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1-24 13:38:21沙包
轉載：「陰謀論」的反道德政治學
台灣內部的各種陰謀論，就暫不提了；中國大陸的西方意圖顛覆中國之說，倒是市場更為龐大。至於資本主義對於窮國的陰謀，則也吸引了不少知識份子。不過陰謀論多少有些「苗頭」讓人相信，因此辨別起來，未必簡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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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1.24 中國時報
「陰謀論」的反道德政治學
南方朔
一七九四年三月卅一日的前一晚，掌握了警察權的羅伯斯庇爾，下令把法國大革命的 溫和領袖丹頓．狄斯默寧等大舉逮捕，當天他到國民議會發表了一篇動人肺腑，使所有的人皆被震懾得啞口無言的演說。那是「政治恐怖」在「陰謀論」掩護下取得了正當性的曠世言論。當代法國政治思想家克洛德．勒佛赫特（Claude Lefort）在《民主及政治理論論文集》裡，就藉著分析這篇演說，來闡釋當「陰謀論」煽起了大眾的集體恐懼，它對政治與人性會造成多大的摧毀效果。
因此，「陰謀論」這種古老的政治論說方式是有用的。它是一種論說、一種認知心態、一種策略，有時候甚至還會在不斷反覆後變成一種符號性的語言儀式崇拜。它把自己塑造成無助、脆弱、善良的弱者，而有另外一個龐大且萬能的「他者」在處心積慮的對他做著陰謀的行動，那個「他者」是邪惡、叵測的象徵。而就在這種「陰謀論」的庇護下，自己的一切缺點都變得不再重要，「陰謀論」所煽起的「道德驚惶」（Moral Panic）反倒可以使自己的一切行為，不論多麼殘酷敗德，都有了可以合理化的理由。
伴隨大選造勢日益發酵
而此刻的台灣，這種「陰謀論」的政治學，已隨著大選的造勢而日甚一日的展開。在過去長期以來，「陰謀論」即已是台灣政治語言和行為的主線之一，它反映在諸如「奸」、「出賣」、「吳三桂意象」、「唱衰論」等之中，而到了今天，它的規模已更趨擴大。
由最近「非常光碟案」那種以「陰謀論」和「一報還一報」的論說模式，我們已可看出它已經不再只是語言帽子的遊戲，甚至已成了一種可以用來合理化一切手段的理由。「陰謀論」已將台灣的反道德政治學推向不可思議的高點。
其實，有關「陰謀論」的形成，並不是什麼太陽底下的新事。在遠古時代，由於人們的能力薄弱，而外在世界又是那麼的複雜與難測，於是一種原始的「陰謀論」遂告出現，人們相信外在的世界有著一個對我是有邪惡目的之先靈存在，無論它是「魔龍」或「惡龍」，都是這種「邪惡目的」的具體化。它是「陰謀論」的原型，是人將複雜世界簡化的認知方式。
「陰謀論」是人類心靈活動裡最古老的一種基因，因而從遠古迄今，這種心態始終頑固的長存，以前的歐洲人動輒將自己的不幸歸諸「猶太人的陰謀」、「魔鬼代言人的陰謀」、「意圖控制世界的共濟會的陰謀」，……即是這種古老基因的不斷再現。而這種動輒訴諸「陰謀論」的論說方式，它之所以到了近代愈來愈不被人們接受，並普遍被認為是一種「反智行為」，主因乃是自從民族國家興起後，一種藉著「陰謀論」的操縱，用以尋找替罪羔羊的趨勢也漸增。這種被操縱下的「陰謀論」已成了壓迫得以被合理化的淵藪。也正是基於自由人本主義的自覺，近代遂有許多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對「陰謀論」的認知模式、語言行為進行深刻的批判研究與反思。舉例而言，開放大師波柏（Karl Popper）即曾對「陰謀論」的論證方式做過著名的駁斥。他指出，真實的歷史乃是各類反映了人們選擇的各種抽象力量，經由複雜的互動而形成的，特定的個人或團體，在歷史因果裡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作用，因此，社會的陰謀論是一種不可能成真的理論。當代學者高登．伍德（Gordon Wood）也同樣指出，「陰謀論」的政治及歷史觀點，乃是一種「原始而離奇」的說法，它是心理混亂所造成的心智迷亂，一種譫妄的徵候。
西方社會忌操作陰謀論
