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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妮妮：日本文化也講情與義，但在中國人看來總覺得哪裡畫風不對？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 2019-05-06 觀視頻

“義理”這個詞，確實在日本的大眾語言中還是長期存在的，一直在使用。比如我們可能熟知的公公婆婆、岳父岳母，是“義理的父母”；可能對於年輕的觀眾來說，更熟悉的是經常出現在動畫裡的“義理巧克力”。情人節時看到喜歡的女孩送你巧克力，特別高興是吧？結果對方跟你講，“這個是義理巧克力”。也就是說，“這不是我的本命巧克力，本命巧克力是送給隔壁那帥哥的，你這個是義理巧克力。
中國人講“忠孝不能兩全”，非常的糾結。但是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它與義理、人情之間是不一樣的。中國“忠孝不能兩全”中的孝是私人感情，而忠是對公共的、對國家的更大範疇的感情，要從兩者中捨棄一個；但是義理和人情，人情是對自己、對家人的一些私人感情，而義理本身也是對私人的一種感情，是對主人、恩人的感情，是個人對個人的，顯然這與忠孝不太一樣。
日本現代的改革維新其實是不徹底的，於是義理的生命隨之延續。可能讓我們聯想到的一個很典型的問題，就是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
日本學者丸山真男說，德國法西斯的邪惡，在於這幫人有明確的邪惡的意志——我想幹什麼事，所以我才這麼幹；而日本人發動戰爭這麼嚴重、邪惡的事情，其實他們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幹嘛，都是一種隨波逐流，你問他們責任是什麼，每個人都說“我的責任是忠於天皇”。所以這是一個“無責任的體系”，同時也會變成一個推卸責任的體系。
我們今天看到很多日本企業出事，大家都出來集體謝罪，全給你鞠躬，然而核心責任，找不到人承擔。這裡面也會看到傳統封建時代“義理”的影響。因為封建等級制的影響，接受義理的人並沒有很認真地思考“為什麼我要接受這個義理”，他僅僅覺得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恩情，所以我是必須去接受的。
　　回應
日本人對人禮貌客氣，服務員對顧客微笑，都是出於“義理”，而不是本心。對日本人來說，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義理”的影響，所以日本人很累很壓抑。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如果你跟一個日本人是私人的朋友，你會覺得他（她）人很好。但是他（她）對日本政府做出的任何無理的政策和舉動都不會反對。同樣，當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本多數平民本身沒有什麼仇恨，也沒在戰爭中得到什麼實利，但多數平民還是支援戰爭，這也是出於“義理”。

賽前揚言打敗國乒，日本對國乒八戰全敗

2019-04-28，第55屆布達佩斯世乒賽落幕，國乒勇奪5冠圓滿收官。賽前揚言擊敗中國隊口號的日本軍團，也在5個單項比賽中8次遭遇國乒。結果如何呢？8戰全敗……
4月13日，即將出征世乒賽的日本乒乓球隊舉行媒體見面會。由於之前在日本舉辦的乒乓亞洲杯上，日乒四名主力慘遭國乒血洗，當時，他們的士氣稍顯低迷。就連向來張揚的華裔小將張本智和都沒了往日的鋒芒，“戰勝中國需要超常發揮……”
不過，沒有參加亞洲杯的伊藤美誠卻頗為令人矚目，豪言要打敗國乒：
“我現在狀態越來越好，本次比賽目標是三枚獎牌，金的。”
伊藤美誠本次參加了女單、女雙、混雙三個項目，兩度遭遇國乒。然後，她被打哭了……
日本女隊主帥馬場美香則在賽後反省，即便沒有這個插曲，日本也未必就能贏。“2比0領先的情況下，中國改變戰術，使用快慢速度的切換得到了很多分，但我們卻沒能對此作出良好應對。”
　　回應
　日本人的劣根就在於此，出點成績就沾沾自喜，老子天下第一。誰都瞧不上，誰都敢惹一下、結果碰到真格一下子就被打回原形了，要麼自卑哭哭啼啼，要麼死不承認是自己的問題。戰國時代起就是如此，二戰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此前一次次賭國運賭贏了，就讓日本人找不到北了，全民腦袋高熱到48度，再加上下克上的優良傳統，就敢侵華，就敢招惹美國。
　本來日本想從中國掠奪資源以戰養戰，最後發現是賠本買賣，敵後遊擊隊大幅增加了日本人的統治成本，前線國軍撐著不投降，全中國人民做出巨大犧牲抗日。沒有美蘇最後的出擊，中國一樣可以耗死日本。最直接的例證就是，日本不得已惹怒美國，攻佔東南亞和菲律賓。如果不攻佔，立馬就維持不住戰爭機器，都不用等到1945年日本國內就會亂。
　你看當年要買下整個美國的勁頭就知道日本的戰略眼光之低下，去收購好萊塢帝國大廈等等美國標誌性的事物，簡直就是得意忘形的典範。那個時候的川普就一直說要收拾日本。當然，美國馬上就收拾了日本，現在川普其實老看不上日本了，就說普京都看不上日本。

日本調查：半數在日外國人曾受日本人歧視 2019-04-17 聯合報

由大學生等組成的「反種族主義信息中心（ARIC）」16日公佈一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半數的外籍留學生與勞動者中曾受到歧視，其中尤以打工場所受到客人與同事歧視的情況最為嚴重，包括「討厭外國人收銀」、「不許說日語以外的語言」等。
共同社報導，這份調查是今年2至3月在東京都新宿區JR高田馬場站與新大久保站周邊實施，這兩站都是外國人居住密集的地區，總共340人接受調查，包括285名留學生。結果顯示，100人表示曾受到職場歧視、另有67人表示曾在職場以外其他場合受到歧視，合計占受訪者的49.1%。
職場歧視的部分，有43人答覆曾受到客人歧視，在藥妝店打工的一名尼泊爾男性表示，曾被說討厭外國人收銀；在酒吧工作的中國大陸籍女性也表示，曾因為算錯賬，被誣指拿錢。另有31人表示受到上司或同事的歧視。一名在便利商店工作的中國大陸籍員工，用中文向中國大陸客人指路時被斥責上班時間不許說中文。共有20人表示，曾被禁止使用母語。
職場以外受到的歧視多為被拒入住公寓、謝絕入店等。但調查也顯示，無人因此前往行政部門進行諮詢。
ARIC代表梁英聖16日在一橋大學舉行記者會，他表示，許多人受到了歧視，但基本上都是忍氣吞聲的狀態。他們呼籲學校應位外籍留學生採取行動、或設立向行政部門反映的渠道，並主張政府應該對歧視現狀展開調查。
共同社指出，日本4月新設在留資格，開始擴大接納藍領外籍勞動者，這份調查也暴露出，諮詢窗口不夠完善、普及，存在許多待解課題。
　　回應
那是因為你們不是高貴的白人,在日本的酒吧/街頭,只要是長著白人面孔,都可以很輕松很隨意的帶走日本女孩,白種男人在東京根本為所欲為.

