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彬：日本能打破情緒政治的怪圈嗎 2022-10-21 劉慶彬

日本自民黨和公明黨2022-10-19召開執政聯盟第一次會議，在對華態度上未取得一致：自民党認為，中國應被視為重大威脅，公明黨則強調需要對話。可見，情緒政治依然主導著日本政壇。
本世紀初，隨著日本人口拐點的逼近和金融危機及壞賬的影響，日本學界和政界的保守派提出“像曾經的英國一樣光榮地衰落”以及“不再謀求經濟增長而是提高幸福指數”等觀點。小泉純一郎的“靖國神社參拜政治”是情緒政治的始作俑者，也為安倍的歷史修正主義政治打了前站。情緒政治，就是唯心論下的選舉政治，參考“統一教”的“靈感商法”，把靖國神社裡供奉的甲級戰犯“神格化”，混淆戰前戰後的區別，將國民悼念情緒放大化轉而操縱選舉議題以謀求選票。（作者是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前特任教授）

還不如讓1顆萵苣來治國！一文看英相特拉斯為何引發「萵苣之亂」

英國首相特拉斯（Liz Truss）2022-10-20宣佈下臺，上任僅45天的特拉斯和萵苣的保鮮期限差不多，在政策及諸多處事方式都受到批評，在網路上引發一片「萵苣之亂」，批評者嘲諷，讓她當首相，還不如讓1顆萵苣（僅60便士約22元台幣，特拉斯在位僅44天卻可領每年11.5萬英鎊約台幣414萬終身俸讓民眾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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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
笑死！小英帝國是沒人材了嗎？
是誰讓她上臺？又是誰讓她下臺？恐怕是同一批人吧。
西方的民主就是典型的一種空談誤國嘛！
英義….歐盟歐豬日本基本沒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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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前總理貝盧斯科尼2022-10-19稱俄烏衝突不怪普京，怪澤連斯基

《西方政治文化傳統‧序言》

本書爲由我負責的國家社科基金八五規劃重點項目“政治文化和中西政治文化比較研究”課題的一項重要成果。該課題研究成果擬分兩個部分發表，即“西方政治文化傳統”、“中西政治文化比較研究”。其中第一部分由青年學者叢日雲承擔。
中國與西方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是百年來縈繞于一代代學者心頭的重大課題。自上古時代起，我們以中原地區爲中心的華夏文明便是一個由海洋、高原和荒漠等地理屏障與外界阻隔開來的“文化盆地”。在這塊基本上與世隔絕的“文化盆地”裏，我們的祖先創造了具有鮮明個性的文化。這種文化具有原創性。它不是摹仿別人，也不是移植和嫁接而來，而是我們先民的獨創。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雖然彙聚過外來因素，但它始終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主流，從未被一波波自外湧來的文化潮水所壓倒或遮斷，相反，每一波外來文化的潮流，都被它容納和同化，從而更增加了它的容量，拓展了它的胸襟，使它更加自信和有力。這種文化還有自然性。它是中華民族固有的民族性格與特定的曆史和地理等條件天然渾成的有機結構，因此它顯得自足自得，和諧圓滿，從未在內部萌發超越它的沖動。如果不是西方文化的撞擊，中國人可能寧願仍生活于原來的狀態下。它的自然性也表現在它從未能對自己進行反省和反思。是近代西學東漸造成的“兵臨城下”局面才迫使它起而迎接嚴峻的挑戰，也使它有了一個夠資格的參照系，用來對照和反省自己。這是中西文化比較的緣起。
