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社會學》
如果前評內格爾的《科學的結構》是「相見不如聞名」，那[美]R.K.默頓[RobertK.Merton]的《科學社會學》（商務，2003），由以下章節更可知不只沒「科學」也沒「社會學」、只不過是厚達九百頁的雜文集：
第一部分 知識社會學。編者導讀。第一章 知識社會學的範式。第二章 茲納尼茨基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第三章 關於社會學研究方式的社會衝突。
第四章 政策研究的方法維度和道德維度。第五章 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視角。
第二部分 科學知識社會學。編者導讀。第六章 索羅金的科學社會學觀點第七章 科學的社會與文化環境。第八章 科學與技術興趣中心的轉變。第九章 科學與軍事的相互作用。第十章 對科學社會學的忽視。
第三部分 科學的規範結構。編者導讀。第十一章 清教對科學的激勵。第十二章 科學與社會秩序。第十三章 科學的規範結構。
第四部分 科學的獎勵系統。編者導讀。第十四章 科學發現的優先權。第十五章 科學家的行為模式。第十六章 科學中的單一發現和多重發現。第十七章 作為戰略研究基礎的多重發現。第十八章 科學家的矛盾心理。
第五部分 科學中的評價過程。編者導讀。第十九章 “承認”與“優異”富有啟示性的雙重含義。第二十章 科學界的馬太效應。第二十一章 科學界評價的制度化模式。第二十二章 科學人員的年齡、老齡化與年齡結構。
是嗎？那＜譯後記＞怎能解讀出以下精論：
「被學界尊稱為科學社會學創始人的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K﹒默頓教授，從20世紀30年代發表其經典之作《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以來，為 科學社會學的創立和發展做出了一系列開拓性的貢獻，本書（1973）凝結了默頓教授從上個世紀3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辛勤探索的精華，是其成就的主要代表。
默頓的科學社會學思想是一個不斷發展過程，大體上可以把它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如果說他1938年發表的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的專著 《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是前期研究的代表，尚顯不足，那麼他1942年發表的《論科學與民主》（後定名為《科學的規範結構》）和1957年發表的《科學發現的優先權》是後期研究的主要代表，反映了他日漸成熟的科學社會學思想。正是他後期的這幾篇具有“範式”意義的論文，確立了科學社會學的基本問題和框架，形成了所謂的功能主義的科學社會學研究傳統。
在早期說明17世紀英格蘭科學的發展時，默頓實際上應用了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分析框架。但它沒有運用“意識形態”概念，而是借用了M﹒韋伯的 “精神特質”概念。默頓指出，當時英格蘭的清教主義的“精神特質”構成了其時代的主導性思想觀念。他得出結論說，在確立科學作為一種正在出現的社會組織（制度）的合法性方面，清教主義無意識地做出了貢獻。這就是著名的“默頓論題”（Merton Thesis）。他說：“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觀念在把行為指引向特定路線上的作用。正是佔主導地位的觀念體系，對於在 各種與基礎性的思想情操同樣相容、可供取舍的行動模式之間作出選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本書第11章）所以，作為當時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念的清教主義，包括功利主義、對世俗的興趣、徹底的經驗主義、自由研究的權利乃至責任以及反傳統主義，所有這些都是與現代科學的價值取向一致的。他說，清教主義與科學的這種“美滿姻緣”是建立在相容性的基礎上的；即使到了19世紀，這兩者的分離仍未完成。
