,政府不管,就是想逼你買房啊,其實別看政府一天鼓吹年輕人可以學歐美終身租房,實際上他根本沒有為此做好制度建設準備,歐美反倒是反著來的,房東要想趕房客費勁巴拉的,所以人家才敢長租啊。中國的房東,你就算簽了三年合同都保不准,一個電話告訴你我要賣房了,賠違約金又如何,人家賣房子賺的錢根本不差那點違約金。
政府不管?2017.5.19,我國首部專門針對住房租賃和銷售的法規——《住房租賃和銷售管理條例》開始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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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最大爛尾樓變形記:曾經空曠的萬人廣場上停滿車輛2017.6.2每日經濟新聞
12天,一個爛尾樓盤從無人問津到熱鬧非凡,小區門口賣大餅雞蛋的人銷售額都翻番了。這就是曾經號稱天津最大爛尾樓的星耀五洲項目,前不久突然被融創中國斥資逾百億元拿下。
隨著融創的強勢進駐,星耀五洲又將迎來怎樣的變化?未來,天津這個標誌性的爛尾項目能否徹底“起死回生”?
走在路上的都是買房者
......
從融創發布的公告中《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得知,股權代價為38.77億元,需要償還第三方投資者的借款及利息,分別為54.82億元和8.95億元。
公告顯示,星耀五洲項目未售計容面積235萬平方米。折合樓面地價相當於4363元/平方米。
也就是說融創僅花了102.54億元,就獲得了一個235萬平方米的超大盤。
遺留問題待解決
除了星耀員工的工資問題,融創還有一些遺留問題待解決。星耀五洲的未來會怎樣,《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試圖進一步採訪融創中國,但對方婉拒了採訪。
樓市紅5月成交遇冷:購房者觀望情緒濃房價僵持不下
經濟參考報 2017.6.1
距離最嚴調控啟動已有兩個半月時間,在調控影響下,本應是購房黃金期的端午小長假卻繼續降溫,廣州小長假前兩天成交量不足5月日均成交量的一半;崑山成交前兩天為零,最後一天也僅為89套;淮安成交跌破百套,顯得頗為冷清。
對此,業內人士表示,數據直線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限價房企暫緩開盤,供應減少,因此市場並沒有數據所顯示的低迷。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政府調控不放鬆的背景下,購房者心態正逐步從激進轉向觀望,下半年房價或有鬆動的可能性。
遇冷多地樓市成交創新低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为,整体看,北京等一二线城市在3月调控后,数据逐渐开始反映出调控影响,网签成交量持续走低,“红五月”成交全面滑坡,市场开始进入调整周期。一线城市同比下调幅度达到了37%,二线城市下调幅度接近30%。
博弈 供求不均加剧多方拉锯
虽然在严厉的调控下,楼市成交量大幅下滑,但是价格仍未有明显向下趋势。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对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据进行简单算术平均,2017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增幅为0.73%,依然保持高位。
杨科伟表示,在需求外溢、投机心理难平的同时,供求不均更加剧了买卖多方的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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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主張社會科學家應該秉持的是“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論去實踐的時候,能夠取得所預期的“改造世界”成果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理論。所以我現在主張“知成一體”。
怎樣實現“知成一體”呢?按王陽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觀察、分析和歸納,社會經濟現象則是社會中行為主體行動的結果,所以“知”是依靠觀察研究社會經濟中的“行”而得。“用知踐行”,學習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應該用學到的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實踐,這是“用知踐行”的意義。
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應該用行的結果來檢驗理論,只有能夠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所以說“以成證知”。最好,只有能被“成”驗證的“知”,才是“知成一體”能夠“改造世界”的“知”。
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將再度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在中國快速復興的發展和轉型過程中,許多現像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的,中國在未來的經濟運行中遇到的許多問題也可能是史無前例的,作為中國經濟學家我們是坐在理論創新的金礦上,我們應該有自信和自覺來挖掘中國這座理論創新的金礦,提出一套新的理論。
用這套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實現民族的複興,也可以幫助跟我們條件相似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讓他們實現跟我們一樣的經濟蓬勃發展,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美好世界的願景。
回應
很好,幸虧他當年抱著籃球從對岸游過來,給大陸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
真是先行者,30年前就有最符合中國實際的人生觀價值觀
http://www.guancha.cn/LinYiFu/2017_05_19_4090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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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以後,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逐漸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在世界經濟中心研究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因此,隨著經濟中心的轉移,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也跟著逐漸從英國轉移到美國,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也就更多地出現在美國。
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國應該會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那時中國的人均GDP還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中國還會繼續比較快速地發展。隨著世界經濟中心向中國轉移,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像也將會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
沿著我前面提出的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來研究中國的經濟現象,可以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轉型、運行等有很多新的認識,這既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機會也是中國經濟學家的責任。
這樣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在繼續前進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實質和背後的原因,貢獻於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而且其他發展中國家過去跟我們一樣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依靠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指導,普遍在發展轉型上遭遇各種挫折,未能擺脫貧困,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
發展中國家跟我們有較為相同的條件,來自於中國的理論對解決它們的問題也將會有比較大的參考借鑒價值,有助於佔世界總人口85%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黃益平老師在前面致辭時說我追求“知行合一”,“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認識到了就應該去做,確實這是為什麼1979年我會從台灣到大陸來,也是為什麼1987年我會放棄美國的工作機會回到中國來。
既然我認識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的責任,那就應該回到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來貢獻自己的所學。然而,我現在覺得作為社會科學家“知行合一”是不夠的,因為按照我們所學之“知”去“行”,經常事與願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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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結構經濟學把這種反週期財政政策的思路稱為“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瓶頸比發達國家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下滑時,使用“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改善基礎設施的機會比發達國家多,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礎設施的完善上可以比發達國家更積極。
同時,在發生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時,也可以用全球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來作為走出全球危機的辦法。用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反週期的政策措施,以及用全球的基礎設施作為治理全球經濟危機的倡議,我在世行工作時就提出,現在國際上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國際發展機構支持。
四、結語
很高興在今天慶祝我從教30週年的大會上讓我有機會來談談我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發展的看法。回想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立,1995年舉辦成立大會那年,我曾應邀在《經濟研究》創刊40週年時寫一篇祝賀文章,提出“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主張以規範的方法來研究本土的問題,指出這樣的研究成果就是對經濟學發展有國際性意義的貢獻。
在文章中我還提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會在21世紀轉移到中國來,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的命題。這個命題是根據從亞當•斯密提出《國富論》以後,世界經濟學的中心最早在英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則轉到美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
為什麼著名的經濟學家會有這種時空的集中?原因是經濟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經濟現象的抽象,一個理論的重要性決定於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什麼是重要的經濟現象?出現在世界經濟中心的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現象,研究這個國家的現象所提出的理論就是重要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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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貨幣政策寬緊需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技術的可能性相適應,如果過度寬鬆超過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可能性,那麼,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對創新者是一種補貼,對儲蓄者則是一種稅負,會有收入分配的後果。
因此,在平衡貨幣政策寬緊對推動經濟發展和通貨膨脹的代價之間需要有個平衡,會有一個最優的貨幣增長速度。這個速度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什麼不同呢?