本來，不同文化之間，在價值上難有可比性，因爲不可能有一個共同的評價尺度。序言中西文化之間也是如此。當人們拿諸如人權、經濟發展等指標來褒揚西方文化時，他們已經在不自覺地使用著西方標准。不過，不同文化相遇時卻會表現出不同的影響力。西方文化的一個突出特征在于它極富挑戰性和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和擴張性，它在近代的發展迫使任何與它相遇的各種文化卷入與它競爭的漩渦。中國近代遇到的便是西方文化的生死挑戰。在這個挑戰的刺激下，我們這個一向沈靜而離群索居的古老的文化巨人開始睜開了千年沈睡的雙眼，來認識迫在眼前的對它來說十分陌生的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的故土處于歐亞大陸另一端，與中國距離遙遠。在整個古代和中世紀，兩種文化絕少相知和往來。中國古人講的“西域”不及希臘羅馬和西歐，西方人講的“東方”在大多數場合也不含中國。亞曆山大的大軍抵達印度時便已成強弩之末，蒙古帝國向西擴張的兵鋒至東歐後即行消歇。雖然雙方都曾得到過對方片斷和朦朧的消息，但它們終未能實現相互溝通與融彙。明代末年基督教傳教士們來華，也只是在中國部分士大夫中激起了一陣小小的漣漪。所以在每一方的精神血液中，基本不含對方的遺傳因子。有史以來雙方各自獨立的發展，使它們形成自己鮮明的個性，相互的距離非常之大、隔閡非常之深。這使中國人認識西方文化經曆了步履蹣跚的一百多年的艱難曆程，也因此而吃盡了苦頭。尤其是對文化的政治方面，即本書的主題政治文化的認識，由于它觸到了傳統文化最爲敏感的神經，認識過程與政治需要纏結在一起，因此就使人難以冷靜客觀地對待它。任何熟悉中國百年來思想史的人都知道，我們對中西政治文化關系的認識是一個充滿苦澀與辛酸的曆史。
政治文化的研究源于西方，在國內還屬于新課題。對于政治文化概念，國內學術界有不同理解。有人采用源于西方的最狹義的政治文化概念，把政治文化理解爲政治系統內在的心理方面。有人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詮釋政治文化概念，認爲它包含了政治心理、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我本人傾向于采用兩者之間的一種解釋，即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和政治理論兩個方面。我的想法將在本課題的另一部分中詳談。不過我同時也認爲，對政治文化的不同界定都有其道理，都産生獨特的考察視角。在這方面是不應強求一致的。
本書作者接受的實際是西方流行的政治文化概念。根據這種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體系的基本傾向或心理方面。它包括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態度、信仰、情感、價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個民族的地理環境、民族氣質、宗教信仰、政治經濟的曆史發展進程等因素形成。影響甚至決定著一個民族或每個政治角色的政治行爲方式、政治要求的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作者把它視爲政治系統的深層結構，是深藏于政治顯秩序之下的隱秩序。政治行爲是它的外部表現，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態，政治學說是它的理性升華。由于它是政治系統的深層結構，所以它具有統一性、穩定性、連續性等特征。我們看到，在一個民族的曆史上或其中某個特定時期，政治行爲可能有各種表現，政治制度可能不斷發生嬗變，政治學說可能分歧甚大，但它們卻是站在同一個政治文化基礎之上的。一個民族的政治文化就如這個民族的生理特征一樣，雖然會因各種因素的作用而發生某種變異，但更主要的是穩定的遺傳。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政治制度可以經曆無數次更叠，政治學說可以經曆無數次變遷，但深層政治文化的變化往往是微小的。所以，對政治體系的深入考察往往接觸到政治文化。作者所理解的這種政治文化是超越階級、黨派界限和時間界限的。它比表層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更准確地反映一個民族的政治個性。
政治文化問題早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在政治思想史上，人們在不同的題目下探討政治文化問題，比如亞裏士多德講的促成政治穩定或變革的“心態”、伯克講的影響政治機構運行的“習慣凝聚”、孟德斯鳩所闡述的“法的精神”、曆史法學派所強調的“民族精神”、托克維爾講的“民情”等。我國五四運動時期討論的“國民性”問題，其涉及的政治方面即屬于政治文化範疇。