由此可見，默頓這一時期的科學社會學研究框架是屬於知識社會學的。他研究的對象只是科學與其社會之間相互依存的變化關係，他尚未形成關於科學的獨立的社會學解釋。
但20紀40年代後，默頓與T.帕森斯等人所提出的結構功能主義觀點，成為了當時解釋社會現象的最權威、最流行的社會學理論。在結構功能主義 觀點基礎上，默頓對科學作了新的解釋，形成了科學社會學的功能論觀點。其基本思想可概括為：（1）科學作為一類社會制度（或系統）具有獨立的目標或功能，即擴展被驗證了的知識；（2）為實現科學的目標，要求科學家遵循一定的行為規範，包括普遍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有組織的懷疑；（3）如果科學家違背了上述科學規範，將不利於科學目標的實現，而維持科學規範和科學制度運行的動力，是科學的獎勵系統。默頓認為，科學的制度性價值或規範在功能上是不可或缺的，它們規定著科學家的行為和研究工作。在《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一文中，默頓詳盡地分析了科學發現的優先權爭奪的制度性原因，指出科學界爭奪優先權是科學制度自身的產物，而與科學家的個人品質等關係不大。因為“科學制度把獨創性解釋為一種最高的價值，因此使得一個人的獨創性是否能得到承認成了一個事關重大的問題。”
以構成默頓學派理論基礎的“科學界的精神特質”為例來說，20世紀30年代默頓在研究現代科學興起的社會和文化背景時，他還沒有明確地認識到科學界的獨立的規範結構問題，只是開始強調了科學的自主性。在1938年發表的《科學與社會秩序》一文（本書第12章）中，默頓才涉及到了科學界本身的精神特質問題，但他只是在此文的一個注腳中說明了這個概念，而且如斯托勒所指出的，他這時也尚未明確核心性的規範及其相互關係。直到1942年他發表《論科學與民主》一文（本書第13章）時，默頓才明確提出，科學是一種具有獨特的規範結構的社會制度，並從功能分析的角度，概括了這一規範結構的要素（四類制度性必需的規範－－普遍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有組織的懷疑－－構成了現代科學的精神特質）及其重要意義。」
這也沒啥好奇怪的，相對於其師帕森斯的以下體系嚴謹的結構功能主義：
「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是行動系統的4個子系統之一，其他3 個是行為有機體系統、人格系統和文化系統。在社會系統中，行動者之間的關係結構形成了社會系統的基本結構。社會角色，作為角色系統的集體，以及由價值觀和 規範構成的社會制度，是社會的一些結構單位。社會系統為了保證自身的維持和存在,必須滿足4種功能條件：①適應。確保系統從環境中獲得所需資源，並在系統 內加以分配。②目標達成。制定系統的目標和確定各目標的主次關係，並能調動資源和引導社會成員去實現目標。③整合。使系統各部分協調為一個起作用的整體。 ④潛在模式維繫。維持社會共同價值觀的基本模式，並使其在系統內保持制度化。在社會系統中，執行這 4種功能的子系統分別為經濟系統、政治系統、社會共同體系統和文化模式託管系統。這些功能在社會系統中相互聯繫。社會系統與其他系統之間、社會系統內的各 亞系統之間，在社會互動中具有輸入—輸出的交換關係，而金錢、權力、影響和價值承諾則是一些交換媒介。這樣的交換使社會秩序得以結構化。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是趨於均衡的，4種必要功能條件的滿足可使系統保持穩定性。」
默頓的《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譯林，2006）也是雜文集，不也能解讀出默頓的「經驗功能主義」：
「默頓認為，在功能分析上，應該注意分析社會文化事項對個人、社會群體所造成的客觀後果。他提出外顯功能和潛在功能的概念，前者指那些有意造成並可認識到的後果，後者是那些並非有意造成和不被認識到的後果。進行功能分析時，應裁定所分析的物件系統的性質與界限，因為對某個系統具有某種功能的事項，對另一系統就可能不具這樣的功能。功能有正負之分，對群體的整合與內聚有貢獻的是正功能，而推助群體破裂的則是負功能。默頓主張根據功能後果的正負淨權衡來考察社會文化事項。他還引入功能選擇的概念，認為某個功能項目被另外的功能項目所替代或置換後，仍可滿足社會的需要。社會制度或結構對行動者的行為影響是默頓著述中的主題之一。他認為，社會價值觀確定了社會追求的目標，而社會規範界定了為達到目標可採用的手段。如果文化結構（目標與社會結構（制度化手段）之間發生脫節，就會出現社會失範狀態，導致越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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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競爭性