在“平成”年號決定前，世界上還有“日本第一”的討論，內閣大臣在國會演說的時候，還會用“日本領導世界的新理念”之類的說法。再依賴中國典籍，在他們看來已經不合時宜。
　　儘管日本泡沫經濟應聲破裂，但這個想法延續了下來。冷戰結束後，日本進一步開始強調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將自己的國家定位為，既不是個東洋國家，也不是個西洋國家，既不處在美國的指揮下，也不是處在中國的威懾下，而是個有自主決定權的全球性國家。
　　就安倍本人來說，他是成長於戰後一代日本人的首相，對這代人來說，戰爭的責任不想再背負，戰後體制是一種束縛，不管國民還剩多少心氣，安倍認為他的使命就是讓日本重回大國地位。“令和”這個新年號，也包含了讓日本也“走進新時代”的意思。
　　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個源頭。我們也都清楚，鴉片戰爭之後，日本目睹清政府的軟弱，轉向學習西歐，早已不把中國文化當做憧憬和依託的對象。
　　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國內掀起華夷之辨，核心觀點就是認為，東亞文明的正統已轉向了日本，日本已經是中華。
　　我們經常說，日本是個擅長學習的民族，卻忽視了它學習消化之後，反過來藐視老師的一面。
　　在吸收了國外文化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轉化成自己的東西，產生所謂國風文化，再強調這個轉化過了的國體、國學、國粹。
　　吸收一陣、沉澱一下、鄙視一段，時不時還要反過來搶個地主，這個過程在日本歷史上反復上演，幾乎成了日本文化心態中某種規律性的東西。
　　經過這麼多年，在社會層面，對日本文化的一個源頭是中國文化這一點上，日本民眾有時候處在無意識的無知當中。
　　很多人既不知道哪個年號是從中國古籍中來的，也不瞭解歷史上中日文化的淵源。對中國當下的發展，既不關心，也不瞭解，亦沒有親近感。中國文化已經變成了日本的文化，而中國是個與自己沒什麼關係的存在。
　　這給我們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外部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精英和媒體層面的偏見，以及社會民眾層面的漠然無知，是中國走出去的一個障礙。
　　第二，對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的淵源關係，有些人以往會陷入兩種極端：
　　一種是認為日本文化都是從中國文化剽竊所得，日本文化就是盜版得不太好的中國文化。
　　另一種是認為，中國文化的根已經在日本，要到日本去尋根。
　　對我們來說，這兩個問題比日本年號重要。
　　回應
有能耐別用漢字啊

“明治”取自《易經⋅說卦傳》“聖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
　　“大正”取自《易經》第十九卦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取自《書經•堯典》“百姓昭明、萬邦協和”。
　　“平成”取自《古文尚書⋅大禹謨》“內平則外成也，地平則天成也”。
　　也就是說，這是1300多年來，日本年號首次成功“脫中”。
　　早在這次新年號的產生過程中，日本媒體就不斷放出消息，首相安倍指示周圍的人，年號出處最好來自於日本古典書籍。
　　根據日本1979年頒佈的《元號法》，如果天皇退位，年號也必須改變。按照日本政府規定的年號選定程式，日本首相需要欽點數名精通中國史、中國古典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等領域的學者，讓他們提出兩到五個新年號作為候選方案。
　　此次選出來的字要遵循6個條件：使用常用漢字,每個字最多12-15個筆劃,第一個字的拼音不能使“MTSH”,儘量避開民間預想的年號名稱,不要用經常作為人名的漢字,不要使用與大企業相同的名字
　　備選方案出來後，經過參眾兩院的商量，最後由內閣會議決定“勝出”方案。
　　正朔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年號有著特殊意義。它既是天子執政的時間單位，也是天子權威的標誌。每一次更換年號都是國家大事。年號的取捨、含義，毫無疑問包含著複雜的政治寓意和政治考量。
　　作為當今世界上唯一還保留著中國古代紀年法的國家，日本顯然全盤接受，深度領會了年號和年號背後的那些東西。
　　比如日本第一個年號“大化”，出自中國的《易經》：“大化流衍，生生不息，陰陽相動，萬物資生。”
　　取這個年號，顯然有從頭開始，萬象更新的意思。跟大中兄皇子發動政變搞改革、向唐朝學習的意願很切合。
　再比如，後醍醐天皇在1334年改年號為“建武”，它原是東漢光武帝的年號。當時日本朝政由鐮倉幕府把持，天皇被壓制得很慘，他從儒家的“忠君愛國”思想出發，希望恢復天皇權威，推翻幕府這個“奸臣王莽”，像漢光武帝一樣，實現“中興”。
………
　　那麼，日本為什麼要選現在這個時候，再次表現出它的獨立性呢？
　　脫中
　　實際上，在年號上擺脫中國的影響的想法，早在討論“平成”的時候就已經萌生。

