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07 01:37:46沙包

從「金磚四國」談「歷史的終結」

包淳亮,〈從「金磚四國」談「歷史的終結」〉,《歷史月刊》,2005年6月,頁40-45。

圖:中國世紀?除非伴隨著世界大同的理想,否則對於「中國世紀」的鼓譟,我們應該說:「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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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前後,法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曾經風行一時。文章認為對自由民主的挑戰已經被證明失敗,「意識形態」的鬥爭歷史已經結束。然而不旋踵伊拉克即入侵科威特,之後接連發生南斯拉夫種族清洗、盧安達人道災難、九一一事件、美國入侵伊拉克等人禍,似乎嘲弄了「歷史終結」的天真樂觀情緒。
然而福山不會因此悲觀,本文作者也不會。因為接連發生的事件都未能在總體上挑戰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基礎,福山仍然是對的。但是這種正確卻得經過千山萬水,不是一蹴可幾。因為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東西對立」雖已結束,但貧國與富國之間的「南北衝突」則愈演愈烈。從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在2004年所做的一篇「夢中的BRICs:通往2050之路」報告(下簡稱「金磚四國」報告)充分顯示出窮國的發展可能對當前世界造成的巨大衝擊,但我們應如何看待這種趨勢,卻關係著人類的前途,也是「歷史終結」的關鍵所在。

金磚四國報告的真意

「金磚四國」這篇報告認為,巴西、俄國、印度、中國這四國的人民長期來說也將享有當前先進國家的生活方式,世界的財富分配由此將重新洗牌。洗牌的原因在於人類生活品質接近之後,以國別計算,則人口愈多的國家經濟規模也就愈大。因此人口佔世界前兩位的中國與印度,加上第五、六位的巴西與俄國,都將成為世界最主要的經濟體。世界人口第三位的美國無疑仍將佔有重要地位,排名第四的印尼或許也將如此。
這篇報告引起一些批評。例如馬凱在六月號歷史月刊中指出「依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的估算,如果中國大陸未來1/4個世紀以略低於目前的成長率繼續穩定發展,則到2031年時,全球2/3的穀物會被她一國消耗,還要加上4/5的肉類,1.3倍的石油產量,以及西方工業國家目前總共耗用的鋼鐵。我們以同樣的比例納入人口10億的印度、人口逾億的巴西、俄羅斯,情況還能想像嗎?實際上可能發生嗎?何況還有另外20億踔厲風發的其他落後國家人口,他們所需求的一點也不會稍有遜色」,「全世界的先進國家哪有這麼大的胃納去吸收幾乎無限多的加工品,又哪有那麼多工作機會讓出來給這些工資在30倍、100倍以下的廉價勞工?因此,不需什麼高深的理論、精密的模型、亮眼的金字招牌,我們就敢斷言,四十年前造就台灣這一粒金沙的魔棒,斷不能發出幾百倍大的魔力,讓一塊塊大大小小的『金磚』」。
馬凱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這種批評也有其不足之處。這兒可以先討論「金磚四國」報告對於不同人的不同意義。於台灣的統派人士而言,這報告似乎證明了強大中國的冉冉上昇,因此也強化了兩岸必然統一的憧憬。對於美國的鷹派或台灣的極獨派人士而言,這似乎說明及早遏制中國的必要。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這篇報告似乎僅是幼稚的預測,完全缺乏深刻的分析,也沒有足夠的根據。但這篇報告不是為上述人士所寫,而是給產業界人士看的;產業界人士從中可以得到什麼啟示?一方面是到這些新興大國投資的直接聯想,但更重要的難道不是回應前段中可能出現的各種「需求」和各種「短缺」,以預為綢繆?
假若「金磚四國」的發展難以避免,則中國人和印度人將需要大量華宅、汽車、美食、衣物,於是水泥、鋼鐵業將欣欣向榮,石油可能耗盡,穀物、肉類必須增產,而所有這一切都具有產業指導的意義。這些風向球將促進節能房舍與汽車的研究,推動世界性的生活與飲食革命,乃至於更基本的較偏遠地帶的礦藏開發。因此當日本豐田推出「先驅」油電混合節能汽車,歐洲國家重新考慮採用核電,美國能源部推動的「零能源住宅」計畫,美國《商業週刊》報導巴西可能取代美國成為最重要的穀物出口大國,我們會有一個總體性的觀察基礎;於是當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世界財富重分配浪潮襲來,各國的產業界都早已做好準備。
因此這樣一個「金磚四國」的風向球,就好像期貨分析報告,讓我們知道如何在投資時趨吉避凶;而這也才是高盛作為一家著名國際投資顧問公司,出版此篇報告的真意。