‧知識通訊評論 2007/09/07 科學研究一向帶有造成人類知識進步以及生活改善的形象，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這個印象似乎沒有受到太大的挑戰。二次戰後的冷戰軍事對峙和經濟競爭的需求，使科學有了與國家發展需求密切相關的正當性。
如果沒有後來二戰原子彈和雷達的威力展示，一如如果沒有更早兩個世紀的工業革命一樣，科學終將只是一種嚴密的思維體系，難以登基人類文化大位。
科學研究一向帶有造成人類知識進步以及生活改善的形象，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這個印象似乎沒有受到太大的挑戰。二次戰後的冷戰軍事對峙和經濟競爭的需求，使 科學有了與國家發展需求密切相關的正當性。冷戰結束似是一個分水嶺，但不明顯，冷戰的餘緒和經濟競爭的需求仍在，支持科學的動力依然勁道十足。
支持科學不對嗎？不支持科學支持什麼？這問題的答案，視人們對文化意識看法而定，如果訴諸科學進步論的信仰，針鋒相對，則可以著墨的不多，但如果回顧歷史，在過去時日中或許可以看出一些成敗端倪。
科學在人類文化中坐穩其一把交椅，為時甚晚4，究其原因並不使人意外，因為科學是新生事物，是脫離人文本性的非自然作為，其邏輯論證，實驗 操作，是脫離人類長久對自然觀察和思維的自然哲學和形上學，科學是人類對自然宇宙和生命現象設計性的一種觀察，是最控制性的一種知識運作體系。
這種控制性的知識體系，之所以能面對早先歐洲宗教壓制以及後來的人文挑戰，脫穎而出，正是因為這種知識控制的效果驚人。上世紀輝煌的原子核 物理發展，量子力學對微觀世界現象驚人的預測能力，如果沒有後來二戰原子彈和雷達的威力展示，一如如果沒有更早兩個世紀的工業革命一樣，科學終將只是一種 嚴密的思維體系，難以登基人類文化大位。
二戰對科學的最大影響，是國家機器的介入，其給予科學研究的優渥待遇，是包括愛因斯坦在內，二十世紀初期物理科學最輝煌發展年代那些科學家 都沒有得到的。國家機器介入帶來的影響，一是經費的膨脹，一是人員的驟增，而在這種氣氛中，政府和社會的應該支持追求好奇心的基本科學探究，具有一切正當 性，這種信念在科學社群中尤其普遍。
但是國家的支持科學，源自科學過去給社會帶來的巨大利益，一言以蔽之，政府支持科學的動機是功利的，但是科學家坐享社會資源日久，有時社難 免奢言理想，忘記了科學之所以能由人類眾多的創造文化（如藝術、文學等）脫穎而出，正是得惠於它的功利特性。冷戰結束後，科學面對了較多的挑戰，除了西方 人文傳統對近代科學回馬槍的「科學戰爭」，近年則有科學與（基督）宗教的爭議，還有就是動物權利、環境意識和生命倫理問題。這些爭議雖然並沒有威脅科學的 主流地位，但卻使社會大眾對科學與文化的關係，有了新的視野。
對大多數科學家來說，這些外在的政治與社會挑戰，並沒有太影響他們，祗是偶而在學院環境中，感受到越來越多的不同意見，一些忙與科學研究的科學家，甚至對這些挑戰感到不耐和鄙視。
最近英國的《自然》雜誌也有社論討論，提出科學研究過去經歷的美好時光，或要改變，因為經濟競爭日烈，肩負有效使用納稅人資源的負責任政 府，自然要越來越關切投資科學帶來的效益。社論中說，這個情形發生在美國，也發生在英國。這些爭論也許永遠並不容易得到共識，卻清楚反映出一個使人不得不 去正視的趨勢。
這個趨勢就是，整個世界要面對一個資源越來越競爭的局面。除非我們準備戰爭或失敗，不然就只能最有效的運用自己的資源。科學會帶來一切好處的思維，已經受到挑戰，更重要的是不但資源環境在變，文化環境也很不同了。
在許多經濟指數並不理想的情況下，我們的科學研究預算並沒有減少，還有許多膨脹加碼的作為，這也許代表一種向前的樂觀信心，但卻也看到造成 了一些負面的影響，未必一定就是一件好事。而對於我們一向不大關心的科學的文化因素，無論是歷史經驗的教訓，還是外在環境的改變，也應該有更多的關注。
學者的研究重於理論 講究一般性 常態性
將社會上常被討論的基本現象合理化
(而且偶或淪於一廂情願的主觀看法)
對於所謂道德規範體制化社會
的確具相當代表性
但針對漸成趨勢的異常現象
若一味地視為個案而以統計或然率的極端值(Extreme value)看待
