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
前評《國家精英》下言、未免過簡:
《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桂冠,1989)一書透過統計資料的實證研究和美國教育發展史之分析,認為:一、美國「盛行的經濟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個人發展的類型,主要受到界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市場、財產與權力關係所限制。二、美國的「教育並不增減整個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壓制性的個人發展。相反地,它最好被理解成為一種制度,這種制度藉著增進年輕人順利地整合入勞動力中,以幫助永遠保存決定這些型態的經濟生活的社會關係。三、美國的「教育制度以這種方式來運作,與其說是透過教師和行政人員在日常生活裡有意的意圖,不如說是透過管制工作場所裡個人互動的社會關係與教育制度的社會關係二者間的符應」。四、「雖然學校制度已經有效地提供利潤及政治穩定的利益……但它也生產不適應環境者和反叛者」(p13-5)。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1756074/20060319073921
是嗎?那補貼二文以供參考:
對鮑爾斯與金蒂斯《資本主義美國的教育》的簡短評述> 梁捷
如果說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經驗與教育》走的是不偏不倚的自由主義路線,布魯姆《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走的是右翼路線的話,那麽鮑爾斯與金蒂斯的這本《資本主義美國的教育》就是一本標准的左派教育思想論著。
他們的觀察,都是來自對美國現實教育的觀察,毫無疑問,美國六十年代的教育“很失敗”。另一方面,所有這幾派論述的出發點又是他們關于社會生活性質的基本設想,他們的分歧正是從這裏開始的。
鮑爾斯最初是作爲一個年輕教育經濟學家登上經濟學舞臺。60年代多變的國際環境和美國國內社會矛盾給所有的青年都留下深刻的時代烙印,哈佛校園裏也不例外。1967年,鮑爾斯有一篇書評(評論的是教育經濟學的一次國際性研討會的論文集)發表在AER上,另有一篇“教育中的資源分配效率”發表在QJE上。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時他還沒有博士畢業。從此,他對勞動力市場和宏觀經濟學乃至馬克思主義的關懷,就都與教育這個基礎分不開了。而比他稍小的金蒂斯最初研究興趣是在福利經濟學和個人選擇理論,這也是他日後轉而研究廣義人類行爲進而走向用演化理論綜合經濟學、社會學以及生物學行爲理論的發端。讀書期間,這兩個哈佛同學就已經在“分析性馬克思主義”思想上達成了一致,于是開始了他們長達四十年的合作。他們回憶說,60年代末“種族主義”大討論,對兩個年輕人刺激太大,兩人決心開始研究教育的經濟理論。
1975年,鮑爾斯第一次與金蒂斯合作發表論文。第一篇論文名爲是“人力資本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角度的批評”,發表在AER上。當然,他們對“人力資本”範式批評的出發點正是權力對教育造成的扭曲,從而導致了從學校到企業,從教育環境到勞動力市場的一系列扭曲的資源配置,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已經成熟。他們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建議說,應該取消方興未艾的“人力資本”概念,讓主流經濟學重新回歸教育,反視教育,從權力在教育機會中的影響開始研究,這樣才可能全面理解經濟體制運行的實質模式。這是非常離經叛道的看法。他們開始被冠以“激進馬克思主義”的稱號,鮑爾斯後來還參加了第一次“分析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會,也被尊爲“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總之,他們開始了漫長的超越新古典經濟學範式的努力。第二年,《資本主義美國的教育》正式出版。
全書的邏輯很清楚。第一部分“自由派教育改革的矛盾”,矛頭主要指向杜威的自由主義教育理論。杜威的實用主義理論無法適應當時激烈變動的教育環境,太不夠革命了;第二部分“教育和經濟生活的結構”則主要延續了鮑爾斯對教育中資源扭曲的研究。其中根源當然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階級和等級制所帶來的權力對教育機會的影響;第三部分是“教育變革的動力”,主要是對教育史的一些實證研究,揭示了公司資本對教育的影響和“白領無産階級”等新興的因素。
這種“曆史研究”的方法也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烙印。教育的變革歸根到底還是與階級沖突有關,這其中蘊涵著巨大的力量,革命性的力量;最後一章“展望”是最有意思的。鮑爾斯和金蒂斯一方面論述的教育的未來可能變革方式,另一方面,他們把教育變革嵌入到社會變革中去觀察,這是他們真正想做的東西。教育制度變革是社會制度變革的組成部分,集中反應,同時也是推動力量。而最後一章的名稱是“教育,社會主義和革命”,這個題目足以看出兩人的理論傾向――他們絕不滿足于自由主義調和式的教育解決方案,他們追求的是革命,是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革命。
這本書有三個關鍵詞,人類發展,不平等和社會變遷。這三個詞適用于教育,也適用于整個社會。比如說,智商是一個關鍵的命題,正與這三個詞相關。而智商問題也是多數右翼學者想竭力回避的問題。二戰以後,很少有人敢公開認同遺傳學意義上的智商,但不少保守主義者心裏是暗暗肯定的。鮑爾斯和金蒂斯則認爲在智商的演化傳遞過程中,遺傳因素絲毫不重要,生物基因遠不如文化基因來得關鍵。可惜他們很難在文化演化上繼續做出什麽深入剖析。
這本書很快被認爲是分析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工作,主要意義就在于它的政治影響。從此以後,鮑爾斯和金蒂斯的興趣也都逐漸轉移,主要是投向了更廣闊的宏觀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鮑爾斯還繼續保持著對勞動力市場的興趣,金蒂斯則更多地開始研究人類行爲,與教育經濟學逐漸疏遠了。十年以後,他們出版了《民主與資本主義》,這本書影響更大。但是《民主與資本主義》也不妨看作是《資本主義美國的教育》的續集。因爲過去他們把教育看作階級鬥爭的集中表現地,是個案研究。現在他們放寬視野,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研究更基本的政治經濟學,要做一個總體清算了。
2002年,這本書忽然再次得以修訂。20多年過去,西馬的分析方法似乎沒有什麽進步,但行爲科學倒一直在飛速進步。所以從修訂的結果看,若是看經驗實證性的修訂,那主要是鮑爾斯從八十年代就開始的對勞動力市場的分析;但若是看純理論,那毫無疑問是金蒂斯出的力更大,因爲這涉及到行爲科學,直接探究“人力資本”的深層組成結構。在這20多年裏,很多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家(如芝加哥的貝克爾,穆裏根Mulligen等)都在家庭和人力資本的理論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對家庭收入狀況和孩子教育水平之間的實證研究也有了更豐富細致的材料。當然,特別令兩位作者高興的是,一些對智商的實證研究和文化人類學驗證了他們的演化理論思想,即文化基因的傳遞比生物基因更重要。更令人興奮的是博依德(Boyd)、理查森(Richerson)等的跨學科研究。畢竟學校組織也是一種組織,而我們現在有了一整套研究組織演化的工具,從集體心理學到博弈論,從個體計算模型到文化基因理論,工具已經成熟了。我們可以想見,他們日後若是修訂《民主與資本主義》,一定會用基于文化和生物基因的共生演化加上廣義人類行爲理論來改寫,給大家一個絕大的驚喜。
在過去的20多年裏,很多人批評這本《資本主義美國的教育》是對教育的一個“功能主義”闡釋,這從現在看起來,已經很明顯是個誤解了。作者的野心遠不止想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也絕不僅僅把視野局限于階級沖突,他們真正要研究的是整個社會的演化。教育只是其中集合了各種矛盾的核心舞臺,當然也是核心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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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les 與Gintis的社會再製理論之探討>曾詩涵 台東大學教育所研究生
衝突論認為社會不是和諧的整體,社會是由不同社會地位的團體組合而成的,因而各種團體分配到不同的資源與權力,易導致社會資源有限、權力分配不均情況,而產生每個人為利益相互對立衝突、權力鬥爭的場面,並認為結構功能論所謂社會和諧、穩定,其實是虛假的現象(陳奎憙,民89:72-73)。
衝突論的代表人物之一Bowles 與 Gintis(1976)所著的《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一書,可以說是馬克思衝突理論在教育社會學上的經典之作(楊瑩,民83:75)。Bowles 與 Gintis(1976)主要是從教育和經濟發展的互動關係中,說明學校教育是造成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因素,批判結構功能論所說教育符合機會均等的原則。以下將介紹Bowles 和 Gintis的衝突理論意涵。
一、學校教育再制社會階層
Bowles 與 Gintis(1976)主張美國學校教育擔任維持資本主義社會永存的任務,它是維持並增強現存社會與經濟秩序的社會制度之一,並認為學校教育不符合功績主義的理念,不是作為一種促進社會正義、公平的改革力量。強烈批判學校教育是再製社會階層的工具,並維持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的關係。究竟學校教育是如何再製社會階層的,有以下的解釋。
由於受功績主義的影響,學校教育的過程強調運用客觀的的考試評量鑑定學生的學業成就。其實所謂學業成就的評量,不僅包括學業能力,也包括對意識形態的測量。因此,學校教育成為一種「地位分配的機制」,而這個機制真正要完成的是:按照個人的家庭社經地位,分配到不平等的教育機會,進而得到不平等的教育成就,以及進一步的職位取得。因家庭社經背景較高的學生,容易學得學校上層意識形態,學業成績較好,容易通過考試而有較多升學機會。反之,低社經地位的學生不易學得上層意識形態,其學習條件較為不利,通過考試測驗較低,升學機會也較少。因此,當學校運用考試評量時,資本主義便藉此在學校裡創造並強化一套社會階層的概念。藉由形式上學業成就的客觀評量,實質上是壓制低社經地位學生向上流動之機會(引自譚光鼎,民87:31)。
許多實證結果發現,低社經地位學生的學業成就低,接受教育的年數較短,較多從事低階的職業。反之,高社經地位學生的學業成就高,接受教育的年數較長,大多從事地位較高的職業。這說明學校教育並不符合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透過學校教育之後,進而影響到將來職業地位的高低,而產生代間社會階層再製的現象。(Bowles&Gintis, 1976:132)。
二、再製意識與符應原則
學校教育具有「再製」社會階層的功能,而學校如何維持這種穩定的社會階層再製現象呢?第一、學校教育藉著培養所謂的「技術-功績主義」的意識形態,讓人相信個人社會階層與職業地位不平等是能力差異造成的,這是學校教育合法化社會階層不平等的現象(謝孟穎,民92 ;Bowles&Gintis, 1976:129-130)。
第二、學校教育塑造學生產生服從的「勞工意識」,而維持代間社會階層再製的現象。Bowles與Gintis提到工人的意識-信仰、價值、自我觀念.....,都是對經濟制度永存以及穩定運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顯然學校藉著培育服從的「勞工意識」的社會化過程,使勞工更安於自己的職位,並且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謝孟穎,民92;Bowles&Gintis, 1976:127)。
在代間階層再製的情況下,如何使下一代更安於自己的職位而維持不平等呢?學校教育具有社會化的功能,學校教育會形塑未來工作價值觀。因為在教育機會不均等的情況下,勞工階層的下一代大多唸到低層次(初中、高中職)的學校,學校強調遵守、服從的規則,容易適應未來所擔任受到較多監督性、較例行化的低層勞動工作,就會安於現狀。反之,白領階層的下一代大多唸到高層次(大學)的學校,學校強調學生要有獨立、自主的價值觀,容易適應未來所擔任自主性高、較複雜的白領工作(Bowles&Gintis, 1976:132)。由此可知,勞工唸到低層次的學校,學得服從,而白領念到高層次的學校,學得獨立、負責。
因此學校會符應科層體制的分工關係,就如「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學生」所建構的地位階層,和職業場所的「上司-下屬」的社會階層相符應。其次,經過教學評量之後的成績等第,分化學生不同地位階層與類別,如「升學班-就業班」,未來並進入高低不同的職業,如「勞心-勞力」、「白領-藍領」不同社會階層的符應。再者,學校採用考試分數、學業成績等外在獎酬(extrinsic rewards),來促進學生學習,就像職業薪資的功能一般。最後,學生對學習(教育活動)的疏離與無力感,正反映出工人對職業(經濟活動)的疏離與無力感。因此,學校結構,充分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際關係結構(譚光鼎,民87:30;Bowles&Gintis, 1976:131)。
由上述可知,學校除了教導各種專業知能以外,也建立合乎生產形式的意識形態,以教導學生順從資本主義勞動分工體制。再者,為訓練不同的職業人才,必須透過不同的教育階段培養不同能力的人才。因此,「不同階段的教育」與「不同職業地位」也相互符應(譚光鼎,民87:30;Bowles&Gintis, 1976:131)。
因此Bowles與Gintis(1976)提出,個人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除了符應經濟制度中科層體制的人格特質、意識以及價值觀之外,也跟著符應經濟制度中的科層分工的關係,具有一種結構性的對應,此即符應[1]原則(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此外,家庭社會化對個人價值觀,也產生重大的影響(Bowles&Gintis, 1976:142)。因受到父母職位的影響,在家庭社會化過程中,會傳遞本身的工作價值觀給子女,例如低職位的父母,往往強調服從外在權威;相對而言,擁有高職位的父母,強調的是獨立、負責,而這些不同價值觀會反映在管教子女價值、方式的差異(Kohn, 1969)。透過家庭社會化,使不同階層的子女受到父母價值觀傳承之影響,出身勞工家庭的下一代為勞工者,更安於當勞工;相對而言,出身白領家庭的下一代為白領者,更強調獨立負責了,跟著再製與父母相同的價值觀(Bowles&Gintis, 1976:147)。這說明價值觀也有代間傳遞的情形。
綜合上述所言,Bowles 與 Gintis質疑結構功能論主張教育是提供公平的機會,依個人的才能與努力來決定其職業地位的觀點。他們認為學校教育未符合功績主義的公平正義的理想。學校教育不僅成為一個社會階層再製的工具,並且也符應社會制度中科層體制的價值觀與階層關係。這說明,學校教育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結構,不但無消除社會階層的不平等,反而更助長社會不平等的維持。
參考文獻
陳奎憙(民89)。現代教育社會學。台北:師大書苑。
楊瑩(民83)。教育機會均等-教育社會學的探究,台北:師大書苑。
謝孟穎(民91)。家長社經背景與學生學業成就關聯性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謝孟穎(民92)。家長社經背景與學生學業成就關聯性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49(2),255-287。
譚光鼎(民87)。社會與文化再製理論之評析。師大教育研究集刊, 40(1),23-49。
Bowles, Samuel & Herbert Gintis(1976). School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Basic Books.
ohn, M. L.(1969). Class and conformity a study in values. Homewood, IL:Dorsey Press.
[1] 符應(correspondence):指順應與符合,前者說明學校教育順應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需;後者則解釋學校教育的社會關係與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關係相互符合具有相似性(謝孟穎,民91)。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37/37-13.htm
今人深信不疑的“科舉最公平”, 隱含一個關於分配的嚴重曲解 2023-08-19 田方萌
【導讀】近期,無論西安中考“回流生”,再到美國社會爭議不斷的“平權法案”,都指向教育資源配置這一根本性問題。以配額制干預教育中的選拔過程由來已久,鑒於其應用廣泛,爭論也相伴而生。作者對歷朝選官制度的考察表明,配額制的出現早於科舉制,漢代的察舉制就已採用;元清推行干預力度更大的配額制,宋明則偏於憑才取士。本文指出,關於統治集團為何照顧落後省份,“保護弱勢群體”這一當代認知解釋力有限。就科舉制而言,為了拉攏邊遠地區的士人,也為了防止東南省份的政治勢力坐大,明清兩朝採取“地區平衡”的區域配額制。科舉制中配額制的實施大都是政治性的,以按照統治者更為合意的方式分配資源。相比之下,現代國家更多出於意識形態而採取配額制,並為其提供正當化的理由。
配額制的功能
一種觀點認為科舉制具有代議制的功能。19世紀末的美國觀察家丁韙良即認為科舉是“人民的投票箱和權利的特許權”,民國政治學者何永佶也將它看作“中國式的代議制度”。然而,歷史學家吳晗早就批駁了這種觀點:進士們滿足于做官,既不“代”,也不“議”。他們效忠于皇帝,而不是家鄉百姓。余英時也承認:“這(區域配額制)當然談不上是代議制,但不能否認科舉制有時也發揮了一點間接的代議功能。”
另一認為照顧邊疆地區的配額制有利於加強帝國的統治,將進入精英階層的通道保留給地方士人。不過,皇權時代的政治威脅來自邊疆地區的分裂,也來自內地省份的叛亂。從黃巢到洪秀全,歷代都有因科舉落第而揭竿而起的人物。
在現代政治中,意識形態更多地促使政府採用配額制,隨著反種族主義和女權主義興起,多個國家的平權運動推動 “教育公平”的配額制。
配額制的代價
破壞了普遍主義的選擇標準。
不重視成本和效率損失的代價。
假冒身份的問題。
減方不滿甚至憎恨增方。
受惠於配額制的增方考生都進入了超過他們實際報考能力的大學,使增方受害的錯配效應,實證研究,學生在學業和職業發展方面都受到了很大傷害。
回應
八股已經把科舉的公平性拉到了極致,公平對生產力發展有利只存在於理論上。
沒有絕對完美的制度,科舉相對是最公平、最接近完美的取士制度
中國的學校在基礎教育階段,過於重視知識的記憶和訓練,非常輕視情商的培養 2023-01-06
【本文來自《我堅決反對基礎教育階段把數學搞的過難,而是建議全方位的培養,尤其是情商的培養》評論區】
事實證明,一個人的成就,很大程度取決於情商,而不是智商。至於智商的培養,可以在孩子們15歲以後,對自身特長和人生規劃有了一定的認識後,再根據他們的專業理想,安排適當難度的數學教育,其實一點也不晚!
回應
高中就常在《知音》雜誌中,看到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但是我不明白情商是什麼。34歲前,領導都會通過各種方式提醒我,要注意委婉一些,也就是通俗的說:情商低”。34歲後,隨著人生閱歷的增加,我要對“情商更重要”的人說,去NTMD。以後我會對我閨女說,學好數理化,培養好智商,情商是你成為獨特的你的一部分,不需要改變什麼或者培養什麼。中國文化的影響,到了一定年齡的中國人,不缺情商,缺的真TMD是智商。
美國教育培養孩子們的情商,是通過寫作,演講,辯論,社會實踐,才藝展示,組織各類文娛和體育比賽,才讓孩子們潛移默化地培養出情商。書本的東西,都叫“知識”。行為,實踐,動手,才是情商的源泉。
這個還是別學了...這種培養訴棍、政客、寄生蟲的教育模式已經成災了
美國人情商這麼高,也沒見他們國家幹件人事啊?光看老美教育出來的,算個乘法連腳趾頭都用上了。沒事都在天天撒謊吸毒,拿槍突突突,0元購什麼的實踐,這我們是沒法比。
曾仕強說過,美國人一生只幹兩件事:talk and show
然則歐美貴族學校玩的就是填鴨式教育,給平民才是快樂套餐。結果就是大英500年以來,能從底層爬到上層只有0.04%。
好笑的是,美國人這會兒正在痛駡自己的教育系統呢…… 建議作者有時間泡泡美國的論壇開下眼界
美國高考成績跌至30年來最低,42%的考生掛了全科 2022-10-14 觀察者網
今年美國高中畢業生在ACT大學入學考試(與SAT同為美國高考)中創下30多年來最低成績,其中有42%的考生在所有考試科目中都沒有及格。
回應
美國90%都是缺知識少文化的人!快樂教育的後果!
他們成績變差了,但是他們擁有了自由!
美國的快樂教育,是從體制上毀人。
考得好有什麼用,你黑嗎,你gay嗎,你跨嗎,你lgbt嗎?有這些才管用!
日韓這種都是典型的勤學苦練亞洲發達國家,然而那麼努力人均還差歐美一大截,日本工人世界出名的認真努力的工匠精神,結果呢,收入倒回30年去了,人家都不想努力了 只想在家裡躺著。
你說日本製造可以吧,是可以,但是可惜精力沒用對地方
【本文來自《老朽去過日本,人家一線工人的認真工作的確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評論區】
以前的日系製造還是可以的,但是工匠精神在很多領域就是令人不齒的一種自大傲慢。索尼的pspgo,製造精良,卻大大落後於同時代的ipad2,可以說做出來精緻的廢品
回應
有一說一,這個跟工匠沒啥關係,應該是跟公司的決策有關係
你怕是對工匠精神理解有點狹隘了。沒有決策上的支持,工匠從而養成?
學習是消化前人的最強智慧和成果。快樂教育只適合啟蒙階段。
【本文來自《真正的快樂教育,不是玩,而是在玩中學,學中玩!》評論區】
學習從來不是個輕鬆愉快的事,極少有人能在學習中得到快樂,或者說,在高密度學習中不可能有快樂可言。
回應
你理解“大多數人”是什麼意思就行了。
華爾街日報:越來越多華人學者放棄美國終身教職,回到中國 2022-09-24
9月23日發佈的報告《捲入交鋒:華裔科學家的恐懼》,通過對比學術期刊上作者通訊位址的變化,2021年有超過1400名在美國接受培訓的華人科學家放棄了在美國學術單位或企業的工作,轉而回到中國,比前一年增加22%。
特朗普時期啟動的“中國行動計畫”已經公開調查了大約150名學界科學家,並對其中逾20人提出了刑事指控。
與此同時,中國對於留學人員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從2012至2022年已超80%破百萬,提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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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取消中國計畫 華人教授仍被調查 2022-09-12
“海歸”光環褪色 中國留學生人數增長明顯放緩:自2018年中美關係惡化,以及2019年冠病疫情暴發以來,海歸光環褪色,中國留學生人數近年增長明顯放緩,從2019/2020學年的47萬人降至2020/2021年的37萬人,2021新學年同比減少18%。
未成年人保護法施行一年了,校園霸淩者們還囂張嗎? 2022-07-05
前幾天,連續兩起校園暴力事件登上熱搜。6月25日,網上流傳一段“漢濱區大河中學學生被扇耳光”視頻。同一天,上海市閔行區教育局在官方微博回應“童星邵一卜疑遭校園欺淩跳樓”一事。
提到校園暴力,大家都不陌生,80後、90後的童年更是我國校園暴力最猖獗的時代,近年來,多起校園暴力事件憑藉其手段之殘忍,後果之嚴重引起廣泛關注,在互聯網上大範圍傳播,刷新了很多人對校園暴力的認識。
校園暴力古今中外都是頑疾,至今都沒可以值得借鑒的治理經驗,比如日本成立了很多幫助受欺負孩子的民間機構團體;政府專門成立了檢查小組,監督教育那些無視甚至縱容校園欺淩的教師,文部科學省還制定了防止校園暴力問題的指導方針;還開通了24小時對話熱線。效果怎麼樣呢?僅在2017年日本全國發生的校園欺淩事件超過54萬件,比我國要嚴重得多。
德國採取預防性的措施,學校霸淩也是一個嚴峻問題,特別是在5-8年級,20%-25%的學生遭到過霸淩。
美國有各類預防欺淩、研究欺淩的機構和計畫,早在2000到2002年,加州等15州就通過了禁止校園欺淩的法案。至於效果嘛,只看美國的校園暴力有多嚴重,還時不時有青少年槍支暴力犯罪,其規模和烈度,堪稱獨步天下。
這麼,中國,能成功嗎?
回應
現在的14歲比40歲的人還懂鑽法律漏洞。訓誡有毛用。
2018年,女兒深圳公立小學,搞了快樂教育,成績讓學校心都涼了 2022-07-05
我們前幾年某些人大聲嚷嚷的快樂教育,減負,就是走的美國公立教育方向,只是程度還沒到那樣而已。最近揭露出來的毒教材問題,本質就是全面向美國學習。希望能早點撥亂反正!
18年,我女兒在深圳一所新開的公立學校讀3年級,學校試著搞了一下快樂教育,語文學到13課了生字只寫到第9課,期末全班語文成績平均60多分,學校慌了,解聘了那批老師,換了一批嚴格的,也開始搞留堂,新的老師批改作業非常認真,標點符號,拼音注音,一些字的細小錯誤都被發現,4年級就好了。
回應
只有好的結果才能讓人快樂,過程永遠是痛苦的,只能苦中作樂。所謂快樂學習就是不學習,快樂教育就是不教育。
西方快樂教育都破產了。快樂教育帶來的分數和學習水準的貧富差距。美國精英都花大價錢送孩子去私立學校,學習壓力不比國內的高中生小。
► 從歐巴馬到川普,從一個精英知識分子領導人到善用推特的民粹主義者,美國政治似乎不再青睞傳統精英學者治國風格,川普蠻橫、多變、蔑視傳統、充滿爭議,但他也傾聽那些保守派領導人不曾在乎的「底層之聲」。川普他沒有傳統精英團隊,缺乏智囊專家,發言刁鑽偏激,不屑於根深柢固的政治風格,零世界觀,非主流,但為何他那似乎不合乎當代邏輯的「美國第一」口號,得以在不少美國人的內心深處激起共鳴?歐巴馬和川普的故事讓我們得出結論:「思想產業」崛起,確實對傳統政治角色造成不小影響。
贏家全拿:史上最划算的交易,以慈善奪取世界的假面菁英
Winners Take All: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
阿南德‧葛德哈拉德斯 Anand Giridharadas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2020/07/03
內容簡介
民粹主義者所鄙視的富人,往往高談闊論要矯正社會,卻總是對自己與問題的關係保持沉默。他們是一群虛偽的思想領袖,假裝為了改變世界而努力,實際上,都是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布局。只要略施小惠,所有的罪行都可以被掩蓋抵銷!