在西方，對政治文化（即狹義的政治文化）的研究伴隨著戰後行爲主義革命而繁盛起來。它是對傳統的研究方法過于注重政府、機構、法律、制度的一種反應和變革。對政治文化研究最有影響的美國學者阿爾蒙德和維巴把政治文化定義爲針對政治客體的“取向性模式”。所謂“取向”即是政治行爲的先行傾向，它們決定于傳統、曆史回憶、動機、規範、情感和象征等因素。它包括三個方面，即認知取向，指對政治客體的認識和意識；情感取向，指對政治客體的情感和感覺；評價取向，指對政治客體的判斷和評價。阿爾蒙德和維巴對政治文化的界定被西方政治學界普遍接受。
政治文化概念被西方學者廣泛應用于比較政治的研究當中。在他們看來，政治文化的研究將對整體的宏觀分析與對個體政治行爲的微觀分析結合起來，既運用當代深層心理學的成果，又結合用以測度大衆社會各種態度的各種社會學技術，大大深化了人們對政治體系的認識。他們相信，要了解一個政治體系，僅僅了解其結構和功能，或僅僅涉及其組織、機構、制度、法律是不夠的，還應該了解一般人們所持的政治態度、信仰、價值等主觀心理因素及其與政治結構和行爲的交互作用。作爲政治體系深層結構的政治文化可能比表層的機構、法規等更能代表一個民族或國家政治體系的本質特征。當代世界的政治發展表明，許多國家在制度和法律上采用了西方的模式，如議會制度、領導人的限任制、成文憲法等，但它們或者沒有根基，難以立足，或者在實際運作中改變了它們的原有內涵。議會選舉流于形式，限任制變爲事實上的終身制，成文憲法沒有權威，或被任意解釋，或幹脆被抛開不顧。這一切都使人發現深層文化傳統頑強的影響力，促使人們展開對政治文化的比較研究。在中國，正是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在制度上變革的失敗，促使人們開始比照西方人思索中國人的國民性問題。
政治文化概念也被廣泛應用于政治發展的研究。由于政治文化的相對穩定性和連續性等特征，所以它對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政治現代化起著巨大的制約作用。一種制度和法律的移植比較容易，但千百年中形成的政治文化模式的轉換卻絕非易事。正如阿爾蒙德和維巴指出的，西方的技術和科學已經傳播到了全球，且在摧毀和改變著傳統的社會與文化，但西方的政治文化是否也能如此呢？“這樣一整套如此脆弱、如此複雜和如此微妙的安排和態度怎樣才能夠從它的曆史和文化的框架中移植出來呢？”他們看到，許多新興的民族國家希望引進西方的民主，而“一種參與制政治制度的民主形式同時需要一種與之相符合的政治文化”。“對于民主首先必須認識到，民主是一種關于態度和感覺的問題，而恰恰這一點是難以認識到的。”事實表明，民主很容易成爲人們的模糊的奮鬥目標，但真正使民主發揮作用、賦予民主生命力的政治文化是難以捉摸、不易理解和難以傳播的。自由更是如此。許多祟拜西方的天真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實際上還是站在他們自己傳統立場上的。一些國家學習西方政治制度之所以失敗，往往是因爲它們僅實現了理論和制度層面的接受與摹仿，沒有在文化層面上實現創造性的轉換與融合。正如美國政治學家派伊所指出的，不同價值的組合和價值群體制約著不同的發展模式，是一個國家政治現代化成功或受挫的首要原因。
每個走向政治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都遇到西方政治文化的沖擊和挑戰，所以，深入認識西方政治文化，了解本國政治文化與西方政治文化的異同以及相互的可融性和排斥性因素，是政治現代化成功的前提。在理論上，僅僅從制度和法律上認識是膚淺的，只有從文化層面研究才能把握其精神實質。在實踐中，僅僅從制度和法律上學習是簡單的摹仿，只有從文化層次上的溝通才能實現融合。而只有融合才能成功。而這也是我們研究中西政治文化比較這個課題的主旨所在。
本書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認識西方政治文化的一個嘗試。不過，作者不是一般地談論西方政治文化，而是從曆史的角度來把握西方政治文化的精髓，研究西方政治文化的曆史傳統。我們要了解一個人，一個重要的途徑是了解他的經曆。一個單位要騁用一個職工，必不可少的一項是要對方提供一個履曆表。一種政治文化，是長期曆史發展的積澱物，其中每一個要素都是特定曆史條件的産物，都有其複雜的社會、地理、宗教、種族、曆史機緣等原因。都經曆了由孕生到成熟、由朦朧到清晰、分解與融彙、蛻變與新生的長期曆史演進過程。本書通過對西方政治文化的曆史考察，勾勒出西方政治文化基本要素如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平等、分權與制衡等價值的形成和演進的曆史過程，以及各種要素相互融合從而形成一個有機體系的過程，給讀者一個比較系統的關于西方政治文化的來龍去脈的知識，這對讀者了解西方政治文化是非常有益的。
