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片《第九禁區》
科幻片《第九禁區》（港譯《D-9異形禁區》，District 9，2009）絕對是不可遺漏之作，儘管這部電影裡無家可歸的難民是「外星人」。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要討論一群離散者不斷在異地遭到「異化」的過程，大概也沒有比「異形」更具有象徵性的了。
乍看之下天馬行空的《第九禁區》其實是一部夾雜史實的偽紀錄片，它結合了南非的地方寫實主義，又結合了卡夫卡《變形記》那樣的高度神祕主義，以紀錄片採訪、監視錄影帶與敘事鏡頭三種視角，倒敘外星人船艦1982年「擱淺」於南非約翰尼斯堡上空之後一連串的故事。
《第九禁區》2009年上映之前，歐美街頭公共場所出現大量顯眼的宣傳海報，模擬電影中的種族隔離政策，公車站等處皆有「Humans Only」〔限人類〕的「仇外」標示。電影中，從飄浮船艙上解救下來的外星人〔人類稱之為「大蝦」〕，被迫暫居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市郊一塊以流刺網與厚牆隔離出來的「第九區」難民營，這個三不管地帶與世隔絕、缺乏資源，逐漸淪為毫無生存品質的貧民窟，被黑幫滲透利用，外界對這些外來者的負面觀感與日俱增，近三十年後，公眾壓力迫使政府以公權力半哄騙半威嚇方式，由政府執行單位MNU負責將外星人驅離威翰尼斯堡，剷除第九區，將外星難民迫遷至更遙遠、眼不見為淨的「第十區」，佈署更強的警力控制。
要理解《第九禁區》的文化指涉，首先必須先理解約翰尼斯堡的社會背景。
約翰尼斯堡就像巴西的里約或印度的孟買，市中心有最摩登昂貴的華廈叢林與金融區，坐擁絕美壯闊的自然景觀，但市郊同時存在著生活環境落差懸殊的大面積貧民窟。《第九禁區》實際取景於南非市郊最大貧民區索維托（Soweto），借用了在地歷史背景，結合「外星難民營」的虛擬場景，檢視隔離、統治與人性的本質，是非常犀利的諷喻之作。
早在殖民時期，南非白人就已經為了鞏固經濟資源的絕對優勢而施行種族隔離，有色人種在各方面都不能享有與歐洲後裔白人同等的福利，這個狀況於1948年阿非利卡人（南非荷裔白人，說Afrikaans南非荷語）主導的執政黨掌權之後加劇，隔離變成了風行草偃的正式政策，政府將人種分門別類，隔離安置在不同的地區，嚴格管制、隔離有色人種在市區的進出，地理位置反映權力位置，掌權者位居市中心，受壓迫者散居都心外圍。南非政府為了徹底執行種族隔離政策，50年代起開始在市郊執行大規模的強制拆遷，建立郊區新市鎮，每個新市鎮依照階級差異而有顯著的生活水平落差，索維托便是在1948年之後漸漸擴大成型的黑人貧民窟聚落，一直到近期都依然常在缺水、斷電、失業、犯罪率頻繁的迴圈中掙扎。
簡言之，無論是戲裡的外星難民或戲外的有色人種，都被掌權者以合法之名，棄置於公平合理的社會運作之外。當一個社會正式放棄了一群無所依歸的人，這些人就會正式進入一種「例外」的狀態，變成懸空〔如外星人的飄浮船艙〕、自生自滅〔如第九禁區〕的平行宇宙，而一但受壓迫者意圖掙脫這種「什麼也不是」的例外狀態，向來抱持放棄、歧視態度的權威又會再度以法之名、以公共利益之名介入，加重管束，強勢鎮壓要求服從，必要時清點例外者的資格〔危險程度〕，以作為評估能否使其進入正常社會的根據。這種惡劣的互動在南非反種族隔離抗爭史〔索維托特別是南非抗爭史的重要據點〕中反覆出現，在古今中外的各種社會歷史中也是常態。
當年，為了有效制衡有色人種的武力抗爭，南非政府曾暴力鎮壓，也曾立法加強管束，都不能有效解決根本的對立，國際為了制裁種族歧視，長期對南非實施軍火禁運，但是南非本身就有強大的軍火業，《第九禁區》裡面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樣讓人眼花撩亂的真實南非自產武器，MNU號稱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武器製造源。在《第九禁區》的設定中，困守在難民營的外星人也逐漸發展出蓬勃的軍火業，但是外星人的軍火必須由流著外星DNA血液的人才能啟動，也是這部二十一世紀「變形記」的重要伏筆。