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靠自己發明,發展中國家可以靠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會比發展中國家的速度慢,因此,發達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應該比發展中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慢。
另外,像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下滑時應該使用積極財政政策來創造需求以穩定經濟。西方主流經濟學包括芝加哥大學的理性預期學派則反對這種觀點,認為在經濟下滑時用積極財政政策搞投資創造就業,家庭收入會增加,但是將來政府需要償還投資的資金,就需要增加稅收。
將來增加稅收,一般消費者為了平滑現在和未來的消費,現在就要開始增加儲蓄,而出現“李嘉圖等價”,即政府增加政府財政赤字去創造就業,但是,消費者會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結果投資增加消費減少,總需求並不增加,並不能阻止經濟下滑,帶來的只是政府財政赤字的不斷增加。
但是如果把結構的概念引進來,看法就不一樣。經濟發展的過程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政府對基礎設施的完善負有責任。
在經濟下滑的時候,失業率高,與其發放失業救濟不如投資於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創造就業減少失業,這樣基礎設施投資的機會成本較低,而且,當時各種原材料的價格也低,投資的成本也比在經濟發展正常時低。
並且,這樣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消除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的瓶頸,等走出危機以後,經濟增長的速度還會加快,政府財政稅收會增加,可以用未來增加的稅收來還債,避免出現“李嘉圖等價”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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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發展階段不一樣,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是不一樣的。發達國家的產業在世界的最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的升級都必須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業,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依靠引進。
不管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需要人力資本,但發明比引進所面對的不確定性高出很多,發明所需要的人才和引進所需要的人才在處理不確定上的要求不同,顯然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不一樣。
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和教育的水平相關,所以,在發展中國家並非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好,人力資本的結構應該適應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特性。
不僅在經濟運行理論上新結構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的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會有不同的看法,還可以對一些被主流經濟學作為“基準”的理論有新的認識。
例如,貨幣中性理論,認為貨幣政策的寬緊只影響價格的水平,不影響經濟增長。這是芝加哥大學對經濟學理論的最主要貢獻之一。但是,引進發展的機制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視角以後,貨幣就不見得是中性。
為什麼呢?因為經濟發展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都需要投資。投資決定於資金的成本,資金的成本決定於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貨幣的發行寬緊有關。
如果貨幣政策很緊,利率就會非常高,投資於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成本高,投資就會少,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慢。反過來講如果貨幣比較寬鬆,利率就比較低,創新的成本和意願就會比較高,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意願和速度就會比較快,這樣貨幣就不是中性的。
在芝加哥大學的貨幣中性理論中,並沒有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貨幣政策寬緊當然只影響價格水平的高低,不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但是,如果放在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中,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是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從一個階段不斷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的過程,就會發現貨幣不是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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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徑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負擔的思路來進行的,先把社會性負擔剝離,並逐漸地讓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快速發展起來,資本積累就會很快,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地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種保護補貼消除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價格信號完全由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有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經濟結構不同和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後,對發展和轉型的認識就會和主流的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認識不一樣。而且在經濟運行上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認識。
金融是經濟運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現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經濟學主張發展大銀行、股票市場、風險投資等。這對發達國家確實很需要,因為他們發展的產業和技術在全球的最前沿,資本很密集,而且,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發明,風險也很大。
所以,發達國家必須有能夠動員很多資本又能分散風險的金融安排,全國性的大銀行、股票市場或者是像納斯達克那樣的二板市場對發達國家而言都是合適的。
但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是不是合適呢?發展中國家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集中在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密集,資本需求量少,而且,生產的產品以及使用的技術是成熟的,產品的市場也是存在的,主要的風險來自於企業家有沒有經營能力。
所以,發展中國家金融所要動員的資本的規模和所要克服的風險和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小銀行、大銀行、股市、二板市場等金融安排在動員資金、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合適的金融安排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應該不一樣的。
人力資本也是現在經濟運行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人力資本理論是芝加哥大學對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最重要貢獻之一,有多位諾獎獲得者認為決定現代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決定因素是人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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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轉型績效的反差只有從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釋清楚。現在國內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在轉型期經濟上取得的成績是因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但如果只是因為從計劃向市場的過渡,蘇聯、東歐推行的比我國徹底,績效應該比我國更好,但他們怎麼卻是經濟崩潰停滯?而我們的半拉子轉型反而是穩定和快速發展!