每種文化都經曆了獨特的發展道路。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自上古時代起，就形成了它的主流。在整個古代社會，無論是外來文化的沖擊或內部政治動亂，這個主流文化傳統始終保持著它令人欽佩的頑強的生命力。盡管它發展緩慢，甚至幾乎千年不變，然而直到古代社會末期，它也沒有衰落的迹象。清朝的衰落，仍屬于古代不斷循環出現的王朝的衰落，而不是存續數千年的傳統文化的衰落。在這個主流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不斷遇到外來文化的侵入，但所有這些外來文化都沒有阻斷或取代它，而是被它吸收與融合，使它豐富並增添了它的色彩。如同無數支流彙入長江、黃河，無數河川彙入大海一般。
然而本書作者向我們表明，西方政治文化的發展卻走了另一條道路。西方古代的政治文化往往迅速發展擴張，在短時間內達到極度輝煌，然後迅即走向衰落。希臘城邦政治文化自伯羅奔尼撒戰爭後就開始衰敗，羅馬城邦的共和精神到公元前一世紀時即已無可挽回地頹壞了，而在共和國基礎上建立的羅馬帝國最終也徹底衰亡了。這幾個衰敗的過程都是文化的衰敗，是文化自身發展的邏輯結果，並且在原來文化的基地上難有再生的可能。所以希臘羅馬文化雖曾達到極度輝煌，然而很快就如流星般殞落了。相比之下，中國傳統文化卻是一顆不落的長明星。
正如本書所描述的，西方文化的發展不是單軌的，它仿佛是一場接力賽，當希臘人耗竭了其能量後，羅馬人接過了他們的接力棒，當羅馬人倒下後，日爾曼人又將接力棒傳了下來。所以西方政治文化經曆了兩次轉體的過程。由于希臘人、羅馬人和日爾曼人在文化上有親緣關系，所以它們能夠互相兼容，使西方政治文化得以延續和發展。這種發展又仿佛是一個嫁接過程，每種文化的基因重新組合排列，形成一種新的生命體。本書正是據此在體系上分爲三編，即古代希臘、古代羅馬和中世紀西歐，把西方政治文化視爲由希臘城邦政治結構和公民文化、羅馬共和精神和法律傳統、中世紀基督教政治價值觀和二元化權力體系以及日爾曼傳統相互叠加與融合的産物。是一種具有“雜交優勢”的複合型文化。通過對這幾個組成部分的闡述，作者將西方政治文化的整體輪廓和鮮明個性生動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百年來談論中西文化比較的著述非常之多，然而專門論述政治文化的並不多。即使那些關于中西政治文化的專著，一般都以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爲基點，而以西方政治文化爲參照系。重心在中國。因此一個常見的現象是，談起中國來有根有據，細致入微，而談到西方則籠統言之，語焉不詳。更常見的一個現象是，以當代的西方爲參照系，將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與自己所看到的西方相比。
本書作者采用了一個新的視角，即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西方，而把中國作爲參照系。作者在一些地方直接將西方與中國比較，在大多數場合並沒有直接比較的文字，而是在闡述西方時隱含著與中國傳統的比較。作者首先關心的是給讀者一個西方政治文化傳統的完整系統的知識，而對西方特點的分析又總是在或隱或顯的中國傳統的背景下凸現出來。這樣，一方面使讀者進入西方的角色來認識西方，同時又跳出自己原有的圈子反觀自己。
作者也不是把西方政治文化看作一個靜止和完成了的體系，而是不斷形成中的體系。每個時代都在蛻變，每個時代又在孕生新的因素。在長期曆史演進中，一些因素遺傳了下來，一些因素發生了變異。所以沒有凝固的西方文化，只有某個具體時代的西方文化。參與精神和公共意識在城邦時代得到滋養，人人平等的觀念形成于希臘化時代，權利觀念是羅馬法演進的結果。城邦時代的希臘羅馬人曾爲自由而感到自豪，而到帝國時代他們卻卑弱地成爲專制權力的奴仆。從城邦的
整體主義下，個人逐漸成長起來；在羅馬極端的家長權威下，作爲家庭成員的婦女和奴隸的地位逐漸得到了改善；希臘人極爲推崇理性，而羅馬人則重實用，到中世紀基督教時代則是信仰至上。哪一個才代表西方的特征呢？