日本新年號“令和”仍無法抹去中國痕跡 2019-04-01 環球網

　　2019-04-01，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正式公佈日本新年號為“令和”，出自日本詩歌集《萬葉集》，成為日本歷史上首個源於日本古籍的年號。然而，《萬葉集》與中國古典文化之間卻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萬葉集》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和歌集，收錄詩歌4500餘首，其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詩經》。儘管被看作是日本古籍，《萬葉集》仍然無法抹去源于中國古典文化的影響。公開資料顯示，《萬葉集》借鑒了中國詩歌的題材、形式以及表現方法，收編了部分漢詩。值得一提的是，《萬葉集》成書時，日本尚未擁有自己的文字，全部詩歌採用漢字為注音符號記錄而成。
　　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日籍教授、原日本讀賣新聞編輯委員加藤隆則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萬葉集》第五卷《梅花之歌》的原文部分，還是按照古代中文的寫法記錄下來。而且，《萬葉集》收錄了118首關於梅花的詩歌，看得出是受到了中國審美的影響。不過“和”代表“和風”，因此加藤隆則認為“令和”帶有中日融合的含義。
　　日本現任明仁天皇將在4月30日“生前退位”，皇太子德仁將於5月1日即位新天皇，當日零時開始正式啟用新年號“令和”。自此，始於1989年1月的“平成”時代，僅剩1個月便將退出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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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回應“首次未用中國典籍”，日本網友卻在搜“令和”是啥
　　回應
寫了倆漢字，然後硬說是來自日本古籍。呵呵。萬葉集那句根本是抄襲中國人的。
萬葉集 于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
歸田賦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作者，漢朝，張衡
諫蕃官仗內射生疏 時惟令月，景淑風和--作者，唐朝，薛元超
兩個人創作的時間都早于萬葉，而且當時日本仰慕唐朝文化非常嚴重，而且，以日本的緯度來講，初春是正月，驚蜇以前，日本還在下雪，哪來的氣淑風和，反倒是仲春，二月過了驚蜇，地氣動了，才會開始有氣淑風和的現象發生。

日本新年號“令和” 含著對中國老師怎樣的藐視2019-04-01 環球網

　　從西元645年，大中兄皇子仿照唐朝制度，設立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年號“大化”以來，1374年時間，247個年號，出處全部來自於中國典籍。
　　即使是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最想跟中國劃清界限的那些年，這個傳統也沒有變。

日和平癡呆政客的驚世史觀【聯合報╱陳永峰／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2013.05.24

日本政治人物的常識，確實不是世界的常識。日本維新會共同黨魁、大阪市長橋下徹近來有關慰安婦以及駐日美軍問題的發言，讓日本政治人物的歷史觀，再度令世人咋舌。
不久前首相安倍晉三的發言，也如出一轍，如「謝罪不等於承認歷史責任」、「為侵略與殖民地統治道歉的村山談話必須改寫」、「侵略的定義未明，學界還在討論」等。
只是一九六九年出生的橋下徹，直接卯上了美國難以退轉的宗教價值以及性別人權，除了暴露其個人國際感覺的遲鈍外，更說明了日本新一代政治人物，長期處於和平狀態下隨之而來的「和平癡呆」，以及日本社會看似文明，但是明顯乖離於普世價值之外的前現代性。
當然，橋下和安倍都是說給日本人聽的，他們的話也只有日人聽得懂。只是代價太大，身為Ａ級戰犯直系後代的東鄉和彥（京都產業大學世界問題研究所長），早已提出警告。去年以來，東鄉更在各類媒體數度呼籲，日本政府應該正視慰安婦等歷史問題，否則難保不成為「美日」關係的火種。
歷史學家阿部謹也曾指出，日本人只能活在自己的生活圈（日本人謂之「世間」）當中，所以日本歷史對於日本人而言並非「自己」的歷史。也就是說，日本人看自己的歷史，猶如他者的歷史，所以永遠只能站在歷史之外遙望歷史，像看戲一般地看著歷史事件在歷史舞台上流轉，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戲劇裡的一部分。
日人對於歷史的距離感與疏外感，確實很難讓日人進入歷史之內，面對歷史事實。村上春樹的新書《無色多崎造的巡禮之年》，暗示同時也批判了此一日本人的特殊性格。村上直言：「記憶可以隱藏，但是歷史無法改變」。
我們可以認為，橋下徹和安倍晉三的發言，都是為了七月的參議院選舉；但是沒辦法進入歷史，當然就沒辦法走出歷史。日本人的無原則與無思想，結合了日本人的合理主義與實用主義，這讓日本的現代化得以完美達成。
但是就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聯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聯德一樣，老是把「力」及「利」的考量，放在一切之上的話，日本民族性的失敗，必將再來。
故京大教授高坂正堯曾說：「日本政黨政治為勝選，不管是外交或國家基本原則，盡皆可以輕鬆地作為政爭的工具。」他要說的當然是，日本的「無原則」與「無思想」，即是日本歷史反覆失敗的原因。

日本的孤島心態 2013-05-04 中國時報 俞力工/世新大學副教授

　日本首相安倍最近在國會談及前首相村山富市對朝鮮的殖民統治正式道歉時說：「關於侵略的定義，不管是學術界還是國際上都尚無定論。其定義會因各國所處的立場而有所不同。」
　日本自十九世紀參與列強的「國際空間爭奪戰」以來，與其他強權之間的孰是孰非的確可有不同定義與立場。然而對那場悲劇中的受侵略國，即韓國與中國而言，就只可能存在一種定義與立場，反之，便是十足的荒誕不經。
　安倍頻頻表示要修正過去若干領導人對戰爭罪責所表示的歉意，如此態度，不啻說明日本戰敗後儘管個別領導人曾對受害國表示歉意，但由於其歷屆政府並沒有採取像德國一樣的反法西斯教育，因此其賠禮行動至多可理解為毫無誠意的外交辭令，也因此隨時可讓右派政客修飾或推翻。