另外,轉型中的很多現象,例如預算軟約束,這個概念是科爾奈提出的。他觀察東歐國家的國有企業,虧損的時候國家總會給予補貼,幫這些企業度過難關。他認為這是國有產權造成的,只要是國有,國家和企業之間有父子關係,企業一有虧損,國家就只能給予補貼。
從企業自生能力的視角來看則不是這樣,這些現代化大產業是國家要發展的,是國防安全和現代化的需要,但是這些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必然會有虧損,這種虧損可稱為戰略性政策負擔;這些國有企業不僅有戰略性政策負擔,因為在轉型之前政府動用了很多資本來投資現代化的大產業,但創造的就業的機會非常少,為了就業的需要,政府就把大量的勞動力分配給企業,變成了一個崗位有三個工人、四個工人,所以,這些企業還承擔著就業的社會性政策負擔。
有戰略性政策負擔,或者社會性政策負擔,所造成的虧損誰來負責?應該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參加經營,有信息不對稱,不知道這個虧損實際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虧損,包括經營性虧損也承擔起來。
認識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樣。如果認為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是產權的問題,那私有化就好了。如果預算軟約束是政策性負擔造成的,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應該先把社會性政策性負擔剝離,然後,創造條件快速積累資本使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國有企業變成符合比較優勢,把戰略性政策負擔也消除。
沒有了政策性負擔,政府就不再對企業的虧損負責,也就能夠釜底抽薪地消除預算軟約束。實際上,蘇聯東雖然推行了私有化,但是,私有化以後政府還對政策性負擔所造成的虧損不能擺脫責任,還要繼續給予補貼,私營企業尋租的積極性比國有時高,今天蘇聯東歐對私有化以後的國有企業的補貼反而比原來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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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會在國內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有了競爭優勢就會創造最大的剩餘,可以用來積累,而且,資本的投資回報會最高,家庭和企業都會有最高的積極性將剩餘轉變為儲蓄來進行投資,這樣資本的禀賦增加的會最快,資本就會從相對短缺逐漸變成相對豐富,產業也就會不斷地從勞動或資源相對密集逐漸升級到資本相對密集。
所以,新結構經濟學對發展的看法和作為發展經濟學第一波思潮的結構主義看法不一樣,結構主義忽視了產業結構是內生的,必須先改變內生現象的外生條件,才能夠把這個內生現象真正的改變過來,結構主義的失敗原因就在於這一點。
從轉型的角度來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後,就可以對發展經濟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主張的休克療法為何失敗和轉型過程中的一些矛盾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
中國漸進雙軌制改革,避免了社會政治的不穩定
社會主義的國家開始轉型時,當時主流經濟學有個共識認為休克療法是最好的方法,漸進雙軌則是最糟糕的方式。
但是如果從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來看,發現在轉型之前有一大批違反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療法取消掉所有保護補貼,這些企業會破產,產業會垮台,會有大量的失業,造成社會、政治不穩定,任何當權者都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的持續;另外,那些都是先進的產業,許多和國防安全有關,為了國防安全,政府領導人也會認為這些產業一定要存在。
結果前門把那些保護補貼都消掉,後門又把那些保護補貼以更隱蔽的方式引進來,其效率更低。漸進雙軌的轉型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會造成資源錯誤配置繼續存在及腐敗的惡化,認為這是最糟的轉型方式,但其實是最務實的。
承認原來的國有企業沒有保護補貼不能活,那就老人老辦法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同時放開原來被抑制、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准入,而且不僅准入,還要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幫這些產業解決交通基礎設施和經營環境不良的問題,結果取得了經濟的穩定和高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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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是2009年我在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一周年時正式提出。但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則肇始於1988年對我國高通貨膨脹的研究,並經1994年發表的《中國的奇蹟》、1997年發表的《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學的“D•蓋爾•約翰遜講座”、2007年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2011年耶魯大學的“庫茲內茨講座”而逐步成型。
新結構經濟學是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現代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範式來研究,一個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決定生產力水平的技術和產業,和決定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製度安排,等經濟結構及其演化過程的決定因素和影響。
新結構經濟學以要素禀賦和其結構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以企業自生能力作為微觀的分析基礎。引進了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後,對發展、轉型和經濟運行,都會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論不同的看法。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既然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有賴於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需要從勞動相對密集、資本使用相對少的傳統產業,不斷地轉型升級到資本相對密集、勞動使用相對少的現代化產業。
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既然是內生於該階段的要素禀賦結構,要從勞動比較密集的產業往資本比較密集的產業升級,條件是什麼?既然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禀賦結構的,那就要先改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要素禀賦結構的狀況。
發展中國家是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豐富。那怎麼改變這個要素禀賦的狀況?這就是我常講的,必鬚根據每個發展階段的要素禀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
因為如果發展的產業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產成本在國內、國際的比較中會處在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和作為上層建築的軟的製度安排,交易費用也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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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強調一下,現在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範式是馬歇爾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中搭建起來了的。當時為了搭建這個框架,他做了很多簡單化的暗含假設。這些簡單化的暗含假設包括沒有交易費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對稱的等等。
在馬歇爾之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相當大部分是將這些暗含假設放鬆。例如,科斯在經濟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費用,而發展出新制度經濟學;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費用,斯蒂格利茨、斯賓塞和阿科爾洛夫等引進了信息不對稱而發展出信息經濟學。
仔細想起來馬歇爾還做了一個暗含的假設,就是一個經濟體中的企業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就可以獲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但是,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如第一節中討論的資本密集型國有企業由於所在的行業違反比較優勢,沒有保護補貼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發展和轉型問題時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這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範式的一個擴展。
提出一個經濟體在某個時點的要素禀賦結構,決定了這個經濟體在該時點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該產業決定該經濟體在那個時點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並由此決定合適的上層建築的觀點也同時擴展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經濟基礎如何影響上層建築,以及上層建築如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主張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必須相適應,但是馬克思沒有討論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現代經濟中是由何因素決定。
所以,提出在現代經濟中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由該經濟體的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來決定,也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在分析現代經濟的運用上的一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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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什麼是經濟基礎?是生產力和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到底由什麼決定的呢?實際上跟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有關,如果這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土地和勞動力都密集的傳統農業,或者是勞動力很密集的輕加工業,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不僅生產力水平低,而且,這樣的產業也決定了資本跟勞動的關係。