雖本意不是如此
但其可能將研究過程簡化 無異於粉飾太平
也輕忽了人性那無限可能的變異性
科學地研究各種超自然現象 2007-08-24 08:01:48
科學與政治
‧知識通訊評論 2007/12/12 十八世紀以後，近代科學的逐漸在歐洲社會得到支持地位，無一不是因於其巨大的致用效力；英國啟始的工業革命，歐陸生產力的解放，甚至資本主義制度和殖民擴張，這也是造就今天歐洲相對富足局面的主因。【文／知識通訊評論】
十八世紀以後，近代科學的逐漸在歐洲社會得到支持地位，無一不是因於其巨大的致用效力；英國啟始的工業革命，歐陸生產力的解放，甚至資本主義制度和殖民擴張，這也是造就今天歐洲相對富足局面的主因。
一般常聽到一種說法，就是「科學的歸科學，政治的歸政治」，或說「政治不應該干涉科學」。這種說法表面上看起來很對，事實上是一種對真實狀況過於簡化的陳腔老調，無益於真正釐清這兩個議題更深刻的交互影響和內涵。
如以古典的定義來看，科學和政治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涉入的對象各不相同。科學探究的對象是自然宇宙和生命現象，政治處理的是人群階級權力分配，一個是物質和客體化的生命運作，一個是人類主體的社會活動，有點「河水不犯井水」的涇渭分離。
如以近代社會的發展來看，科學活動（包括自然哲學和形上學思辨）由知識探索的一脈，經歷史轉折和文化衝突，十七世紀以降，以實證和數學推理邏輯為思想本體的近代科學，才漸在人類文化所取得主流地位。
一些人或謂，科學之所以能成就其主流地位，主要拜其打破過去人類社會的許多迷思，顯現出宇宙和生命運作真相的能力所致，其實真正使得近代科學站穩其主流地位的，是其內在實證特性帶來的強大應用效力。匈牙利裔的一九六三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威格勒（Eugene wigner）就曾經在他寫的「科學的限制」一文中說，「近代科學的成功不是來自知識理論的正確性，而是來自其可以發揮的巨大應用效力。」
這種應用效力使得近代科學雖說在歐洲受到宗教體制壓制，以及到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還有的強大古典人文傳統批判，仍能由一個百年前在英國還被視為「次等知識」的地位，逐漸樹立其主流地位。十八世紀以後，近代科學的逐漸在歐洲社會得到支持地位，無一不是因於其巨大的致用效力；英國啟始的工業革命，歐陸生產力的解放，甚至資本主義制度和殖民擴張，這也是造就今天歐洲相對富足局面的主因。
歐洲國家給予科學更多的支持，也影響了科學知識的發展和興起，由英國皇家學會和歐洲國家科學院的設立，都可以看到國家體制對於科學知識發展的影響。一般認為，國家體制對於科學知識影響最為明顯的分水嶺是二次大戰，二戰後國家用大規模預算支持科學研究，造成科學生態丕變，這其中或有極端如前蘇聯時代的李森科式的遺傳演化政治插手科學知識之特例，一般來說，科學知識的受到廣議政治影響，是隱晦而不明顯的。
冷戰半世紀，科學的受到政治影響，多有議論，以二十世紀下半世紀蓬勃發展的粒子物理為例，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戴森（Freeman Dyson）就認為，那是延續二戰原子核物理的強大傳統，所造就的一個非常態發展榮景。
近世科學發展，更是受到國家機器中科學決策的左右，雖說主事者多還是科學家，但縱以民主自由體制最成熟的國家觀之，科學決策亦難免複雜政治利益、社會輿論和國際氣候的影響。
本期的《知識通訊評論》便討論了美國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新政治面貌，這種政治大趨勢無疑要影響大氣科學知識的走勢，轉向全球暖化的研究。對比現狀，光看不過三十多年前，同樣一個大氣科學領域的熱門議題，竟是地球是否會進入一個小冰河期，便思過半矣。另外本期專文「察納文化異議的科學之道」，也點出了科學知識如何能在人類文化中發揮積極意義的多重面向。
近世科學的一個特質，是十分強調分科知識的重要性與力量，忽略了不同知識之間存在著其他通常是更重要的關聯，這造成科學某種極端的純粹知識認定，對於外來的政治干擾（譬如經費和體制的改變等），敵意以對，殊不知近代科學能成就其今日地位，得到龐大社會資源的支持，亦係拜政治權力所致。科學中人或沒有意識到，他們亟欲去除的，事實上正是他們今日立足地位的一部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