而除了從知識理論上否證「陰謀論」外，近代學者特別關注動輒訴諸「陰謀論」，甚至將它做為一種權力的操作手段，它無論對政治、社會，甚至人性，都是一種邪惡的表徵，因而當代主要的溫和派女性思想家舒瓦特（ElaineShowater）甚至稱之為「心靈的瘟疫」。西方學者會對「陰謀論」說出如此沈痛的指責，乃是他們由近代德國的「猶太人陰謀」，美國的「赤色陰謀」，以及俄國的「帝國主義陰謀」，看到了壓迫是如何藉著「陰謀論」的掩護而自鳴正義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幾年前，柯林頓總統的性醜聞剛剛爆發時，第一夫人希拉蕊在電視上表示「自從柯林頓就職以來，共和黨右翼就對他施展規模龐大的陰謀」，儘管共和黨右翼的確有在藉機生事炒做，但這與陰謀何干？因而希拉蕊的談話一出，媒體即一片噓聲，使得她急忙道歉認錯。由此也可看出西方社會對「陰謀論」之忌憚。
根據近代學者對「陰謀論」的分析與討論，我們大體上已可得出這樣的結論：
其一，無論是故意或非故意，所謂的「陰謀論」都是一種將問題簡化，並將它往「邪惡的動機論」這個方向去硬拗的思維方式。這也就是說，當這樣的論說方式出現，即意謂著問題的因果、選擇，以及責任等可以客觀討論的角度，都將因此而被排擠掉了。當失敗者及犯錯者訴諸「陰謀論」，即意謂著是將客觀的是非對錯問題扯成了立場選擇問題。因而「陰謀論」的論說方式乃是一種「反理性」的思惟方式。當「陰謀論」成了一種動輒琅琅上口的習慣反應，它即意謂著一個社會的理性倒退，而政治也就變成了反政治。
其二，無論明言或不明言，「陰謀論」都經常是一種政治的「偏執風格」（Paranoid Style），要藉著故意的把自己和同類無限渺小化，而把「他者」無限放大，從而替自己的報復找到道德上可以自我原諒的基礎。正因為「陰謀論」在實質的表現上有著這樣的特性，因而近代政治實務上，被操作的「陰謀論」遂告大行，它並演變為一種尋找替罪羔羊的政治學。這種操作模式在若干有特定少數人群的社會尤其有效，如德國的猶太人、美國少數的左翼文化菁英、貧窮國家的少數有數有錢人。這也就是說，當「陰謀論」在具有這種條件的社會裡被煽起，一種人類最低劣而廉價的仇恨政治學就有了肥沃的土壤。美國「政治研究協會」的伯立特（Chip Berlet）一向對這種替罪羔羊的心理政治學至為關切，他即警告說，這種型態的「陰謀論」，「並不是沒有受害人的罪行」。
最後的結果無人是贏家
其三，由於「陰謀論」在本質上乃是將自我和我群無限的渺小化，而將「他者」則無限擴大，似乎「他者」依憑其陰謀就能讓我被摧毀，而後藉著這種被迫害妄想而合理化一切不擇手段的反擊，並由此而得到政治的利益。問題在於，由於「陰謀論」是以自我及我群的無限渺小化及被迫害妄想為前提，這種對自我的貶低，遂注定了以「陰謀論」為訴求的個人及人群，不可能出現有期許的自我，並因而阻斷了自我的成長。這也就是說，當「陰謀論」者以陰謀而合理化對替罪羔羊的加害時，它的自我也就注定了愈來愈退縮矮化的命運，除了憤怒的皺紋外，就不會有其他，最後是加害者也就變成了受害者，在「陰謀論」的社會裡，沒有任何人會是最後的贏家。
也正因為「陰謀論」的論說方式，以及它的語言及思想行為有著上述特性，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及學者不斷提出警告，要求人們更加就事論事，不可藉著「陰謀論」的論說方式，把不滿和恐懼以換了一個面目的方式來合理化自己的手段。因為這是一個為惡之門，當它一旦被打開，更多的惡即會奪門而出。前代美國著名政治學者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即有過這樣的名言，可供人們警惕：
可被理解但不能被鼓勵
─「政治上的偏執者以及臨床精神醫學上的偏執狂有著極大的不同，雖然這兩者都有著過分狂熱、過分多疑、過分侵略、過分誇大、以及在表現上都有世界末日的那種風格。但這兩者的不同都在於：臨床上的偏執狂，乃是視那個敵對而陰謀的外在世界以他為犧牲，但政治上陰謀論的偏執，無論他們針對的是一個國家、一種文化，或一種生活方式，它所影響的卻非他們自己，而是千千萬萬的別人！」