在《贏家全拿》中,葛德哈拉德斯帶領我們進入一個新鍍金時代的密室,讓我們一窺有錢有權者想方設法為平等和正義努力,但絕不考慮會威脅社會秩序與他們高高在上地位的事。本書赤裸地揭示了經濟體制的建構者如何將自己塑造為窮人的救世主;菁英如何大方獎賞對贏家友善的方法,重新定義「變革」的「思想領袖」;以及他們如何不斷尋求做更多善事,但卻完全忽略減少對他人的傷害。
話語權的世紀角力:從TED、論壇到智庫,公共知識分子及意見領袖面對「思想產業」的理念拉鋸與道德考驗
The Ideas Industry:How Pessimists, Partisans, and Plutocrats are Transforming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作者: 丹尼爾•德雷茲納 Daniel W. Drezner
出版社:麥田 2020/07/30
【精華看點】
► 作者其實並不讚賞思想領袖的存在,甚至處處擔心思想領袖淪為壞心人士的棋子,大力強調公共知識分子在政策監督上的存在價值。與其說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領袖是兩條路線,不如說領導者仍須以知識分子做為主心骨,思想領袖適時鞭策碰撞,避免古板專斷,提醒知識分子世界的需求和聲音。如同一個生態圈,知識分子總會面臨定期的失寵衰退,如何與社會、創作者、閱聽人互利共生,才是永續關鍵。
► 我們正處於外交政策上「思想產業」的微妙時間點,這是屬於「思想領袖」的最佳時期,卻也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寒冬時刻。「公共知識分子」,意指專家、學者等能夠對廣泛的公共政策問題發表意見的傳統社會評論家、政治學者、社會學者。他們極容易被政客或騙子藉民粹輿論擊垮,畢竟專業人士與普羅大眾的連結薄弱。相較來說,「意見領袖」更為小清新,如果說知識分子說的是文謅謅的之乎者也,思想領袖便是文言文的轉譯者,運用其獨特視角解釋世界,並傳播給一般民眾。兩者都從事知識創造,但風格迥異。知識守門人功能衰弱,以思想領袖為首的新貴大幅增長,得以挑戰傳統權威,加上民主化加持,人們普遍看好相對更為親近的思想領袖。
教育部:國外經歷不得作為高校招聘限制性條件,人才稱號不享有學術特權
教育部2020-12-18印發《關於正確認識和規範使用高校人才稱號的若干意見》。通知指出,堅持人崗相適原則延攬人才,不將人才稱號作為硬性指標,不針對人才稱號獲得者發佈“明碼標價”的招聘廣告。要統籌用好國內外人才資源,不將國(境)外學習或工作經歷作為人才招聘引進的限制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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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改了,否則話語權全在外國
有毛線用,你部裡自說自話,具體還不是各高校。
國內基礎教育非常出色,但和國外差距巨大,外來和尚好念經是事實
我不贊同。美國大學分兩類,一類是精英大學,那是培養國家統治階級的。第2類就是糊弄平民百姓的三流大學和社區大學。你不能拿國內的普通大學去和美國的精英大學比,如拿清華北大去和美國的名校比,其實並不遜色多少。
202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立項名單公佈,66個專案入選 2020-12-19 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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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古文獻整理,我看不出意義所在
所有知識建立在文獻基礎之上,今天不做,未來都是“廢紙”
今年絕大部分都是對中國古代和近代的研究。而去年174項,其中有相當的部分是涉外研究。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12_19_575096.shtml
學者論文《康得的倫理學其實很爛》惹爭議,“很爛”是髒話嗎?
《江蘇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12-19發佈《<康得的倫理學其實很爛>作者韓東屏聲明暨編輯部徵集商榷稿件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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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讀康得時也覺得晦澀,當時只覺自己水準有限。
我也是,因為自己水準低不敢大聲質疑,哈哈。
為什麼不能批評?而在於學術批評。比方說,醫生給人看病,說一句,你的身體很爛。悲觀的人可能不想活了,樂觀的人可能不當回事,大部分人一頭霧水。很爛這個詞的問題不在於是口語還是書面語,而在於學術批評不該用,尤其是題目中用這個詞。
華坪女高校長張桂梅2020-09-10回應填鴨式教育的質疑:沒有辦法的辦法
2020年高考,全國第一家公辦女子高中華坪共159人參加,其中150人考上本科,9人專科,70個一本,17個六百分以上。但是對於這樣的好成績,張桂梅卻並不滿意。“我的目標是人人都上一本,有個10%左右去上全國重點,有那麼一兩個能夠鑽進清華北大。”
是不是填鴨式,我們需要先界定概念2020-09-11
填鴨式:不管學生懂不懂——實際上大多情況下是不懂,只管硬著頭皮往下講,甚至讓學生死記硬背,尤其是理科的東西,又尤其是數學。文科,坦率的說,是需要一定的“死記硬背”的;當然學生年齡越大,越應該強調理解,這個另論。
很難想像華坪女高老師的好成績是在沒給學生講明白,繼續日常的課堂教學。我個人判斷,這真不是填鴨式,是講的清晰透徹,孩子都消化吸收了,效率很高。
回應
填鴨式可以培養一群80分的人才,啟發式可以培養1個120分的天才和一堆20分的傻瓜。
你想多了,120分的天才,不管填鴨還是啟發,都是120分
其實很簡單,鋼琴是不是素質教育,是,學鋼琴是不是填鴨式教育,是,那好了,大家別去學鋼琴。其實,人在世界上真的想學一樣東西,你都可以是“填鴨”。看看那些提倡“素質教育”的東西,馬術,高爾夫,西洋樂器,哪個不是“填鴨”?但是,你幾乎看不到誰去批判這些東西是“填鴨教育”。
法國理工教育就是“填鴨式”,意不意外?2020-09-11
我是從法國的大學校畢業的,法國19世紀至今大部分數學和理工科精英人才,都是通過這種高效“填鴨式”教學開始培養的。這個體制從拿破崙創設開始,直到今天都沒有變過。
高中畢業,成績前3%的學生,可以得到推薦,進入預科學校,每週32-35小時,每週六考試,累計成績,每年20%末位淘汰。兩年之後,全國競考,最好的大學校淘汰率90%.這兩年被法國人形容為“暗無天日”,比國內高三還可怕。進入大學校之後,前二年仍然要全校考試,排名決定你可以申請的M2和博士專案,乃至是否能進入工程師團。可以說過五關斬六將之後,你才有機會接受“啟發式”的教育,更多的把重心放在科研上面。
現代教育體系下,沒有填鴨式的奠基,人才就不可能在腦力最旺盛的年齡得到最好的教育機會。一個天才,如果不知道複分析,不知道群表示論,不知道流體力學,哪怕再啟發式的教育,也只是浪費聰明才智。
QS世界大學排名公佈:清華首進前15,中國內地6所高校進前100
2020-06-10,英國QS發佈了2021年QS世界大學排名。麻省理工學院連續第9年第一,斯坦福和哈佛第二、三名。
清華從世界第16名上升到15名,在亞洲排名第三。北大23名,較去年降1名。復旦(34名)和上海交通(47名)也創下了各自的歷史最好成績,其中,交大首次進入全球前50名。浙江大學(53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93名)
今年亞洲大學表現強勁,但英美大學似乎展露出疲態,不少學校的排名都出現了下滑。
美國高校依舊佔據了排名前三的位置,在排名前30名的大學中也獲得了14席,位居全球之首。不過,美國153所參與本次排名的大學中有112所排名下降,而入圍前100名大學的數量也從三年前的32所降至27所。
英國,牛津(4名)、劍橋(7名)、帝國理工學院(8名)、倫敦大學(10名)躋身全球前10名。84所排名最高的英國院校中,有62所的排名出現了逐年下降的情況。不過,英國在前100名中依舊占了18席,這一數字近五年來始終保持不變。
今年,有26所亞洲大學進入世界前100名,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一年。前兩名分別為新加坡大學(11名)和南洋理工大學(第13名)。
此外,本次共有83所中國高校入圍QS榜單,包括內地高校51所,香港高校7所(港大22名),澳門高校2所(澳門大學367名),臺灣高校23所(臺大66名)。
和往年一樣,2021年的QS世界大學排名指標共有6項:
(1)學術聲譽40%:基於超過94000名學者的調查問卷回饋;
(2)雇主聲譽10%:根據超過44000名雇主;
(3)單位教員論文引文數20%:衡量學術研究的影響力,通過五年內大學研究論文的引用總數除以大學的教師數量得出;
(4)師生比例20%:代表教學規模,將學生人數除以教職員工人數得出;
(5)國際教師比例5%;
(6)國際學生比例5%:表明大學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能力。
2021年QS世界大學排名前100名榜單如下:
…….
回應
前49名,德國一所大學都沒有,香港有3所大學,哈哈哈,這榜扯的
這個排名也就看個熱鬧。學術聲譽和雇主聲譽都是主觀評價,更傾向於歷史印象,很難反映大學最新的發展。國際教師和國際學生的指標,基本是給英語系國家送分的,也難怪英美新港的排名普遍較高。
這不是我發現的,橋水和高盛都有類似研究成果。歐洲貴族可延續千年,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昌盛三百年,包括英帝國。
這幾個問題,民主根本無法解決。西方國家都是變成強國後才民主了,不是民主後變強的,反倒有好幾個民主後變弱雞了。不是說民主不好,是說這玩意不解決問題,咱們不討論價值判斷,只討論現實和邏輯。
不過如果放在更大的視野下,眼前的困難不算啥,只要我們自己不故意踩坑,比如通過放羊教育主動降低國民素質,再比如國家經濟脫實向虛轉向金融業,我相信中國國運還能持續下去。
https://k.sina.com.cn/article_6375389090_17c00b7a201900qgh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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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印度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達7447人
印度真的百毒不侵嗎?印度最大貧民窟現感染者!2平方公里住著1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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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以後,印度是現在的美國.
對,現在他不爆發是因為先前和美國一樣不檢測
美03-26確診82040超中81782(回應:超級大國應有的表現,老大感染數也須第一. 其實早超了,以前是沒力檢,超中也只檢測30多萬次,如像中國1700萬次不知是多少倍.) 紐約一州04-09確診16萬例超美(46萬例)外所有國家,紐約市死亡過多 無人島改建千人塚畫面曝光. 美新冠04-11確診破52萬死亡破2萬,美媒:不包括家中死亡被低估. 各國死亡率差異為何這麼大:定義不同(鑒定標凖和檢測的人數不同)年齡因素/病毒變異/…
政府是人組成的。國家越往前發展,各種利益集團的人開始進入政府擔任高官,他們會積極推動有利於他們自己的稅收政策,什麼工商集團、土地集團和軍工集團等等,到最後都在減稅,減來減去,稅收由工薪階層來承擔。而富人卻有的是辦法避稅,請律師找漏洞,實在不行就去避稅天堂躲著。
所以吧,所有王朝後期的共同徵兆:國家花錢越來越厲害,真有錢的大戶不納稅,稅收基本壓在中產階級身上。
…
你看美國新聞,各州州長都在找特朗普要物資,可特朗普也沒有餘糧。大家互相扯皮,在推特上互相罵,在新聞發佈會上罵。
你發現了吧:如果國家財政不行,很快就會出現“印度化”的跡象。政府相互扯皮不作為,老百姓也跟著越來越糊塗。
老百姓變糊塗這事也不難理解。比如上層老百姓有錢,所以搞精英教育,孩子上名校的概率大幅提升。下層沒錢,按理說國家得給搞義務教育。但政府也沒錢,只好湊合著教育。教師工資也上不去,地位也不太高,積極性不太強,這就演變成了美國公立學校的“快樂教育”,——畢竟我教不會你東西,還不能讓你快快樂樂當廢物?
比如今天推特上,一幫歐美和印度線民(推特上到處都是印度人)在熱烈探討這麼幾個問題:
推廣5G導致呼吸衰竭;病毒是比爾•蓋茨散播的;…
說實話,每次登陸推特都被那幫反智玩意氣得肝疼。中國的義務教育比較過硬,儘管我國蠢人也不少,不過很多基本觀念是能達成共識的,比如進化論、基本世界史常識、基本數學幾何素養,再比如“疫苗應儘快研究”、“對付病毒就該隔離”等等常識還是有的。歐美基本沒啥東西能形成共識,除了大家都不太喜歡中國。
政府沒錢,公共設施也修不下去。大家去了歐美經常有種感受,那邊很多東西都年久失修,主幹道經常路中間有個坑也沒人管,不過政府確實也沒錢。這次紐約州的那個州長,天天在電視上抱怨紐約州從中國買呼吸機要買破產了。
繞不過的三百年
難道我國常說的“三百年大限”在歐美也成立?
很悲觀地講,似乎好像沒法避免。從財政角度講,無論是中國的歷朝歷代,還是西方的大帝國,發展兩百多年後,無一例外會陷入“財政陷阱”,變得入不敷出、債臺高築,最後出一大堆問題,而且都解決不了。
為什麼全世界都在“印度化”? 2020-04-11 新浪網
這段時間體會新冠肺炎最深的是,一個一個呼吸道傳染病,還不是印度,而是西方那種反智程度。“印度化”最早是給美國專用的,後來發現這個幸福溫暖的大家庭成員越來越多。有如下特點:
1、上、下層生殖隔離,互相不通婚,類似有種姓制度。
2、國內有2%的世界級精英,10%的正常人,剩下的是糊塗蛋;大家住在一起,但互相沒義務。
3、少量上層精英,接受精英教育;其他大部分下層人,接受隨機教育,自生自滅,自由發展。
4、整個國家宗教氛圍濃厚,老百姓都有種“認命”的美德;越底層越反智,連基本的科學常識都不接受。
6、政府內部各自為政,也就是大家說的,“散裝的”。
如果對歷史比較熟,大家估計已經看出來了,從古到今,包括古羅馬、拜占庭、奧斯曼、大英、大唐、大明和大清,這些帝國和朝代後期都這造型,大家都“印度化”了。國家發展一兩百年,都會形成這種效果。
幾乎所有的大國崩潰,都是財政的崩潰。
按理說經濟規模變大,政府稅收變多才對,但詭異就在這裡,大部分國家到了後來經濟發達了,用錢的地方多了,稅收反而不夠了。國家GDP翻了好幾番,但政府卻越來越沒錢,債臺高築。沒錢就啥事都幹不了,國家後期財政都陷入了困境,社會秩序開始解體。
一開始稅基很大,家家戶戶都納稅,國家花錢的地方也不是太多,咬咬牙就過去了。但隨著時間流淌,政府要支出的費用越來越大。比如社會上老人越來越多,政府得養著;巨大的基礎設施到後來維護成本也越來越高,公務員也越來越多。變成強國後,不可避免又要到處去打仗維護商道。
美國精英大學的青年,怎麼成了容易受傷的“巨嬰”?
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田雷
《文化縱橫》2019年12月刊
導讀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關注精英教育中出現的問題:為何擁有最好教育資源的常春藤大學,會培養出許多內心脆弱、容易被冒犯、拒絕不同觀點的年輕人,以至於連刑法教授在課堂上講解關於強姦的法律,都遭到學生以情感安全為由的抗議和投訴?為何享樂學習成為時代潮流,大學生的抑鬱症現象卻反而氾濫了?
通過譯介《嬌慣的美國心靈》一書,分析了美國新中產教育的“過度保護”和社交媒體時代“資訊繭房”對青年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
……
從前,孩子們的經典讀物是各種“歷險記”:擺脫大人看管,獨自一人在流浪途中結識朋友,解決問題,現在則是安全主義當道。
大學也慫了。漢娜•霍爾本•格雷,從1978年至1993年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是美國歷史上男女兼收大學的第一位女校長。她有一句名言:
“教育,就其本意而言,不是要讓學生感到舒適;它意在教會學生如何思考。”
學習從來不是雲淡風輕的事,快樂教育的表述本身即包含不可調和的矛盾,難以成立。但現在是公司化辦大學,資本主義模式管科研,行政管理的邏輯首先要免責,而學生作為高等教育的消費者,永遠是對的,享樂學習已經成為時代潮流。
書中指出,美國大學近年在生活設施方面的開支大增,遠遠超出對科研和教學的投入增長,成為豪華的“鄉村俱樂部”。安全主義當道,有教授甚至發明並不斷推廣“微侵犯”的概念,把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摩擦或碰撞解釋為他人的侵犯,放縱年輕學生以最大的惡意去揣測身邊的人和事,但問題在於,當你戴上了“微侵犯”的眼鏡後,你就會發現這種侵犯如影隨形,安全主義在此意義上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正是感覺著校園危機四伏,校方才開始大張旗鼓地建設“安全屋”,專門辟出一塊空間,配置專業人員,把牆壁塗成粉色,裡面放上甜點和玩具,播放著舒緩的音樂……在作者看來,這些近來搞出的新花樣,壓根就不是教育的進步,而是大學的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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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快樂教育是看不清教育的主要目標了,學習的本質決定學習不會是一件快樂的事。
第二次參選總統大選的民主黨桑德斯2019-06-24提議立法:免除1.6萬億美元學生債務(相當於美國2018年GDP的8%)
根據桑德斯競選團隊的說法,為了給上述計畫買單,對華爾街的徵稅將在未來十年中超過2萬億美元。具體的實現方法是——對金融交易徵收一項新稅,包括對股票交易徵收0.5%的稅和對債券交易徵收0.1%的稅。根據聯邦政府的資料,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裡,千禧一代的債務從900億美元激增至1.6萬億美元。
立場偏左的智庫世紀基金會的一份報告顯示,這種徵稅將抑制華爾街投機,同時減少收入的不平等。不過保守派人士警告稱,這將阻礙經濟增長和投資。
此類提議招致部分人群的強烈反對,其中還包括一些溫和派民主黨人。反對者們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因此得到納稅人的補貼,而收入較低的、只有高中學歷的人群卻是稅收的一個來源。
葉雙幫女兒還了幾十萬貸款發現被騙,媽媽拿出領養證:你不是我親生的
葉雙的女兒李玫,今年28歲,是成都某公立醫院的護士,陷入小額貸款中無法自拔。葉雙曾拿出23.8萬元幫李玫把小額貸款還清,以為從此女兒可以遠離網貸,然而“沒想到這是個謊言。”
掙扎良久,2019-06-20,葉雙作出決定,準備幫李玫所欠的40萬元貸款全部還清,再將其逐出家門。“我老了,再也沒有能力幫她改正,只有讓她走,看到社會上能不能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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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是蠢,但是高利貸+黑社會才是最大的元兇該被嚴懲
這女兒不是蠢,是壞!明明是自己為了透支消費大肆借貸,非要把每筆貸款記錄偷偷刪掉,謊話連篇偽裝成是被騙了讓母親為她買單。你看明白,都是銀行的信用卡.不是高利貸. 錢自己花了.
復旦研究員沙燁:誰在供養中國的大學生?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對美國的教育系統推崇備至。的確,很多美國大學擁有積累數百年的資源。他們的校園基金往往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美金,能夠為學生提供卓越的學習條件和慷慨的資助。但是被很多人忽視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大學,才真正為每個學生提供了普惠的支持和幾乎免費的教育。用一些簡單的數字分析能讓我們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美國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學,同時也擁有全美最大的校園基金,金額高達三百八十億美元。哈佛能夠用校園基金每年產生的巨額投資收入,支持學校的運營。但即使如此,哈佛學費收入仍占每年預算的21%。美國公立大學中最頂尖的伯克利大學校園基金為四十六億美元。作為最好的公立大學,伯克利每年獲得大量的政府撥款和研究支持,但伯克利學費收入占每年預算比例接近35%。
美國大學生中70%畢業時背負學生貸款,人均貸款額高達三萬七千美元平均二十年的時間才能還清,美國學生貸款總額已高達一萬五千億美元,相當於美國GDP的7.5%。
相比之下,中國的大學雖然從1997年開始實行收取學費制度,但是學費標準由國家統一規定,金額很低。學費收入占學校預算比例要比美國大學低得多占比一般在百分之十幾。拿上海交通大學為例,每年近一百五十億的預算裡,約占2%。
從另一個角度說,我們的學生都在以接近免費的成本享受著最一流的教育,我們每個大學生都從國家獲得了遠超過我們學費支出的獎學金。是國家和人民在培養我們,讓我們能夠輕裝上陣,全身心投入到我們的事業中。
得到如此多的支援,我們學生對公共服務的熱情和美國學生比卻少很多。哈佛大學的畢業生中有22%進入各種非盈利組織和政府部門。耶魯大學的比例為35%。而上海高校畢業生僅有3.74%就業於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
美國人的科學素養啥水準?調查表明科學知識水準與教育密切相關
據《中國科學報》2019-4-9報導,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美國人的科學知識水準因教育、種族和性別而異。
白人在11個正確答案中平均得7.6分,西班牙裔平均得5.1分,黑人平均得3.7分。
不同種族掌握科學知識的差異可能與幾個因素有關,如受教育程度和獲取科學資訊的機會。然而,即使在回歸模型中控制了教育水準,種族之間的科學知識差異仍然存在。
此外,男性參與者平均答對7.4道題,女性平均答對6.0道題。大約有一半的男性(49%)得分較高,而女性只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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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平均科學素養確實遠比美國低,這是事實。
美國人的科學素養兩極分化,牛×的特別牛×,傻×的特別傻×。
米國邪教相當有市場,大大小小多如牛毛,最最著名的就是那個科學基督教,這個也是民眾科學素養的一種真實表現吧
不光邪教,反疫苗盛行也足以證明民眾科學素養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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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美式招生醜聞在華不會發生
英國大學世界新聞網2019-03-31:美國招生醜聞不會在中國發生 美國近來被曝光的高校招生賄賂醜聞在中國見諸報端後,中國民眾紛紛搖頭表示不敢相信。見不得人的金錢交易、賄賂教練、名校招生持續受腐蝕,這些都沒有發生在當今中國。在中國,高考仍是大學的“守門人”。
在中國,防止美國式大學入學賄賂同樣適用於出資為學校建大樓等方面。2012年筆者在中國某高校任教的教室位於“10號樓”。中國大學也接受捐助,但有關建築統統被編號,捐贈人無法從中“獲益”。
20世紀初,妻妾成群的中國富人紛紛把眾多子女送到“學校”混文憑。在西方,此類學校被稱為“文憑工廠”,在中國則被稱為“野雞大學”。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再沒讓此類學校死灰復燃。
令中國人困惑的是,越來越少的美國院校要求申請人必須參加ACT或SAT入學考試。若美國大學繼續對學業要求越來越寬鬆以維繫學費資金流,“野雞大學”將再次肆虐美國。(作者理查•施洛克是美國恩波利亞州立大學生物學榮譽教授,王會聰譯)
陸名校推甄不收文組! 家長大罵歧視 理組卻都笑了... 2019-03-31聯合報
近日,大陸多所大學先後發布2019年自主招生簡章,不過,與去年相比,許多大學嚴格控制招生科系,大幅縮減人文社科類招生人數。
•文科標準難統一 不若理科可量化
理科網友這麼說:「但當今強國之間的競爭,本質上真的就是理工科的競爭,華為就是我們的榜樣。」
文科這麼說:「理工人士只知道鑽研技術,缺乏人文素養,缺少社會擔當。」
甄試過篩人數爆量之亂 台大教授:逼高中生出走 2019-03-31 聯合報
大學個人申請一階篩選27日放榜,各校系個人申請通過一階篩選的暴增,國教行動聯盟、全國十二年國教家長聯盟今(31)日在教育部門口抗議「同分亂象」,要求增加「學測鑑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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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繁星同分暴增 家長淚訴同分增額亂象
可就在各國教育專家紛紛趕往新加坡前去取經之時,就在這個月,一個爆炸性的消息卻顛覆了整個新加坡教育界——這個國家,將迎來50多年以來最大的一次教育變革!
這次改革的核心,說白了就是將要取消將不同成績的學生放置進不同的“快慢班”的分流機制,學生可享受統一的學制,還可與高於或低於自身水準的同學一起上課。
這聽起來似乎是好事,這不就是想要“促進教育公平化”嗎?但也未免讓人疑惑,在許多國家,教育資源的公平與均衡早已被視作重要的奮鬥目標,怎麼到現在,領跑全球的新加坡才剛剛開始進行此方面的變革?