　日本始終把自己扮演為戰爭的受害者，從不對加害於人的行徑做深刻檢討，因此便一貫把外國加諸的司法追究當作「戰勝者的審判」。
　日本自明治時代起，為表示對陣亡將士的尊敬與關懷特設招魂社，後改名靖國神社。一九七八年把甲級戰犯納入招魂對象。積極參拜者認為日本具有對亡靈一視同仁、一概緬懷的文化特點，因此才不避諱將所有陣亡將士納入靖國神社。問題在該場遲至一九七八年才把甲級戰犯納入其中，無異自承：這種「文化」並非沒有顧慮與爭議。
　日本並非世上唯一的孤島，而是處於一系列受害國的環抱中，因此便不得無視他國的文化與感情。
　一言以蔽之，日本儘管早已成為國際貿易大國，但政治上還沒擺脫「孤島的自閉心態」，他像個背道而馳、「駕鬼車」的騎士，始終堅信自己無辜，而所有迎面來者都是「開錯道」的罪人。

2007年中國醫院行業分析及投資諮詢報告（共四卷）
內容簡介：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人們越來越重視自身的健康，醫療服務消費早已突破了“有病求醫”的觀念，醫療消費動機表現出多層次、多樣化的特點，美容、 整形、康復服務正在悄然走俏，健康諮詢、家庭保健等方面的潛在需求不斷增長，以及保健品市場的一再升溫、特需服務的產生等現象為醫院開拓出了更多的市場。
　　 2005年末，全國衛生機構總數29.9萬個，比上年增加1457個。全國註冊醫療機構(不含村衛生室)29.0萬個，其中：非營利性醫療機構13.2萬 個，營利性醫療機構15.6萬個。醫療機構中：醫院18703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1.7萬個，農村鄉鎮衛生院4.1萬個。
　　 2006年全國衛生機構總數達30萬個，其中醫院1.9萬個，醫療機構床位總數達343萬張。相關醫療衛生從業人員也比2005年增加6萬人，達到549 萬人的新高，這既意味著每千人口中衛生技術人員有3.52人。2006年全國醫療機構診療人次達23.5億人次，比2005年總量增加0.5億人次。病床 使用率為72.3％，提高2.0個百分點。而相對于診療醫師，綜合醫院醫生人均日擔負診療人次為5.4人次，醫生人均日擔負住院床日為1.7床日。
　　 我國私營、中外合資合作、股份制等醫院數量約占全國醫院總數的10%，為1500多家，數量偏少，難以滿足大眾多層次、多樣化的醫療保健需求。國家將進一 步採取有效的鼓勵政策，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在宏觀層面上形成政府舉辦的公立醫院、民營醫院、私立醫院、股份制醫院等多種所有制醫院並 存，公平有序競爭的醫療服務格局。
　　 我國醫院建設也以很快的速度發展。隨著我國醫療改革的深入，與醫療市場的對外開放。我國將掀起醫院投資的熱潮。中國醫療市場作為世界最大的潛在醫療市場，給民營醫院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市場空間。
　　 本報告共有十八章，首先介紹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接著對我國醫院行業的發展進行了分析，然後對公立醫院、民營醫院、專科醫院、外資醫院、女子醫院、 整形美容醫療進行了細緻的透析，隨後對醫院的經營與管理、醫療體制的改革做了概述，並對重要企業進行了描述，還對醫院的市場行銷、醫院資訊化和醫療器械及 醫療廣告進行了專門分析，最後對醫院的競爭格局及醫院的投資進行了分析，還對醫院的發展前景做了科學的預測。您若想對醫院有個系統的瞭解或者想投資醫院， 本報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報告目錄
第一章　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及概述
……………
http://www.ocn.com.cn/reports/2006069yiyuan.htm

台資醫院登陸 瞄準白領客層【經濟日報╱黃依歆07.12.14

台資醫院搶進大陸市場，敏盛醫院、秀傳醫療體系、聯新國際醫療集團都以台商及當地白領為目標客群。
聯新國際醫療集團搶在2002年開設第一家台商醫院上海辰新醫院後，今年每月門診人次為4,000人。
聯新集團客服企劃部主任盧昭文表示，門診量已較去年成長一倍。上海並未開放外資醫院加入醫療保險，辰新醫院導向完全自費市場，目前已有五成大陸台商認識辰新醫院，在辰新客戶中，七成是台商，二成為外籍人士，辰新醫院的「骨科康復科」由於有澳籍醫師進駐，帶動歐美客源。
盧昭文觀察，台商單獨就醫已有改變趨勢，愈來愈多台商帶著家屬前來就診。
秀傳醫療體系2005年在寧波成立雷射眼科中心，秀傳國際事務部主任陳柏同說，專科醫院最單純，成本較低，投資約台幣2,000萬元，綜合醫院至少需投資15億元。在大陸看專科門診較台灣昂貴，專科醫院容易探測市場，且與保險脫鉤，專攻M型頂層客戶。秀傳寧波眼科診所已達損益平衡，但也無太大賺頭。
桃園敏盛醫院的投資模式較為特殊，不以設立實體據點為模式。2006年7月以醫療控股公司與旺旺集團結合，提供長沙旺旺醫院管理、技術與人力。敏盛醫院執行長楊弘仁說，敏盛醫控公司以與集團策略結盟方式，引進國際資金，朝美國大型連鎖醫院方式推進。
敏盛與旺旺長沙、香港港安醫院以人員互派交流方式觀摩適應，為期二周到一個月

器官移植 台灣人列中國公民【聯合報06-08-16華英惠/北京報導】

中國衛生部對台灣人到大陸進行器官移植，也搞「統戰」。衛生部於2007年7月3日發布「有關境外人員申請人體器官移植問題通知」，把台灣及港澳民眾列為「中國公民」。

「通知」特別強調：大陸人體器官移植，優先滿足中國公民(包括香港、澳門、台灣永久性居民)需要；在移植前，醫療機構須向所在省級衛生行政部門報告。

對外國人規定就嚴格些，不得為以旅遊名義到大陸的外國民眾實施器官移植。

境外移植器官 台灣禁醫師媒介【聯合晚報/記者李樹人/台北報導】

衛生署統計發現，2005年國人至大陸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數高達450人，其中以換腎人數最多，接近300人。因此衛生署於2006年8月16日公布了器官移植規範，醫事人員不得涉及境外器官移植仲介，醫師不能再介紹病患至大陸就醫。

截至2006年7月31日為止，國內約有6,900名正等待器官移植的器官衰竭病患，心臟為174人，肝臟為622人，肺臟為49人，亟需換腎的病患最多，高達6,178人。