首先,這樣的產業資本使用的非常少,僱傭的勞動非常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溫飽線上掙扎,資本擁有者比較富有,在資本和勞動的關係中就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而且,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當中資本使用非常多、勞動力相對少,使用的勞動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資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強,資本家對勞動者的控制是小的。
但是,什麼因素決定一個國家以勞動力密集的產業或以資本密集的產業為其主要產業,是因為在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要素禀賦和其結構不一樣。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一定是自然資源或勞動力相對多、資本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是資源相對密集的就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勞動跟資本的關係就像前面討論的。反之,到了比較高的發展階段,資本積累多了,勞動力變成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勞動和資本的關係也如前所述。
為何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禀賦結構會決定該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是因為只有一個經濟體中的產業所使用的資本和勞動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賦結構的特性相一致,這個產業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業要素生產成本才會最低,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才能在不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下獲得社會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的能力。
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國的奇蹟》中開始使用,並在1999年和譚國富合作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政策負擔,責任歸屬和預算軟約束”一文中正式定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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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現象,把發達國家的上層建築作為暗含的前提,就像姚洋院長在今天上午的開幕致辭中所指出的,沒有看到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則明確地提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階段不同而必然有結構差異,中國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和現象時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把結構的差異性作為研究的切入點。
第三,為什麼我主張採用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來進行研究呢?有兩個原因:
一是,只有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研究出來的成果才能夠跟學習現代經濟學的學界交流、溝通,才能讓他們了解、認識、接受中國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理論,否則中國經濟學家研究出來的成果別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認識、接受。對國外是這樣,其實對國內也同樣,改革開放以後,國內大學開設的經濟學課程不是直接翻譯自國外大學通用的教科書,就是根據國外大學的教科書來編寫,學生學的是西方主流的範式,如果不是用同樣的範式來做研究,取得成果很難被理解和接受。
二是,在一定的結構下經濟怎麼運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非常少,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的理論研究的主要是為什麼一個社會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轉變的道理,但是,馬克思主義欠缺在一個階段裡經濟怎麼運行的研究,而這正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所以,在藉鑑現代主流經濟學時不僅要藉鑑其研究範式,還要參照其研究範疇,研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怎麼運行。
要根據中國的現象來提出新的理論,是1988年我發現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來治理中國的通貨膨脹以後就認識到了,中國的前提條件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在推動中國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時,要以中國的現象為研究的對象應該不會有多大的爭議。
但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理論是兩個不同的體系,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和範疇如何結合在一起來推動中國的經濟理論創新?我認為結合點是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的要素禀賦和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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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起來,這個道理也不難理解,因為去西天取的經都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來的。學習理論的目的在於“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發達國家學來的理論確實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現像說得很清楚,為什麼落後,為什麼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為什麼會有尋租行為。
但是如果真的按這些理論去做,結果都跟理論的預期相差非常遠。原因是什麼?理論是不是適用,決定於理論的前提和條件,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必然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經濟社會制度等作為前提。這些前提跟發展中國家不一樣,因此,把那些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用必然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所以,作為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希望理論成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應該自己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現象,了解其背後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論。
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三個來源
要提出新的理論必須要有揚棄,也要有繼承。中國經濟學界如果要推動中國自己的理論創新與發展,怎麼來進行?我認為,首先必須以中國的經濟現象為理論創新的來源,其次,要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來認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第三,在研究中要採用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這樣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交流溝通。
首先,新的理論總是來自於不能用過去的理論解釋的新現象。如前所述,中國的發展和轉型中的許多現像不能簡單地用現有的主流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學界必須深入了解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道理,不能看到一個現象就簡單套用現有的理論。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現象背後的道理,自己構建理論來解釋,這樣提出來的理論才能發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其次,現實的社會經濟現象總是很複雜,怎麼來認識?我認為必須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明確提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這是馬克思從長期的歷史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指出發展階段不同,關係經濟運行的各種制度安排、組織、價值等上層建築也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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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有的理論來講,中國推行的漸進雙軌的改革被認為是錯誤的,但是,卻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的發展。而當時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去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他們的知識分子跟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是希望國家好的,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的蓋達爾,他生前我曾經和他見過多次面,他是一個很誠懇的,很熱愛俄羅斯的經濟學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療法的結果是怎樣?是經濟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
而且,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在華盛頓共識指導下進行轉型的其它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一樣,普遍遭遇到經濟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也就是說現有的理論是不能指導我們怎樣比較好地轉型。
後來我又發現不僅轉型的問題是這樣子的,在發展問題上也是這樣的。