因為在新加坡,“大學”作為“精英教育”的代名詞,僅僅開放給最優秀的一小撮學生;而無論怎麼學都考不出好成績的學生,則應該認命,安心在職業技術學校度過學生生涯,畢業後,到社會上靠手藝謀份差事。每個人,都應該待在最適合自己的位置裡。
這也正是延續了幾十年的教育分流制度。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新加坡的“小升初”幾乎有著和東亞國家“高考”同等重要的地位,整個新加坡十二三歲的孩子將用小學畢業後的一場考試,決定未來二十年的人生走向。
成績最牛的精英學子,將升入直通車課程專案(Integrated Proramme,IP),享受大量政策上的幫助,比如不用選拔考試、課程與名校接軌等。這意味著小學畢業之後,一隻腳就已經跨進了最強高等學府的大門。
水準尚可、但沒那麼“精英”的,則會進入快捷流學校(Express Stream),用四年正常的學制,學完中學的科目。
成績在中等偏下的學生,將被分進普通學術學校(Normal Academic),無論你樂意不樂意,都得讀五年才能從中學畢業,也就是比普通的四年學制,多花上一年。
回應
新加坡經濟這麼發達,社會文明程度也很高,但你聽說過任何能夠真正的在創新上有影響力的人嗎?或者在文化、藝術方面有國際影響力的人嗎?”
那麼點人口,想要有多少國際影響力的人是有點奢望了。
2、鏟雪機父母:掃除一切通往成功的障礙
我們以前知道有種父母是“直升飛機父母”,就是那些整天焦慮地圍繞孩子身邊,照看孩子一切活動,回應孩子一切需求的父母。這個詞最早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家安妮特•拉羅(Annette Lareau), 她發現在1990年代和21世紀早期,在美國家庭中,但凡受過更高、更好教育的家庭,不管白人還是黑人都是採用了這種與孩子緊密互動的方式。普通工薪階層、貧窮階層的孩子養育則基本遵循著“聽之任之”的模式。
從教育效果而言,這種“直升機父母”模式卓有成效。1990年, 堪薩斯大學的貝提•哈爾特(Betty Hart)和陶德•萊斯利(Todd Risley)發現這種緊密陪伴中話語展現的力量。比如,貧窮家庭的孩子,每小時聽到的英語單詞約600個;但有父母陪伴的家庭,孩子每小時聽到的單詞達1200個。
進入21世紀,美國富有的中產階級父母已經從“直升機父母”進階到“鏟雪機父母”。他們負責剷除孩子通往成功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這樣她們的孩子就無需面對失敗、挫折或者失去機會。
3、鏟雪機模式的代價
這種鏟雪機模式從選擇知名幼稚園就已經開始,到小學教育進一步強化,監督作業、參加體育專案、去打比賽;只要讓孩子擁有最好、佔據最好、成為最好,父母可以調動一切金錢、人脈和資源,可以包辦一切,Nothing Impossible!
回應
看吧。天下的家長都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要放在我國,完了,一堆人絕對會沒完沒了的噴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聲明:胡說八道,西方世界孩子快樂教育素質教育,18歲快樂教育,素質教育就不管了
窮人和富人的差距從小學開始就決定?領跑全球的教育強國新加坡迎來“大地震”……
新加坡,一個狹小的島國,面積只有美國洛杉磯的一半,自然資源匱乏,卻是當之無愧的全球經濟強國。
更引人注目的是,新加坡的孩子歷年來在國際教育水準評測中的優異表現。以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為例,連續三屆,新加坡學生都坐穩了五強的寶座。
在如此光芒耀眼的成績背後,想必離不開別具一格且卓有成效的教育制度。
美國家長比中國家長更拼? 2019-03-24 新浪財經
先猜一猜這是你印象中的哪國的學生和家長:
大學開學,父母總是一馬當先鋪床疊被、查看飯菜是否合適;與寢室室友制定出行計畫,要父母出面協調;考試時,父母是人肉鬧鐘;因為孩子的分數,父母與老師錙銖必較,如果孩子實習不如人意,父母還會跑去雇主那裡投訴。
臨近畢業,如果孩子考研,寫論文或改論文自不用說,還聘請昂貴的輔導老師開小灶,無論多貴眼睛都不帶眨一下;如果孩子工作,幫著投簡歷是必須的,而且大多數都是瞞著孩子。
這些學生大多數是入學斯坦福的美國學生和他們的家長,您猜對了嗎?
《如何養大一個成人》,是斯坦福大學新生院院長茱麗葉•莉斯科特-海因斯(Julie Lythcott-Haims)2015年出版的暢銷書,正是因為每年要接觸不少家長和新生,雖然考上名校,家長還不放手孩子的現狀,她才決心通過寫書討論美國中產階級過度育兒的問題。
最近被美國FBI公佈的名校招生舞弊案,反映了名校招生過程中所謂“前門”、“後門”到如今用計謀和金錢撬開“側門”的程式漏洞。
但是,隨著涉及人物的一一曝光,這起醜聞日益像一出子女教育的悲情劇:為進名校父母不惜重金甚至鋌而走險,為了成功父母包辦一切,而養育則是一場以名校為目標,以成敗論英雄的“軍備競賽”。
理由也很簡單,因為值得。
在美國知名大學畢業生比同齡的非大學畢業生收入溢價超過70%,教育回報率比1950年高出50%,遠高於其他發達國家的回報率,在丹麥和挪威,大學教育的溢價不到20%,日本不到30%。
除了投資效益,更重要的是階層精英的維護和傳承。
一般來說,“家庭好、健康好、學校好、鄰里好、工作好”,這“五好”是富有的中產階級精英的重要標誌。要保持在一個階層,除了錢之外,還要有家庭、朋友、社會關係、個人健康、文化等等,教育當然也不能少,這些非財務類指標才是定義階層更為重要的指標。
美國階級固化日益嚴重,生於1950年的人有80%的機會比父母掙更多的錢,生於1970年的,超越父母的機會降至61%,到1980年出生的人只能勉強與父母維持相似水準。
在資源日益緊張的情況下,在一種跌出“五好”生活的不安全感中,名校是能確保後代世襲階層的最可靠的上升通道。
紐約頂尖高中放榜亞裔學生占一半,政客:考試不公平
紐約市8所頂尖高中頭上,被扣上的“種族隔離”帽子,估計一時半會兒還是摘不掉。
紐約市高中錄取結果已於當地時間2019-03-18出爐,資料顯示亞裔學生仍獲特殊高中最多錄取名額,比率為51%;其次是白人學生,占29%;非洲裔和西語裔學生的數量仍然很低,比率僅為4%和7%。
為了不讓亞裔學生“獨領風騷”,呼籲特殊高中“人種多元化”的美國政客們又坐不住了,要開聽證會繼續推動廢除特殊高中入學考試,提高非裔和西裔學生入學特殊高中占比。
這項被認為是針對亞裔學生的提案,遭到紐約同源會會長陳慧華怒批——“21世紀排華法案!”
1971年開始,紐約州為確保紐約市特殊高中公平錄取優秀學生,推出不涉及人種、種族、優待和家庭收入的特殊高中入學考試(SHSAT)。
紐約特殊高中屬於公辦高中中的頂尖高中,錄取流程類似於我國的省/市重點高中通過中考成績選拔新生。
今年特殊高中發出的4278份錄取通知書中,亞裔學生仍獲最多錄取名額,比率為51.1%,白人占28.5%,非裔和西裔學生被錄取比率繼續走低,分別為4%和6.6%。最受歡迎的史岱文森高中,在近900名學生中僅向7名黑人學生發出了入學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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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不公平,真公平的話能占70%起
NBA招球員也不公平,黑人比例遠超一半,其他人種太少。
什麼考試不公,實際就是誰都不願承認的智商不平等導致。不過倒是支持他們搞平權,把好的拉下來,把次的拉上去。
支援美國不以分數作為錄取標準。強烈支持美國常春藤高校只錄取黑人及拉丁人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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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真正的貴族,超級富豪,我寧願選窮人但是要真材實料的學生陪讀,也不願意與這些只會開PARTY的偽中產們混一起,這不像是窮人和富豪的對教學資源的爭奪,更像是超級富豪不滿中產拉低了教育品質罷了
所以你不會是富豪貴族,你的思路培養的就是個中產孩子。權貴富商上大學學習知識並不是主要目的,而是搭建上層的交際網路。人脈帶來的財富遠比知識多。
有錢家長行賄幫子女進名校 耶魯、史丹福等都中招 2019-03-13 世界日報
美國聯邦司法部12日對50名大學教練及有錢家長控罪,指控這些教練接受來自包括知名美劇演員費莉希蒂•赫夫曼(Felicity Huffman)、蘿瑞羅夫林(Lori Loughlin)在內的家長賄賂,換得不計其子女能力,就能作為「體育生」進入菁英大學;史丹福大學、喬治城大學等名校均在列,這將是聯邦法庭史上規模最大的入學行賄案件。
檢方表示,這些有錢家長在2011年至2019年2月間,向一名入學顧問支付2500萬元美元,用來賄賂各名校教練及行政人員,將其子女標記為「已招募的運動員」,以增加錄取機會。涉案人員也為學生編造虛假運動員檔案,即便他們並不從事某項運動,也通過作假讓他們看起來更像強壯的高中運動員;顧問公司還賄賂主管大學錄取考試的行政官員,讓一名佛州男子代替學生考試,或在考試結束後,用他的答案替換學生的答案。
由於被告還包括出演「絕望主婦」(慾望師奶)而家喻戶曉的赫夫曼,以及出演熱播情境喜劇「歡樂滿屋」的路格林,此案更顯位高權重者透過犯罪來讓子女進入菁英大學的醜陋嘴臉。
羅夫林與時尚設計師的丈夫吉安諾裡被控行賄50萬元,以讓從未參與相關運動的兩名女兒,進入南加州大學賽艇隊。
赫夫曼則被控偽裝慈善捐款,向Key Worldwide Foundation基金會行賄1萬5000元,以便讓協力廠商修改大女兒的SAT考試成績;其大女兒的SAT成績為1420分,比早一年參加的PSAT考試高出400分;赫夫曼也想對小女兒「故技重施」,但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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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沒有大學聯考或會考。招生全由學校決定,有很大機會黑箱作業。美國大學是漢朝制度
還是聯考比較公平,多元入學=多錢入學+拚爹(媽)入學。聯考會有遺珠之憾,那就再加一部份的甄試。
民主的燈塔會有賄賂?人家是合法操作。你知道吧?嘿嘿嘿嘿嘿
公開的秘密.在美國,這還算是個事?
為何東亞人大腦容量勝歐非?中科院研究:基因突變方向不同 2017-01-30 崔德興
據《南華早報》報道,30多年前,美國科學家對全球2萬俱現代人頭骨調查發現,東亞人的顱腔容積平均為1415立方厘米,而歐洲人為1362,非洲人為1268。去年的一個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中,科學家發現東亞人的顱頂更高,這讓他們的頭部能夠容納體積更大的大腦。
研究人員提出了一系列假設來解釋這樣的差異,其中包括氣候因素,長居於寒冷地方,可能有助於促進腦部發育。體積較大的大腦更容易在其核心部位維持恆定溫度,而絕大部分的思考活動是在這個部位進行的。然而,這難以解釋在同一緯度生活的人,例如中國人和歐洲人擁有不同腦容量的現象。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宿兵教授的帶領下,對不同人種的CASC5突變位點進行對比發現,腦容量調控基因CASC5在現代人的起源過程中積累了8個氨基酸突變,這些突變在非人靈長類和古人類(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中均不存在,是現代人特有的變異位點。其中,2個突變位點在現代人中已經固定下來,而其他6個位點在人群中仍然是多態的。而且,這一基因中有4個多態位點在東亞人群中呈現高頻率,這和包括中國、日本、蒙古人在內的東亞人腦容量的增大有著密切聯繫,而在歐洲和非洲人群中,這4個多態位點頻率很低。
宿兵表示,這一調查並不能表明東亞人比其他人種更聰明。他表示,人類為獲取更大的大腦而作出了巨大犧牲。大腦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而更大的大腦使得生育更為艱難,並消耗身體其他部位的資源,這就產生了很多例如體力下降等問題。
黃種人的智商很高,那科學家為何總是白種人? 2018-08-23
文化上的差異,西方人們崇尚的是個人主義,可以擁有張揚的個性,東方是更喜歡集體主義的,人們都是很謙虛的,西方人喜歡鑽研問題,更執著於一個事物,東方的則是分散的思維模式,更注重於整體。日本已經有很多的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了,將來中國科學家也會獲得諾貝爾獎的。
“腦容量大的人種就智商高”有根據? - 知乎
就算假設腦容量的資料是正確的,但物種種族的智商不單是腦容量多少決定的,應該是腦重量占到動物自身體重的比例,而且還要考慮腦細胞的多少,且腦細胞之間的神經元的緊密複雜性等因素(如果腦容量大就代表一個物種、一個民族聰明的話,哪長頸鹿和鯨魚的智商不都比人都高了嗎?)如說日爾曼人的腦容量比東亞人大,但歐洲人體格比東方人大,腦容量上的比例就抵消掉了!當年納粹就說猶太人腦容量比較小,是劣等的。但猶太人獲得諾貝爾獎的數量與猶太人在世界的人口比例看,用腦容量來衡量一個人、一個民族的智商是不準確的。
人種、腦容量與智商
英國阿爾斯特大學教授林恩(Richard Lynn),研究全球各民族智商發現,東亞國家包括中韓日是全球智商最高的人種,平均達到105。美國心理學協會最新調查顯示,主要人種的智商的確存在差異,最大相差50%,東亞人比美國白人和黑人都要高。
經過核磁共振研究發現,腦容量跟智商的確有關係,容量大的大腦擁有更多的神經細胞和神經連線,處理信息的速度更快,其中,東亞人大腦容量比白種人平均多1立方英寸,白種人又比黑種人多5立方英寸。
不過,專家說,外在客觀環境也可能影響智商發展。例如研究發現,柯林頓的智商,是小布希的兩倍,但是結果兩個人都當上美國總統。
據英國《泰晤士報》報導,德國人以平均107分的智商領先全歐洲,超過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水準。智商排名前15名的歐洲國家依序為德國、荷蘭、波蘭、瑞典、義大利、奧地利、瑞士、英國、挪威、比利時、丹麥、芬蘭、捷克、匈牙利、西班牙。法國是七大工業國中國民平均智商最低的國家,只有94分。
氣候較為寒冷的北歐和中歐地區國家民眾的腦容量約為1320cc,大於溫暖的南歐地區的1312cc,這可能是因為北方的環境較惡劣,居民必須食肉以抗寒,進而使腦力增強,且他們也必須動腦才能與大自然對抗,所以腦容量也變得較大。
每個國家不同地區的智商也會有差異,例如倫敦是英國平均智商最高的地方,約為102分,主要可能與數百多來社會精英都遷移到倫敦有關,至於英格蘭與威爾斯地區民眾的平均智商為100.5分,而蘇格蘭地區則是平均只有97分。
言論惹議致財窘 曾賣諾獎獎牌
他事後受抨擊時曾自稱言論「愚蠢」,強調自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種族主義者」。惟他仍被多間機構董事局除名,受科學界排擠,再無接到講學邀請。2014年他更以財窘為由,拍賣諾貝爾獎牌,最後由俄羅斯富豪烏斯曼諾夫以480萬美元拍下,並物歸原主。
現年90歲的沃森在2019-01-14:美國公共電視台(PBS)播放的紀錄片《美國大師:解碼沃森》中,再次強調自己的看法一如從前:「我還沒看到任何改變,智商測試中反映黑人和白人之間存在平均差異,我認為這些差異是遺傳的。」
英國移民後代沃森1928年4月生於美國芝加哥,15歲便以資優生獲得獎學金升讀芝加哥大學,專攻動物學。33歲時他就當上哈佛大學教授,翌年以他25歲在《自然》發表的DNA雙螺旋結構論文,與克裡克(Francis Crick)和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同獲1953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他40歲開始兼任冷泉港實驗室主管。
家屬透露,PBS的訪問是去年6月做的,沃森現未能回應最新言論,因他在去年10月遇車禍後尚住在療養院。其子魯弗斯(Rufus)上週五接受電話訪問,稱其父對周圍的認知「非常少」,其言論「可能會使他成為一個具偏見和歧視的人」,但事實並非如此。他說﹕「這些(言論)只代表他對遺傳學的狹隘解釋……我父親視整個實驗室為生命,但現在實驗室認為他是個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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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社會說實話也不行
冷泉港實驗室說完全沒有科學依據的數據是啥?這世界所謂的"政治正確"真是令人作噁! 根據英國教授林恩發表引的「全球智商地圖」,根據620份智力測驗結果分析各地區的平均智力。東亞人平均智力(105)最高,歐洲人以99居第二。其後依次為愛斯基摩人(91)、東南亞和美國印第安人(87)太平洋島國民族(85)南亞及北非人(84)。非洲人(67-54)澳洲原住民(62)。 黑人特性是低智商和高體力(包括性能力),這跟黃種人正好相反,而白種人中間。可談論黑人擅長多項田徑運動是種禁忌。
本人主張,不該歧視黑人....人類生而平等 某些人批評我.黑人犯罪率和智商是鐵生生的真實數據.不是你一句種族歧視就可抹滅....迄今為止,主流輿論始終認為: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僅僅是暫時的,這個差距是由可以改變的種種外部環境條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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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人種智商論 禁不起科學檢視
英媒發佈全球最聰明國家排行榜:中國第三日本第一 2019-01-14 環球網
英國Vouchercloud門戶網站編制了一份“全球最聰明國家與地區”榜單,排名基於三大因素——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人口平均智商以及小學生學習成績,認為分別代表一個國家國民過去、現在、未來一代的智力,前五位的分別是日本、瑞士、中國、美國和荷蘭,俄羅斯排第六。日本以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第六位、人均智商第六位和小學生學習成績第五位的指數,綜合排名第一;中國排名第三,主要由於民眾的智力水準很高,人均智商105.8位列世界第二,僅次於排名第一的新加坡(107.1)。美國排在了中國後面,且能排到第四主要得益于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全球第一,達368人,是第二名英國獲諾貝爾獎人數的近3倍。但是美國人均智商僅排第28位、小學生學習成績排名也只有中等的第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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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韓國充其量也就是耍小聰明,要論大智慧中華民族絕對第一。
可惜我們的高智商都用在了騙自己人身上了
這也信,信了你就輸了
讓那些無聊的人排去,中國人務實,沒時間考慮這些,掙錢重要
我們應該好好的學習人家的生活方式
你應該學學豬的生活方式
中國人普遍比較勤奮,感覺偷懶都像是在犯罪。
美國人的智商不夠但是科技成就高,恰恰說明美國的國家體質好
你是要飯的?美國的體質(制)好,你去美國要去吧,中國人的習慣都是把剩飯喂豬喂狗的。
受訪重申黑人智商遜白人 DNA之父Watso遭褫奪榮銜
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諾貝爾獎得主、人稱「DNA之父」的沃森早年曾稱黑人普遍智商遜於白人,觸發種族歧視非議,日前重申其立場沒有改變,其服務半生的國際著名生命科學研究機構美國冷泉港實驗室與之割席,批評其觀點「沒有依據又鹵莽」,宣佈褫奪給予沃森的全部名譽銜頭。
沃森(James Watson)晚年開始發表冒犯言論,包括指稱赤道地帶人種暴露於陽光下而性慾較強、胖人比其他體型人士少野心等。惟2007年貶抑黑人言論最受非議——他表示對非洲的前景「悲觀」,指「我們的社會政策全基於他們(非洲人)的智商跟我們一樣,但是測試全皆顯示不是真的」。他還說儘管希望人人平等,但是「不得不讓黑人僱員知道,這不是真的」。
精英教育還在一代人身上催生了可怕的世俗態度:盲目的野心、對風險習慣性的回避、霍布斯式的物質唯上的野蠻性競爭。
在精英學生光鮮亮麗的外衣之下,是一雙“害怕失敗”的魔爪。他們最恐懼的事情是:將來自己不成功。他們無法從“我會失敗”的恐懼感中掙脫出來,因為他們一直被不成功的可能性套上枷鎖。對於精英學生來講,哪怕是短暫的失敗,都無法忍受,“贏者全盤皆贏,輸者全盤皆輸”的心態普遍存在。
當你的生活中沒有被給予犯錯空間的時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給錯誤任何機會。所以學生們都不願意去上一門自己沒有把握取得優秀成績的課程,因此大家無法拓展並超越自己已經熟悉的領域。所以學生們都選擇“金融和諮詢”作為專業和職業,按部就班地生活,喪失了新生活的想像力,在內心深處,也缺乏勇氣和自由來創造自己的道路。
儘管有一部分人在做出決定之後,不再回頭,持之以恆地去做自己的事,但是更多的人則會長期深陷於選擇的迷茫和壓力之中。就是那些勇往直前的人,也總會在人生的某一時刻,停住腳步思考這一切是否都值得。
第三,它向孩子們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讓他們變得傲慢和自負。
精英教育會告訴精英學生:你根本沒必要在一個沒上過名校的人身上浪費時間——不管他屬於什麼階層。你是天之驕子,是“最優秀最聰明的人之一”,其他人根本沒法和你比,他們沒你優秀,沒你聰明,無論如何,他們都應該生活在你之下。於是,精英學生們自以為高人一等,成為一個與世隔絕、自以為是的小混蛋。
而事實上呢?名校之外還有很多聰明和優秀的人,他們之所以沒進名校,可能就是因為他們的階層。即使一個孩子出生在大富之家,從小受到優待,他也需要明白:不管別人怎麼誇讚他,他都並不比別人更重要。他的痛苦並不比別人的痛苦更值得同情,他的靈魂也並不比別人高尚。
所以,在努力將孩子培養成“精英”的同時,如何避免他受“精英教育”的傷害?我想這值得所有望子成龍的家長們靜下心來好好想一想。
所有的教育體系都會教出有系統特點的人才,正如一枚硬幣有兩面一樣,精英教育也有其劣勢所在。
首先,它在孩子的潛意識中種下了一顆種子:只有成功才值得被愛。
在精英階層的家長眼中,名校對自己的孩子來講是必需品。他們對孩子的期望不是“盡你最大的努力”,而是“你必須是最好的”。雄心勃勃的父母不斷地向孩子提出高標準的要求,其背後的實質是對孩子的不滿。孩子為了極力消除父母對自己的不滿,一刻不敢停歇地拼搏。我們並沒意識到,這是在孩子的潛意識中種下一顆叫做“必須成功”的種子:只有成功才值得被愛,不成功的人就不應該有快樂。就像猶太家庭的孩子所被灌輸的:倘若你不能給你的父母帶來榮譽,你將深感罪惡。
然而,孩子們為了迎合父母的需求而建立起來的“自我”是一種“偽自我”。當一個孩子力爭滿足父母的要求時,往往會忽視自己的感受和渴望,久而久之,他將失去關懷自己感受和渴望的能力。
同時,如果要出類拔萃,那麼就必須做出犧牲。有多少孩子,為了成績和簡歷,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友情、愛情、好奇心、興趣愛好,而這些犧牲,恰恰是構建一個人內心和靈魂的基石。當你身邊的人都在爭分奪秒地你追我趕,你自然也不敢停下腳步,去關注並滋養自己的靈魂。
於是,我們不難發現:很多精英名校生過得極其不開心,他們患上了成功強迫症,必須成功,而且必須速成;他們的身上寄居著令人窒息的恐懼、焦慮、失落、無助、空虛和孤獨。
我們都承認,學生在高中階段承受巨大壓力會導致精神焦慮,那麼當他們進入大學之後,焦慮症會不翼而飛嗎?不會,只會變本加厲。
名牌大學裡的競爭更加激烈,對手更加強大,孩子們如履薄冰,在自負和自卑之間起起落落。同時,對於大學突然給予的自由,他們並不具備強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去承受,難免把自己的學習和生活搞得一團糟。面對困境,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依賴興奮劑或抗抑鬱、抗焦慮的藥物來幫助自己,有些學生會選擇中途休學或者夢想著休學。
第二,它讓孩子們恐懼失敗,使他們對風險極力回避。
精英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大都聰明、富有天分、鬥志昂揚,但同時又充滿焦慮、膽小怕事,極度缺乏好奇心,對未來一片茫然,不能定位自己真實的喜好,不清楚自己的目標——他們被包裹在一個巨大的特權泡泡裡,所有人都老實巴交地向著同一個方向前進,猶如一群優秀的綿羊。
所有的教育體系都會教出有系統特點的人才,正如一枚硬幣有兩面一樣,精英教育也有其劣勢所在。
首先,它在孩子的潛意識中種下了一顆種子:只有成功才值得被愛。
在精英階層的家長眼中,名校對自己的孩子來講是必需品。他們對孩子的期望不是“盡你最大的努力”,而是“你必須是最好的”。雄心勃勃的父母不斷地向孩子提出高標準的要求,其背後的實質是對孩子的不滿。孩子為了極力消除父母對自己的不滿,一刻不敢停歇地拼搏。我們並沒意識到,這是在孩子的潛意識中種下一顆叫做“必須成功”的種子:只有成功才值得被愛,不成功的人就不應該有快樂。就像猶太家庭的孩子所被灌輸的:倘若你不能給你的父母帶來榮譽,你將深感罪惡。
然而,孩子們為了迎合父母的需求而建立起來的“自我”是一種“偽自我”。當一個孩子力爭滿足父母的要求時,往往會忽視自己的感受和渴望,久而久之,他將失去關懷自己感受和渴望的能力。
同時,如果要出類拔萃,那麼就必須做出犧牲。有多少孩子,為了成績和簡歷,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友情、愛情、好奇心、興趣愛好,而這些犧牲,恰恰是構建一個人內心和靈魂的基石。當你身邊的人都在爭分奪秒地你追我趕,你自然也不敢停下腳步,去關注並滋養自己的靈魂。
於是,我們不難發現:很多精英名校生過得極其不開心,他們患上了成功強迫症,必須成功,而且必須速成;他們的身上寄居著令人窒息的恐懼、焦慮、失落、無助、空虛和孤獨。
我們都承認,學生在高中階段承受巨大壓力會導致精神焦慮,那麼當他們進入大學之後,焦慮症會不翼而飛嗎?不會,只會變本加厲。
名牌大學裡的競爭更加激烈,對手更加強大,孩子們如履薄冰,在自負和自卑之間起起落落。同時,對於大學突然給予的自由,他們並不具備強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去承受,難免把自己的學習和生活搞得一團糟。面對困境,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依賴興奮劑或抗抑鬱、抗焦慮的藥物來幫助自己,有些學生會選擇中途休學或者夢想著休學。
第二,它讓孩子們恐懼失敗,使他們對風險極力回避。
精英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大都聰明、富有天分、鬥志昂揚,但同時又充滿焦慮、膽小怕事,極度缺乏好奇心,對未來一片茫然,不能定位自己真實的喜好,不清楚自己的目標——他們被包裹在一個巨大的特權泡泡裡,所有人都老實巴交地向著同一個方向前進,猶如一群優秀的綿羊。
被過度推崇的精英教育 哪裡是它的劣勢所在 2019-01-03 新浪博客
最近,“用生命陪孩子做作業”、“家委會競選成秀場”等文章爆紅網路,笑Cry之餘,我為這個時代家長們的集體焦慮而深感無奈。同時,想起了曾經給我帶來很大啟發的一本書,“紐約時報暢銷書”《優秀的綿羊》(作者 William Deresiewicz 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2008年辭去耶魯大學的終身教職),推薦給大家。
哈耶普,看得見的階層堡壘
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我曾經以為,它們離學霸們並不遙遠。直到看到它們的本科錄取法則:學術標準(SAT、GPA、AP等)、金光閃閃的推薦信和個人簡歷(特長、課外活動、社會服務專案)、昂貴的學費、偏向校友子女、偏向體育健將、偏向巨額捐贈者、強調家庭背景(例如限制猶太申請者)。
在這種情形下,富裕家庭無疑占盡了優勢:聘請SAT私人教師、雇用自薦信導師(代筆者)、以校友名義捐助,更不用說,提供學習多門特長、參加多項課外活動、參與跨國社會服務專案所需的時間和財力支援。
於是,學生的課外活動列表成為申請大學的“個人炫富名單”,如果你有10項課外活動,那我需要有11項;於是,社會服務專案越來越標新立異,你去印度教英語,我去秘魯蓋學校,你去知名博物館當 docent(講解員),我去投資銀行寫 PitchBook (專案建議書);就連SAT,本意是摸清學生們的學習能力,實際上摸清的卻是學生們的家庭收入。
所以,僅憑你是學霸,拼爹拼不過,也難以踏進哈耶普的門檻。(相比之下,咱中國的清華北大只看高考分數,是一件多麼公平的事!)