全台有將近7,000人等待器官移植，但事實上，每年可以幸運接受移植的人卻僅有570人，兩者比率懸殊。為了生存，部分經濟能力許可的病患只好設法透過各種管道至大陸及其他國家進行器官移植。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之弟、鴻準精密董事長郭台成，因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遠赴大陸北京接受骨髓移植，就引起國內醫界、政商界矚目關切。

為避免醫事人員違背醫學倫理，非法仲介境外器官移植，衛生署醫學倫理委員會日前通過了最新器官移植規範，今天正式公布，明訂四條規定，如果醫師涉及其中行為，將移送懲戒。

這四條規範包括，不得直接聯絡境外器官移植機構，並仲介病人至該境外機構接受器官移植；也不得親自帶病人赴境外進行器官移植並收取酬勞。

其中最重要的條款如下，不論有無收取費用，醫事人員不得介紹病人至「當地法令未禁止器官買賣或仲介、器官來源未公開透明、且國際輿論明確公開抨擊違反人權或違悖醫學倫理情事的國家或地區」接受器官移植。條文中雖未指明哪些國家地區，但一般認為，衛生署所指就是中國大陸。

該條款明顯指出，以後國內醫師不得再介紹病人至中國大陸進行器官移植，依據醫事法，情節輕者將被警告，嚴重者可能面臨醫師執照被廢止的情況。

除此之外，衛生署也將與健保局密切合作，一旦發現境外接受器官移植手術回國接受後續治療者，例如突然服用抗排斥藥物，特約醫療機構就必須說明，而健保局也會加強審查給付內容。

無心插柳──近代日本醫學對台灣醫學的影響

‧歷史月刊 2007/12/19在傳教士醫療期的30年，把台灣從原始瘴癘、巫術漢醫的環境一下子提升到現代醫學的起始。其間，一般民眾瞭解醫療真的可以用藥丸手術解除人的病痛，而傳教士醫療給人的印象，更是在人間傳愛。【文／江漢聲（作者為輔仁大學醫學院院長）】