我們知道發展經濟學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應運於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才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個子學科。第一波思潮是結構主義,當時的分析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落後、發達國家所以發達,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國家那些先進的現代化大產業。
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其實領導人的目標都是一樣的,就是要很快建立跟發達國家一樣現代化的先進大產業。但是,現代化的先進大產業在發展中國家一直沒有發展起來,倡導結構主義的經濟學就認為是市場失靈所致。
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推行的都是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戰略去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而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發展比較好的亞洲四小龍,推行的政策則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的小工業開始,他們沒有推行進口替代,而是出口導向。
從主流的結構主義來看,這種政策是錯誤的,發達國家發展的是先進的生產力,這些經濟體發展的是落後的生產力,這樣是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的。但是現在反過來看,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的就是那少數幾個,他們推行的是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發展戰略的經濟體。而推行從主流理論來看是正確的發展戰略的那些國家沒有一個成功,雖然他們把現代化的大產業建立起來了,但很快經濟都陷入到停滯,接著危機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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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在1988年的通貨膨脹研究中,我去了解為什麼有很多的國有企業、為什麼那些國有企業很大型,又資本密集。後來了解到,其實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的複興。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洋務運動開始,到孫中山,到毛澤東他們那一代人,一直到我們這一代人,都認為要讓中國富強起來,就要有先進的生產力,也就是要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而這些先進的產業都是資本密集型的。
但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建國初期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社會,資本很短缺。在資本非常短缺的經濟中,去建立資本很密集的現代化大產業,這是違反比較優勢的,這些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就沒有自生能力。
既然沒有自生能力要把它建立起來,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護補貼,就如我跟蔡昉、李周,在我們合寫的《中國的奇蹟》一書中所講的,由於發展的戰略目標和經濟現實之間的矛盾,形成了宏觀政策上的扭曲、資源上的計劃配置,以及在微觀經營上剝奪了企業自主權的三位一體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看法。
有了上述的認識以後,反思一下,我覺得我們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中國政府能夠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來推進改革。因為我在美國讀書以及讀書回來以後,看到整個學界的看法是計劃經濟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場經濟過渡。計劃經濟要向市場過渡,就應該按照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以休克療法來推行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
從理論來看這種主張非常嚴謹、自洽,轉型國家就是因為沒有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而效率很低。當時學界的共識是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必須將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實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實施,而是漸進的、雙軌的,所導致的結果會比原來計劃經濟還差,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尋租行為會更加猖獗,腐敗的現象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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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可以寫文章去宣傳,政府應該提高利率,不應該用治理整頓的行政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可是我又一想,從1978年到1987年連續九年,中國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是9.9%。連續九年的高速增長,在一個轉型中國家應該講是絕無僅有的。
當然亞洲四小龍也曾經有過這樣的高速增長,但他們是比較小、體制比較完善的經濟體。中國當時是大的經濟體,而且是轉型當中的經濟體,能維持這樣高的增長速度,那政府的決策者一定是很理性,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貓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長、兩年高增長,不可能連續九年高增長。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為什麼要用行政干預的方式,而不靠市場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後來仔細了解以後,原因是當時有很多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國有企業都在資本很密集的行業裡,資本密集的行業最重要的投資成本跟經營成本是資金的價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麼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就會有嚴重的虧損。如果大型國有企業有嚴重的虧損,政府怎麼辦?就只好給予財政補貼。可是如果財政補貼的話,財政赤字就會增加,就要增發貨幣來彌補財政的赤字。貨幣增發以後不是又要通貨膨脹了嗎?
這時我突然想到,原來在芝加哥大學讀的那些理論,假定所有企業只要經營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貨膨脹用提高利率的辦法,讓那些管理不好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經濟的效率,又可恢復市場均衡一舉兩得的好辦法。但是當時中國政府面臨的限制條件不一樣,既然限制條件不一樣,採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當然就會不一樣。
1988年對我來講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從一個篤信“西天取經”的知識分子變成了後來我常講的要研究中國問題,必須有一種“常無”的心態,必須把現有的理論都拋開,自己來研究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限制條件是什麼,決策者的目標是什麼,有什麼限制條件,然後考慮決策者採取的措施是什麼才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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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我在北大學習時就經常聽到老師講,自己接觸時也看到,在國有企業裡的工人沒有積極性,為什麼沒有積極性呢?從芝加哥學習到理論就很容易解釋,因為當時中國推行的是八級工資制,干好和乾壞沒有什麼差別。按照現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如果一個工人的勞動投入多少和工資收入高低沒有關係,那當然就不會有積極性,我覺得這樣的解釋非常的合理。
另外,比如說在中國改革初期出現的“倒爺”現象,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道理來看也很清楚,當政府對價格進行扭曲時,政府就必須用行政計劃的方式配置資源,但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放開了市場,出現市場價格比計劃價格高,自然就會有很多人想方設法從政府那邊去“倒”計劃配置的低價物資賣到市場去套利。
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學上學時非常努力,認為這套經濟學理論很有道理,拿這套理論到中國來可以改造中國,讓中國的經濟發展得更好。
1987年回國時我信心滿滿,認為已經學習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理論,用這些理論可以指點江山。但是在1988年時,我碰到了一個很大的衝擊,當年中國出現了18.5%的通貨膨脹,這是中國從1949年以來最高的一次通貨膨脹。第二高是1985年的8.8%。那出現18.5%的高通貨膨脹怎麼來解決呢?
我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最新的、最先進的理論認為應該提高利率,這樣投資的成本增加,投資的願就會減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後,儲蓄的意願會增加,當前消費的意願也會減少。投資和消費都減少,總需求就會減少,通貨膨脹率就會降下來。
理論上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國政府當時沒有提高名義利率,採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頓,用砍投資、砍項目的方式來減少投資需求。導致的結果就像理論預期的那樣,出現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當時的新大都飯店正在蓋新的17層樓,因為治理整頓,這個項目就被砍掉了,那個樓一直不能封頂。從這種角度來講當時中國政府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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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西天取經”的信念
【本文為林毅夫教授在2017-5月13-14日他歸國任教3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林毅夫賜稿觀察者網發布,首發於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官方微信號】
各位老師、同學、朋友們,大家上午好。
按照安排,讓我來談談對中國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的看法,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論述。
首先,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經”的信念。其次,揚棄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創新,中國經濟學界怎麼來創新?