頂尖大學招收上層階層的孩子,這些孩子畢業後從事上層階層的工作,將來他們的孩子再去上頂尖大學,如此反復,階層就此固化。
不同社會層級的學校教學理念不同,工薪階層的孩子學習如何嚴格遵守紀律,學習機械式勞動,訓練死記硬背功夫;職業階層的孩子學習如何創造,如何表達自我;而商業階層的孩子學習掌握權力、統治和自我掌控。
一箭穿心。
然而,這並不是《優秀的綿羊》,也不是我,最想談論的主題。
精英教育的劣勢
何為“精英教育”(superior education)?
簡言之,就是培養精英階層的教育。按照公認標準,適齡人口入學率<15%稱為精英教育,從入學率而言,名校(小學、中學、大學),當屬精英教育的第一梯隊。
光明時評:王詩齡的課程表,無法定義每個人的成功 2018-12-29 光明網
曾經一度被炒得沸沸揚揚的“王詩齡課程表”,最近再次成為社交網路上的熱門話題,為此,光明網-時評頻道12月29日刊載評論文章《王詩齡的課程表,無法定義每個人的成功》。
在知名主持人李湘女兒王詩齡的課程表上,從週一到周日,鋼琴、大提琴、油畫、書法、瑜伽、國際象棋甚至織毛衣,各種學習安排擠滿了她的課餘時間。對此輿論不吝讚譽,還不忘一個勁地給其他家長和孩子們打勵志雞血:“王詩齡課表曝光,你是985都輸她”,“看吧,比你聰明、條件比你好的人,還比你拼命十倍!”
同樣一張滿滿當當的課程表,在普通家庭父母那裡可能備受質疑,到了名人李湘和王嶽倫那裡卻獲得讚譽。有人還拿出更“成功、大牌”的英國王室來說事。英國小王子、年僅5歲的喬治,在他一年級的課程表上,就排滿了數學、英語、法語、科學、歷史、地理、電腦、戲劇、藝術、體操、游泳、擊劍、高爾夫、陶藝、芭蕾等十幾門科目。觀點還是一樣——他們出生時就在羅馬,卻仍比你努力。
這兩種看似截然相反的輿論意見,其實都屬於同一套話語體系——成功學的話語體系。只不過,因為普通家庭的父母和孩子都“不夠成功”,所以人們還有探討和質疑成功標準的勇氣。王室、名人“足夠成功”,甚至直接定義了何謂成功,跟他們探討、對他們質疑的人自然就少了很多,變成了一面倒的讚譽和宣導。
在相當長的時間段裡,那麼多人都為育兒問題爭論不休,那麼多家庭都為孩子的教育成長焦慮不已,甚至彌漫成為一種全社會的焦慮。要不要“王詩齡的課程表”,要不要喬治王子式的苛刻教育,恐怕在短時間內都無法形成共識。也許首當其衝的,是家長和全社會都應該反思一下價值觀問題——對於一個孩子來說,何為健康的成長;對於一個人來說,何為成功?
回應
精英這些琴棋書畫所謂培養氣質的課程學得越多,就離現實越遠。
對大多數人來說,高中數學、物理、化學,甚至初中的部份數學、物理、化學都是無用的。
學習本身並不是只是學習知識,更重要的是通過學習培養人的能力,認知,理解,邏輯思維等能力。
琴棋書畫也是
美高中生數學能力再創新低 大學入學考試僅四成人達標
據《華爾街日報》2018-10-17報導,美國大學入學考試(ACT)委員會稱,在2018年參加ACT考試的190萬學生中,僅四成人數學能力達標。在不同種族背景的學生中,亞裔學生的成績排名靠前,且平均成績有所上升,而白人、非裔及拉丁裔學生的成績則在下滑。美國教育機構人士稱,這反映出美國高中數學乃至文化課教學存在嚴重問題,需要改革。
其中僅40%考生達到ACT規定的、可接受大學數學課程的合格基準,去年的這一比例為41%。此外,35%的考生沒達到四項必考科目(數學、英語、閱讀與科學)中任何一科的合格基準。在低收入階層和少數族裔中,大約僅1/3的學生達到合格基準。
今年6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取消了學生必須提交ACT或SAT成績才能入學的規定。有教育人士擔憂,若大學進一步降低門檻,可能會有更多高中生對自己放鬆要求。(李元)
回應
用“愚快”教育不知不覺就完成了階層分化,妙啊
說明美國的素質教育很成功,真正達到目的了
沒事,精英管理美國,沒能力的可以當流浪漢嘛,或者表演佔領華爾街!
在人生之初就用教育的不同分出美國社會的三六九等,這很民主科學
美國根本沒在怕的,到了大學還是世界第一,全世界培養出來的精英還是要跑美國常春藤,唉,真的很悲哀,中國不也是嗎?清華北大的天才沒畢業就跑美國去了,還很驕傲……
慣性而已。吃老本罷了。再過三四十年且來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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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10.15撤回31篇造假論文就是捍衛真理?韓春雨撤回的時候可不是這麼說的(回應: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的雙標也不是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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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司法部宣佈 廢除大學種族平權入學指導方針
美國司法部長塞辛斯2018-7-3宣佈,廢除24項不必要、過時的指導方針,其中包括一項鼓勵大學在招生時將種族納入考量的指導方針。
在司法部發布新聞稿之前,多家媒體報導,美國川普政府將鼓勵美國學校在招生過程中忽略學生的種族因素;此舉將推翻前總統歐巴馬對於「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政策,歐巴馬政府鼓勵大學在審核入學申請時考慮種族因素,以促進校園多元化。
塞辛斯透過新聞稿宣佈,廢除24項不必要、過時、不符合現行法律、或其它不當的指導檔。
塞辛斯表示,過去的政府機構經常在沒有任何公告或評論期限的狀況下,實施新的規定,只要致函或在網站上發布指導檔即可;這是錯的,這不是好政府的作為。
塞辛斯說,因此川普政府開始廢除不當發布的指導檔,或不符現行法律的指導檔。
司法部的新聞稿列舉廢除的24項指導方針,其中有七項與教育機構考慮種族因素相關,包括歐巴馬政府於2011年提出建議學校在招生時考慮種族因素,以促進校園的多元化,以及2013年、2014年、2016年法院對「費雪訴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一案的相關文件等。
白人學生費雪2008年控告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質疑學校因她是白人而不錄取,最高法院2016年裁決支持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依「平權措施」的招生作法。
李長安:“學歷膨脹”是知識浪費2017-12-09 環球時報
近日,哈佛商學院發布的一份報告揭示了美國勞動力市場存在的一個怪現象:“學歷膨脹”。美國不少企業在招聘時對學歷的要求越來越高,本來只需要高中學歷的崗位,卻明確要求只招本科生。“學歷膨脹”現像在中國也普遍存在。明明中等文化程度就能勝任的簡單工作,卻非大學生不招。在一些知識密集型的高校和科研單位,這種現象更嚴重,許多擁有博士碩士學歷的人只能從事普通的辦公室工作,而且不被允許轉崗成為教師。
之所以會出現“學歷膨脹”現象,與高學歷供給短期內大幅增加不無關係。自1999年開始,我國的大學生數量出現急劇增加的勢頭。當年我國大學畢業生不足百萬,如今即將突破800萬人。1999年畢業的研究生只有5.5萬人,如今接近60萬人。高等教育供給的迅速增加,在給經濟發展儲備人才的同時,也產生了就業難的問題。用人單位之所以對求職者的學歷要求越來越高,也是高學歷供給過剩後出現的所謂“買方市場”,話語權掌握在用人單位手裡。
但如果將“學歷膨脹”都歸咎於高校,顯然有失偏頗。雖然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於經濟結構相對滯後,產業調整尚未到位等多種因素,勞動力市場上出現農民工“招工難”和大學生“就業難”這種看似悖論的現象。大量產業集中於勞動密集型的相對低端產業之中,一方面對以農民工為代表的普通勞動力有著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對大學生卻需求不足。大量大學生“擁擠”在較為狹小的產業部門中,“學歷膨脹”就不可避免。
從本質上來說,“學歷膨脹”是一種知識浪費。因此,要消除“學歷膨脹”,需要從多個方面入手。首先,應該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人才培養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大力提高職業技術教育水平。其次,要加大供給側改革的步伐,大力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為更高學歷者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最後,進一步完善勞動力市場的信息發布機制,提高求職者與就業崗位之間的匹配率。如此,勞動者才能盡其才,用人單位才能盡其用。(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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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就是教育產業化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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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窮不能窮教育”是中國經歷百年恥辱之後的深刻總結,教育乃國本,人類社會和經濟活動報酬率最高的投資就是教育,沒有之一,其巨大收益和對國力的影響是按百年為時間單位計算的。
中國會越來越強大的
我國教育財政投入首超3萬億北大教授籲警惕教育“拉美化”
澎湃新聞2017.11.17報導,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2016年首超3萬億元。在教育財政投入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對於如何把錢用在刀刃上等問題,北大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王蓉教授提醒稱,要警惕教育“拉美化”現象,即在人口收入差距顯著的社會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長可能逃離公共教育體係而在私立部門中尋求更高水準的服務,公立學校特別是基礎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逐漸成為低劣質量機構的“代名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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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教育部教育局的一些政策客觀上在極大地削弱公立學校,比如所謂的不留作業減負,不允許排名,不允許批評處罰學生等等。這些官員的孩子都是有能力上私立學校的吧?
所謂“拉美化”,不如說“素質教育陷阱”。“還要防止其淪為少數人為固化階級而私有化教育的工具”
該來的,總是會來。你不可能一邊享受資本主義社會的迅猛發展,同時享受非資本社會的那些種種,比如權利的集中,政府可以把手伸到各個角落等等。識時務者為俊傑,看清我們所處的時代,把心思放在多弄些錢給自己、給家庭上才是正道。
第一,中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第二,中國自科舉制度開始,證明了只要下層的出路斷絕改朝換代就會發生,而不是想美英之類的貴族世代不變也沒有人反抗
意媒:捨得投入中國“優先發展教育業”不是空話
意大利歐聯網2017.11.3發表評論文章說,中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飛速發展的經濟社會勢必需要人才的支撐。因此,更應該把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既要捨得投入,更要懂得如何投入。
2016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為31396.25億元,首次超過3萬億元,較上年增長7.44%;佔GDP比例為4.22%,連續5年保持在4%以上。
2012年以來,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已經連續五年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4%,2016年則首次突破了3萬億元。
中國“優先發展教育事業”不是一句空話。可以預見的是,在優先發展教育的背景下,教育財政投入還將繼續增加。
辦教育捨得投入固然重要,而更為重要的是要把好鋼用在刀刃上。未來教育經費的重點,應該是如何把握好資金投入的方向,更合理、高效地使用資金,從而更好地實現各個教育發展的目標。
使用好教育經費,總的來說,就是要按照教育發展規律來利用經費,降低教育行政管理費用,尤其是要減少華而不實的教育政績工程,加強對教育經費使用情況的監管。教育經費投入還應該把重心放在增加優質教育供給、優化佈局、加大基層資助、建立系統完善的資助體係等方面。應該把資金更多、更為有效地用在一線教學,用在提高學生人均經費標準,用在改善教師待遇上。
此外,還應該把經費用於化解一些日益突出的教育問題,如學前教育入園難、入園貴,貧困地區的教育發展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而同時隨著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教育領域同樣存在人民日益增長的對教育的美好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過去五年,中國教育事業全面發展,中西部和農村教育明顯加強。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當前的教育水平能完全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中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飛速發展的經濟社會勢必需要人才的支撐。因此,更應該把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既要捨得投入、更要懂得如何投入。要讓每個孩子都有書讀,都讀好書,為中國未來更迅猛的發展奠定人才和智慧基礎。
全球就業能力最強大學排行榜出爐:北大超越牛津列第14位
考慮到如今昂貴的大學學費,人們最好希望找個物有所值的學校。作為衡量標準之一,看一下一所學校歷史上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大有裨益。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雜誌2017.11.16公佈一份畢業生就業能力最強的學校排行榜,這一排行榜使用的是法國人力資源公司新興人力資源公司設計的一個調查。
進入排行榜學校最多的國家依次是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瑞士,但亞洲國家正在穩步追趕。與2016年相比,英國大學的數量有所減少,報告認為是由於國際大公司擔心英國脫歐的問題。
以下是2017年全球就業能力最強的前25所學校:
1、加州理工學院;2、哈佛大學;3、哥倫比亞大學;4、麻省理工學院;5、劍橋大學;6、波士頓大學;7、斯坦福大學;8、慕尼黑理工大學;9、東京大學;10、耶魯大學;11、普林斯頓大學;12、香港科技大學;13、多倫多大學;14、北京大學;15、牛津大學;16、新加坡國立大學;17、帝國理工學院;18、麥基爾大學;19、東京工業大學;20、加利福尼亞大學;21、澳大利亞國立大學;22、巴黎綜合理工大學;23、巴黎高等商學院;24、IE商學院;25、倫敦國王學院。
中國高校中,香港科技大學排名全球第亞洲第二;北京大學排名全球第14、亞洲第三;上海交通大學排名全球第30位。此外,躋身全球150強的中國高校還包括復旦大學、清華大學、台灣科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台灣大學、中國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台灣清華大學和台灣交通大學。
亞洲大學的排名較往年有所提升,其中來自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地區以及韓國的一些高校表現尤為突出,這種趨勢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亞洲高校在培養人才方面更加註重企業和時代的需求,因此獲得全球越來越多公司的認可。
不過參考消息網稱,對於這一排行榜要持一點保留態度。每年都有幾十種大學排名,使用非常不同的方法,它們通常相互矛盾。當然,實際就業能力與學校的關係遠不及與學生個人的實際技能的關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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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就業率來排名的話,藍翔第一個不服
北大清華還有就業問題嗎?
在現實當中,被AA傷害最大的卻是另一大少數族裔,教育水平最高的亞裔,其次是被“逆向歧視”的部分白人。因為大學錄取按照種族配額,實際上的競爭都是發生在種族內部。典型的結果是很可能在同一所大學的錄取名單中,非洲裔SAT分數線1100, 白人1300,亞裔1500,——亞裔尤其是華裔,離開了亞洲結果還是無法逃離hard 模式,所謂”華裔數學沒有滿分就是不及格”。
目前的AA執行到現在,對非洲裔其實也是傷害。一方面助長了族群” 等靠要”的心理習慣,另一方面,即使很有才能,很努力的非洲裔青年,也往往在別人眼中會認為是靠AA照顧才能上大學/找到好工作的,對其自身成長也並不一定有利。
全美數學教師協會的聲明,不過是AA走向荒謬化,種族政治干擾教育的一個具體體現而已。至於美國的種族問題如何解決,在筆者看來現實中的美國政府已經沒有能力解決(我們可以和中國政府正在執行的2020扶貧攻堅戰對比一下執行能力)。
至於美國嚴重的貧富分化/階級問題,各種分析文章也隨處可見。具體到教育領域,美國嚴重的階級和貧富分化導致了與其相稱的教育分化。
通常來說,美國最好的學校是私立學校(不過私立不一定都是最好的學校),但是私立中小學1-2萬美元起步的學費,相對於美國大多數只有4-5萬年收入的家庭來說,無疑太過昂貴了。因此通常只有上層和上中層的家庭才能消費得起私立中小學。而美國的公立中小學,經費主要來源是社區的房產稅。那麼很自然的結果就是較富裕階層聚集社區---房價高---房產稅高—教育經費多—教育水平高。而貧困階層聚集的社區,則實現了完全相反的循環。
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的公立教育完美地實現了階級的代際複製和固化。而對其進行任何重要改革,比如把主要來源於房產稅的教育經費在都市區甚至州一級等較高層次統籌使用,加強弱校, 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之下,對任何政客來說都是無異於政治自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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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挺好的嗎,筆者為什麼這麼替美國著急
不是替美國著急,看最後,我們的公立教育正在走美國的老路!
國內的素質教育派就是美國教育的追隨者啊,他們中可能大量存在美國間諜
我國的少數民族加分政策也是如此,應該針對貧困,教育資源貧乏的地區加分而不是一概而論的對民族加分
對國內各個族群分而治之雖然短期內能夠降低統治成本,但是長期來看有撕裂國家的潛在隱患,而現在的美國正在為其過去的短視付出代價.如果美國現在還不緊密地團結在川建國同志的領導之下,恐怕未來的美國兇多吉少啊
張岩:美帝藥丸?起底“政治正確的數學教育”
經略研究院研究員2017-09-20
近日,美國兩個全國性的數學教師組織,其中包括擁有八萬會員的全美數學教師協會(NCTM) ,聯合發表聲明,認為美國數學教育存在機構化製度化的歧視。通過數學的標準化考試成績,學校人為設定障礙,阻止某些族裔、性別、階層的學生學習高端數學,造成社會不平等。這種做法必須改變。數學教育與評估方式,應該根據學生族裔等背景作調整,不再成為歧視的工具。
這個消息傳到華人和國內圈子之後,一片嘩然,大家覺得荒謬之餘,紛紛驚呼美帝藥丸,還有不少人編了段子來諷刺,比如在知乎上:
“現在可以挖挖歷史上有哪個數學家說過種族歧視或者政治不正確的話,然後把他的定理都從課本上刪了”;
“我認為英語教育是一個機構化製度化的種族歧視。通過英語的成績,學校人為設定障礙,阻止某些族裔上大學,造成社會不平等。這種做法必須改變。美國大學不應該要求外國學生提交託福成績,美國大學必須提供以國際學生母語進行的課程,英語不能再成為歧視的工具。”;
“以後可以把數學分成黑人數學,白人數學,拉美裔數學,華裔數學等等,分開教學…”
本文作者打算在諷刺其荒謬之餘,深入剖析產生荒謬聲明的社會根源。
從大的方面來說,該荒謬報告是美國極其嚴重的種族矛盾和貧富分化在現實數學教育領域的映射。
關於美國種族矛盾的分析文章可以說已經汗牛充棟,應該說美國政府,社會為消除種族矛盾也做了不少工作,但由於能力有限,效果很不明顯。在上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之後,美國政府和社會開始實行對少數族裔的照顧政策,稱作Affirmative Action,簡稱AA。具體到教育領域,為了保證教育水平相對較低的少數族裔(以非洲裔為主),在大學錄取的時候採取降分錄取,種族配額的方式來保證以非洲裔為主的少數族裔的錄取數量。客觀地說,AA政策的願望是好的,也起到了一定的客觀效果。然而執行數十年以來,缺乏調整,積弊叢生。
對非洲裔為主的少數族裔的照顧政策只是手段,改變少數族裔教育水平相對較低的實際狀況才應該是目的。然而實行AA數十年來,非洲裔、拉丁裔的較低的教育狀況並未得到顯著改善,AA本身卻從手段變成了目的。打個比方,實行AA相當於把種族問題當做箭桿鋸了,然後假裝箭頭不存在。原因麼,可能是美國政府能力有限,力不從心,也可能是偷懶,甚至有人推測美國政府只是做做樣子而已,畢竟對於統治者來說,挑動群眾鬥群眾也不一定是壞事麼。
今年,需要藉錢上學的學生(佔學生總數三分之二)在畢業時平均欠債33,798美元——是十年前平均欠債數額的兩倍。------呵呵,公知嘴裡收入高消費低的美國人這麼高比例的人需要藉錢才能上大學是不是體制問題?不要說什麼美國學生都是自己付學費所以需要藉錢,美國不少州法律明文規定大學學費是由父母負擔的,而且現在的美國啃老會讓中國年輕人都汗顏,美國的調查,在美國18歲到24歲的年輕人有53%住在父母家裡,25到34歲此比例為29%,都是歷史最高。不住在父母家裡的年輕人有22%需要父母幫付房租,23%需要父母幫付交通費用。即使年賺7萬5的(比80%的美國人掙得都多),1/4讓父母付食物等日常開銷,1/5讓父母買衣服。夫妻兩人都工作,還有1/10靠父母付手機費。
張維迎說:大學生上不起學是因為學費太低!現在中國各個大學的學費很多年沒有提高了,早先一年學費3500-8000確實很高,現在工資水平上來了,學費卻沒有調整。現在讀大學,壓力不是十年前那麼大了。而且中國大學生貸款讀大學的是少數,大概不到10%。中國年輕人房子自有率也很高,二三四線城市30歲左右基本上都買房了。
http://www.guancha.cn/AnthonyGrafton/2017_06_15_413336.shtml
以上兩種類型的書籍都沒能給一個正常智力的非專業人士——比如家長或學生,校監或校董——生動地描述大學中各種人群一年的生活和工作,更不必說清楚地解釋學術機構內的財政與教學、壞的意圖與好的管理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高喊“回去閱讀希臘經典吧”並控訴邪惡陰謀肯定是有趣的事情。但如果有了解情況的作者把握住美國大學的肌理與氣息,並像托馬斯·里克斯、伊万·賴特、伊麗莎白·薩默特以及其他作家描寫軍隊一樣令人信服地寫出來,公眾討論與審議會更有建設性。小說家很早就發現了這一領域。那麼偉大的記者在哪裡呢?他們會發現有些學生努力學習並取得了優異成績,也有更多的學生白白浪費學習機會,而他們也許能找出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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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起來三個問題,第一是人員龐雜,結構臃腫,事幹的少,嘴炮多,第二就是很多人進了大學也不好好學,第三就是上學貴,上學難——這個套路如此的熟悉,但說的卻是美國的大學
能輕鬆獲得全球高端人才,還能免去基礎教育開支,幹嗎還要費心費力培養本土國人,資本是要追求利潤率的。從這個角度去分析美國,美國大學教育的所作所為,一直都很合理。
說白了,現在的美國大學已經無法培養合格的大學畢業生了。總說中國教育如何要向美國學習,但卻可以忽略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他們的教育水平真的先進麼?