發展的內外條件

批評無可避免,從過去幾百年的歷史來看,落後國家的發展也絕不輕易。各國的發展方向或許都是福山的自由民主國家,但有些國家的社會結構是其不能發展的病根,於是或許得經過革命才能快速發展,而這意味著對自由與民主的暫時性反動;許多國家還處於民族建立的階段,國內部族林立,也幾乎無可免於暴力的折磨。但金磚四國目前並不存在革命的社會基礎;他們目前的國內秩序都尚稱穩定,因此能夠滿足政治穩定的發展前提。這樣的條件下,金磚四國的政府應夠汲取財政資源,提供安全、教育、交通等等基礎設施,繼續從經濟開放中獲益,從而使經濟得以發展。
不過國內的政策取向之外,國際環境是否允許四國順利發展,則更是關鍵。由於貧窮大國的發展是使國際格局改變的基本動力,因此既有大國會以挑剔的態度面對新興大國。例如美國國務卿賴斯2000年初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發表「提升國家利益」一文,強調「中國對美國在亞洲的存在甚為憤恨;這意味中國不是一個『現狀』的強權,而是一個希望權力平衡向有利於己的方向改變的強權,因此是戰略競爭者,而非柯林頓政府所稱的『戰略伙伴』」。根據這種主觀判斷,美國當然要藉由軍事、外交等各種方式遏制中國。進攻性現實主義大師如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也已建議美國應設法圍堵中國。悲觀的國際政治學者因此認為當前國際形勢與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相若,充滿大戰的風險。
姑且不論強大的美國為了「預防萬一」而對可能興起的中國所作的遏制,是否反而為美國製造了一個敵人,但中國的發展對美國的挑戰則已躍然紙上。中國崛起使美國不安,但同時有許多大國積極發展,則更將對既有國際政治格局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因此金磚四國之間雖然經濟體質幾乎完全不同,前景迥異,在心理或物質各方面與歐洲、美國的距離,比彼此距離還近,但由於他們的發展都可能改變世界,從而也都得面對被富國壓制的可能。
由於落後國家的發展將改變世界產業佈局,影響富國的工資、物價,因此會加深富國內部的社會衝突,使富國傾向於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倘若已開發國家採取保護主義,甚至藉由能源之類問題阻礙中國、印度等窮國的發展,則必然惡化國際關係。窮國的發展前景一旦被富國的保護主義所箝制,會在其內部造成更大的危機,於是會加深緊張。這種緊張一旦不可控制,世界大戰的陰影不是不可能捲土重來;此時就算富裕、先進的國家仍思以「自由、民主」等口號顛覆窮大國,但利益爭奪的實質已不能遮掩!
因此「金磚四國」的報告得立足於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大國的妥協。倘若如馬凱所述,中國的發展將使「2031年時,全球2/3的穀物會被她一國消耗,還要加上4/5的肉類,1.3倍的石油產量」,則我們應該得出什麼結論?結論甲,窮國不應該享有富裕國家的生活方式?果真如此,富裕國家就得遏制這些窮大國,摧毀窮大國發展的可能性。如前所述,這樣的觀點可能意味著世界大戰,看來並不可欲。結論乙,富裕國家的生活方式有問題,應該在窮國發展的過程中一起調整,使得全世界的人民可以享受基本相近的生活。結論乙將意味富裕大國的人民得少吃一點肉、住在小一點的房舍、並且向市區集中而非住在郊區豪宅以減少通勤的能源消耗等等。這對富裕國家的人民或許並不可欲,但是在道德上絕對高於假民主自由之名箝制窮國發展的結論之一。考慮到戰爭的危害,結論乙也遠比結論甲更為可欲。