如果要問，現今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醫療在基本面有什麼不同？除了社會經濟的影響之外，最主要的是發展過程不同。中國大陸是典型中國醫學（漢醫）的脈承，受現代醫學的洗禮不深；而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還又回到「打倒西醫」的情況。台灣醫學根據杜聰明先生在1959年發表的〈台灣醫學教育發展史〉分成五期：
1. 原始醫學期：1544年以前
2. 瘧疾流行期：1544年至1865年
3. 傳教士醫療期：1865年至1895年
4. 日據時期：1895年至1945年
5. 中華民國醫藥期：1945年起
在傳教士醫療期的30年，把台灣從原始瘴癘、巫術漢醫的環境一下子提升到現代醫學的起始。其間，一般民眾瞭解醫療真的可以用藥丸手術解除人的病痛，而傳教士醫療給人的印象，更是在人間傳愛。
在之後的50年，經過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對台灣人民而言，原來是殘暴高壓的政治迫害，但另一方面來說，也帶進台灣日本明治維新後所得到的西方醫療和科學精神，使台灣在二十世紀開始醫療能快速地現代化，台灣人也透過習醫的機會，培養出現代思維的醫師，中國大陸就沒這麼的機會。所以到今天來看，大陸醫生的氣質和大陸的醫療一樣，技術再先進，未經過醫學文明的洗禮，仍然缺乏現代醫學觀，也是他們目前正努力在脫胎換骨的一個原因。所以，台灣能在短短的一個世紀，從瘴癘之地到現代醫療文明，日本醫學的影響功不可沒；這和中國大陸可做很好的對照。而二十世紀東方的強國日本，在醫學史上又如何從漢醫的附庸到全面西化，轉而領先中國，甚至影響到被它殖民的台灣社會，是值得我們去探索的。
傳統的日本醫學──漢醫的附庸
事實上，日本醫學一直要到十六世紀才脫離中國醫學的影響，就如日本傳統的文化，總有中國的影子，從秦始皇派徐福上海求仙藥，所帶二百童男童女中，就有醫人的技匠，從漢代乃至三國的吳人，都有藥石傳入中國、醫書帶至日本的記載。但實際大幅交流的是在中國的唐朝，日本在七世紀中葉的大化革新後就開始吸收隋唐的文化，就如日本目前保留唐裝等許多唐代文化一樣，日本丹波康賴所著《醫心方》30卷，主要是根據隋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並引用隋唐醫書204部，其中有上人鑑真由中國帶去日本或在日本鑑定的許多醫藥；康賴的曾孫丹波雅忠著《醫畧抄》是急救處置的書，他們甚至保留許多後來中國失傳的資料。
日本自第50代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開始，到第81代候鳥羽天皇建久八年源賴朝開創鐮倉幕府為止，稱之為平安時代（794～1197年），也是停止再遣使唐朝，要脫離唐朝文化，創立獨特日本風格的「國風文化」。而五、六世紀就傳入日本的佛教在這四百年間更為盛行，和隋唐文化、日本固有歷史文化揉合。就醫療而言，佛教在醫療的特色是以祈禱來療病，這段時間，陰陽五行也併存於日本。公元八世紀起，開始正式置大學，教習中國本草，醍醐天皇時太醫博士編撰日本最初本草學《本草和名》共一千多種；用漢藥來補充和名。宋明兩代，或是遣使來中國，或是將中國的醫方加入日本原有的醫方，日本醫界以中國醫術馬首是瞻，可說是中國漢醫的附庸。
到了十六世紀，也就是德川幕府時代，葡萄牙人最早登上了日本人的土地。天主教會中的耶穌傳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在1541年從里斯本到葡屬印度；再到麻六甲，遇到一位日本人安治郎，就在1549年和他一齊到日本鹿兒島開始傳教；後來受佛教徒的迫害，轉到平戶、山口傳教，並在山口建立第一座基督教堂，日本人稱之為「南蠻寺」。隨後就有各派西方傳教士前來，他們以慈善事業來收攬人心，創建癩病院（即痲瘋病院）收容當時醫生最不願診治的癩病患者，也設立貧民病院、孤兒院、養老院；並且向上流社會展示了西方的醫療，稱之為「南蠻流的治療」，治癒許多患者，也打入了上流社會，甚至日本有些大名（諸侯）都信奉天主教，相傳到了1596年，日本到處都有教堂，信眾也近百萬。
當政的豐臣秀吉原本也支持獎勵，然而1587年他以政治的理由開始第一道禁教令，更因1595年發生了聖菲力浦事件，知道教士們是想藉傳教來開拓殖民地，就全面禁止基督教，將傳教士一概逐出、毀掉教堂。1633、1634、1635、1639年五次頒佈「鎖國令」，連對外貿易也中止了。1636年德川家康封閉平安港，只准許與耶穌會無關、信仰新教並從中挑撥日葡關係的荷蘭人在長崎從事貿易，連洋書都不得輸入，一直到一百年後德川家治才開始翻譯荷蘭醫書。和「鎖國政策」一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是雍正乾隆禁教，就是東方強國排斥西方殖民文化的「侵略」。可是後來一般民眾卻普遍認知西方的進步，而「強國」又逐漸式微、不堪西方軍隊船堅砲利的一擊，在十九世紀中之後，中日兩國都有覺醒和改進，中國稱之為「自強運動」，日本則是這徹底改造的「明治維新運動」。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醫學
明治維新開始於1868年，是1853年美國培里率領的四艘船艦乘黑來到日本江戶港要求通商的所謂「黑船來航」之後15年。日本被迫放棄鎖國政策後開始痛定思痛；從政治上的廢籓置縣到憲法制訂，內政上除了繁榮各業外，也建立警察制度以嚴厲統治，並在1871年底起陸續出使歐美，一批批送出各個領域的留學生。「明治維新」對日本的改造是全面性的，不只是政府努力的擴充軍備，而且民眾也有相當程度的覺醒，尤其是各領域的知識分子，能徹底改變過去的想法，挑戰教科書；在政府支持下放洋深造，而且是認真學習，學習到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精髓，回國後影響日本本土的學風，所以很快就形成改革的風氣。就醫學而言，1875年日本就開始用日文來教授醫學，四、五年後就有畢業生，其中優秀者赴德國留學，我們知道十九世紀中之後，西洋醫學研究的重心以「病原」為主，也就是先從發現病原來治療和遏止傳染病。這時候，已經有幾位相當傑出的日本人參與這些研究，並達到國際頂尖的程度，以他們的崛起歷程，就可以說明「明治維新」一開始的立即效應。
北里柴三郎出生在幕府末期的1853年，在明治維新時長大進入九州的熊本醫學院，當時，九州有很多荷蘭醫師，他追隨了荷蘭醫師學中世紀的荷蘭醫學，其中他對解剖學的東西有興趣而已，其他令他失望；而巴斯德的「凡病皆有病原說」吸引了他，使他想去當時執醫學牛耳的德國學習病理細菌學，於是他轉到當時最容易出國深造的東京大學醫學院。而在東京大學他的前輩老師，細菌學教授緒方正規也正是明治維新後第一批去德國，追隨大師柯霍做研究的留學生，回到日本也發表了「腳氣病病原菌說」（後來被北里柴三郎指出錯誤，北里因而和日本醫學界交惡），於是北里就在他推薦之下也來到德國，更成了柯霍的得意門生。