如果與中國政治傳統相比，中國既沒有在斯巴達城邦和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表現出來的極端整體主義，也沒有從這種整體主義下的解放；既沒有西方古典時代嚴格清晰的階級劃分（如梁漱溟先生所說，中國只有職業分途），也沒有從這種極端不平等中釀生的強烈的平等要求；中國從未達到中世紀基督教那種極端的信仰至上和宗教的不寬容，也沒有從中反彈出理性的覺醒和信仰自由的意識，如此等等。所以，籠統地與西方比較往往使人走入岐途。比如人們常說，西方是個人本位，中國是家族本位，可曆史告訴我們，西方的個人本位只是近代才出現，在古代社會則是個人完全融合于整體之中，個人與國家的疏遠和分離是基督教帶給西方的。雖然家族的作用在西方不及中國，但個人在近代以前卻沒有成爲國家的基礎。人們常談到中國人的被動服從和西方人的主動參與，本書所闡述的曆史表明，所謂西方人的參與只符合部分曆史時期的狀況。可見，對西方傳統的曆史性闡述能夠糾正人們許多錯誤觀念，同時也有助于我們借鑒西方的曆史經驗。比
如，在西方，個人是怎樣成長起來的，個人的權利是在什麽條件下實現的，等等，從中我們能夠得到許多有益的啓示。
對曆史上政治文化的研究不可能采用直接調查問卷的方法，更不可能從統計的概率中作出推斷。現代人只能根據曆史文獻記載的每個時代人們的政治行爲、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來分析涵蘊其中的政治文化，這就好比考古學家從古人留下的殘破的建築中發現他們的審美觀念和美學思想一樣。本書較爲系統地論述了古代中世紀西方人的政治行爲、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尤其重于政治制度和學說，可以當作政治制度史和政治學說史來讀。所以，本書雖然從狹義上理解政治文化，但書中的內容卻覆蓋了廣義上政治文化的內容。只不過作者不是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當作政治文化本身的內容，而是當作政治文化的外部表現來對待的。
在作者看來，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外在凝固形態，或外在軀殼、“物化”形態。所以他較爲系統地描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曆史發展。不過他不是就制度談制度，更不是描述僵死的政治機構和官制的發展史，而是力圖從已成曆史陳迹的制度中發現滲透彌漫于其中的文化因素。一種制度之所以能建立以及它特定的運作方式，都體現著當時人的政治價值、情感、態度、評價等取向。所以制度可以視爲政治文化的活化石。此外，一種制度一旦建立，又會使某種政治文化得到強化、削弱、改變，或培育出新的文化。前人建立的制度還會刺激後人的想象，爲他們崇拜和摹仿。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政治文化不過是被人們內化了的政治制度。
作者論述政治學說的時候，是把它作爲政治文化在理性層面的升華來對待的。比如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學說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希臘城邦公民文化，西塞羅的理論表達了羅馬人的共和精神，奧古斯丁的思想概括了基督教徒的政治價值和態度。這些偉大的思想體系由于其深遠的影響，反過來又塑造著政治文化。比如，亞裏士多德政治學說的傳播，就改變了中世紀西歐人國家和政治權力的觀念。政治理論與政治制度之間也交互作用。思想家們通過對曆史和現實中的政治制度的描述和解釋抽象出理論，而他們的理論爲人們接受後，又成爲他們政治信仰和態度的一部分，從而影響他們建立和改革政治制度。這樣，作者就爲我們描述了一個政治理論、制度和文化之間互動作用的模式。
百年來在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方面有大量著述問世，但還未見一部系統地描述和分析西方政治文化傳統的專著，本書可以說填補了這一重要的空白。作者以青年學者特有的銳氣和犀利，給這個領域的研究帶來一股清新的空氣。其獨特的角度和新穎的見解，使人讀後有視野開闊、耳目一新之感。目前國內對古代中世紀西方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還很薄弱，就我所見，除了少量的教材(通史)、譯著及部分論文外，有份量的專門著作屈指可數。