這裡我想談中國經濟學界創新的三個來源:1,中國的經驗,2,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3,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和範疇。然後我想用我這些年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作為一個例子來說明,怎麼樣從這三個來源來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最後是一個簡短的結論。
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西天取經”的信念
我常講我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第六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從天朝大國變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一個受到列強欺凌的國家。作為知識分子追求的是國家的富強,民族的複興,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
我過去跟很多與我同時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識分子一樣,認為西方之所以強大一定有他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學會了以後,就可以貢獻於國強民富,也抱著“西天取經”的想法。
學經濟學對我來講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經世濟民。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在北大拿到碩士學位以後,有機會到當時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殿堂的芝加哥大學去學習,去時我還特地帶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經的拓片懸掛在寢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時覺得收穫很大,因為學到的理論在邏輯上非常嚴謹,因果關係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邏輯來看中國出現的問題可以解釋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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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2025》的制定,主要基於三點考慮[9]:
應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所需;
金融危機後,各國對製造業的發展都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
中國的製造業在許多非常重要的領域已經具備全球的競爭力基礎的口碑整合考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8%B6%E9%80%A02025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_百度百科
李克強在公開場合發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最早是在2014年9月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當時他提出,要在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形成“萬眾創新”“人人創新”的新態勢。此後,他在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各種場合中頻頻闡釋這一關鍵詞。每到一地考察,他幾乎都要與當地年輕的“創客”會面。他希望激發民族的創業精神和創新基因。
2015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又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府工作報告中如此表述: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既可以擴大就業、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於促進社會縱向流動和公平正義”。在論及創業創新文化時,強調“讓人們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更好地實現精神追求和自身價值”。[1]
目錄
1 政策提出
2 總理批示
3 地方情況
4 政策解讀
5 重要事件
..........
另參【圖博館】:中國製造業 炒作美國頁岩氣 耗能《低價中國》 成本創新的《龍行天下》 光棍節vs感恩節 中國山寨經濟 中國大戰略 《中國模式》 中國經濟成長之謎 《中國對外開放通論》
圖博館
《中國製造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7Ugbj09BsI
圖說《中國製造2025》
http://www.storm.mg/article/51258
工業4.0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8_iuT1h-dY
相關新聞
陸編製11項中國製造2025配套規劃,年內啟動5大工程
中國製造2025 維基百科
《中國製造2025》(英語:Made in China 2025[1])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提出的製造戰略計劃,也是中國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2]。該計劃於2015年5月8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3],5月19日正式印發[4]。根據計劃,預計到2025年,中國將達成從「製造大國」變身為「製造強國」的目標[5],而到2035年,中國的製造業將達成趕超德國和日本的目標[6]。
目錄
1 背景
2 制定歷程
3 方案內容
4 相關評論、境外媒體報導及影響
5 參考文獻
6 參見
背景
中國是世界主要工業產品的生產國和出口國。歷史上,中國曾經是製造業的第一大國,直至1850年,中國製造業水平急轉直下,2010年,中國再次成為製造業第一大國[7]。目前,中國有超過200多種工業產品的產量和出口量都居世界第一,其中有數十種產品的出口占到全世界出口總量的70%以上[8]。而製造業是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領域,也是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和基礎,對中國經濟發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9]。雖然國際市場上售賣的工業產品大部分都是中國製造,但中國的製造業一直依賴外國的設備和人員,使得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品牌質量水平處於世界低下水平,產業結構也不盡合理,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還總結了中國的基礎材料、基礎零部件、基礎工藝和產業技術基礎不強[10][6]。由於土地、勞動力、資源、環境等要素成本的迅速提高,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迅速,製造業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因此這種發展方式將要作出轉變[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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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提升進城務工家庭的生存品質、不能做到讓大多數農民工子女隨遷接受教育、不能保證讓鄉村兒童避免出現群體性的身心健康問題,我們“跨越式發展”的步子是不是就該放慢一些?如果我們的城市還不足以給進城務工家庭以足夠的資源、不能讓孩子們享受城市的溫馨,我們對鄉村的社會保障、政府救濟、教育投入、基礎建設就不能削減,城市對農村的鯨吞就應該放緩。(楨:幻想完美烏托邦的公知!)
“任何時候,身體和靈魂都應同步抵達。”畢節留守兒童之死拷問的不僅僅是當地政府的社會救濟責任,更是我們這個國家城鎮化的品質、我們這個社會的情感和良心。
留守女人最難以啟齒的5大隱私 2015-6-10 夏莫
一,生活難熬,沒人搭把手。
二,孤寂難眠,性壓抑。
三,吵架冷戰,冷暴力。
四,無數誘惑,常常難忍。
五,擔心老公在外出軌。
不管生活有多大壓力,夫妻都要共同面對。把孩子或者老人接到身邊,哪怕是累一點,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對婚姻對孩子和老人,都是一種守護。
(楨:一群鄉民屌絲憤青噴子糞青公知!另詳參【圖博館】:《三農問題》海龜與烏龜 《公共知識份子》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中國對外開放通論》《走向平衡式開放》 《喀斯特地區扶貧開發》 《中國中部地區社會結構變遷》 中共十七大 習李三中全會 《鄉村關係與村民自治》 《中國大陸基層改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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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兒童之死的理由其實並不重要 中國網 2015-6-12 中國網時事評論員 吳帥
面對這起四名兒童之死的極端案例,當下第一要務是落實及追究責任。
首先是監護人的責任。其次,應當追究當地政府官員的責任。每年6000萬元的經費花在了哪些地方,為什麼專款專人對留守兒童進行排查管理,依舊還再一次發生這樣的悲劇?當地政府職能部門理應給公眾一個交待,兌現承諾。楨:違實 ,無限上網的公知!)