北里在陸福萊爾研究室工作了八年，和他一起工作的都是赫赫有名的教授像貝林、埃爾利希，都是後來的諾貝爾得獎者。北里在這環境下，以他不懈努力的精神，立刻就有很大的發現，他很聰明地想到破傷風可能不喜歡空氣，於是第一個在小鼠身上培養出破傷風菌，使柯霍讚賞不已。然後他再以破傷風毒素致死劑量做稀釋，使小鼠獲得對破傷風的免疫。這種免疫療法被他的同事貝林拿去運用於白喉，因而製作白喉血清，使貝林成為第一屆諾貝爾醫學獎得主；這使得學界譁然，北里不但啟發了貝林，也是貝林白喉血清的合作者，第一屆諾貝爾醫學獎不能給日本人，也許是歐洲人的面子問題吧！這時北里已回到日本，包括柯霍在內的許多歐洲科學家都希望他再回歐洲，然而北里堅持留在日本，雖然日本學界因為他曾攻擊緒方老師而排斥他，然而他卻在1894年，由福澤諭吉的資助下，創設和柯霍的柏林大學傳染病研究所一樣環境的日本第一家傳染病研究所。
說起福澤諭吉，其實是明治維新思想界的泰斗，1885年在他自己主辦的《時事新報》發表「脫亞論」，首次表明日本必須脫離亞洲傳統的包袱，全面歐美化，在不同階層的日本人中得到呼應，於是「脫亞入歐」的方針在日本積極展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移植運動。對醫學影響最深的應該是教育，明治十九年（1886年）「學校令」頒佈後，教育的重點在使國家成為軍國主義化，本來明治十年只有東京大學，分設法、理、醫、文四學院，明治十九年合併工部大學改稱帝國大學，而明治三十年又成立京都帝國大學；這兩所大學是亞洲最具歷史、也是目前能在世界大學占一席之地的大學。而福澤諭吉本人也投入私人高等學校的教育，他在1858年創慶應義塾，後來成了日本最早的私立慶應大學，使日本能有公私立大學的併行發展；協助北里創設傳染病研究所，就是在這種全面歐化、私人興學的理念下促成的。
北里柴三郎不但學術成就高，同時也影響了日後的日本醫學，他的研究所馬上成為日本優秀年輕人的志向，研究的水準凌駕排斥他的帝大醫學院。像志賀潔發現了志賀菌（Shigella，1897年）是每個學醫的人都朗朗上口的，北島多一確立了藥草的血清療法、秦佐八郎開發了磺胺藥物606，這些研究所馳名世界之後，1906年日本政府也投資擴建成了兩萬坪的國立傳染病研究所，與德國柯霍研究所、法國巴斯德研究所鼎足成為世界三大研究所。而北里繼續和福澤合作；在福澤的慶應義塾大學成立了醫學院，北里擔任慶應大學第一位醫學院院長八年，使慶應大學醫學院成為在日本可和東京帝大醫學院相提並論的私立醫學院，這就是一位明治維新時代日本醫學生從挑戰傳統、出國學習、回來改造日本醫學的實例。其中，日本政府的配合、資本家的眼光，都是使日本醫學能在本土生根、蓬勃發展的主因。
北里柴三郎之後，在病原的研究上，二十世紀初日本又出了野口英世這麼個國際頂尖級的人物，他在1898年也進入北里柴三郎的傳染病研究所做助手，然後留學歐美，從1904年起在美國洛克斐勒醫學研究所研究，他的貢獻包括發展出蛇毒的血清療法（1909年），並且在神經性梅毒病人的腦中發現了螺旋體，而且最先以兔子睪丸的組織培養出梅毒螺旋菌，對以後梅毒的藥物試驗功不可沒。
野口英世最後醉心於黃熱病的研究，穿梭於中南美的厄瓜多爾、非洲的阿克拉，1928年以51歲的英年在非洲死於自己研究的黃熱病。野口雖然也沒有得諾貝爾獎，然而他研究的精神和毅力，以及身先士卒進入蠻荒，都代表日本人在當時醫學研究上已經和歐美並駕齊驅，也可以看出明治維新後短短幾十年，日本在醫學上不但超越停留在傳統漢醫的中國，而且從根本的思想觀念、制度作法、工作精神上全盤現代化，研究的表現和成就只是現代化結果的其中之一而已；其他還要包括醫療水準、公共衛生。這些，在甲午戰爭、打敗中國之後，日本人統治台灣，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印證了他們如何深入瞭解現代醫學、運用現代醫學來造福人群。
日治時代的台灣醫學
1895年5月（明治二十八年）日本人開始占領台灣，並和台灣抗日分子作戰，共派出軍隊7萬6千餘人，傷亡不過千餘人；病死就近5千人，回日本就醫兩萬多人，留在台灣病院5千多人。因病死亡是戰死者的40倍，日本人見識到台灣惡劣衛生環境和自古瘴癘等「天然屏障」，一度想放棄台灣轉賣法國，後來以南進政策決心保留，並積極部署統治模式。除了高壓統治之外，現代化的醫療防疫成了未來的決策，於是在入台北城後一個月，就在台北大稻埕千秋街設立大日本台灣病院（後改名台北醫院），為今天台大醫院的前身，並派醫生、藥師、護士來台開始診療。隔年4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和海軍大臣一起來台勘查台灣衛生狀況，並由台灣總督府所聘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為衛生顧問，開始整頓台灣的衛生環境，包括人口普查、建立衛生行政體系，並從醫學教育、醫學研究紮根，確實改善公共衛生、健全防疫措施、做好傳染病防治，對台灣固有的熱帶病、毒蛇咬傷、鴉片煙害等做重點的根除。
1897年台北醫院院長山口秀高（1866～1916）創設台灣人醫師養成所，並在病院附近租借民房，開始講習，是日本在台醫學教育的肇基。1899年正成立台灣總督府醫學院，在台北公園劃一校地，1902年招生授課，是為台大醫學院的開始。其後的堀內次雄（1873～1955），更為台灣醫學教育貢獻了半個世紀。1896年來台的堀內，曾在1906年留德學習熱帶病細菌學，在1920年代任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校長。他推薦了台灣人杜聰明於1915年去日本京都帝大習醫，杜聰明先生在1922年12月拿到醫學博士學位，號次是明治維新以來第995號醫學博士，卻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授與外國人的醫學博士，也是開台台灣人的第一號博士。
之後，台灣人不僅在台灣可以受到現代醫學教育，有能力者，更可以渡洋到日本攻讀醫學博士，這也是日本人在台灣醫學教育和醫學研究紮根的做法。杜聰明博士承襲的是二十世紀初日本醫學研究的精神，回到台灣之後，不但就台灣重點問題的熱帶病、鴉片、蛇毒以及中藥開發，帶動了研究；他也承繼了日本人成為台大醫學院的院長，並南下創立了高雄醫學院，可說是台灣人貢獻於台灣醫學教育的第一號人物，也正是日本醫學薪火相傳於台灣的接棒人。直到今天，以台大醫學院為主的體系包括高雄醫學院、臺北醫學院等等，可說是德日醫學的一脈相傳，成為早先台灣醫療系統的主流；而台灣光復之後，美國醫學系統才逐漸加深對台灣醫學的影響力，也混雜形成如今台灣醫學的一個特色。