對一些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思想流派，許多重要的理論、範疇，甚至某些時代和國別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專門研究，都屬于空白。在這樣一個研究基礎上能夠完成這樣一部跨度較大覆蓋面較廣的系統著作，應該說十分不易，也很有價值。作爲該領域研究的初步嘗試，由于受國內研究基礎和研究條件的限制，書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和薄弱環節，比如對一些亞文化系統，像中世紀城市政治文化闡述得就不夠，沒有論及中世紀的地方自治傳統也是一個缺憾。從全書來看，對中世紀的論述相對弱一些。盡管如此，本書在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和中西政治文化比較研究領域仍然做了一些開創性的工作。相信對這個領域有興趣的讀者能從中得到一些啓發,獲益不淺。
http://www.dzw.gov.cn/book/article_show.asp?id=3629

《西方政治文化傳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十一章 英格蘭——憲政與議會之鄉

第一節 地理環境和民族特征
第二節 千年一貫的君主制
第三節 法治精神
第四節 議會（P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傳統
第五節 “英國精神”——幾點淺識

第一節 地理環境和民族特征來源

在西歐諸國之中，英格蘭的地理條件是相當特殊的，這使它能夠長期遊離于歐洲社會的主流之外，走上一條與衆不同的發展道路。
英格蘭位于歐洲西北角與法國隔海相望的一個大島上，除了北通蘇格蘭、西臨威爾士的兩小片陸地之外，其余邊界都在海岸線上。它作爲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近鄰，在文化、宗教、經濟、社會、政治等各方面能夠不斷吸收後者的文明成果。與此同時，“對來自國外的每一種習慣和原則都作出獨特的改動，蓋上自己的印記”。（溫斯頓‧丘吉爾：《英語國家史略》，上冊，新華出版社，1983年，第5頁。）在這樣一個位置開展對外貿易格外便利，因爲在近代以前，幾乎所有大宗貨物，尤其笨重物品的運輸，都必須走水路。同時，由于它孤懸海外，有海洋作爲天然屏障，減輕了它所受到的外來威脅。英格蘭總面積13萬平方公裏，約爲中世紀法國的三分之一。南北最長處570公裏，東西最寬處515公裏。境內任何一點距離海岸都不超過120公裏。如此幅員的一個島國，一般說來易于實現統一、穩定和國際安全，不需要像法國那樣，爲管理遼闊的疆域和守衛漫長的陸地邊界而建立龐大的常備軍以及臃腫的官僚機器。同時也不像尼德蘭那樣，因過于弱小而任列強宰割。對于法治和代議制的成長而言，這都是至關重要的條件。
英格蘭的版圖雖不算大，地勢卻頗爲複雜。西北群山起伏，高原相接，而海拔一般都在一千米以上。東南比較低平，又爲無數河谷、密林和丘陵所阻隔。四方各處人民可以長年安居樂業，形成並保持各不相同的習俗，地方自治的傳統由此而紮下了深深的根。在這片土地上，還均勻分布著泰晤士、塞文、特倫特等衆多河流，水勢緩慢，適合商業航運。氣候屬于典型的海洋性，涼爽濕潤，溫差不大。年降水量超過1000毫米，四季風雨不絕，陰晴變化無常，卻罕見災害性的狂風暴雨。這對島民們的生活方式影響甚大，使他們逐漸養成了堅強而又克制(甚至帶有幾分抑郁)的性情。人際之間易于協商共處，從而減少了沖突。
以上種種條件綜合在一起，便約略可見一個“適中”的特征：與歐洲大陸既不相連，也不太遠；幅員即不太大，也不太小；地勢既不平坦，亦不險惡；氣候既不太冷；也不太熱……等等。對立的因素處于比較平衡、從而趨中的狀態。曆史已經證明，就商品經濟和個人自由而言，這樣一方水土提供了一種比較適宜的環境。
中世紀的英格蘭和整個西歐一樣，基本是一個封建社會，存在著以自然經濟爲基礎的一整套領主土地制度以及層層相疊的人身依附關系。同時在封建共性之外，兩者之間還有顯著的個性差異，並對政治産生了直接影響。
與法、德等大陸國家相比，英格蘭封建經濟的開放化程度要高得多。得地緣和文化之便，它和北歐(尤其北海區域)、西歐地區一直有活躍的貿易往來。馬克堯：《英國封建社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54頁。到了12和13世紀，國內商業也開始迅速發展。A.勃裏格斯：《英國社會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79頁。卷入這股浪潮的不僅有商人和手工業者，而且包括大量的土地貴族和自由農民，這種現象在其它西歐封建國家不多見。至少從13世紀起，貨幣即被允許代替實物繳付地租，甚至王室稅收都以貨幣爲主。到14和15世紀，英格蘭的商品經濟已經沖決封建堤壩，開始彙成資本主義的洪流。