要避免中國2000多萬留守兒童死於無人照顧,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追究責任明確責任,否則,這種程序的缺失會傷害到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源源不斷生產出令這個社會感到痛心的壞消息。
畢節留守兒童之死拷問社會良心2015-6-11李思輝
豈止是缺乏照料,簡直是自生自滅!知情者轉述的情境是這樣的:4個孩子因沒有生活費輟學在家,家裡唯一的食物是去年的玉米。平時,孩子們將玉米磨成玉米麵,不用篩子篩乾淨,就湊合吃了,“因為太窮了”。(楨:違實!)
今天,整個中國社會開啟了轟轟烈烈的城鎮化運動,到處都在造城,各種機會、資源、資金流向城市集中,進城務工成了農村勞動力的主要流向。可我們不能忽略,這些路橋交通、摩天大廈的背後,撲閃著多少背井離鄉的無奈,多少骨肉分離的悲愴,多少孩子的希望、失望和絕望。城鎮化是為了讓人們過得更好,而不是要拆散家庭、留下隱憂、製造悲愴。GDP靠衝刺可以拔高、城鎮化率靠任務攤派能夠加速、鄉村學校撤點併校用政令可以迅速完成,問題是,你可曾想過,你跑得這麼快,農民能跟得上嗎?孩子們能追得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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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愛之殤
雖然處於貧困地區,但4兄妹並不缺少吃、穿,他們的悲劇的主因,是缺少關心和愛護。
村民反映,孩子平時有零花錢,“有時會看到他們在小賣部買東西”。潘玲說:“今年4月張方其給孩子們的卡里匯了700元錢,第二天就被娃娃取走了。”高華成稱,張方其和老大在2012年已納為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對象。
畢節市是我國的經濟貧困地區,留守兒童現象普遍。2012年,5名留守的流浪兒童被悶死在垃圾桶裡。事後,畢節宣布每年拿出6000萬元設立關愛留守兒童基金。
田坎鄉政法書記胡海峰說,兄妹們成為留守兒童後,鄉里為他們建立了留守兒童檔案,並確定村支書高華成和包村幹部張勝為一對一幫扶對象。張胜對記者稱:幾乎每一次老大不去上課,他都會去他家裡做工作,“給他講在學校有免費的營養午餐,可以和大家一起玩”。
在兄妹們輟學後,鄉干部和學校教師前後6次去動員回校上課。胡海峰說,他5月13日第二次到他們家時,聽到孩子在裡面跑,但怎麼敲都不開門。“我只好找到孩子二爺爺,請他隨時注意到孩子情況,還叫周圍的兩個小孩多找他們玩。”
然而,這些並沒能阻止悲劇的發生。
肖文英說,孩子們家並不缺東西,吃的穿的都有,主要是沒有人來安排,沒有人照顧和關心。
老大以前曾有過輕生的行為,但並未引起重視。孩子們的二爺爺張仕貴說:“老大被打得厲害了,就叫嚷著'喝敵敵畏,跳河',有一次出去跳河,被旁邊的金沙縣的派出所發現送了回來。”
事發至今,孩子們的父母依舊音訊全無。
胡海峰坦言,留守兒童量大面廣、情況各異,對每一個留守兒童開展有針對性的工作有一定難度。目前的關愛多側重於物質方面,有時候忽略了心靈輔導,像這4個小孩一樣極端的心裡想法,應該及早發現,及時疏導。
長期關注貧困地區兒童問題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說,現在對留守兒童的關愛,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兩難,大多數外出務工父母生活的環境並不利於兒童的健康成長或者是他們無力在城市撫養孩子,留在農村又無人照顧。除了生活上的照顧,對兒童的心理關愛尤其缺少,應引起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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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和孤獨
記者採訪了解到,4兄妹在家暴的環境裡成長,性格孤僻。而在母親出走不知去向,父親也外出打工後,性格孤僻的幾兄妹就如同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孤島之上。村里人的印象裡:“這家人雖然生活在村里,但跟不是這個村的一樣”。
村民們普遍反映,4兄妹前些年遭受過很嚴重的家庭暴力,導致“性格很孤僻”。孩子們的姨婆潘玲告訴記者,張方其有一次毆打老大,把左手臂打到骨折,右耳朵撕裂。2012年8月16日,老大離家出走十幾天,被找回家後,母親脫掉了他所有衣服,罰他裸體在天台的大太陽下曬了2個多小時。“那天是田坎鄉集市第一次開市,所以日子我記得很清楚。”潘玲說。
張方其夫妻也經常吵架、打架。2014年3月,張方其夫妻二人因事激烈爭吵,後演變為打架,任希芬被打傷送到鄉衛生院輸液。當時孩子們就在旁邊。此後,任希芬離家出走。
孩子們在離家1.5公里左右的田壩小學讀書。老大的班主任楊小琴說,他在班上成績中等,“性格很內向,不論是表揚還是批評,他都一言不發”。偶爾不來上課,他會叫妹妹或者同學來請假,有時候妹妹們會跟著今年讀6年級的老大一起不來上課。
今年3月,張方其外出打工,但並沒有請人幫忙照顧孩子,只是在離開前給孩子辦了一張銀行卡,放在老大身上。從此之後,4兄妹包括最小5歲的妹妹在內,不僅生活要全部自理,還要養家裡的兩頭豬。