歷史終結需要金磚

因此要達到歷史的終結,我們得有康德的永久和平,有海耶克推薦的世界聯邦之類構思,有阿馬底亞‧森(Amartya Sen)的以自由促發展、以發展促自由的關懷,並以此種種期望於馬克思的全人類免於異化的發展。或者說,自由民主的世界和平的前提,得是所有的人類都獲得發展的機會;這種歷史終結可欲亦可求,只是不能天真地揠苗助長。金磚四國之類窮大國的發展是達到此一目標的必經過程,因為由此可能帶來以下的變化。
首先,自由貿易將獲得更大支持。歷來自由貿易都是強權妥協之下產生,其條件往往不利於窮國;但金磚四國都需要藉由世界市場以加速發展,因此都支持自由貿易,而本身就成為自由貿易的助力。同時四大國由於人多地大,將改變世界貿易格局,扮演承上啟下、吞吐吸納的重要角色;絕大多數窮國所需可來自金磚四國,於是拒絕提供「物美價廉」物品的富有國家只能自絕於世界貿易,窮國則能獲得更為公平的貿易機會。同時,自由貿易伴隨技術轉移、人員流動,不僅會使國家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進一步促成所有國家的發展,長期來看也會縮小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國家之間貧富差距所小的同時,金磚四國等窮大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又會進一步提高,則自由貿易秩序會獲得更大的支持。
其次,維持世界和平的力量也會加大。倘若金磚四國果真鍍金成功,在發展過程中勢必得進行政治經濟改革,鍍金成功之時也意味民主體制在更多國家獲得了成功,因此他們必然早已免於內部混亂的威脅,成為世界穩定的力量;按照民主和平論的觀點,這也意味國際制度與全球公民社會有了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窮大國要能鍍金成功,就得立足於自由貿易,從世界貿易中獲得起所需的各種資源,則其也必然支持世界秩序,支持世界和平。同時,相對於人口總數不過十億的已開發國家在維和行動上的踟躇,佔有世界五分之二人口的中印兩國若能獲得發展,也將使聯合國的維和行動獲得極大的人力物力,從而大大有利於解決一些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內部混亂,於是新興大國也能擴散其穩定,進一步成為世界秩序的助力。
其三,國際制度與全球公民社會將得到發展。窮大國的發展將改變國際政治的權力分佈,但窮大國為了自由貿易,以及從世界和平中獲得發展機會,無意於成為顛覆性的力量,必然支持大國協調與國際制度的建設。但前文的「結論甲」曾經指出,世界和平的威脅可能來自富有大國維持自身強權、以及高不可攀的生活方式的私心;例如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以及不顧世界反對攻打伊拉克,皆可視為此種負面作為,並充分顯示了個別富有大國不可能事事公平;由此可見大國協調與國際制度,乃至於「世界公民社會」等國際政治新發展,未必能得到富裕大國的支持。果真金磚四國能夠順遂發展,則權力結構既然改變,世界的和平也自然不再能依靠美國的片面決定,而需要各大國的積極配合,於是會促成國際制度與全球公民社會的發展。
其四,疆界將進一步淡化。如前所述,金磚四國的發展將意味其他窮國也獲得更多發展的機會,因此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將會縮小。人口眾多的金磚四國一旦變得富裕,意味著更為貧窮國家的人民能在不得其門而入的少數富國之外,擁有極大的選擇可能。特別是由於一胎化的影響,中國的勞力供應的短缺現象將在數年內日趨惡化,中國與歐美日俄爭奪移民的現象已可預期。勞力日益珍貴的結果是移民的藩籬將愈來愈矮,世界人口遷徙的障礙將日漸解除,而更加凸顯出一個互相依賴的世界。換個角度來看,目前各國對移民的限制主要來自於國家之間的巨大貧富差距,一旦各窮國獲得發展,各國人均所得更為平均,則對移民瘋狂湧入的擔憂也可降低,更有利於疆界的淡化,不僅是國界上關卡不再顯得拒人於千里之外,各種族之間的心理障礙也更能破除。