為了呈現南非社會顛簸的那一面，除了能看見貧民寮屋、多元武器，觀眾也可以聽到原汁原味的阿非利卡髒話〔阿非利卡口音介於荷語與英語之間〕，其中罵最多髒話的那位先生叫Wikus van der Merwe。不過，如果我們倒帶到電影的開場，在故事的前半段，這位先生並不是原本就這麼失控的，他本來是一位極度自制、講求禮貌、奉公守法的MNU公務員，相對於被視為危險野獸看待的外星難民，他是社會階層中位置相對安逸的白領中產階級白人，也是愛妻的家居男子，天真到有點無趣的程度，胸無大志但很愛面子，雖然欺善怕惡但籠統來說算是一般人眼中的「好人」。
在南非，很多人喜歡信手拈來講「Van der Merwe笑話」，因為van der Merwe是一個很常見的南非阿非利卡姓氏，所以Van der Merwe有點類似於中文小故事裡面的「小明」，泛指某個面目朦朧的普通人，這一類笑話裡面的Van der Merwe，多半是不怎麼精明、經常出狀況的傢伙，電影男主角的設定顯然非常符合這個刻板印象。
《第九禁區》裡自我感覺良好的Van der Merwe有一個盲點，他本來就把外星人視為不請自來的次等生物，權威規訓與種族優越感已經內化成他的價值系統，因此他不會自發性地考慮到歧視、人道的問題，他行動的最高指導原則是「依法行事」，別無其他。Van der Merwe先生這個麻木不仁的面向，顯露在執行強拆行動時的幾段視頻之中，他曾經走進一間孵化外星幼兒的育嬰室，笑容滿面拔掉其維生系統，放火燒毀育嬰室，以毫不掩飾的興奮對著鏡頭笑著解說焚燒現場：「你聽那『蹦蹦』聲，就是那些小北鼻爆開的聲音，就像爆米花一樣……」，之後他也曾試圖以「一根棒棒糖」討好一名外星幼童，以方便加速迫遷這戶人家的作業，但當幼童毫不領情將棒棒糖丟回他臉上，他立刻惱羞成怒露出陰沉的那一面，認為自己「明明對他很好」、「善意」被糟蹋，此後不再掩飾他對外星人的鄙視，並更執意於展示自己的權威，威脅外星幼童的父親，若不搬遷將把孩子送去「福利中心」安置，與此同時他依然堅信自己執行的是「人道驅離」。
要如何讓一個人能產生某種最基本的同理心與社會關懷？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這個人跨到界線的另外一邊，去經歷他本來無法想像的打擊〔即便這在現實生活中比較難發生〕。於是，《第九禁區》的導演直接把Van der Merwe先生變成了他最厭惡的那種化外之民：受驅逐與拒斥的外星人。
在整個變形的過程中，他最親近的妻子在電話中明言「我不想再讓你抱我了」，宣告了家庭對「異類」的徹底放棄。家庭截斷了血緣，社會的排擠更加鋪天蓋地，汙名〔他被莫名汙衊與外星人「雜交」〕也隨之而來，此時人類社會則以「為了他好」的溫情召喚，企圖將他重新監禁利用。曾經獵殺人的，如今變成了獵物，走投無路之下，Van der Merwe先生別無選擇加入了相形之下更為「安全」的第九禁區，因為第九禁區收容的都是被正規社會遺棄的邊緣人。
此時，他窮其一生所培養的教養與服從〔所有「人」的部分〕都從他身上剝落，他釋放了心中的野獸，開始變成一個口不擇言、不守規則，靠搶劫、犯罪、挖垃圾求生存，只剩下基本求生本能的原始生物。諷刺的是，也正是在他跨越了那條鴻溝，也開始局部變成異類、理解異類的時候，他才變得無敵強大，比他這輩子所有時刻都還強大，足以與威權對抗，並且足以漸漸理解一種稀微的人性與情義。
卡夫卡的《變形記》尾聲，變成蟲子的格里高存在感已經微乎其微，但是他的家人卻仍指責蟲子影響到他們的正常生活，甚至指控蟲子想「霸佔全家，讓全家到街上去過夜」，最後，格里高在家人集體的漠視下死了，全家都很高興地鬆了一口氣。
在《第九禁區》的尾聲，外星人再一次被驅逐到更遠離社會核心的他處，失去原本社會地位與價值的Van der Merwe也完全變形為大蝦，在人類社會裡他已經失去了最後的存在感，和外星人一樣，只能在內心深處挖掘對「家」的渴望，靠著這僅存的一點柔軟支撐自己被現代垃圾包圍的生活窘境，解決那無處可逃之苦。
這些故事都留下了惆悵的結果，因為人類強烈的地盤性，流離失所者或許將持續漂流，應許之岸難以輕易抵達。無論如何，這些故事至少提醒了我們，任何人都可能有一天起床就變成了蟲子或大蝦，在那之前，先學會想像、理解一種例外狀態，才是練習翻轉那種例外狀態的自我解救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