有關「陰謀論」的現象及其研究，在近代學術裡被研究的已多矣。它是人們自遠古以來即沈澱在心靈深處的嬰兒般的恐懼。是人們對理性仍然沒有認識的本能之一部分，它可以被理解，但必須在理解後加以昇華和揚棄。尤其不能被鼓勵，甚至被操作。而毫無疑問的，則是這種「陰謀論」的論說方式及思想行為，近年來在台灣卻已在自覺或不自覺下日益盛行，對有些人，不但已用「陰謀論」來合理化手段，甚至更將「陰謀論」當成一種集體亢奮的儀式在進行著集體性的相互慰安。在「非常光碟案」裡，那些八卦般的風風雨雨其實並不重要，但其中所涉及到的「陰謀論」之操作及集體亢奮儀式，或許才真正值得憂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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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1.24 中國時報
「陰謀論」的反道德政治學
南方朔
一七九四年三月卅一日的前一晚，掌握了警察權的羅伯斯庇爾，下令把法國大革命的 溫和領袖丹頓．狄斯默寧等大舉逮捕，當天他到國民議會發表了一篇動人肺腑，使所有的人皆被震懾得啞口無言的演說。那是「政治恐怖」在「陰謀論」掩護下取得了正當性的曠世言論。當代法國政治思想家克洛德．勒佛赫特（Claude Lefort）在《民主及政治理論論文集》裡，就藉著分析這篇演說，來闡釋當「陰謀論」煽起了大眾的集體恐懼，它對政治與人性會造成多大的摧毀效果。
因此，「陰謀論」這種古老的政治論說方式是有用的。它是一種論說、一種認知心態、一種策略，有時候甚至還會在不斷反覆後變成一種符號性的語言儀式崇拜。它把自己塑造成無助、脆弱、善良的弱者，而有另外一個龐大且萬能的「他者」在處心積慮的對他做著陰謀的行動，那個「他者」是邪惡、叵測的象徵。而就在這種「陰謀論」的庇護下，自己的一切缺點都變得不再重要，「陰謀論」所煽起的「道德驚惶」（Moral Panic）反倒可以使自己的一切行為，不論多麼殘酷敗德，都有了可以合理化的理由。
伴隨大選造勢日益發酵
而此刻的台灣，這種「陰謀論」的政治學，已隨著大選的造勢而日甚一日的展開。在過去長期以來，「陰謀論」即已是台灣政治語言和行為的主線之一，它反映在諸如「奸」、「出賣」、「吳三桂意象」、「唱衰論」等之中，而到了今天，它的規模已更趨擴大。
由最近「非常光碟案」那種以「陰謀論」和「一報還一報」的論說模式，我們已可看出它已經不再只是語言帽子的遊戲，甚至已成了一種可以用來合理化一切手段的理由。「陰謀論」已將台灣的反道德政治學推向不可思議的高點。
其實，有關「陰謀論」的形成，並不是什麼太陽底下的新事。在遠古時代，由於人們的能力薄弱，而外在世界又是那麼的複雜與難測，於是一種原始的「陰謀論」遂告出現，人們相信外在的世界有著一個對我是有邪惡目的之先靈存在，無論它是「魔龍」或「惡龍」，都是這種「邪惡目的」的具體化。它是「陰謀論」的原型，是人將複雜世界簡化的認知方式。
「陰謀論」是人類心靈活動裡最古老的一種基因，因而從遠古迄今，這種心態始終頑固的長存，以前的歐洲人動輒將自己的不幸歸諸「猶太人的陰謀」、「魔鬼代言人的陰謀」、「意圖控制世界的共濟會的陰謀」，……即是這種古老基因的不斷再現。而這種動輒訴諸「陰謀論」的論說方式，它之所以到了近代愈來愈不被人們接受，並普遍被認為是一種「反智行為」，主因乃是自從民族國家興起後，一種藉著「陰謀論」的操縱，用以尋找替罪羔羊的趨勢也漸增。這種被操縱下的「陰謀論」已成了壓迫得以被合理化的淵藪。也正是基於自由人本主義的自覺，近代遂有許多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對「陰謀論」的認知模式、語言行為進行深刻的批判研究與反思。舉例而言，開放大師波柏（Karl Popper）即曾對「陰謀論」的論證方式做過著名的駁斥。他指出，真實的歷史乃是各類反映了人們選擇的各種抽象力量，經由複雜的互動而形成的，特定的個人或團體，在歷史因果裡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作用，因此，社會的陰謀論是一種不可能成真的理論。當代學者高登．伍德（Gordon Wood）也同樣指出，「陰謀論」的政治及歷史觀點，乃是一種「原始而離奇」的說法，它是心理混亂所造成的心智迷亂，一種譫妄的徵候。
西方社會忌操作陰謀論
而除了從知識理論上否證「陰謀論」外，近代學者特別關注動輒訴諸「陰謀論」，甚至將它做為一種權力的操作手段，它無論對政治、社會，甚至人性，都是一種邪惡的表徵，因而當代主要的溫和派女性思想家舒瓦特（ElaineShowater）甚至稱之為「心靈的瘟疫」。西方學者會對「陰謀論」說出如此沈痛的指責，乃是他們由近代德國的「猶太人陰謀」，美國的「赤色陰謀」，以及俄國的「帝國主義陰謀」，看到了壓迫是如何藉著「陰謀論」的掩護而自鳴正義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幾年前，柯林頓總統的性醜聞剛剛爆發時，第一夫人希拉蕊在電視上表示「自從柯林頓就職以來，共和黨右翼就對他施展規模龐大的陰謀」，儘管共和黨右翼的確有在藉機生事炒做，但這與陰謀何干？因而希拉蕊的談話一出，媒體即一片噓聲，使得她急忙道歉認錯。由此也可看出西方社會對「陰謀論」之忌憚。