孩子們的二姑姑說,張方其本就是性格比較冷的人,在村里遇到時“你給他打招呼他就應一下,不打招呼就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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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喝農藥自殺兒童被指性格孤僻曾遭嚴重家暴2015-6-12 新華網
9日晚,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的4名留守兒童在家中死亡。這四名兒童是一兄三妹,最大的哥哥13歲,最小的妹妹才5歲。警方的初步調查結論是疑似集體喝農藥自殺,這起悲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深夜悲劇
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茨竹村是4兄妹出生和長大的地方。田坎鄉離七星關區有110多公里,是七星關區最遠的鄉。茨竹村是貴州省的一類貧困村,全村2400多人,經濟來源靠像孩子們的父親張方其一樣外出打工和種地,村里的留守兒童有20多個。
記者11日來到孩子們的家看到,這是一棟位於路邊的3層小樓,一樓基本空置,二樓一個房間凌亂地擺放著沙發和電視,一個房間的角落裡堆著3麻袋玉米,大概有1000來斤,還有一個房間放著一些臘肉。三樓是4兄妹住的地方,記者在這裡發現一個木桶,其中盛著玉米飯,地上還曬著四季豆。房屋後面有一個豬圈,裡面養著2頭豬。
同村的村民張啟付是第一個發現4兄妹出事的人。事發當晚,就在他們家旁邊修房子累了的他正靠著摩托車在休息,當時已經是晚上11點多,他忽然聽到張方其家房子方向傳來“呼、呼”的聲音。“我當時以為是有野豬,就拿著電筒跑過去看,結果就看到一個孩子倒在地上,正在抽搐。”張啟付說。
發現情況不對後,張啟付趕緊打電話報警,並且撥打了120。隨後,鄉衛生院醫生和警察趕到現場,破門而入,將孩子送去搶救,但孩子們的生命還是沒有救回來。
在村民們的描述裡,4兄妹基本不出門,不僅不跟村里的大人打交道,也不跟村里同齡的孩子一起玩耍。事發當天,村里並沒有發現兄妹們有什麼異常情況,跟以前一樣,都是關著門。至於里面發生了什麼情況,就不得而知。
村黨支部書記高華成告訴記者,孩子們的母親任希芬在2014年3月外出去向不明,父親今年3月外出打工。這棟3層樓房修建於2012年,大概花了十幾萬,可能是他以前在海南打工賺的錢。
阿楨
ABC在中國失寵了?
英(美)語(文)在中國未寵過,何來失寵?
反帝的中國當然不可正式承認寵愛「英語帝國」1和「資本主義」2,但由改革開放3後官民追求英語教育和市場經濟來看,確實寵過。
即使寵過也是舊愛,漢語(普通話/國語/華語/中文/漢文)4已成新歡,這是利之所趨。「英語帝國」之形成雖有各種軟硬實力5,但根本仍在學習有沒利益。當中國「世界工廠」6轉向「世界市場」7,別說中國國內的學習會轉向,就連國外也是,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8便是明証。
啥「孔子學院」?怕是「馬列毛學院」吧!
對!歐美日台在世界各地的「xx學院」是「文化中心」、中共的就是「政治中心」,誰叫它帶個「共」(產黨)字呢!就好賣台「中國」國民黨、統媒「中國」時報。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6847034
f14tomcat
開放經濟,不開放政治
版主回應
後進者如德日台星港中
先經後政,似較穩健
反之,蘇聯~等,則~
塵俠
本文"我國目前對外開放格局"乙節所列的城市
星羅棋布 浩浩蕩蕩地展現
讓人想起北京奧運的開幕煙火
點放齊發 精采絢爛
另外,中國領導人已經把以杭州灣為中心的第二個大灣區的建設納入視線。不過,杭州灣大灣區與長三角的相當部分有所重疊,將已經非常繁榮的長三角地區整合進杭州灣大灣區,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杭州灣大灣區涵蓋了沿海的超級大都市上海以及浙江省和江蘇省的十餘座城市,該灣區不僅包括世界級港口——寧波舟山港(以貨物吞吐量計算,寧波舟山港已是全球最繁忙港口——原註),還將中國現有的11個自由貿易區中的兩個納入懷中。杭州灣大灣區在規模上已足可以匹敵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
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裡的蛻變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然而要成為一個富裕國家,中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隨著中國經濟逐漸轉型為以知識和科技來驅動,中國經濟將再一次發力。在這一波經濟發展過程中,恐怕沒有任何其他現像比超級大都市的潛力得到充分發揮更能代表中國經濟新的發展特徵了。
回應
我只知道“超級城市”導致“超級房價”,鼓吹更多的“超級城市”等於鼓吹更多的“超級房價”。
超級房價和城市規模真的有關?還是和就業機會,薪資水平,社會福利,文化氛圍相關?
真的有關, 因為就業機會薪資水平社會福利文化氛圍,都隨著城市規模擴大而得到提升,規模就是效益。
中國發展到今天,許多事情已不能安過去的經驗、他國的教訓來規劃預判。張軍所言有理,是有大眼光又有現實關懷的經濟學家。大勢在我,眼光決定高度。當然房價控制好就好。
超級大城市的級差地租管理,確實需要創新思維。巨額的土地拍賣收入不應由所在城市獨享,應該向中央支付“規劃溢價”。
不能只往高墳頭上添土,而無視超大城市的弊端。中國發展到今天,更要關注中小城鎮的發展,均衡區域經濟。
大城市的能源空間利用效率遠高於中小城市,發展大城市在經濟角度上是更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