中國學生的學業能力水平在各個年級都是吊打美國學生,包括大學生。在研究生領域有不足,那不是我們教育的問題,而是科研經費太少,科研設備太差的問題,與教育無關。
最後,在很多大學,雜耍取代了正事。競爭性的體育運動耗費了大量的金錢和體力,而一些恰恰可以用來給學生提高條件。在看到追求橄欖球榮譽給拉特格斯大學帶來的結果之後,很難不覺得悲慘,而它本有著很多優秀的院系,而且——考慮到新澤西州良好的財政條件——應該成為東海岸的伯克利或是密歇根大學。
拉特格斯大學每年花2690萬美元資助運動項目。同時,教職員工工資封頂,加薪被全面終止。歷史學家辦公室裡的固定電話被拆除。器械修護被推遲,而從早用到晚的教室則變得越來越破舊。
當批評家表明用教學的費用來支持橄欖球隊說不通時,拉特格斯大學一位官方發言人回答:“大學對運動項目的直接支持只佔大學預算的1%。”想必他認為讀者不知道任何大型機構的預算,前一年沒有計劃的數額最多佔整個數額的1%或2%——或者更具體來說,運動項目吞噬了那些本可以用作提升大學核心活動的錢。克里斯托弗·紐斯菲爾德也並不是唯一一位清醒、了解狀況的觀察者,相信政治精英正蓄意攻擊中產階級教育。
面對危機,我們需要怎樣的寫作?
或許這不是危機。總之正如很多觀察者指出的,這是我們現在的生存方式,例外和希望的空間同樣存在。依然,那些如同拿破崙的軍隊黯然離開俄國一般離開了大學的那一群被遺忘的學生,他們沒能在課程中受到啟發,他們被個人經歷的失敗所刺傷,背著債務負擔,他們也需要被人描述。
也許,那些認真對大學進行過論述的作者可以不再那麼關心誰進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而開始關心那些大量沒能從伊利諾伊、西弗吉尼亞、佛蒙特和德州大學畢業的學生。《教育的終結:為何我們的高校放棄了生活的意義》(2007)一書的作者安東尼·庫朗曼對人文學科腐敗發起批判,關注多數美國學生的切實境遇,這樣的教師也很有教育意義。然而,關於人文學科之死的批判無論多麼雄辯,也不能補救每年數万學生所經歷的不人道的教育。
最好的則是讓出版商找到有興趣的作者,讓他們從細節上描述一些大學,包括它們的所有缺點。論戰的書籍,甚至包括那些有點內容的,最終成了扔泥巴,而不是擺事實——而扔泥巴,一如哈克貝利·費恩對湯姆·索亞指出的,不是講道理。多數實證研究都有意使用抽象的語言,並以價值中立、平實直接的方式寫就,難以吸引專業人士之外的讀者。
年紀大一些的學生——這些年,多數學生年齡都比傳統的大學年齡要大——往往需要全職工作,同時要照顧孩子、父母。那些容易遇到這些問題的學生也正是那些自出生以來沒有受過如何走出官僚體系迷宮的教育的人。他們沒有信心看到一扇打開著的門,那裡有友善的導師或教授願意幫助他們,他們身邊也沒有能為他們找尋幫助的父母。
幸運的是,很多學生不光走了過來,而且還在這些障礙的夾縫中茁壯成長。很多教職員工盡力幫助他們。大學文化如同政治,是很本地化的。很多州立大學都在掙扎——比如被媒體大肆宣傳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很多大學嘗試給班級人數設限,讓教授們忙於教學。輟學學生和畢業生不同,但他們之間的區別並沒大到像溺死者和被拯救者之間的區別。
一些轉到了其他大學。一些人參軍、重整他們的生活,依靠退伍軍人權益法又回到學校,但畢業太遲,已不算是原來那一級。一些找到了秘書的職位來供養孩子,在中年讀完學士學位,獲得更好的工作。但這些例子仍然屬於例外。
知道這些情況以後,還如何能寬恕?這個體制的成功部分就是建立在失敗之上。行政人員所指望的學費是本科生借錢所交,而他們也知道本科生會在用盡學校服務之前就輟學。為了提供教學,他們剝削仍在研究生院的學生,他們也知道當中很多人也同樣會輟學,沒有辦法謀到終身職位。一旦教職員工自己工作穩定之後,他們就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也聽不到他們自己學生的哭訴。甚至當有改善的意願的時候,資源也常為完全不同的目的所用。
他們更多依靠私營貸款人——但丁會將這些貸款人連同信用卡經營者放入地獄的最底層。
正如我們所見,這些所有的支出都是為了負擔一個智識上收穫甚微的教育,而很多受教育者還冒著傾家蕩產的風險。當然,最不走運的則是那些退學的人,他們還背著這些貸款——儘管他們在不景氣的時候幾乎肯定比畢業生掙得更少,待遇更糟。然而甚至畢業生的失業率也在上升——學生貸款的違約率也同時在上升。
高等教育的泡沫要碎裂了嗎?我沒有答案。考慮更周全的作者們警告我們不要相信那些單一原因的解釋。比如博溫和他的同事考察過學生貸款對流失率的影響。他們得出結論,欠債並不是學生流失的主要原因。不過,這些造成學生流失的因素是互相交織的(可能不是立法者當初的意圖)。我們想像一下今天做一名普通學生是什麼樣的。你在高中表現好——甚至非常好。但你進到大學裡,沒什麼研究和寫作的經驗,也不了解你的學習跟之後的生活計劃有什麼關係。
你欠著債開始你的第一年,並且知道還會越欠越多。你在超市或者某個快餐店工作,以負擔日常開銷。你住在一個大而舊的宿舍,或是大而不結實的校外公寓,有著自己的單人間和浴室,雖然提供了隱私但也帶來隔離。你遠遠地看著教授(這種距離不僅是空間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坐在寬闊黑暗的大教室的後排,而你的同學則在用筆記本電腦上Facebook。
難怪在這些狀況下很多學生永遠不會真正體會新的大學功課的要求和標準。相反,他們周轉於課程之間,尋找娛樂和不費力就能取得的好成績。於是很多學生在遇到麻煩的時候還沒有做好準備也毫不令人驚奇。學生酗酒、抽太多大麻、玩太多電腦遊戲、遭遇車禍、懷孕、嘗試幫助厭食症室友而不知所措,還常常得不到之前父母提供的關鍵幫助,因為他/她也失去了工作。
最終公共投資的規模增大,成為高等教育資金的主要來源。因為國家通過稅收資助了大部分大學預算,學費較低。學生可以藉少量的錢來負擔他們的學費,用一些時間打工就可以賺來他們的生活所需,還能做到按時畢業,債務也不多。如果他們退學,他們則會遇到一些財務困難,但也不是災難性的,因為數額還比較小。
但自裡根革命以來——正如克里斯托夫·紐斯菲爾德在他對加州大學系統所作的細緻研究中所揭示的—— 各州將越來越多的教育成本由他們自己的預算轉嫁給了學生及家庭。旗艦州立大學將它們的學費設得比精英私立大學低,但它們所提供的教育以任何標準而言都不是廉價的。在密歇根大學,一個本州的大一學生共要花費25,204美元,大四要花費26,810美元。
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本州的大一學生今年需付的學費、雜費和生活費用總共為25,416美元。很多時候家裡出資、學生賺錢和獎學金加起來還是不夠,而學生和家長必須去借貸以彌補差額。今年,需要藉錢上學的學生(佔學生總數三分之二)在畢業時平均欠債33,798美元——是十年前平均欠債數額的兩倍。那四年在大學校園裡的輕鬆生活,相比之後10 多年負債的日子而言,未免代價太大。
一如馬爾科姆·哈里斯近日指出,美國人現在所欠的學生貸款大概有一萬億美元,比信用卡欠款還多。他解釋道,學生債務是“一種極端的處罰方式,既不能以破產的方式免除,也沒有過期時間,討債人可以用工資、社保支出甚至失業救濟金來抵債。”這一重擔的分佈可以用馬太效應的反面來描述:對什麼都沒有的人,沒人會給他任何東西。窮學生和少數族群學生比白人學生借得更多。或許因為並不了解相對便宜的聯邦斯塔弗德貸款(Stafford Program)與父母PLUS 直接貸款項目(Parent Plus programs),前者從這些項目貸款較少。
正如漫畫家魯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筆下的每個閥門都會漏油的機器一樣:在美國,高中生畢業率只有不到70%。大概70%多一點的高中畢業生會接著受某種高等教育。但只有略多於50%的讀本科的人能在6年內畢業,與此同時只有30%進入社區大學的人能在3年內拿到大專文憑。那之後,大部分人都不會畢業了。
看看那些提供大多數本科學位的公立大學吧。少數的一部分——維吉尼亞大學,威廉與瑪麗學院,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能有90%或更多的學生能在六年內畢業。另外的15%左右的大學6年內的學生畢業率在80%。其餘學校的狀況就更糟糕了。在新澤西,旗艦州立大學拉特格斯/新不倫瑞克校區(Rutgers, New Brunswick)四年的畢業率是52%,六年的畢業率是77%。在每年5835名新生中,有1342人沒能在6年內畢業。俄亥俄州立大學、印第安納大學、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愛荷華大學每年沒法畢業的學生的比例大致如此。
而在美國歷史上最棒的州立大學之一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只有48%的本科生能在4年內按時畢業,雖然6年內畢業人數又能多30%。然而這是公立大學的頂端,是冰山浮現在海面上的那部分。一些州立學院(再加上盈利性大學)的多數學生在畢業前就放棄了學業。美國曾是全世界教育做得最好的國家,而現在退到了第十位。
輟學可能還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有時候留在學校代價更大。無論是學生失去興趣還是離開就學的位置,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都負債累累。在1950 年代後期和1960 年代的擴招時期,有著大學文憑的美國人激增。同時開始盛行的做法是那些大學沒有提供技術訓練的職位也開始要求大學文憑。
這是一個危機嗎?阿若姆和羅克莎說不是。因為學生和他們的家長會繼續找尋並支付讀大學的機會,而政府和研究生院也會繼續接受大學畢業生,企業還會繼續僱傭他們(而且還每年花費50 多億美元培訓僱員所需的能力)。而那些出生於富裕、專業階級的人從最好的教育中所得到的收益則是不成比例的高。無論受到什麼樣的大學教育,你都會比沒有讀大學賺的錢多。
當然,不要指望你能賺到和那些斯坦福的應用數學畢業生一樣多。沒有人知道家庭還會願意負擔多久這樣象徵性的四年培訓,而且,這份教育正變得越來越昂貴,並且正逐漸失去影響力。
很多改革的議案在流傳——但多數只會使情況更糟。在德州,關於公立大學的辯論非常激烈,雄辯且資金豐厚的批評家要求教職員工以更低的成本教授更多學生。而實現這個要求,方式只有一種:讓小組討論完全由忙碌的研究生和兼職教員去輔導,而讓更多本科生進入大的講堂,但在那裡,他們與教授並沒有個人的接觸。
這樣做並不會讓那些年輕人打開他們的Kindle 電子書,在他們自己的時間裡閱讀。我們在開啟學生的獨立思考上已經做得很差了,難道我們想做得更差?另一種流行的建議——在線課程——只有在全天24 小時在線提供輔導的情況下能發揮作用。但這卻會使得這類課程跟普通課程一樣昂貴。
流失的學生
正如威廉·博溫與他的合作者在《跨過終點》一書中所寫,相比引導學生參與學術,我們的體制在另一層面上無可爭議的做得更糟。最近關於研究生教育的論戰中引證高輟學率來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例如尤其是人文領域,有將近50%的學生中途退學。研究生項目當然需要審查與改革。但它們的損失並不特殊。輟學是美國各級教育的普遍現象。
正如西蒙·海德在另一篇文章中所示,在英國,大學教師必須接受那些令人厭惡的機械式的生產標準評價。但英國有一個成熟的對本科生教育的外部測試體制,可以將全國的大學教育項目水平如實地反映出來,儘管多數學生能力不足,仍可確保一定的標準得以保持,並且在體制的每一層都為有能力的學生提供機遇。美國的高等教育並沒有可與之相比的測試體制,而每一層它所提供的機會都取決於個人的慷慨與投入。
預算問題,誰來為之買單
大學在近幾十年從很多方面重塑了自身,以符合現實的學生生活狀況。尤其是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領域,大學鼓勵教授們相信投入精力到研究上是合理的。他們有新的發現之時會獲得獎勵:減免上課時間。甚至那些沒有發現美國的人(一個意大利說法)也盡可能地待在實驗室或圖書館裡。教學越來越多的被重新分配給研究生和兼職教師,而不再是已經取得或者有望取得終身教職的人。
理論上,院長們很不情願採取這些措施,是預算的束縛迫使他們這樣做。而事實上這些措施有助於招募、挽留明星學者,他們的工資和研究支持金額很高。比起說服一位有深度的思想者一個學期教120 個小孩兒而言,說服他去西瓦什(Old Siwash)並帶幾個研究生更為容易。
甚至在這個據稱預算緊張的時代,收入不菲的行政人員與非教職的專業人員仍在激增——同時增加的還有他們所提供的價值昂貴的課外活動,從大一新生的團隊建設到校際運動。這些活動所傳達的意義很清楚:沒有人把課堂學習看作核心訴求。
在不同類型的大學之間情況差別很大。樣本中各個院校,無論是研究型大學還是小型學院,都有一些學生表現出眾,也有一些項目比其它項目讓人學到更多。但大抵來說,有兩點是很明晰的。第一,傳統的學科與方法仍有其教育價值。現在對基礎學科感興趣的學生遠遠比兩代前要少。
然而這些學習純學術專業——人文、社科、自然科學和數學——的學生仍然比那些學習商科、傳媒以及其他新的應用型學科的學生在測試中表現得更好。在目前全國的圖書館和教室都在為風靡一時的合作式學習而重新裝修時,花費大多數時間單獨學習的學生比那些跟別人合作學習的學生表現得更好。
第二,更令人沮喪的是,很多學生來到大學時並沒有對他們的課程有特別的興趣,也不了解這些課程如何為他們未來的職業打下基礎。阿若姆與羅克莎寫道,他們所珍惜的,則是實現“諸如《動物屋》(1978)和《留級之王》(2002)這些流行電影中所描繪的大學生活的文化圖景”。學術學習並沒有佔據他們頭腦中大學圖景的大部分,甚至在頂尖的加州大學,學生報告他們平均每週花“12小時與朋友社交,11小時玩電腦,6小時看電視,6小時鍛煉,5小時用在自己的愛好上”——而只有13個小時學習。
最終,對他們中的大多部分而言,大學所提供給他們的不是技能或知識,而是學歷:一張標誌基本工作紀錄和就業能力的文憑。那些成功學到知識的學生則往往——還好不是全部——來自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而且在頂尖的大學就讀。他們已是經濟、文化精英社群的一員。我們偉大的、民主的大學系統成為了維持社會僵化的支柱 ——一個破敗的社群,諸多成員漫無目的地通過其間,所學甚少,最終又回到他們出生時所處的經濟、社會狀態。
然而,當瑞里人云亦雲地根據幾個資深學者的論斷就否定大多數研究的意義,當金斯伯格把整班行政人員都貶低為無所事事、一心只想去夏威夷參加無聊會議的人時,他們不過是對空發炮,雖然讀來有趣,但最終於事無補。
另一類書則很不同。這些書經過認真研究,有著豐富的數據,有一些有圖表可能會讓外行覺得看不懂,諸如杰羅姆·卡拉貝爾的《中選》(2005),克里斯托弗·紐斯菲爾德的《公立大學的瓦解》(2008),威廉姆·博溫、馬修·欽格斯與邁克爾·邁克菲爾遜合著的《跨過終點線》(2009),以及理查德·阿若姆與喬斯帕·羅克莎的《不學無術》。這類書針對體制中某些具體問題進行專述,它們發掘出了許多醜陋的事實和難以讓人滿意的做法,反映出的真實與世界大學排名的光鮮宣傳大相迳庭。
令人失望的學習現狀
大學課程變得怎樣了?在《不學無術》一書中,阿若姆與羅克莎勾勒了一副令人心寒的圖景。核心論據來自於2322 名大學生所參加的標準測試——大學生學習能力測試(the 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這個測試在入校第一學期測試一次,而後在大學第二學年末再測試一次。考試並不是選擇題,而是需要學生閱讀一系列關於一個虛構的商業或政治問題的文章,寫一篇給政府官員的政策建議短文。
而來自全國學生參與度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的數據——每年全國幾百萬學生填寫的學生自我學習評價——以及近年學生生活的民族志調查則提供了豐富的背景。
結果讓人警醒。大學生學習能力測試顯示出樣本中大約有45%的學生並沒有通過前兩年學習在批判性思考、複雜推理以及寫作上有實質進步。而看一下他們的學習情況就可以了解為什麼這樣了。學生報告每周平均花12個小時學習——比1961年的每週25小時和1981年的每週20小時都有所下降。樣本中有一半學生在前一學期沒有選修過任何要求寫20頁以上作業的課程,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沒有上過任何一門每週要讀40頁閱讀材料的課程。
不難理解,為何大學仍抗拒使用哪怕很簡單的評估。現在的美國將近有5000 所大學,包括兩年制和四年制學校。有數百萬人去那裡讀書,包括了40%的18 到24 歲的美國人,還有很多年紀更大的學生。高等教育既有常春藤等私立名校樹蔭掩映的奧林巴斯神山,也有公立大學高大莊嚴的四方形建築,還有城市社區學校周圍每天運營12個小時、永遠不夠車位的停車場。它既有私有的也有公立的、既有大眾的也有精英的、既有古老的常青藤覆蓋的傳統、也有當代而前沿的風格。高等教育如此豐富多變的景觀無法用任何簡單的方式概括。
很多——或許是大多數——談論美國大學的書都可以劃入兩類。每週都可以看到長篇的怨詞。相當一部分屬於同一類,包含了來自不同作者群的多種著述,包括由優秀記者納奧米·施艾弗·瑞裡撰寫的對教授的抨擊一書《教員休息室》(2011),和政治學家本傑明·金斯伯格所寫的對大學行政的批判《教員的衰落》(2011)。這些書沒有從多個角度去審視大學裡複雜的群體,而是特別鎖定其中一群人作為批評的反面角色。
作者也並沒有選擇某個大學的具體情況進行描述,否則還可以讓讀者對學術生活的節奏與性質有所感受,而是從流行媒體和網頁中剪切故事,把它們堆積起來。它們講述個人經歷,總是選擇極端的壞例子,似乎這就是普遍現象,並且反複使用那些在之前的論戰裡用過的、老掉牙的段子。
儘管如此,並不是所有的批評都是無的放矢。瑞裡對兼職及臨時教員遭受的虐待進行了細緻、讓人壓抑的描述。金斯伯格則指出行政人員與專業人員的增長數量遠比教員要快,帶動學生和學生家庭所要負擔的費用上漲,但對學生的學業方面並沒有大的促進。
安東尼·格拉夫頓:美國的大學為何失敗?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2017-06-15
【當中國高校不斷倡導與國際接軌、創建國際一流大學,引進國外(尤其是美國)的種種高等教育方面的實踐經驗時,往往以偏概全地擴大了海外教育的優勢。歷史學家安東尼·格拉夫頓對描繪美國大學教育狀況的閱讀,呈現出高等教育充滿活力的表面下內部的千瘡百孔,或可給我們反思高等教育經驗和製度帶來另一種參照。】
美國大學:事實與批評
美國大學佔據了很多世界排名的前幾位,儘管這些評分基本只是大學行政人員和校友的娛樂活動,但還是反映出了一些事實。很多美國大學提供給教職員工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實驗室和圖書館都是其它地方的院校很難比得上的。而它們不光在工作人員那裡投入較多,在研究生和本科生上的開支也比海外的學校要多。
儘管以歐洲或亞洲標準看來它們的費用很高,但他們近年來努力給本科生提供優厚的經濟資助,給博士生支付全部學費,不讓貧困學生失學。在這一體制的每一層面,都有全心投入的教授們激發學生對一切都充滿熱情,從晶體結構一直到詩歌的結構。
然而,美國大學也受到了猛烈的批評,多半來自了解大學的教授和記者,這自然也情有可原。每個硬幣都有兩面,而每項優點也都有其對應的負面——相應地,每所大學也都有自己的膿瘡。在最富盛名的醫學院裡,教授們以個人名義發表研究,實際上卻是為大醫藥公司做付費宣傳。
在眾多州立大學及一些私人大學,橄欖球隊和籃球隊的教練們年薪幾百萬美元,他們的助理收入數十萬,只因為他們管理著半職業球隊。沒有幾個球隊為資助它們的大學掙錢,還有一些球隊赤裸裸地剝削它們的隊員。
在一些拔尖的私立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在每一屆都會給一些人留出名額,給校友和可能的捐款者們的子女;給運動員,儘管很多運動員不像他們的同學那樣充分利用學習機會;或者乾脆留給只要能出得起學費的人。在一些自稱致力於本科生教學的大學裡,有太多的教授每週只草草讀兩遍課件(PPT),而將面對面的教學交給廉價的研究生或者短期僱用的博士。研究生和短期教師們盡力將基本技能與量化分析傳授給學生,而每門課只能賺區區幾千美元。
四、治理理念的變遷
由於橫向學術共同體性質的共同變化,學術人員越來越傾向於自我認定為獨立的研究者,與大學只有契約關係,他們獨立於橫向學術共同體之外,不願投入精力促進橫向共同體的發展,卻更加關心個人職業的發展。同時,終身教職評定標準與學術職責觀的變化,迫使研究人員將更多時間與精力投入研究活動。兩方面因素的共同影響,使組織成員特別是學術人員失去了參加人際交往(包括治理活動)的積極性,大大削弱了共同治理理念代際傳遞的基礎。因此,至21世紀初,印第安那大學的治理理念已發生重要變化,行政管理者主動諮詢、學術人員積極參與、互相協商、共同治理的觀念漸漸淡出了組織成員的記憶;行政管理者不再以長輩的姿態愛護、扶植與幫助學術人員,相反,他們開始採取管理主義的態度,把學術人員當做被管理者,審核評價他們的「研究業績」。同時,學術人員也不再熱心參與印第安那大學的共同治理。
1.行政領導管理主義理念的興起
隨著學院式治理理念淡出,管理主義思想開始興起。行政領導不再像30年前那樣,真心培養、愛護、扶植學術人員與學生,不再將其作為不可推卸的行政責任及促進院系發展的根本途徑。相反,他們開始將自己視為大學的主人與管理者,將學術人員看作雇員與被管理對象,單方面作出行政決定然後強加給後者,用績效觀審核他們的「研究業績」。10位受訪者提及了這種趨勢。
2.學術人員參與共同治理理念的削弱
三十年後印第安那大學的組織文化觀念發生了轉折性變化。21世紀初,組織成員普遍認為:公立研究型大學的首要使命是提高研究質量,獲得國內與國際學術聲譽;研究在各項組織職責中占壓倒性地位,是衡量學術人員價值的首要標準;平等、融洽、開放的學院式理念受商業思潮的侵蝕,功利主義價值開始占主導地位,人際關係日漸冷淡,個性選擇受到限制,異議與分歧受到打壓;因此,學術人員不再將受聘的大學作為情感歸宿,轉而視提高研究水平為終身使命,將縱向學術共同體看作精神家園;同時,學術人員不再對參與大學共同治理懷有熱情,行政人員的管理主義思想由此上升。
造成觀念轉變的原因主要在制度層面。州政府撥款政策、終身教職制度、財政預算制度與退休制度的改變,均改變著大學對自身使命的認定及社會對大學的看法。21世紀初美國大學面臨許多深層的價值衝突,借鑑需謹慎,「拿來」應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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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橫向學術共同體理念的變遷
編碼結果顯示,三十年間,印第安那大學組織生活的情感方面發生了深刻的改變。由於州政府撥款下降,印第安那大學不得不嘗試各種措施開源節流。為了開源,它不斷開闢新的經費來源渠道,增加技術轉化、徵收版稅、積極與企業合作、提高學生學費。為了節流,它採用了責任中心預算制,開始了各學術單位獨立運轉、自主經營的實踐。制度的急劇變化打破了原本的寧靜,深刻改變了橫向學術共同體的觀念。筆者首先呈現商業主義思潮的來源與衝擊,以及人際交往淡化造成的危害,然後呈現雙重衝擊下傳統學院式理念的遺失,組織成員忠誠度的下降及身份認同結構的改變。
1.商業主義思潮的侵蝕
2.人際交往淡化的危害
3.雙重衝擊下傳統學院式理念的遺失
商業主義思潮的侵蝕,人際交往的淡化,雙重變化衝擊著橫向學術共同體,傳統學院式特性被大大削弱,成員間的人際關係變得冷漠。這種趨勢幾乎在所有受訪者的敘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為簡潔起見,筆者首先引述最能凸顯這一趨勢的物理系喬治教授的敘述,然後再分別展現學院式理念喪失的具體表現。印第安那大學失去傳統學院式共同體的特性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1)個人選擇空間受到限制。三十年前,印第安那大學的學院式理念崇尚、尊重個人選擇,允許學術人員追隨學術興趣,自主決定教學與研究的內容。時至20世紀初,學術人員的自主空間已受到明顯限制。
(2)對分歧的容忍與開放程度降低。隨著學院式理念的消失與大學人口組成結構的變化,橫向學術共同體漸漸失去往日的包容性,公開表達意見、在求同存異中相互理解的組織文化觀念日漸勢微。壓制言論、掩飾分歧的觀念日漸抬頭。不和諧的氣氛籠罩著原本平等融洽的學術共同體。
4.組織忠誠度下降、縱向學術共同體身份認同加強
因為橫向學術共同體理念與學術職責觀的雙重變化,21世紀初組織成員對印第安那大學這一學術組織的忠誠度已明顯下降,橫向學術共同體內成員的情感疏離,新一代組織成員越來越傾向於自我認同為縱向學術共同體的一分子,並將這個共同體視為終身歸宿。
近年來,國外大學特別是美國大學成為我國建設高水平大學借鑑、學習的主要對象。到目前為止,對美國高水平大學的研究多以老牌私立大學為案例,對其他類型大學所知甚少;多限於國外大學政策描述,對政策產生的價值和社會效益探討較少。因此,筆者嘗試以21世紀初美國公立研究型大學為案例,呈現其目前狀態及潛在的問題。
一、大學理念的變遷
1.教學、研究與服務的分離及研究的突出地位
至21世紀初,案例大學中教學、研究與服務活動的內容已越來越清晰具體,各自標準越來越高,學術人員已難以全方位兼顧,不得不取捨工作重點。終身教職的評定標準已不可逆轉地偏向研究活動,因此多數學術成員傾向於將研究認定為首要職責。這種觀念變化在15位受訪者的敘述中均有反覆、強烈的體現。
2.跨學科研究與團隊合作的制度化取向
三十年間,印第安那大學跨學科研究與團隊合作觀念仍得到了很好的延續與保存,較之其他主題與二級主題,該文化觀念發生的變化最小。三十年前這一觀念就通過本科生與研究生階段的跨學科課程制度得以發展;三十年後,課程這種高度制度化的方式,仍在保存組織成員的跨學科研究與合作觀念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且他們越來越將這一觀念與制度聯繫在一起,而漸漸忽視了制度化程度不高的人際交往可能產生的積極作用。這種制度化取向在10位受訪者的敘述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敘述如下。
二、對外部利益相關者態度的變遷
從第二組織文化要素來講,三十年前印第安那大學主要接受州政府資助,定位為公益性學術機構,將本州公民認定為主要的外部利益相關者,希望通過教學活動提高他們的受教育水平,增強印第安那州的經濟活力。編碼結果顯示,21世紀初該大學對自身性質、外部利益相關者及服務方式的認定均發生了明顯變化。
1.州政府撥款力度下降與大學公益性減弱
2.不同的外部利益相關者