從醫學研究出發，日本人1904年就在台灣醫學會以發現台灣16種瘧蚊做瘧疾專題討論，堀內次雄最先驗出副傷寒B菌，總督府衛生課最後將傷寒菌分成十二型，對鼠疫、赤痢、寄生蟲也都有相當的研究。防疫措施也同時進行，1896年堀內在安平的類似鼠疫患者血中發現鼠疫菌，日本當局大為緊張，從東京帝大派遣多位教授來台研究鼠疫，其中包括北里柴三郎的老師緒方正規。他確認老鼠身上的跳蚤是媒介，就建議大規模滅鼠，利用保甲制度令居民捕鼠並予獎勵；疑傳染病亡者需葬一丈深，發生鼠疫之家貼黃紙條，大流行時甚至全村燒毀；船舶有疑似傳染者舉黃旗、停港外，調查顯示來源是廈門，更嚴格港口檢疫，到1917年，鼠疫自台灣絕跡。至於瘧疾，1896年首聘英國技師為顧問，做公共衛生的設計，1913年公布瘧疾防止規則，全面撲滅蚊蟲，流行區居民全面採血，帶原者服藥，填埋池沼、設排水溝等等，可是未全面撲滅瘧疾，這工作要到光復後，才由台灣公共衛生專家接手，在1965年克竟全功。
當日本初占領台灣時，台灣和當時中國一樣，民眾深受鴉片上癮之害。日本統治台灣，一方面要改善民眾健康，一方面日人又要販賣鴉片圖利，可說是相當矛盾，於是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提出「鴉片政策」，也因此制訂「公醫」制度。所謂「公醫」就是政府醫生，在指定地方開業，負責傳染病的防治和所有公共衛生相關事務，包括診斷鴉片癮者，給予「吸食許可」，如此一來，吸食者不減反增，到1900年有17萬人左右。此後，台灣人民開始自覺，民間有戒煙團體，也在抗日活動中積極向國際組織控告日人販賣鴉片；杜聰明博士1921年向總督府提出〈鴉片癮者矯正治療醫院設置建議書〉，儘管日人仍賣鴉片，保持歲收，但日本政府還是同意成立「台北更生院」為戒煙所，並在1929年宣布施行新鴉片令，禁絕鴉片，當年特准吸食者尚有兩萬五千人。1930年杜聰明任台北更生院院長，可收容150人；而各官營醫院戒煙科共可收容425人，戒煙方法採用藥物，由更生院特別研製，此後吸食人口逐年下降。杜聰明還將鴉片中毒者統計和戒煙實驗成績由日本外務省提到國際聯盟報告，得到國際上的重視，在台灣光復前，已剩下相當少的鴉片吸食上癮者，可說是成績斐然。
在完善的衛生和防疫政策施行下，台灣的生活環境完全改觀了，而健全的醫學教育制度下每年培育台灣本土的醫生使民間醫療水準逐步提升，到日本統治結束時一共培養了1888名台灣醫師，其中212人繼續深造得到醫學博士。醫療水準的提升，最快反映到該地區人口的成長，日本在明治維新後50年，人口從3500萬增加成5600萬，而台灣人口從1895年的250萬人到1945年的600萬人，增加超過兩倍以上。而醫師人力維持在每二千人口有一位醫師，人口死亡率從1906年的千分之33.4降到1945年的千分之1.58，可充分印證日本用他們現代醫學的觀念和技術，成功改造了台灣。
從中日醫學的比較看台灣醫學的將來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基本上是為自己的利益，高壓殘暴對待台灣人民也是事實，日本人宣稱只用警察和醫生就可以達成他們的目的，五十年間真的做到了。可見現代醫學可以在一塊土地上長治久安，讓這塊土地上的人忘記異族侵略者不公平的對待。日本統治者不值得台灣人懷念，然而他們無心插柳的醫學建設卻為今天台灣醫療打下美好的基礎；反觀同時間的中國，不僅變法革新不成功，在綿延的戰亂中醫學一直停留在搖擺不定的政策裡，不良的衛生環境、落後的醫療使廣大的群眾更加受苦受難。從這觀點來看，台灣人民是幸運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在光復時不能接受來自中國的落後，事實上二二八事件前後又發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疫情，表示不同社會水準的混雜下會改變原本的衛生環境。
明治維新被視為中弱日強的明顯分界點，醫學和其他的科學發展也是，就醫學而言為什麼日本要較中國更容易接受西方醫學、放棄做為漢醫的附庸呢？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國固守傳統的包袱，很難接受放棄根本、做全然的改造。西方在文藝復興後才丟掉「體液論」、讓醫學和哲學分家，中國的陰陽五行卻一直依附在固有文化中，和儒道一樣為正統，改革只能去考慮「中醫為體、西醫為用」，直到今天海峽兩岸都還有很多人不認同「醫學只有一種」。事實上醫學、醫學哲學、另類療法都有存在的空間，都可以做不同的運用，只是不能混為一談而已。其次，科學的改革首重精神，日本的醫學改革完全融入西方醫學求真、求實的精神，從基礎的研究做起，鍥而不捨甚至犧牲性命；在醫學教育、防疫和醫療上建立嚴謹的制度，才能立竿見影。這和日本的民族性也有關，日本和德國都有民族優越感，個人榮譽重於生命利益，雖然深具侵略性，但不利己、不投機的本質很容易全國團結一致、接受新事物、有效率來改造社會，這也是要邁向強國必有的精神。
今天，日本依然是醫學強國，雖然二十世紀初可能因種族歧視，北里、野口都無法得諾貝爾獎，1987年利根川進才以免疫的多樣性機轉為東方人得到第一座諾貝爾生理醫學獎。但是日本人頂尖的研究、高檔的論文量在醫學領域中是亞洲唯一能和歐美抗衡的。台灣，在醫學上能有更美好的未來？以我個人的看法，有些地方還是要從歷史的借鏡中來深思。首先，現代醫學的發展是要做長遠的投資，不管是大眾的醫療或基礎的研究，砸多少錢做多少事。醫療是社會福利事業，台灣醫療預算所占的國民生產毛額比例根本無法提升更好的品質，醫學研究更差得遠，而且政策短視，學界以量產論文做指標、業界以近利商品來投機，這無法生根的投資就如以往清朝添購的洋槍大砲一樣，到頭來，我們的醫學還是歐美日本的殖民市場。其次，醫學的傳承在於教育，現代醫學文明已進步到多元、人性的醫療，醫學教育在現實的環境下則更為艱苦。台灣考試掛帥的教育制度，專業職業混淆不清的高等教育，再加上公私立學校資源分配不平均，不當的政治介入，沒有人體認醫學生學費偏低的事實；能否培養一致品質的醫學醫療人才實在堪憂。最後要提的是改革進步來自於大眾一心，醫學和醫療是服務人類健康的科學和良心事業，整個社會如何看待它、如何珍惜它就會有不同層次的醫學與醫療，如果對當今的醫學醫療不滿意，那麼就必須拋棄本位主義，同心協力來改善，這須要全民的教育和共識，然而這種精神的改造，在台灣是相當困難的。
結語
二十世紀日本醫學的興起凸顯了中國醫學在守舊中落伍，也同時帶領台灣醫學進入現代化，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現代的醫學醫療可以快速改變人們的生活環境，雖然被征服者用來做為統治的手段，但也實在造福這塊土地上的居民。今天身受其利的我們，要如何去體認其中的訣竅、進而做為台灣醫學和醫療更上層樓、提升發展的借鏡，可能要有更高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