與西歐大陸相比，英格蘭社會多元平衡的特征十分突出。首先，它是多民族和部族的相對均衡。由于東南沿海地區比較低平，又有數條水勢緩慢的河流，西歐大陸的原始部落和文明民族都可以跨海登陸，並溯河而上深入內地。在12世紀前的三千多年裏，先後有伊比利亞人(公元前2400年左右)，比克人(前1700年左右)，凱爾特人(前800年左右)，高盧人(古羅馬占領時期)，盎格魯人、撒克森人和朱特人(5世紀)，維金人(8～9世紀)，諾曼人(8～10世紀)等許多不速之客闖入定居。新老居民無一占絕對多數，沒有能力將其它民族趕盡殺絕或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但都可以憑借複雜的地勢偏安一隅。年長日久，他們便鍛煉出一種將頑強的抗爭與理智的妥協相結合的能力，並形成共存共榮的意識。
其次，英格蘭存在各階層的相對均衡。社會的兩大勢力乃王室和貴族，這一點與歐洲大陸大體一致。但在大陸社會，雙方的力量對比是嚴重傾斜的，或者王室居壓倒優勢，如法蘭西。或者諸侯割據稱雄，如德意志。而英格蘭在多數情況下，雙方處于一種相持不下的均勢，王室或貴族至多略占上風。雙方相互抑制，每一方都不得不自行約束，因而造成廣闊的中間地帶。在這樣一種局面之下，興起了龐大的第三勢力，其主要成份是騎士鄉紳、自由農民和城鎮市民。他們在相當寬松的氣氛中經營進取，成爲後來的中産階級。巴林頓?摩爾指出：“在現代社會發韌之初，王權與貴族之間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對現代民主來說曾是一個決定性的條件。”（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華夏出版社，1987年，第338頁。）
此外，英格蘭社會的各種集團及個人與集團之間也處于相對平衡之中，大多有較強的獨立性和權利意識。遇到嚴重的侵犯時，人們不願忍氣吞聲，敢于抗辯或爭鬥。由于不滿時時得到排泄，加之有意的疏導，破壞性的能量便不致過度積聚。在整個中世紀期間，絕望之下的大規模暴亂並不多見，即使發生也容易控制和平息。
開放和均衡給社會帶來蓬勃的生機。中世紀中期以後，英格蘭成爲西歐首屈一指的繁榮、強盛之邦，民衆的衣食也最豐盛。在這個基礎之上，政治生活趨于溫和、開明。沖突各方常常相互讓步以求共處，自我更新以實現融合。種種制度在緩慢的漸進過程中實現轉變。個人自由和權利由此得到一定的保障，並且不斷擴充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率先誕生于英國不是偶然的。

第五節 “英國精神”——幾點淺識

曆經千年蒼桑之後，可以說英國的政治傳統已經破土而出，具備了依稀可辨的雛形。(W.丘吉爾：《英語國家史略》，第14頁。）以傳統和習俗爲主要依托的法治原則，以上、下兩院爲主要結構的議會，由非專業人員組成的陪審團，均在風打雨淋之下保住了生機，以不盡相同的速度成長。如前所述，它們都孕含著不同程度的近代因素，近代的民主、自由和法制是中世紀相應傳統自然成長發育的結果。
法治、議會和陪審團有一些類似的特征，如修明政治、保護權利和自由。其原因在于它們長在同一根主幹上——循序漸進的行動(包括思維)方式，這就是英國政治的內在氣質——政治傳統。封建時代的英國政壇上雖然釀出無數波折和沖突，包括險惡的陰謀和殘酷的戰爭，卻基本未見大進大退的劇烈反複。所有激進的嘗試，例如以約翰爲代表的王權擴張，以西門?孟福爾爲代表的貴族治國，都是曇花一現，以失敗告終。而成功的事物如議會，無一不靠有節制有韌性的長期奮鬥而立足生根。當然，這一傳統還嫌稚嫩，在環境的壓力下會出現某些失態或變異，如17世紀中葉革命期間短暫的共和制。這可以說是一千多年英國政治發展鏈條上出現的唯一的斷裂。但根據此後幾個世紀的一般情況來看，英國政治的基本個性一如既往，不過是在發育中走向成熟和完善，如同一棵小苗遵循生物密碼長成大樹一般。