盈利考慮要求大學像企業那樣突破地域限制,擴大生源、積極開拓國內外教育市場。同時,對研究活動的重視需要大學跨出本州邊界,提高國內甚至國際的學術影響力。在這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21世紀初,大學弱化了本州公民享用教育服務的優先地位,試圖將服務範圍拓展到一切潛在的教育「消費者」。這種變化趨勢在以下敘述中得到了突出體現。
新法案涉及理科教育主要包括:舊法案中對於州統考必須包括數學和自然科學的要求不變;州政府制定的教學目標中數學、自然科學作為核心科目不變,同時加入計算機科學作為新的核心科目。設立“理科教學大師團”,這是新法案中增加的項目,目的是鼓勵優秀理科教師;穩定優秀師資,特別是在落後學校;對其他教師起到示範作用。白宮具體公佈的執行計劃中提到要用4年向1萬個模範理科教師提供最多每人每年2萬美元的額外津貼作為鼓勵。同時,還包括定向資助地方教育機構的有利於提高理科教育水平和學生參與度的項目。
在簽署《每一個學生都成功法》時,奧巴馬說:“有時改革就是需要你試一下,發現行不通,於是你得到一些教訓,再做調整。”NCLB是影響全美的一項重大改革,ESSA是對前一次改革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後一次改革總是針對前一次改革存在的問題的,因此,會有一些暫時的效果。但由於理念未變,只是改變了策略,改革是否能夠解決根本的問題,還需時日檢驗。正如當年戴安•拉維奇(Diane Ravith)提出的質疑:要改進教育就必須回到教育本身,形成好教育的觀念,重視課程質量,建立公平的評價體系,引進、培養和留住好教師,形成一個學校與社會的關聯繫統。她強調,教育沒有捷徑可走,只有像早年那樣,用紮實的知識和正確的價值觀來培養學生的思想和心靈,才是教育的本質。
參考文獻:
[1]戴安•拉維奇.美國學校體制的生與死:論考試和擇校對教育的侵蝕.馮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美國公立研究型大學組織文化變遷
作者: 任玥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2/01
作者簡介:任玥,中國傳媒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教育學博士,北京 100024 任玥(1982- ),女,北京人,中國傳媒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教育學博士,從事比較教育、外語教育、社會語言學研究。
內容提要:大量訪談顯示21世紀初美國公立大學組織文化觀念出現了重大轉折:其首要使命變為以研究獲得國內外學術聲譽;研究業績決定教師晉升;商業思潮淡漠了昔日學院式的人情味,功利主義抬頭,個性與異議受壓;孤立化的學術人員轉以學科共同體為精神歸宿,對治理大學興味索然;行政人員由此開始自視為大學主人。
當然,新法從名稱上看就體現出更為積極的信號,以緩解各州、學校和教師的壓力。許多專家指出《每一個學生都成功法》針對舊法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社會各界包括學校和教師的強烈反感,以及傳統政治體制格局的矛盾做出了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差別在於:管理由集權回歸分權。教育管理集權化是當前各國改革的共同趨勢,但美國《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的改革將過去以州管理為主改為實行聯邦集權,結果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新法將教育的控制權還給了各州和地方學區,下放了集權層級。由於這一改變,引發了提高教育質量的一系列策略的調整。
質量標準的調整——由劃一轉向自主。《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逐步推行以由全美校長理事會等組織在2009年提出的共同核心標準為共同的衡量標準,以統一全國的質量標準,但執行很不順利,新法允許各州接受共同核心州際課程標準,但沒有要求各州必須這樣做。
監測方式的調整——由統一轉向靈活。《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規定了各州必須進行考試的學科、年級和次數,造成學校以應試為目的,導致學生負擔過重,家長反應強烈。新法雖然認為各州必須進行考試,但在如何和何時進行考試方面各州具有靈活性。同時,過去單純以考試成績作為衡量學校績效的依據,在新法中也強調利用多種方法來評估學校績效。
問責制度的調整——由嚴責轉向激勵。由於《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硬性規定不切實際的目標,即2014年前實現100%通過率,實際又無法實現,越來越多的學校被貼上了“失敗”的標籤,從而極大地挫傷了校長和教師等一線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新法規定將問責的目標完全歸還於各州,各州和地方學區有權為了其基於證據的學校改善而構建有力的問責制度。
《每一個學生都成功法》還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強化了學前教育的部分,正如民主黨的默瑞議員所說:“這是聯邦教育法案第一次承認了早期學習的重要性,並提出了獎勵計劃”,獎勵計劃將從既有財源中撥款,幫助各州提升學前教育品質;二是關注學生理科特別是信息技術教育。理科教育的重要性在新法案中沒有減弱,而且還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對於教育要向理科傾斜,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是有共識的,這應該與美國的“新工業化”發展趨勢有關。
《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是兩黨的共同成就,它正在取得成功。我們有責任為美國兒童、他們的父母和他們的老師加強這一良好的法律。
不可否認,這一法案推進的改革對提高美國基礎教育質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從法律通過起到執行過程中,就一直存在不同的聲音。在布什總統下台後,這種爭議就更加激烈。美國前教育部長助理、著名教育史學家戴安•拉維奇(Diane Ravith)本是改革的倡導者和策劃者,但她出版了《美國學校體制的生與死:論考試和擇校對教育的侵蝕》一書,對教育改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她對改革的觀念基礎、考試、問責制和特許學校等進行了反思,指出《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並未讓不達標學校的家長和學生享受到相關福利,導致應試教學,擠壓了非考試科目的教學;標準化考試,從檢測學習的其中一個途徑變成了目的本身;特許學校,平均而言對成績的提高並不比普通學校強,且使公立學校生源和資源外流;教學責任制,沒有提高學業標準,很多州反而通過降低標準來掩人耳目,將教師工資與學生考試分數提高掛鉤是“對教師迫害”。黛安•拉維奇的倒戈行動引起了很大震動,該書也成為2010年全美暢銷書。2013至2014學年時,奧巴馬政府開始採取了“免除”政策,陸續接受各州放棄執行《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的申請,允許其執行本州教育發展計劃,到後來美國已有43個州和華盛頓特區以及波多黎各自治邦的申請獲得批准,這些地區的教育改革可不受《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的束縛。特別是2007年,美國國會就第一次尋求對《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進行修改,然後是2011年、2012年和2013年連續三次醞釀修改。
終於在2015年11月19日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協商委員會上達成一致協議,形成了《每一個學生都成功法》(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簡稱ESSA)。12月1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簽署了這一法案,取代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這個法案一般認為是保守派的勝利,因為傳統保守派一直認為原法案放大聯邦權力,違反地方自治的憲法原則。同時,很多民主黨人因為被教師工會遊說,也反對原法案對教師壓力大的部分。
新的法案儘管有重大變動並被宣傳將載入史冊,但並不是目標的改變,而只是策略的改變。新的法案肯定並且延續了舊法確立的目標,就是解決美國中小學教育質量低下的問題。同時,仍然以學業成績作為質量監測的主要標準,以考試作為質量監測的主要方式,同時繼續實行問責制。
拉維奇認為要改進教育就必須回到教育本身,形成好教育的觀念,重視課程質量,建立公平的評價系統,引進、培養和留住好教師,形成一個學校與社會的關聯系統。她強調,教育沒有捷徑可走,只有像早年那樣,用扎實的知識和正確的價值觀來培養學生的思想和心靈,才是教育的本質。
—個難題,兩種策略——評美國《每一個學生都成功法》
2016.1.8《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作者:陶西平
奧巴馬在2013年連任總統後的演說中用高亢的言辭重申了實現機會平等的承諾。他說:“如果一個生在赤貧之家的小女孩知道她和別人擁有同樣的成功機會,因為她是美國人;她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僅在上帝眼中,也在我們自己眼中。這時就表明我們忠於了自己的信條。”但是時隔5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施蒂格利茨就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上,題目是《平等的機會,美國的神話》,指出:理想與現實差距大,“美國是機會之地”的說法不過是個神話。而機會不平等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教育,包括質和量兩方面。
的確如此,美國的基礎教育無法保證教育質量的公平,一直是歷屆政府面對的難題。特別是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有色人種學生、殘障學生,以及處於移民狀態的學生無法接受保證質量的教育,這不僅擴大了美國的貧富差距,也已經嚴重影響到美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因此,從1983年美國高質量教育委員會提出《國家處在危險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報告,1985年《普及科學——美國2061計劃》的出台,1991年老布什總統簽署《美國2000年教育戰略》,1994年克林頓總統簽署《美國教育改革法》,直至2002年布什政府推出《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簡稱NCLB)都是試圖解決美國中小學教育質量低下的問題。當然,這也自然成為美國總統競選的重要承諾和政黨鬥爭的重要話題。
小布什在得克薩斯任州長時,就開始採用標準測試來檢查學生的學習效果,並以此對學校進行獎懲,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因此,他將改進中小學教育作為總統競選的一個中心內容,贏得了不少選民的支持。當選後,2002年他簽署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這成為他的主要政績之一。2008年,在他最後任期一年的國情咨文演講中說:6年前,我們共同通過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今天,它的成果無可否認。去年,4年級和8年級學生的數學分數達到最高紀錄,閱讀成績正在提高,非洲裔和拉丁裔學生的成績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第二節 州政府加強管理的方式
一、加強制定政策法規
(一)制定政策
(二)立法
二、運用財政資助和預算
(一)提供大量財政支持
(二)積極資助私立高校
(三)通過財政預算施加控制
三、設置與調整高等教育治理與協調機構
四、加強高教規划
五、介入高等教育評估
六、州司法系統的介入
第三節 州政府高教管理的集權和分權趨向
一、州政府管理的集權趨向
(一)高校系統的聯合與協調
(二)高校兼並
二、州政府管理的分權趨向
(一)大學系統的權力分散
(二)改變州政府的協調職能
(三)增強大學事務控制的彈性
(四)推動分權的三種理念
第五章 二戰后:美國大學自治權的分化和維護
第一節 美國大學內部自治權的分配變化
一、大學董事會仍是大學管理的最高權威
二、校長仍是大學的最高行政和學術長官
三、大學行政人員權力的增強
四、大學教師和學生對大學管理的參與
第二節 美國大學自治的維護機制
一、董事會的維護作用
二、中介組織的維護作用
三、辦學財源多元化的維護作用
四、法院判決的維護作用
五、市場競爭的強化作用
小結
結語 自治與干預的動態制衡
——美國大學與政府的權力關系特點與發展趨勢
一、美國大學與政府權力關系的重要特點
(一)大學自治模式的穩定性
(二)政府干預的社會動因主導性
(三)政府干預的差異性
二、美國大學與政府權力關系的發展趨勢
(一)政府干預的總體趨勢加強
(二)大學自治的特色不會改變
(三)自治與干預的協調:永久的任務
美國學校體制的生與死:論考試和擇校對教育的侵蝕
作者: (美)拉維奇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10/01
內容簡介
美國前美國教育部助理部長、著名教育史學家黛安•拉維奇在本書中對對教育改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和反思,她對改革的觀念基礎、考試、問責制和特許學校等進行了反思,分析了改革模式封閉獨尊、改革方式強制推行、改革效果誇大宣傳、改革受政治經濟利益驅動等問題。
第二章 建國后至二戰前:有差異的大學自治與有區分的政府干預
第一節 私立大學自治地位的鞏固:達特茅斯學院案判決的影響
一、達特茅斯學院案的發生與判決
二、達特茅斯學院案判決對大學自治的影響
第二節 有差異的美國公立大學自治模式
一、公立大學自治地位的變遷
二、州立大學的自治程度各異
(一)弗吉尼亞大學早期的自治
(二)密歇根大學早期自治狀況的變化
第三節 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干預:巧妙介人
一、創建國家大學計划的失敗
二、立法資助大學的成功
(一)土地法令和西北法令
(二)制定《莫里爾法案》推動贈地學院運動
(三)制定《哈奇法案》等進一步資助農工教育
(四)制定《史密斯一休斯職業教育法》等資助高等職業教育
(五)資助和規范初級學院的發展
第四節 州政府對大學的管理:加強控制
一、州政府對私立大學的有限控制
二、州政府對州立大學控制的逐步增強
(一)控制增強的歷程
(二)控制的狀況
第三章 二戰后:聯邦政府對大學干預的加強
第一節 歷史背景
一、二戰后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聯邦干預階段的划分
二、二戰后聯邦干預高等教育的理論導向
三、聯邦政府各部門的教育管理職能
第二節 聯邦政府加強干預的方式
一、制定政策法規干預高等教育
(一)干預各時期的重要政策法規及對大學自治的影響
(二)制定大量規章 干預高等教育
二、運用財政撥款和資助干預高等教育
(一)給大學科研活動財政撥款和資助
(二)給高校國際教育活動資助
(三)給學生提供財政資助
三、聯邦司法的介入
四、設置和調整聯邦層次的高教管理機構
(一)聯邦中央教育行政機構及其職能變化
(二)建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其他科技管理組織
(三)建立國際教育交流職能機構和組織
五、介入評估和提供信息服務
(一)介入高等教育評估
(二)提供信息服務影響高校決策
第四章 二戰后:州政府對大學控制的加強——集權和分權並存
第一節 州政府的高教管理部門及其職能
一、州長的職權
二、州教育委員會及州教育官的職權
三、高等教育治理與協調委員會的類型與職能
陳文干,男,1978年生,浙江常山人,教育學博士。1996~2007年就讀於浙江大學,2003年師從於著名教育專家徐輝、徐小洲兩位教授,研究方向為比較高等教育。現任教於杭州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曾在核心期刊上發表《「大學自治」內涵新探》、《二戰后美國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干預一政策法規的視角》等;參著、參編的著述有《自主與制約:高校自主辦學政策研究》、《大學生創業教育》(普通高校版)、《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4S」專題教案》等。
目錄
導論
一、研究的緣起
(一)大學自治與政府干預的博弈:世界性的課題
(二)大學自治與政府干預:美國大學發達的重要因素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三、大學自治的概念界定與內涵闡釋
(一)大學自治的概念界定
(二)大學自治內涵的進一步闡釋
四、現有研究成果綜述
(一)國內的相關研究
(二)國外的相關研究
五、研究的思路與方法
(一)研究思路
(二)研究方法
六、研究的創新與不足
(一)創新之處
(二)不足之處
第一章 殖民地時期:「天然」的大學自治和有限的政府干預
第一節 美國殖民地社會的自治傳統
一、殖民地的自治傾向
二、殖民地鄉鎮的自治特色
三、教會的獨立自治
第二節 殖民地學院自治模式形成的影響因素
一、法人理論和組織形式的影響
二、歐洲大學學術法人制度的影響
三、清教思想的影響
第三節 殖民地學院的自治模式
一、殖民地學院的法人自治地位
(一)哈佛學院法人地位的確立
(二)其他殖民地學院法人地位的確立
二、外行董事會掌管大學的內部自治架構
(一)董事會成為學院最高權威的原因
(二)殖民地學院董事會制度
(三)校長是學院的最高行政首腦
第四節 殖民地政府對殖民地學院的干預
一、控制特許狀的授予
二、安置校董和保留檢查權
三、通過資助干預
我國碩士教育發展在過去的30多年里,經歷了補償性增長和不斷調整的發展,總體而言發展速度十分迅速,2003年,我們的碩士生招生規模為220185人,在校生數為514573人,到2013年,招生規模達到666805人,在校生規模更是達到1494960人,2013年無論招生規模還是在校生規模都差不多是2003年的3倍;學位類型也更加豐富,專業碩士學位就達到39種。規模和類型迅速的發展促使我國碩士生教育正在經歷一個極其重要的轉型期,由培養學術人才為主轉向大力發展專業學位,學術型和專業型人才齊步發展的局面。2013年,我國專業學位碩士生的招生規模達到348378人,占碩士生招生總規模的52.25%,專業碩士學位在校生規模也達到了30.46%。但如此大規模的碩士研究生究竟如何分類培養並保證其培養目標的高質量實現卻是擺在我國研究生教育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本書對於我國碩士研究生教育的發展極富啟發意義(?),尤其是職業發展型、學徒型、社區中心型學位點的辦學經驗對我國探索專業碩士的培養模式有諸多可借鑒之處,而專業學位研究生究竟如何培養?如何區別於傳統的學術型碩士研究生?這正是我國研究生教育界共同關心和正在探索的熱點問題。為此,我們專門和該書的主要作者康拉德教授聯系,希望他惠允我們譯介本書。康拉德教授在接到我的信件后,非常慷慨和高興我們翻譯此書,並親自幫助聯系出版社轉讓版權事宜。
美國大學與政府的權力關系變遷史研究
作者: 陳文干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1/01
內容簡介
如何處理好大學與政府的權力關系,真正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是21世紀初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熱點問題。較之我國,西方國家的大學有着悠久的自治傳統,特別是美國大學在如何處理與政府及社會的關系方面有着獨特的歷史經驗。拙作從歷史發展的維度總體上考察了美國公私立大學與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權力關系,探索其不同歷史時期的特點,並總結其歷史發展趨勢。陳文干編寫的《美國大學與政府的權力關系變遷史研究》通過對美國大學與政府的權力關系變遷歷史的梳理,希望能為我們思考如何協調我國大學與政府的權力關系提供借鑒。
專業歸屬感在這里十分重要——教師在行業里耕耘並通過指導年輕學徒來「回饋」行業,學生通過學習「技藝」成為專業領域里的有用人才。該類型學位點的特征是:教師高度重視「以實踐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學位點參與者之間的友好共事關系,以及教師對碩士教育和碩士生的重視,而這種重視源於為其所在領域培養「未來專業人才」的責任感。
第四類是社區中心型學位點,主要出現在教育、環境、社會相關的專業。在該類型學位點中,師生作為一個學習社區中平等的參與者,對本領域相關問題形成批判性的理解和實踐方法,從而為本專業以及更廣闊的社會服務。此類學位點的培養目標主要是高素質、高技能、富有社會責任感的專業人員,教師希望碩士生所學到的觀點和技能,能夠通過他們的社會管理實踐擴散出去,影響到社會上其他個體、專業群體、社區乃至整個社會。其碩士教育有三大特征:在一個學習者社區中師生的積極參與;通過跨學科和體驗式學習活動,將理論和應用相結合的課程模式;教師對碩士教育尤其是碩士生的有力支持。許多學生和校友都指出他們之所以攻讀碩士學位就是為了服務所在的社區,他們將專業活動視為一種「實踐智慧」——個體利用自己的經驗和對現有理論的詮釋來批判性地考察實踐活動,從而更加深思熟慮地參與到專業活動中。
在對美國碩士教育進行了理想類型的歸納后,作者基於47個案例總結了高質量碩士點的特征,批判了傳統的碩士教育質量觀——資格考試、撰寫論文、要求住校、嚴格招生——的局限性(?)四個方面提出了新的質量觀:從學位點的氛圍來說,重要的是相關人員目標的一致性,學習環境的豐富性——強調合作和相互支持,同時又嚴格而富有挑戰性;從學位要求的角度看,有計划的學習經驗是提高碩士教育質量的重要課程特征,如核心課程學習質量、師生的專注、以實踐為中心的學習、因材施教、有形成果的多樣性和適切性(論文、項目或大報告)、必要的課外活動等;從學位點資源的角度看,學校和院系的支持非常重要,充足的資金支持、設施設備、學校和院系合理的激勵結構是高效能碩士點的基礎;從領導力和人的因素來看,認可碩士教育的重要性並努力投入其中的教師,有豐富的大學外工作經歷的全職和兼職教師,帶有多樣化背景和經驗的專注的學生,以及能夠凝聚人心的學位點領導人都能給碩士教育帶來活力。
《美國如何培養碩士研究生》論述謹嚴、內容豐富、條理清晰,迄今仍被視為美國碩士教育研究中最出色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極為現實的政策參考價值,對指導當前我國碩士研究生教育轉型提供了直接的可借鑒經驗。
克利夫頓•康拉德,曾任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等教育所所長、美國高等教育協會主席等職,自1980年起作為高等教育專家長期為美國政府提供咨詢服務。
詹妮弗•格蘭特•霍沃思,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副教授,研究興趣主要包括高等教育中的學科質量評估、研究生教育中的課程與教學等。
蘇珊•博雅德•米勒,康奈爾大學人類學博士。
目錄
第一部分背景介紹
第1章古今視角中的碩士教育
第2章特定立場主體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決策情景
第3章主要決策情景:教學與學習方法、培養導向、院系支持
第4章次要決策情景:校方支持和學生文化
第5章決策情景和學位點類型
第三部分碩士學位點的類型
第6章附屬型學位點
第7章職業發展型學位點
第8章學徒型學位點
第9章社區中心型學位點
第四部分增強碩士教育的生命力
第10章高質量碩士教育的特征
第11章毫不聲張的成功:美國的碩士教育
序
碩士生教育究竟在美國整個研究生教育體系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歷來人們對它的認知都不夠全面,尤其對其地位的認識頗有不公(?)往往只是把它當作一種過渡性學位看待。其實,美國的碩士學位的特點遠不是過渡性或獨立性所能簡單概括的。《美國如何培養碩士研究生》這一基於嚴謹調查和大量案例的專着為我們揭示了美國碩士生教育成功的秘密。
碩士教育在美國所得到的關注遠不如本科教育和博士教育,但從數據來看,從1970年到2011年,美國的學士學位授予量增長了113%,博士學位(含特殊職業學位)授予量增長了162%,而碩士學位的授予量則增長了220%,從占學士及以上學位總授予量的20%增長到28%。
台灣和韓國幾乎在同時間被日本殖民統治半世紀之久,日本人留下來了許多基礎建設,而其中影響最大的,我認為就是中小學的教育體制。看看近四十年來,台灣和韓國的經濟奇蹟和文化發展,人民的努力和其它條件的配合當然不能忽視,但是絕對不能抽離中小學基礎教育的重大影響,任何否認日本教育在這方面的偉大貢獻的人,若非因為仇日的心態作用,便是無知。
台灣近十年來的遲緩不進,固然和政府的經濟以及兩岸政策有關,高級人才的流失,但是盲目引進美國教育模式和思想,造成多種教育問題,以及台灣學生品質的少有進步,也是不能忽視的原因。
為什麼是研究所和專業所?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美國人抄德國大學教育,不把它放在美國大學部,而卻是另外建立研究所和專業所呢?