根據近代學者對「陰謀論」的分析與討論，我們大體上已可得出這樣的結論：
其一，無論是故意或非故意，所謂的「陰謀論」都是一種將問題簡化，並將它往「邪惡的動機論」這個方向去硬拗的思維方式。這也就是說，當這樣的論說方式出現，即意謂著問題的因果、選擇，以及責任等可以客觀討論的角度，都將因此而被排擠掉了。當失敗者及犯錯者訴諸「陰謀論」，即意謂著是將客觀的是非對錯問題扯成了立場選擇問題。因而「陰謀論」的論說方式乃是一種「反理性」的思惟方式。當「陰謀論」成了一種動輒琅琅上口的習慣反應，它即意謂著一個社會的理性倒退，而政治也就變成了反政治。
其二，無論明言或不明言，「陰謀論」都經常是一種政治的「偏執風格」（Paranoid Style），要藉著故意的把自己和同類無限渺小化，而把「他者」無限放大，從而替自己的報復找到道德上可以自我原諒的基礎。正因為「陰謀論」在實質的表現上有著這樣的特性，因而近代政治實務上，被操作的「陰謀論」遂告大行，它並演變為一種尋找替罪羔羊的政治學。這種操作模式在若干有特定少數人群的社會尤其有效，如德國的猶太人、美國少數的左翼文化菁英、貧窮國家的少數有數有錢人。這也就是說，當「陰謀論」在具有這種條件的社會裡被煽起，一種人類最低劣而廉價的仇恨政治學就有了肥沃的土壤。美國「政治研究協會」的伯立特（Chip Berlet）一向對這種替罪羔羊的心理政治學至為關切，他即警告說，這種型態的「陰謀論」，「並不是沒有受害人的罪行」。
最後的結果無人是贏家
其三，由於「陰謀論」在本質上乃是將自我和我群無限的渺小化，而將「他者」則無限擴大，似乎「他者」依憑其陰謀就能讓我被摧毀，而後藉著這種被迫害妄想而合理化一切不擇手段的反擊，並由此而得到政治的利益。問題在於，由於「陰謀論」是以自我及我群的無限渺小化及被迫害妄想為前提，這種對自我的貶低，遂注定了以「陰謀論」為訴求的個人及人群，不可能出現有期許的自我，並因而阻斷了自我的成長。這也就是說，當「陰謀論」者以陰謀而合理化對替罪羔羊的加害時，它的自我也就注定了愈來愈退縮矮化的命運，除了憤怒的皺紋外，就不會有其他，最後是加害者也就變成了受害者，在「陰謀論」的社會裡，沒有任何人會是最後的贏家。
也正因為「陰謀論」的論說方式，以及它的語言及思想行為有著上述特性，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及學者不斷提出警告，要求人們更加就事論事，不可藉著「陰謀論」的論說方式，把不滿和恐懼以換了一個面目的方式來合理化自己的手段。因為這是一個為惡之門，當它一旦被打開，更多的惡即會奪門而出。前代美國著名政治學者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即有過這樣的名言，可供人們警惕：
可被理解但不能被鼓勵
─「政治上的偏執者以及臨床精神醫學上的偏執狂有著極大的不同，雖然這兩者都有著過分狂熱、過分多疑、過分侵略、過分誇大、以及在表現上都有世界末日的那種風格。但這兩者的不同都在於：臨床上的偏執狂，乃是視那個敵對而陰謀的外在世界以他為犧牲，但政治上陰謀論的偏執，無論他們針對的是一個國家、一種文化，或一種生活方式，它所影響的卻非他們自己，而是千千萬萬的別人！」
有關「陰謀論」的現象及其研究，在近代學術裡被研究的已多矣。它是人們自遠古以來即沈澱在心靈深處的嬰兒般的恐懼。是人們對理性仍然沒有認識的本能之一部分，它可以被理解，但必須在理解後加以昇華和揚棄。尤其不能被鼓勵，甚至被操作。而毫無疑問的，則是這種「陰謀論」的論說方式及思想行為，近年來在台灣卻已在自覺或不自覺下日益盛行，對有些人，不但已用「陰謀論」來合理化手段，甚至更將「陰謀論」當成一種集體亢奮的儀式在進行著集體性的相互慰安。在「非常光碟案」裡，那些八卦般的風風雨雨其實並不重要，但其中所涉及到的「陰謀論」之操作及集體亢奮儀式，或許才真正值得憂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