循序漸進的政治傳統內涵非常豐富，值得認真挖掘。它的形式頗爲穩定，如君主制、議會、陪審團等，幾乎一成不變。人們常說英國政治保守成性，英國紳士行事古板，其根據主要在此。然而人們也往往忽略了另一個方面，即同一形式之下的內容卻每每因時、因事而異，不斷轉化更新。適時變革與尊重傳統結合得天衣無縫。“舊機構、舊制度在消失前，總有一段逐步萎縮、蛻化時期；新機構、新制度在誕生之前，也總有一段逐步孕育、成長時期；一切變化都是那樣平穩自然、水到渠成。”（程漢大：《英國政治制度史》，第4—5頁。）君主從建國初期的最大領主，變爲新興鄉紳和市民的最高代表。下院在議會的地位，從開始的“請願者”上升爲稅收及所有重要法案的“制定者”。這些潛移默化的進展或許其戲劇性的轟動效應不足，但也避免了大起大落，避免了由激進變革與倒退交替循環給社會帶來的劇烈震蕩和痙攣式的痛苦。量的持續積累自然帶來質的飛躍，而質的飛躍也是在平穩的變革中實現的。事實上，英國政治乃是穩而不滯，變而不劇。借用中國俗語“舊瓶裝新酒”來描述其基本特征，恐怕再恰當不過。
這種模式可能有多方面的成因，我們難以充分把握。根據現有資料，重要根源之一在于社會和政治的多元均衡。英格蘭的各種勢力長期相持不下，其中以王侯兩家最爲典型。他們有能力相互抑制，爲了共處又不得不自我約束。重大決策多出自雙方的讓步和承諾，因而持續力比較強。無論何方企圖改變協議，都必須征得它方同意，否則就會遭受抵制甚至懲罰。如1215年大憲章所顯示的。相形之下，一邊倒的壟斷性勢力無論作出、改變還是取消決定，均輕而易舉，無所顧忌。另外，一方若要打破現狀或恢複遭到破壞的均勢，都需要得到它方相助。即使維持均勢，亦得求諸中間緩沖力量。于是第三勢力乘機崛起，如社會上的中等階層，議會裏的下院等。三者分足則可鼎立，兩弱聯手抗強則整體平衡。在通常情況下，失衡是有限的、暫時的，平衡不久便可恢複。因爲在三角權力遊戲中，扶弱擊強才是明智之舉。（參見尼科洛馬基雅弗利：《君主論》，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17～119頁。作者在書中論述的對象是國際政治，但對國內政治同樣適用。）
無論雙方相持或鼎立，都不會窒息變革。在這類局面下，誰也沒有壟斷者的絕對優勢，以至能夠長期壓制變化。再者，均勢是一種敏感的競爭形勢，一般說來不致對于己有利的變化無動于衷，只是排斥劇變而已。對峙中興起第三勢力，鼎立中扶弱擊強，便足以爲證。除均勢之外，英國的漸進模式還有其它成因，例如相對安全的國際環境及社會和政治發展的領先位置，都使英格蘭不輕易，或者無必要實行劇變。
英國政治的連續性和漸變性特點既反映了英國人的民族性格，又可以說根源于英國人的民族性格。在這裏也像在其它一些場合一樣，原因與結果是難以分清的。英國人理智而又重經驗，勇于抗爭而又富于寬容和妥協精神，溫和中庸而不走極端，這種性格又在一千多年較爲溫和理智，較少殘酷鬥爭的英國政治生活中得到養育。近代自由主義能夠誕生于英國，應該與此有關。
英國政治傳統的效應與其成因一樣，也是多方面的。簡言之，首先要承認其負面，變革不徹底而拖長過程是其通例。這必然産生弊端，付出的總代價可能十分高昂。例如英格蘭在15世紀圈地運動中的沖突和苦難，據認爲不亞于一場革命。（P.摩爾：《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第3部分，第7章。）其正面效應主要在于，循序漸進使變革保持必要的平衡。在該國的政治生活中，所謂“序”就是穩定的形式，它在新舊事物之間發揮橋梁作用，創造與繼承因之得以兼顧。例如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創造性地讓陪審團進入法庭，同時又明令以英格蘭習慣法爲量刑標准，即披上保守的外衣，結果民心大悅，操作十分順利。這樣的變革比較和緩，代價縱然再大也是慢慢付出，因此直接的抵制較少而易于實行，失敗亦損失有限。其次，和緩的漸變具有近代政治的特性，比較適合脆弱的商品社會。後者競爭激烈，結構複雜，生産周期長，離不開秩序和穩定的保障和規範，如果失控便會迅速癱瘓，甚至崩潰。此外，這種方式排除了暴力，減少或避免了殘酷的暴力鬥爭，以及暴力行爲對人性的敗壞和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可以說，這是對保障個人自由和民族心理健康最有利的變革方式。
概而論之，中世紀的英國政治傳統應該說是一種成功的傳統，其成就有目共睹。從中世紀中期開始，它使這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脫穎而出，成爲近代資本主義自由與民主的故鄉。在不同程度上，爲其它許多國家起了示範作用，獲得世界性的認同。當然，價值評判從來不是絕對的，不可無視條件的作用。如果置于大不相同的經濟、文化、政治、國際環境之中，這種傳統的兩個方面之間的關系必然要發生變化。負面或許上升，甚至超過正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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