這個我沒有研究,也還沒有讀到相關的研究,如果有人知道文獻,尚請告知,但是我有一個假設。
有人可能會認為是因為美國大學部講究通識教育、不分系所,和德國高等教育有所干格。從現在的角度來看,或有些道理,但是我的假設有更大的原因,這個假設是:美國高中畢業生的平均素質太低,因此難以將該制度實施在大學部裡,只好另起爐灶,發展研究所和專業所。
這個假設是有事實根據的:近半世紀來,美國研究所和專業所,仍然充斥外籍學生。基礎科學方面,那根本是外國學生的天下,不僅美國本土的學生奇少,連美國本籍的教授都是寥寥無幾。專業所裡的醫學所和牙醫所,外國人第二代比例也相當的高。
美國如何培養碩士研究生
作者: (美)克利夫頓•康拉德等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3/01
內容簡介
美國的研究生教育被譽為美國高等教育的「皇冠」,尤其是碩士研究生教育在適應美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滿足美國國內高層次應用型人才需求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並成為世界各國積極效仿的榜樣。
《美國如何培養碩士研究生》基於對美國11個學科、47個學位點、800余人次訪談的實證調查,將美國碩士教育划分為四種理想類型,總結了高質量碩士點的特征,並從學習氛圍、學位要求、資源支持、領導力與人的因素四個方面提出了新的碩士教育質量觀。
德國駐美國大使館針對此事有一間接評論,說德國的強制教育是希望保證教育質量。但是有趣的是,美國人選擇在家教育的原因,第一項就是“在家能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48.9%)。其他原因依次是宗教原因(38.4%)、學校學習環境(25.6%)、家庭原因(16.8%)、能夠提供更好的個性和品德教育(15.1%)。
不過所有的反思,最後都會落到環境問題上。美國政府和美國家長能允許這麼大規模家庭私塾的存在,體現了其教育環境的寬鬆,這是很多國家,包括其他發達國家很難超越的一點。當然,美國的教育狀況,美國人自己並不滿意。各個時代,尤其是蘇聯衛星上天,日本經濟崛起,中國全球稱雄的時候,美國人總是受刺激,總是高喊教育危機來了。可是多少年下來,為什麼這個國家還是人才輩出,拿諾貝爾獎如囊中取物呢?關鍵還是其教育不拘一格,各種教育形式並行不悖,這有點像我們百家爭鳴的那個時代。
德國教育在德國、日本、和美國崛起扮演的角色2007/05/14
德國的前身是普魯士,在普法戰爭獲勝後,當時擔任首相的俾士麥說,戰爭勝利的最大功臣是全國的小學老師。一個戰爭的勝利,有很多原因,但是他這一句話,沒有誇張。德國基本教育的高效率和高效能,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
日本在一八六零年代,還是個鎖國,十年後,明治維新,不到三十年,分別擊敗當時的帝俄,和滿清帝國,成為世界強權之一。明治維新的成功,有許多原因,但是其中的最大關鍵之一,還是普及國民教育,而日本國民教育的體制,就是主要模倣德國教育模式而來。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為世界超強,美國成為世界超強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時以及之後,從國外吸收了大量的高級人才和熟練的技術工人,最開始還是德國人,之後才是東歐和亞洲人。高級研究人才進入兩個領域,一個是是企業界的研發部門,一個是美國大學的研究所。
十九世紀時,當日本從德國抄來了中小學教育時,奠立了堅實的人民素質基礎;而美國則從德國的大學教育裡,抄來了研究所和專業所教育,提供了高級人才的培養溫床,再加外國精英的不斷進入。因此儘管美國中小學和大學部的教育,品質嚴重低劣,導致人民平均素質低落,本土人民一代不如一代,還是能維持其一定的地位。
德國和美國教育的差別:“搞活”教育才能多出人才
2010年1月底,美國田納西州移民法官勞倫斯•歐波曼(Lawrence O.Burman)宣布,批准德國家庭羅邁克(Romeike)一家的政治避難申請。該法官表示,“我們沒辦法讓所有國家都按照我們的憲法來行事……不過,此案中被侵犯的權利,是一種基本人權,是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去侵犯的。”
什麼權利如此神聖,以至於一個歐洲發達國家的公民,在柏林牆倒塌之後,要來美國避難呢?原來,羅邁克夫婦是虔誠的福音派基督教徒,由於德國公立學校的教育和聖經教導距離越來越大,夫婦倆決定自己動手,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是根據德國法律,兒童必須進入公立或私立學校就讀,否則父母將接受罰款,甚至被捕入獄。2006年10月的一個早晨,德國警察就進了羅邁克的家門,強行將孩子帶走,送往學校。2007年,德國上訴法庭規定,在特別情況下,德國社會服務機構可以將孩子從父母身邊帶走。這個時候,羅邁克夫婦決定離開這個國家,“投奔自由”,結果和當年逃避迫害的清教徒一樣,遷到了美國。
這個政治避難,可能是最沒有政治含量的“政治避難”了。他們避的不是難,而是一種教育體制。那麼,是不是德國教育本身存在問題呢?在歐盟,德國、荷蘭、比利時是三個率先實行18歲之前義務教育的國家。但根據2006年聯合國發布的一份特別調查員報告,德國的教育系統裡存在隱形的不均衡,比如存在針對貧困家庭、移民家庭的學生和殘疾學生的不公待遇。聯合國的報告中特意呼籲德國政府開展全國性的辯論,為弱勢群體的學生,尤其是移民家庭的學生提供均等機會。
但是,羅邁克夫婦的在家教育案,更多是暴露了德國和美國之間教育思維的深層差異。在給予羅邁克夫婦避難申請的時候,法官說德國的做法“古怪”而“愚蠢”。在美國,父母如果對學校不滿,決定在家自己教育孩子,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誰也不能阻擋。選擇不進入正式教育系統的學生是一個龐大的群落,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在家生”(homeschoolers),或許我們也可以稱為“私塾生”,只不過私塾的先生往往是學生自己的家長。由於統計的困難,在家接受教育的學生人數眾說不一,但一般認為是在90萬-200萬之間,2009年《今日美國》上一篇文章給出的數字為150萬。
3. 大學數量
根據美國教育部的統計,截至2011年,美國私立大學所占比例達到60%,而在德國,私立大學的比例不到1/3。
歐洲國家的大學多數建立於幾百年前,教學目的是向最精英的人才施教。這意味著只有相對一小部分人能夠獲得高等教育,因此政府也能負擔得起這筆教育支出。
在上世紀60年代末,歐洲一些國家的學生試圖打破這種局面,尋求機會均等,爭取為每個人獲得受教育的權利。
1968年5月,巴黎的一些學生領導了教育改革運動。之後,德國學生也發起運動,要求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控制力。
在美國,教育向每個人開放,當美國政府意識到自己無法為這麼龐大的受教育人群支付大學費用時,更多的私立學校及非營利教育機構便應運而生。到目前為止,美國私立學校除了從政府那裡獲得部分資金外,還通過學費及校友會捐款來維持運作和管理。
長期以來,美國學生和選民對支付學費已經習以為常,不太可能很快改變這種做法。
4. 就讀大學的人數
雖然在德國上大學是免費的,但進入大學學習和獲得畢業證書及學位的人數卻比美國少得多。
在德國25至34歲的人之間,只有30%的人完成了高等教育學業,其中包括獲得學位及職業培訓的人。在美國的同齡人中,有45%的人獲得了高等教育學歷。
德國是一個資源並不豐富、人口密集度高的國家,但他們的最大資源是擁有許多高技能的勞工。德國的大學及職業教育學校都是培養優秀勞工的來源,而且完成職業技能培訓的人同樣受到尊重。而在美國,職業教育學校數量非常少,人們幾乎只能通過上大學為自己爭取未來的成功。
在德國,許多公司都與職業培訓學校建立聯繫並為學校提供教學資金,這麼做也緩解了政府為大學教育承擔費用的壓力。
目前美國和加拿大也意識到他們缺乏職業培訓學校。南加州大學教授Tatianna Melguizo說,美國公司需要與社區大學建立更緊密的合作,為學生提供更多的職業培訓教育,增加美國的高等教育渠道。
美媒:德國免費大學教育在美國難以實現
德國社會對人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承諾如此認真,以至於在德國的美國人也可享受免費的大學教育,而在美國實現免費大學教育的目標卻相當困難,這主要源於兩國人在意識形態、歷史背景、納稅及對高等教育選擇方面存在的差異。
《洛杉磯時報》2015年10月29日報導,儘管加州在1960年就推出了一項為當地學生免大學學費的總體規劃,但今年加州大學可能還會考慮增加學費。
據德國學術交流服務北美區總監萊蒙斯(Nina Lemmens)介紹,德國大學通常只收學生的註冊費。雖然各大學在收費上有細微差別,總體看德國大學生平均每年的註冊費約不到600美元,此外沒有其它收費。與加州大學每年5,472美元的學費相比,德國大學的收費算是鳳毛麟角。
文章說,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
1. 意識形態不同
在美國,人們對成功的定義主要是指通過個人努力付出而取得成功。
在德國,整個社會普遍認為高等教育是一種公益事業,應該是免費的。
德國政府曾經主張向大學生收取學費。2005年,德國高等法院還廢除了一項禁止學校收學費的法律,允許各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收取學費。在隨後的幾年中,德國有10個州的大學開始要求繳納學費,金額為每學期500歐元(約545美元)。
隨後有學生抗議這種做法,選舉人也反對這麼做,因為德國社會的普遍認為教育是一項公益事業,不該收取費用。
去年底開始,這些收費的德國大學又主動否定了這種做法。
2. 稅收不同
不收大學學費不等於沒有人支付這筆費用。在德國,稅收比率高出美國許多,這也使得政府獲得更多資金,投入學校。這或許就是高稅收,高福利的做法。
在歐洲,實行高稅率的國家不在少數:
比利時的平均稅率:42.3%
德國: 39.4%
丹麥: 38.4%
奧地利: 34.6%
匈牙利: 34.5%
意大利: 31.6%
荷蘭: 31.4%
芬蘭: 28.8%
法國: 28.7%
土耳其: 27.4%
英國: 23.7%
美國的平均稅率為24.8%。
此外,德國大學的校舍及教學設施也沒有美國大學的豪華和講究。
異域察論:德國和美國教育學研究
作者: 彭正梅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4/01
內容簡介
德國教育學和美國教育學代表了西方教育學的大陸傳統和英美傳統。前者強調教化,后者強調經驗的不斷改造。
「教化傳統」強調以知識為中介的、人與世界的異化與復歸的無窮辯證,指向人的內在完善;「經驗不斷改造的傳統」則關注經驗的開放性及其社會可能性,強調教育對社會的改造。就學校教育而言,前者強調指向某種社會共識的教學論,后者強調指向動態及多元的課程論,前者與人文主義傳統關系密切,后者與心理學和社會科學關聯較深。
彭正梅,安徽六安人,生於1969年11月,1993年畢業於安徽師范大學化學系,1999年於華東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獲博士學位,留校任教至今,曾留學德國和美國,長期致力於德國教育學、西方教育哲學、知識論、比較課程論與教學論研究。
目錄
第一編 德國部分
第一章 赫爾巴特的審美的世界展示和道德教育
第二章 赫爾巴特教育學思考的辯證特性及其與杜威的比較
第三章 生命、實踐和教育學學科身份的尋求:「教化」的歷史考察
第四章 教化:對人文學科的一個基本概念的確定與界定
第五章 現代教育學的若干成就
第六章 重建北美教師教育中被遺忘的關聯:莫倫豪爾與教育關系
第二編 美國部分
第七章 美國個人主義精神與教育思想
第八章 布魯納的新自我觀及其教育意義
第九章 赫什的新保守主義教育思想研究
第十章 康茨的改造主義教育思想研究
第十一章 伊里奇的非學校化教育思想研究
第十二章 諾丁斯的教育思想研究
第十三章 施瓦布的教育思想研究
第十四章 格羅姆的宗教教育思想研究
第十五章 美國多元文化傳統與課程意識形態
結語 美國教育的危機抑或杜威作為未來
附錄:德國普通教學論傳統、危機與新方向:對德國教學論專家邁爾的訪談
中美兩國的教育到底有多大區別?在我曾經編輯過的一本著作《透視美國教育(第二版)》書中,作者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而全面的回答。他們根據自己的深入研究、親身實踐和觀察分析,確認:美國教育的“成功”和“失敗”自有其歷史的、文化的、制度的多種原因,但不容置疑的是,美國當前仍然是毫無爭議的教育強國,仍然在許多方面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
這本書的主編王定華博士曾任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教育領事、交流與調研組組長;書中的20位作者都在美國長期學習、生活過,有的學成歸國供職於國內大學,有的仍居住在美國,任職於美國大學或教育部門。
在這本書裡,美國邁阿密大學教授黃全癒博士的表述非常生動,他說:“中國教育培養的是聰明的孩子,美國教育培養的是智慧的學生。”兩者的區別如下:
聰明的孩子 智慧的學生
1.能夠知道答案 1.能夠提出問題
2.帶著興趣去聽 2.表達有力的觀點
3.能理解別人的意思 3.能概括抽象的東西
4.能抓住要領 4.能演繹推理
5.完成作業 5.尋找課題
6.樂於接受 6.長於出擊
7.吸收知識 7.運用知識
8.善於操作 8.善於發明
9.長於記憶 9.長於猜想
10.喜歡自己學習 10.善於反思、反省
對照思考這個表格,對我產生了很大的觸動——在國際化的今天,我們期望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擁有最強的全球競爭力,將來可以選擇過自己理想的生活……這顯然需要“智慧”,而不僅僅是“聰明”。
全球留學首選地,美國教育牛在哪? 2017-03-28
2017年3月1日,教育部召開新春發布會,介紹十八大以來留學工作情況。數據顯示,2016年度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54.45萬人。教育部國際司司長許濤稱,較2012年增長14.49萬人,其中本科生已經占到30.56%。
龐大的留學生大軍都在哪些國家征戰?美國毫無疑問是首選目的地。
2015/2016年度,美國高校共有1,043,839名國際學生。其中,中國留學生有328,547人,佔總數的31%(這只是在美高校的留學生數量;僅在2015年,中國就有4萬多名留學生在美就讀高中)。其他主要的留學生來源國是印度、沙特和韓國。
有人說:“美國教育發展是一個奇蹟,兩百多年締造出一個教育超級大國。”也有人說:“美國教育危機不斷,質量提高舉步維艱,失敗的教訓相當深刻。” 前者對應的“美國教育成功論”和後者對應的“美國教育失敗論”都對我國教育產生過並且正在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成功論”的影響顯而易見——介紹美國教育的書籍汗牛充棟,研修美國教育的會議延綿不絕,交流美國教育的項目遍地開花,最直接的表現是我國優秀學生的留學目標幾乎都首選美國。
“失敗論”最近些年也開始廣泛影響,諸多事件似乎都在表明美國教育不成功,我們不應再把美國教育放在榜樣的地位。其中一個典型事件,當屬2012年的PISA測試(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國際學生評估項目),中國中學生代表在三個領域全部獲得了第一名,韓國、芬蘭、香港、新加坡、台北、日本等位次分列靠前,而美國中學生在參賽的65個國家中,科學位列23,閱讀位列17,數學位列31。美國《》當時的報導,不無緊張地引用裡根時代教育部官員的話,將此事與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相提並論。
在這諸多的表象之後,究竟哪些才是美國教育的本質屬性和發展主流?作為家長,我們關注的除了宏觀國策,更多其實是教育的日常,是每天都在發生的從家庭到學校、從學生到老師、從作業到考試等等都在怎麼進行。著名教育學者顧明遠先生就說:“對美國教育,用任何一種簡單話語去概括,都容易失之偏頗,不能停留在是好是壞的議論上,不能止步於基本學制的介紹,而必須要認真觀察,深度分析,努力發現其內在邏輯。”
大學入學 注定是個「賽局」2017-03-31聯合報 翟敬宜/大學教師
大學考招制度要變了,搞得家長目不暇給。太多主張,一下考科變少,一下調整採計項目,各種提案又都有人批評。有個聲音倒是很清楚,許多人都很在意「這樣改公不公平」。
事關升學,就面臨公平的質疑,光是現在的申請入學,就很有得說。只提備審資料不用面試公平嗎?(資料大可有人捉刀)。只面試不看備審資料公平嗎?(又不是所有人都口齒伶俐)
做為應屆考生家長,還在陪孩子南北奔波參加面試,一番顛簸倒也帶來了若干實戰心得。
首先說說「公平」。多數人都明白一試定高下非上策,所以才有多元入學。而在保留諸多彈性的設計下,早就無法衡量多元入學的公平性。
執意想著公平,可能會畫錯重點,不如趕快調整。對高三生來說,大學入學已注定是個「賽局」。家長可以協助的是靜觀其變,在既有規則下,陪孩子一起思考最適合,或贏面最大的賽局策略。
同時不斷地選擇:要參加繁星嗎?繁星上了後來想想不喜歡怎麼辦?申請入學第一階段六個校系怎麼選?選系選校或自由配?第二階段備審資料怎麼做?如何準備面試?或者索性拚指考?
每一關都有不確定性,要跟看不見的對手對賭,怕一步錯步步錯,且時而慶幸時而失望,好運不會永遠站在你這邊。考生的挫折壓力和情緒起伏是必然的,但這就是生涯抉擇的體驗。
客觀而言,申請入學的過程,倒是很值得年輕孩子去經歷。做備審資料和準備面試,都讓考生必須認識申請的科系,思考為什麼選它,以後想往哪個方向發展,並試著清楚表述出來。等於給自己機會再想一次。抱持這樣的心情,對考招制度會怎麼改或「公不公平」,或許就能釋懷許多。
不論學測要考五科或考四科,申請要不要採計在校成績,作文考一篇還是兩篇。我們更該想的是,孩子透過大學教育,能否成為一個有態度、能理性思考、有求知熱情、會溝通會合作,並懂得自主學習的人。
畢竟這個時代,十年後會出現哪些新工作新產業已無人能預料,這些核心能力才是可以帶著的基本功,這需要台灣高教品質的全面提升,也需要新一代能充滿為自己努力的勇氣。
考招制度只是個過場,我們更該關注孩子即將進入的大學是否已做好準備。那些花花綠綠的招生術語和辦學績效,比考招制度更讓人霧裡看花且擔憂。
誰能展現足夠的能量和誠意,幫助我的孩子成為更好的人,誰才能得到認同並繼續存活。對大學而言,這也是一場必須面對的賽局。
能力Capability
這個應該對於中國學生來說比較好理解,就是所謂的硬條件。你是否有完成學業的學術能力?這個包括你的分數,比如:SAT、在學校的平均分GPA、英語考試成績托福、GRE、GMAT等。當然,還有就是你是否在相關專業的研究成果和論文等。現在申請美國頂級名校競爭激烈,對於考分普遍較高的中國學生來說可能更是如此。
夢想和激情Dream & Passion
現在我們中國越來越多談中國夢,實際上美國人最喜歡談夢想,比如美國夢。美國大學也不例外。美國大學特別是美國的頂尖大學可能比其他國家的學校更加重視文書的內容,你自己的興趣、激情和夢想是什麼?是什麼促使你來選擇這個專業和學校?完成學業後,它能夠如何和你要實現的夢想聯繫起來?這些在你的文書中都要自圓其說。一些學生的誤區是:把那些看起來很牛、很高大上的經歷或者獎項都一股腦兒放到文書或者簡歷中,其實關鍵是要能夠證明你和要申請的學校和專業的相關性。比如,你如果想申請公共管理或者公共政策專業,那你需要突出寫和公共領域相關的活動、參加過的項目或者做過的論文。如果列出的是那些在純粹以盈利為目的的私人領域經歷,比如投行的經歷,你覺得很高大上,但實際可能起副作用。
膽量Guts
每一個人在自己生活和事業的道路上都會面臨重大選擇甚至重大挑戰。能否在關鍵時刻有膽量去承擔考量過的風險(calculated risk)(注意不是盲目冒險),這也至關重要。能否從你的過往經歷上看出來這一點呢?如果只是一個一輩子中規中矩的乖孩子,可能也並非最佳選擇。
遠見和洞察力Vision & Insight
馬雲在15年前看到電子商務在中國的潛力,可惜當時很多中國的土豪都沒看到,反倒是一個叫孫正義的日本人和一個美國的互聯網公司雅虎看到了,他們現在可以阿里巴巴的大股東,看看今天他們的收益多麼驚人。因此,不管是領導一個城市還是一個企業,遠見不可或缺。
領導力Leadership
這個可能是哈佛比較強調的。當然,對於領導力的定義可以是多樣的:學生會主席叫領導力,甘地或者馬丁•路德金叫領導力,喬布斯或者馬克•扎克伯格領導科技創新的極客(Geek)也叫領導力。
這讓我想起1975年加州森尼韋爾市的一名高中畢業生。他申請了斯坦福和另外一所學校,得知被斯坦福拒絕,他十分沮喪,但後來被另一所名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錄取了。
他在麻省理工完成了博士學位,隨後成了華盛頓卡內基學院的研究員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教授。2003年,他加入了斯坦福醫學院,並在2006年獲得了諾貝爾獎。
一個斯坦福的本科學位,亦或是任何一所常青藤盟校的本科學位,在漫長歲月中只會成為你簡歷中最不起眼的一行字而已。所有正在申請大學的學生和家長應該懂得的是:不論你被錄取還是被拒絕,進入大學,相對於漫漫人生路來說,只是一個簡單的紀念碑。
哈佛錄取六大標準,聽哈佛全額獎學金獲得者解密2017-03-18
冉維,新航道國際教育集團總裁助理兼新航道留學服務中心總經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管理碩士(MPA),哈佛大學全額獎學金獲得者。他曾是新華社駐伊拉克戰地記者、駐華盛頓外交記者,2013年獲得共青團中央授予青年的最高榮譽“中國青年五四獎章”。
雖然我拿著獎學金進了哈佛,但老實說,之前我對於哈佛的錄取標準到底是什麼並沒有清晰的了解。我一直好奇,招生官到底是按照什麼標準來篩選申請者的。於是,一天,我自己真的抽時間去了學校的招生辦公室,親自向一位招生老師請教。這位招生官說,錄取根據多個因素綜合評估,要說清楚招生的標準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但在有限的時間內,他跟我分享了幾個大的原則。
人品Integrity
中國直譯是正直的意思,我更願意翻譯成人品。也就是說,學校首先要看這個人的人品如何?這個需要從申請者的簡歷、課外活動、工作經歷、參加過的學生活動以及別人的推薦信來判斷。我想學校不光希望看到學生能夠自己成功,而且希望看到他能關心別人和社會。比如哈佛肯尼迪學院招生辦主任馬特•克萊蒙斯就說過,他在看申請者的時候,不光要看候選人是不是在不斷努力提升自己,還要看他(她)是不是在這個過程中對別人和社會產生了積極影響。為何要如此?我認為,從淺的來說,如果一個學生極度自私,只關注自己如何成功,那麼他即使成功,也難以回饋社會,也很難回饋他的母校,那現在培養他幹什麼呢?
斯坦福大學寫給被拒學生及其家長的公開信2017.03.30青年參考
近日,斯坦福招生官理查德-肖寫給被拒學生及其家長的一封信,在網上引發熱議。很多人早已度過了申請大學的人生階段,但這封充滿正能量的信仍然值得一讀:每個人都難免遭遇挫折,請不要放棄努力和期待。
即使我已負責招生工作30年之久,在這個週末,我依然為那些沒能如願拿到offer的年輕人而感到遺憾。同時,我也能預見很多家長會因為孩子有著優異的教育背景、很高的SAT成績卻被斯坦福拒絕,而感到心煩意亂。
我一直相信,斯坦福的教育水平是無與倫比的,但經驗告訴我,當這些孩子被斯坦福拒絕,他們的家長往往更加沮喪。我能體會到這些家長的感受。女兒等待大學的錄取決定時,我也曾緊張不安。鑑於孩子們已經承受了太多壓力,在這裡,我想與你們分享三條理念。
首先,一切都是相對的。雖然每年錄取的本科生人數已數年保持不變,但斯坦福像其他同級別的學校一樣,每年收到超過42000份申請。不論學校對某一學科的側重和傾向問題,每年也會有數千學生被無情拒絕。毫無疑問的是,這些被拒的學生中,絕大多數是符合斯坦福的申請要求的。實際上,有著GPA 4.0或更好成績的申請者數量,是我們實際錄取人數的四到五倍之多。
我也希望能有個公式來解釋誰能夠被錄取,誰會被拒,但決定是否錄取一名學生是門藝術,而非科學。每一個課堂就像一個交響樂團,需要有獨特的組合與聲音。我們意在營造一個和諧而多元的環境,這就意味著額外的貝斯手是沒必要的。另外,在我的同事內部也對申請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但我想告訴你們的是:世界不會因為你被斯坦福拒絕了,而否定你的價值和努力。
其次,看得長遠一些。現在,媒體稱年輕人是垮掉的一代,然而就我所審核的這些申請斯坦福的年輕人來看,他們的出色無與倫比。這些被我們拒絕的學生,通常會被其他同一級別的大學錄取。從高中升入大學是人生一個重要里程碑,對於年輕人來說,如何完成這個轉變、從此走上人生新的階段,要比在哪裡完成轉變重要得多。此時此刻,家長們需要關注的是孩子取得的成就,以及享受4年大學生活帶來的驚喜。
這就要提到我想說的最後一點上了:教育成就人。不可否認,不同大學之間存在教育資源的差距,但它們都能給予學生學習、成長的資源和空間。
教育部:不得擅自以在家學習替代國家統一義務教育
據教育部網站2017.2.22消息,教育部今日發布關於做好2017年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強調要高度關注接受“私塾” 、“讀經班”等社會培訓機構教育的學生,對因身體健康等原因確需緩學的,應向縣級教育部門提出申請,獲批准後方可緩學,不得擅自以在家學習替代國家統一實施的義務教育。
《通知》從鞏固三年改革成果、有序擴大覆蓋範圍、統籌城鄉招生工作、規範學校招生行為、強化履行各方義務、加強學生學籍管理、做好宣傳引導工作等七方面做出部署,要求各地繼續深化改革,確保教育機會公平。
《通知》要求,2017年19個副省級以上重點大城市各區(縣)要實現100%的小學、95%的初中劃片就近入學。經審批的初中特長招生比例,控制在區(縣)初中總招生人數的5%以內。
各地要在教育資源配置不夠均衡、群眾擇校衝動強烈、“學區房”問題突出的地方,穩妥推進多校劃片(隨機搖號、派位),片區調整時要按照依法治理的思路和辦法實施,增強劃片工作的認可度和公信力,新舊片區變化要設置合理的過渡期限。
要落實優質高中招生指標合理分配到區域內初中的比例不低於50%的要求,並向薄弱學校、農村學校傾斜。要繼續加快建立以居住證為主要依據的隨遷子女入學政策,切實簡化隨遷子女入學流程和證明要求。鄉鎮寄宿制學校要優先安排留守兒童住宿。
回應
課餘時間怎麼教,可以根據學生、家庭的情況自行安排。但是主要課業時間必須接受國家統一的義務教育。這是一個通過教育實現個體社會化的重要過程。
義務教育不單是福利,更是公民應該履行的義務…用古代的話說,跟勞役一樣的…不讓孩子接受義務教育,就是公然跟國家作對
教育部此說法沒有任何作用,無非就是刷存在感。試想,我在家教孩子,你教育部管得著?還是立法更靠譜,所謂依法行政。
第五十八條適齡兒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無正當理由未依照本法規定送適齡兒童、少年入學接受義務教育的,由當地鄉鎮人民政府或者縣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給予批評教育,責令限期改正。
政府力量不夠,其實應該剝奪監護權,換句話說,小孩沒收。
為什麼我看見很多蘭州拉麵之類的店裡面很小的小孩,絕對是適齡兒童,根本不上學?
那些可憐的孩子的路已經被選好了,就是繼續開拉麵館
韓二不知道耽誤了多少人
韓二又沒進私塾,9年義務制教育還是完成的
那些不送子女去義務教育的,是社會達爾文獎獲得者,自我淘汰啊
回應
然而你把這個事兒捅破了又有什麼好處呢?告訴這些底層的孩子刻苦學習其實沒有卵用?告訴他們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以暴力求得解放?
你那麼大聲幹嘛?瞎說什麼大實話啊。
對正在拼搏的孩子不用捅破,對拼搏後依舊貧困的大人可以捅一捅,不然會真以為“自己活該窮,全賴自己不努力”。
一個真正拼搏過的人會不知道自己的成功和失敗有哪些內外因?還需要別人去告訴他?
你這麼捅破對大V公知們真的好麼,活生生又少了種西方優越論據,讓大V公知們走投無路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美國價值 《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 )
(觀察者網注:life coach是一種美國的新興職業,生活教練以類似教練的角色,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幫助提高人們的生活品質,引導人們制定生活目標,擬定具體實施計劃,並採取行動,最終使人們到達理想的生活狀態)
聽起來這計劃似乎只有美國人才想得出。出人意料的是,瑞典這個眾所周知的平等與福利之國在這方面的努力,也許是最接近萊恩夢想的。
短短四年間,瑞典付給“工作教練”的克朗已多達47億(觀察者網注:約合34億元人民幣)。這一舉措的實際收效不足掛齒,但這些“工作教練”們所採用的方法,包括治療性觸摸在內,已經引起了外界的質疑。
但比起這些解決方式的不靠譜,更大的問題在於其暗示性:它們讓弱勢群體(不管是貧困者還是失業者)停止向社會尋求答案。這些人被告知,障礙在於他們自身。
美國做了一個課題研究,追踪那些向有關機構尋求支持的失業白領工作人員的動向,結果發現這些機構讓失業者停止讀報,來一個“新聞齋戒”。失業者還被要求停止使用“失業”一詞,因為這暴露出一種消極的態度。
艾弗·索思伍德以其在英國“工作擴展中心”(觀察者網注:Jobcentre Plus由英國政府“工作和養老金部門”管理,為失業者提供就業信息,並為其申請救濟)的親身經歷寫了份名為“懶懶不息”的人種學報告,當中就有類似的記載。他寫道,失業者被要求“每週做三件正能量的事”,否則就要受罰。
羅蘭·保羅森在其近期的一份人種學報告裡描述了瑞典“工作擴展中心”所採用的某種帶羞辱意味的強制性練習,所謂的“四處叫囂”:長期無業者被慫恿在同樣生計無著的人面前大肆炫耀。
近期的《醫學人文》雜誌刊載了一篇讓人擔憂的文章,裡面寫道,諸如此類旨在“矯正”失業者態度、信仰以及個性的練習,已經成為一種政治策略,意在掩蓋現實生活中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狀況。
要再次指出的是,被一幅小男孩刻苦寫作業的畫面所感動,這並沒有錯。然而我們要記住,當這類畫面配上某些“勵志性”文字時,其動機也許就變得不懷好意。那些暗示“態度決定一切”的說法無助於對外部環境展開嚴肅的探討(包括正確理解“不平等”的含義)。
卡爾·希德斯喬姆:勵誌圖片背後的政治陰謀
斯德哥爾摩大學組織學研究副教授2016-02-25
醫學生喬伊斯·托瑞弗蘭卡在經過菲律賓一家麥當勞店的大門時,瞥見門外有個小男孩坐在一張臨時搭湊的桌子旁寫作業。夜已經深了,但藉著旁邊麥當勞漏出的燈光,男孩仍然能做讀寫。
托瑞弗蘭卡為此景所動,拍下一張照片傳上“臉書”。“作為一個學生,”她寫道,“這對我衝擊很大,非常非常大。”
這也不是第一個轟動網絡的勵志故事了。不論是一個手足殘疾的衝浪者,一個攀上某座世界最高峰的癌症倖存者,還是一個百折不撓終於考取哈佛的女流浪漢,我們總是很輕易地被這些故事打動。當然,這是常理,並不出奇。但也許我們還想檢視一下某些使得我們——或者其他人——如此鍾愛這類故事的原因,或至少質疑一下某些人執意得出的結論。
某家小報推薦說,當自家孩子又叫苦連天時,父母可以給他們看看這張小男孩刻苦求學的照片。出於類似的動機,也有人把這張照片做成了勵志明信片,還配上如下字眼:“如若有心,總會有路。如若無心,也總會有藉口。”
對這張照片進行的諸如此類的闡釋,意在說明失敗與貧窮並不是藉口。即便你很窮,房子還是臨時搭湊的,你仍然擁有讓自己脫離困境的選擇權。你所需要的不過是決心、毅力,以及一種積極肯幹的正當態度。至於私底下的困難,管它是貧困還是失業,都不過是個人的困境。——這些東西不應該擺上檯面,變作社會問題,因為這不過是藉口罷了。這就是我們要上的一課。
在當今社會,類似的心態比比皆是,讓人絕望:不論有多困難,只要通過個人努力,我們都能擺脫自身處境,無一例外。
比如洛杉磯的一所查特新村高中就開了一門“超驗冥想”的課程,目的不僅在減輕壓力,用校長哈維爾·古茲曼的話來說,還在於“戰勝貧窮”。這或許能提高某些孩子的在校成績,但當你看到在美國頂級高校的註冊學生里,只有5%的人來自底層時,就會意識到這並不是個私人問題。
另一個對抗貧困的建議來自美國共和黨議員保羅·萊恩。他近來受作家艾茵·蘭德(觀察者網注:俄裔美國哲學家、小說家,強調個人主義、理性的利己主義,以及徹底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代表作《源泉》)的啟示,提出了一份“反貧困”計劃書。他在這份計劃書裡提議道,窮人應該找個“生活教練”,制定出一份“機會計劃”(來改善自己的處境)。
葛蘭西、霸權、與教育社會學
義大利新馬克斯主義學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在多個人文及社會科學都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葛氏提出「霸權」(Hegemony)的概念,幫助我們分析國家權力如何形成;了解文化如何鞏固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思考反抗社會宰制的可能策略。葛蘭西受義大利黑格爾學派的歷史學大師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克氏指出人類觀念(ideas)及知識份子在推動歷史的重要性,否定歷史有所謂定律。早年葛氏成長於貧困,以農業為主的撒丁島(Sardinia);二十歲時離開家鄉到義大利北部工業重鎮都靈(Turin)唸大學,同時參與工人運動。義大利南方與北方、城市與鄉下、以及工人及農民等差異使葛氏在成為馬克思主義後不致抹殺地域矛盾及被壓階級的內部分岐對歷史發展的影響。葛氏是義大利共產黨的創辦人之一。義共成立後面對著法四斯主義的崛起,迫使葛氏放棄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思考在具體的義大利歷史情境中應取何種革命策略。這些背景使葛蘭西對社會矛盾的多元性及複雜性有極深刻的認識,體會到理論的思辯不能取代具體的歷史分析。
根據波蘭學者Leszek Kolakowski 的觀點,葛氏早年思考的重點是被壓迫的群眾如何反抗的問題;後來參與工人運動受挫敗,看到義共受法西斯政府打壓,使他轉而思考統治階層如何維持其統治權力。換言之,早期葛蘭西傾向從下而上的分析角度;後來則是較從上而下的。但無論如何,貫穿葛氏理論的是「霸權」概念。根據葛氏的看法,統治階層不能單靠武力(force)維持其權力,他們必須要使人民對現存的情況產生同意(consent),甘願接受統治階級的統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必須考慮被統治者的利益,注意他們的文化、價值觀。然後對人民作出讓步(concession)。
葛氏認為統治階層的讓步必須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們必須在經濟的層面使人們的物質生活得以改善,與統治者一樣成為現存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然而,葛氏認為更重要的是需要在文化層面上作出讓步,具體的做法是要將被統治者的文化,價值觀等吸納重組,使之成為對統治者有利的道德觀及世界觀。葛氏稱之謂道德及知性的領導(moral and intellectual leadership)或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這觀點極其重要,因為它指出了統治者必須吸納改造被統治者的文化;對低下層人民的文化排斥打壓只會帶來更大的反抗,危害統治權利的合法性。
葛氏對文化霸權的分析,使我們注意到文化及意識型態的重要作用。根據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講法,文化及意義識型態是屬於上層建築的部份,它是受經濟結構所決定,對歷史發展是無甚重要性的。然而葛蘭西卻指出文化霸權決定了統治權力的維持。由於文化領域的重要性,它成了敵對政治力量的角力場所,抗爭的結果影響了歷史的發展。雖然葛蘭西不否定經濟及其他客觀的結構因素的影響,然而他不認為它們能決定文化及意識型態領域鬥爭的結果,因為策略(strategy)的使用亦甚為重要。因此,反抗者必須小心思考誰是主要敵人,誰是可以爭取合作的朋友,以及如何通過文化吸納改造而擴大反抗力量。
葛蘭西的霸權理論使他強調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重要性。概括而言,公民社會是相對地獨立於國家機器及經濟的、擁有一定自主性的民間組織。統治階級層除了需要握國家機器,還需要贏得公民社會,換言之,就是要得到民間組織的支持,反過來說,要反抗資本家及國家霸權,工人階級也必須在公民社會下功夫,儘早爭取民間組織支持,傳播有利工人階級的文化。
由於文化及公民社會的多元性及複雜性,統治階層及反抗者都不可能將整個文化系統及所有的社會組織都吸納過來,他們只能就策略的需要而選擇性地吸納部份的文化價值觀、爭取重要的社會組織。英國學者Raymond Williams其後豐富了葛蘭西的理論。他指出文化系統包括三個主要部份:(1)被統治階層吸納了的霸權主導(hegemonize-dominant)部份,(2)反抗統治階層掌控的抵抗(oppositional)部份;及(3)暫時被統治者反抗者擱置在一旁的剩餘(residual)部份。葛氏一定會同意這三部份的界線是不斷改變的 -- 原是抵抗及剩餘的文化及價值觀有可能被吸納成霸權主導;原屬霸權主導的也可能因形勢轉變而變成對抗或剩餘。
葛氏的霸權理論對教育社會學研究有極其豐富的意涵。由於他強調文化意識型態對權力的影響,使我們亦要重視教育的重要性。(這兒所指的教育包括廣義的觀念的傳播,及狹義的學校教育。)受到葛蘭西的影響,Michael Apple 以文化吸納(cultural incorporation)的概念分析英美兩國的新右派如何利用大眾的常識(common cense),恐懼(fear)及價值觀等在教育領域達到宰制的目的。此外,葛蘭西調社會力量的多元性及階級力量錯縱複雜的結盟及對立關係,提醒許多新馬克思主義學者不要以機械的經濟決定論的方式了解學校教育。
雖然葛蘭西對教育社會學研究有重大的意,然而,我們在應用他的理論時還是需要注意到他的幾個盲點。首先,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理論出發點是階級。雖然葛氏較絕大部份的馬克思主義者重視社會矛盾的多元性,對其他的宰制關係(例如法西斯主義)亦有深入的討論;然而,也許是受他的時代及義大利歷史情況的限制,葛蘭西沒有運用霸權理論討論一些今天我們認為極其重要的社會矛盾 --- 例如性別、族群、國族主義、及性傾向等。此外葛蘭西強調策略分析,也有可能陷入理性主義的困局 --- 只看到政治動者有意識的行動如何影響著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或合作的關係;忽略了無意識的行動及未有預期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對身份認同、社會運動、及權力關係影響。這是霸權理論需要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11/11-7.htm
再貼一似「教改原則對,錯在執行」之謬論,如真要學美國之教改(更遑論《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那首改便是廢或虛教部,因一元之多元不只理謬、事更無。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4203068/20070415063321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1756072/20060317074146
課程轉化下教育公平性與文化再製理論>袁薏晴(南華教社所)
回歸希望一-九年一貫課程理論
根據「功能論」的說法,學校教育是提供社會流動與機會均等的最佳場域,也因為這樣的說法,給予社會穩定和希望的力量,讓人們相信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得到相符應的位置;但若是依照新馬克思主義「再製理論」的觀點,則把教育視為延續文化資本的利器,教育不過是進行再製社會階級的場域,個人未來的成就與學校中學習的表現完全是憑藉著背後所擁有文化資本的多寡而定。Bourdieu文化再製論所直接或間接提示的課程目的有二:
(1)避免文化統整,導致文化發展的遲滯;亦即以異質性的文化內涵,來激盪文化的發展與創新。
(2)特別考慮不利階級學生的需求,充分發揮其潛能,使其能採用課程內容的知識技能。
而根據Michael W.Apple的觀點 :「再製理論完全忽視人的主體性,沒有看到他們彼此之間的互動,因此強調文化的另一種形式是生活的(lived)」,生活的文化所包含的非正式價值及規則中介了團體中正式權威的影響,減低了對成員們的直接衝擊,生活的文化也許會導致與再製相衝突的結果,因為它使得不平等社會關係的轉化比較有可能出現。陳國彥(2001)曾指出「以我國現行九年一貫課程為例,我國課程已漸漸由強分類與強架構往弱分類與弱架構的方向發展,如此才能擺脫文化再製的陰影。」。「九年一貫課程」劃以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及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為主要目標。其規劃內容除重視科目間橫的統整外,亦強調國中與國小縱的銜接,以充分發揮九年一貫課程之精神。國民中小學課程應以生活為中心,配合學生身心能力發展歷程;尊重個性發展,激發個人潛能;涵泳民主素養,尊重多元文化價值;培養科學知能,適應現代生活需要。針對現今教育的弊病作變革,包括:
(一)反「集權」(或權威):我國以往課程發展大抵是一種「由上而下」(top-down)的模式。教育部屬於「上游」,主導課程標準修訂,成員以行政人員、學科專家為主體,而教科書更是以此標準為準則。國立編譯館成為「中游」重工業(國定本),學校則成為下游「廠商」。然而世紀末的反權威、「離中化 」(de-centralized),卻對此模式加以解構,先是教科書「審定本」的呼籲,以打破國立編譯館的寡頭壟斷及「球員兼裁判」的角色混亂,而對「課程標準」,提議以「課程綱要」或「課程指導要領」取而代之。同時也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予以肯定。
(二)反「知識本位」(或專業):五十多年來,「學科本位」反映在課程標準中是相當明顯的,隨著學術的快速分化,中小學課程的學科數不斷增加,而學生書包的重量也隨之加重。學生作業的數量,考試的次數也「水漲船高」,因此上學變成了沈重的負擔。應該學習的知識增加了,但卻與日常生活愈來愈疏離。知識反成了心靈宰制的工具。而世紀末的「反知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卻道出了經驗及情意世界的重要….。
(三)反「精英」導向:在民主社會中,教育的主體是全體受教者,每位學習者都應獲得其適性發展的機會。然而多年來,在教育過程中,或是學習內容中,卻反映出「精英」的導向,課程內容或課程類型(合科或分科)表現出階級利益,此已得到學術研究的證實(如B.Bernstein的研究)。在教改諮議報告書中提出「帶好每位學生」,正是此一時代精神的例證,課程應提供給每位學生充分發展的機會,及適應社會所需的基本能力,而不是少數精英獲利的特權。
(四)挑戰老師角色的定位。在過去中央包辦學校課程的體制裡,教師只是被動的課程執行者,只要按照教育部統一規定的科目表和教科書和來教學,只要教授完教科書上的材料,就算盡責了事,所謂的明星教師則大多是訓練考試和升學的高手。至於學校和社區之間,則被高聳的圍牆隔成牆裡和牆外兩個世界;教師同儕之間,除了學生考試成績和升學率的相互競爭之外,少有專業的互動。基於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的需要,教師必須調整其角色。
(五)促進學校與外界資源互動。在過去的學校課程中,所有的知識都是由書本傳遞,當這些知識要在社會上實地應用時,往往有只有紙上談兵,盡是記憶背誦,無法實地派上用場,因此一切的知識就得要從新由自己摸索建構,對於個人而言,是一種人力資源的浪費,花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接受學校教育,就只有侷限在學校的體制中才能運用自如。近年來,學校積極推動走入社區的活動,想要轉換學校「知識象牙塔」的封閉形象。當學校教育與外在資源產生互動,與事實的連結性就大大增加,教育的實質功能必能發揮。
九年一貫提出的重大改革,完全是針對舊有學校教育體制中的積弊,進行根除的改革行動,課程結構漸漸由學校、國家機器的控制與強分類之下,擺脫文化資本家庭的資源再製,以開放、多元、尊重各式文化的教育體制,取代過去壟斷與極權的教育制度;另外,企圖打破學科之間的界線,將過去零碎與不連貫的知識灌輸,轉化為統整與合科的教學型態與課程架構,小學生學習的內容整合成七大學習領域,頒行課程綱要讓各類領域學門有更大的發揮空間,與融合生活化的學習、配合資訊時代的科技教學。此一綱要不僅揭示課程決定權的下放、宣誓了「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階段的到來,同時更提到對課程結構、教學形態及評量方式的重大改變。傳統的課程設計乃以學科本位為基礎,但在九年一貫課程中反對任何的知識霸權,主張不同論述應有相等的發言機會,因此如邊緣、文化不利、局部的鄉土論述、女性論述、原住民文化均應得以耀升知識的舞台。在後現在的理論中,認為一種統治話語來統攝所有教育內容的認識論在後現代社會是站不住腳的,後現代教育的知識任務應該轉向尋求差異、維護差異、打破原有的知識結構與一致性,用謬推的方式去發現新的思想和觀念。
黃嘉雄認為:「從事教育改革,以轉化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也就有可能。課程經驗是教育的核心範疇,故從事課程改革來促進合理社會結構的轉化也就是可能的。」。統整型課程一方面較能使學生獲得完整的學習經驗;另一方面具有跨越疆界的潛在功能,故對社會結構的轉化較有正面意義。教育也不再只是狹義的教育,它最重要的功能應該是充分發展不同文化脈絡下每個人的潛能,「求異而不求同」。根據黃嘉雄的說法 :「文化再製論則認為學生所承繼其社會背景的文化經驗,對其學習是否成功影響甚鉅。因此,教學是須特別參考學生所屬群體的文化屬性。」,換言之,教材的編制需根據學生的文化屬性,在此種教育體制的改革下,對於原生家庭所承繼的文化資本對於學生在教育體制中所造成的影響,將可以進行破除的作用。
在此次九年一貫課程典範的「質變」教育改革制度中,可以說是對於長久積弊的傳統教育體制下的一種反動與反省,也是符應未來社會需要的目的前進。但這一切的訴求聲中,目前已經推行的一年級九年一貫課程中,卻聽見了許多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無奈的心聲,也有許多行政體制施行者對於此項政策的諸多抱怨,大多認為政府在配套措施未致完善的同時,匆促草擬的課程綱要,也諸多宣示性的用語,上面的政策頒行下來,卻讓下面的執行者摸不著頭緒,無所是從,許多教育工作者對於整體的課程精神與立意不甚明白,貿然施行的結果,造成一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荒謬景象。也許一開始九年一冠是再諸多期盼下真正考慮到傳統教學的缺失與企圖改進與創造一個較為均等的教育機會所構思的典範,但在這政策未明與匆促施行的結果下,形成了一個荒腔走板的應付措施,就在諸多研究文獻與教師進修中,也多宣示性的口號,讓教育工作者對於這一切的無所適從,在在表現於學生的教學中。更重要的是,目前的這一群受教者其過去所受的教育訓練也是在傳統積弊下的產物,因此,要這些已經受到思想僵化的執教者去符應九年一貫中所訴求的開放與多元均等的精神,要擺脫過去所受的訓練,創發出教育體制的平等新局,其實是存在著諸多困難性的。再加上,考試篩選體制的無法配合與文憑升學心態的無法破除,多顯示出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子女,似乎更能符合社會的期待,其父母對於教育的用心更反映出子女對於追求教育有更多的機會與資本。而有在許多的教師抱怨聲中,顯示施行九年一貫的課程下,卻使得學生學習能力不如以往,大幅降低。如果,果真如此,九年一貫在一片民主均等的呼聲中,對於傳統積弊的問題不但無法解決,似乎更加強了原有的資本再製。或許是因為施行一年時間過短,成效並不易顯現?或許是政策立意雖好,執行者卻施行不利?或許是九年一貫教育體制中仍存在許多問題?韋伯曾經認為人的理性有兩種,具體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強調追求的目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ed rationality)著重應該用什麼樣的手段技巧,這也是現代社會的最大問題。如果教育的問題愈來愈關心技術性的問題,而不問我們的孩子需要什麼樣的教育,從來不去討論應如何使用技術,未來將帶來相當大的危機!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23/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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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英譯:Stereotyped Writing;Eight-Legged Essay),是明清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指文體有八個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題目一律出自四書五經中的原文。進入21世紀,八股文現象仍然存在。比如很多英語作文,採用固定的範本來寫。甚至一些考試中,如果不採用推薦的格式和範本,閱卷老師就會對此作文打低分。還有學生畢業論文,很多都是固定的。如有些學校就要求學生寫畢業論文“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背景知識,第三章理論基礎,第四章實驗設計,第五章實驗結果,第六章結尾”。這也是八股文現象。
王士禎《池北偶談》:余友一布衣,甚有詩名,其詩終格格不通,以問汪鈍翁。曰:此君正坐未解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然無關詩與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路終不分明。
寫八股文、試帖詩,其思維鍛鍊,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能達到如此縝密的程度,以此思維、以此文字,加以真情激動之時,去寫詩寫詞,自然如《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所說,要詩是詩,要詞是詞了。這就叫過得硬的功夫。
《儒林外史》中對儒林的諷刺對象,也還是考不中的假名士為多,但對八股文本身,卻未有半點否定之意,反而在第十一回中,寫了魯編修沒有兒子,如何教女兒讀《四書》、五經,講書開筆作八股文: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
(洪秀全的《述志》和黃巢的《賦菊》雖同是落第造反詩,但黃詩更佳,將菊花的陰柔秀美與黃金甲的鋼強壯美之意象對比的殺氣騰騰。)
《不第後賦菊詩》黃巢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述志》洪秀全
手握乾坤殺伐權, 斬邪留正解民懸。
眼通西北江山外, 聲振東南日月邊。
展爪似嫌雲路小, 騰身何怕漢程偏。
風雷鼓舞三千浪, 易象飛龍定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