金磚四國的道德基礎

貿易自由,世界和平,國際制度強化,全球公民社會出現,人員往來的自由,各族群之間的互相尊重,所呈現出來的「歷史終結」世界景觀,令人為之神往。不過從1795年康德的《論永久和平》,到1944年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中推薦聯邦制度作為未來的世界政府體制,再到2004年高盛公司邀大家一起和金磚四國「作夢」,兩百多年已成過眼雲煙,世界和平仍是一種主觀期望。國際政治學者克勞得(Inis L. Claude, Jr.)在其《權力與國際關係》一書中不僅強調「世界政府」之類期望既非當前現實,就是果真有所成就,也一樣不能免於今日各國政府處處可見的官僚主義、決策過程黑幕重重等各種弊端。然而筆者不僅不顧及世界政府幻影之巨大,也不憚於馬凱所指出的種種挑戰,其原因何在?這是由於前段已經論及的一個重要「道德問題」,非待金磚四國發展起來不能得到解決。
我們小小的地球上,過著類似台灣或比台灣還要舒適生活的人口不過五分之一,絕大多數相對清苦,且在過去半個世紀,國際貧富差距又有所擴大。雖然差距擴大主要是窮國本身政治經濟的惡性循環所致,不是富國的錯;但民胞物與是一種道德情懷,為富不仁則是一種道德瑕疵。從歐美日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三、四萬美金,到中國大陸的一千三、四百美金,到非洲眾多窮國的低於三、四百美金,存在著上百倍的落差;世界各國人民的收入「應該」要拉近一點,已可說是康德所謂道德的「無上命令」。
因此「金磚四國」報告雖然首先具有前文論及的產業參考價值,但在討論過程中,已經摻入了道德的意涵。當馬凱說「不需什麼高深的理論、精密的模型、亮眼的金字招牌,我們就敢斷言,四十年前造就台灣這一粒金沙的魔棒,斷不能發出幾百倍大的魔力,讓一塊塊大大小小的『金磚』,四、五十億發展遠遠落後的人口,也搭上南瓜變成的馬車,呼嘯前行。我們反而要憂慮,還不到2031年,全球的鋼鐵、水泥、鋁、錫、穀物、肉類、石油這些資源都加速消耗而且迅速耗竭,當這幾十億人的廉價產品充斥全球市場無處吸納,當幾十億廉價勞動大軍迫使數以億計、十億計的勞工找不到工作機會,這個世界該怎麼辦?」他提出一個極大的挑戰;然而,以否定的態度提出這個問題,卻不知該怎麼辦,只能成為學術與道德的遺憾。
這裡已經不單純是在討論「可能性」。每個國家都可能發展快些或慢些,但重要的是或早或遲,各國都「應該」發展起來。這「應該」是道德的,這個道德的基礎是「人人生而平等」,不僅從長遠來說應當享有差不多的物質環境,而且也是基於相信窮國的人民只要在適當的政策與國際環境中,也有一樣的能力,發展得和現在的富裕國家一樣的好!這是一種應該。也正是在這種應該成為現實的過程中,才使人口眾多的金磚四國顯得身影巨大。
擔心「怎麼辦」沒有益處,相對來說,無論是國際政治制度的建設,經濟上的環保節能措施的研發與推展,多元文化的互敬互愛,辦法總是有的。金磚四國的發展,顯示「四、五十億發展遠遠落後的人口」的發展需要,對此學者有義務思考「怎麼辦」,回答「怎麼辦」。而其答案,絕不能是基於富國的自私、導向於遏制政策與保護政策、而終結於互相毀滅,而只能是基於道德公義、導向於自由貿易與自由遷徙,而最後促成「歷史的終結」。
因此,讓我們與金磚四國作一樣的夢。
高大偉 2008-05-09 01:12:51

中國和西方:從毫無益處的對抗走向創造性的協作
撰文 高大偉(David Gosset)
2008/05/07, 週三

對全球村來說,中國的復興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是促進世界穩定的一個因素,也是對探索新觀念的一種刺激。事實上,通過無數物質的或精神的“絲綢之路”,中國和世界的交流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並正在將世界體系帶到另一個層次。這個複雜而令人憧憬的進程影響範圍之廣,不論是世界各國的商業、或是政府的優先任務以及學術機構都受到了改變。

然而,有些人未能理解這種大局面;中國的崛起令他們感到焦慮。這也部分地說明了為何中西關係總是反覆的出現緊張。現在,值此緊張情勢之時,人們必須關注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並找到有助於創造平靜氛圍的途徑。

最近,中國和海外華人不得不回應各種形式的攻擊。那些主要來自西方企圖毀壞中國聲譽並擾亂北京奧運準備工作的人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名聲掃地,相對來說也變得微不足道。他們原本想要削弱中國,但無意中卻給了中國提供了一個展示團結、決心和責任感的機會。

不幸的是,由於他們的行為,太多的不信任感、憎恨和迷惑已經紮根。這吸走了華盛頓、北京和布魯塞爾本來應該用來實現其戰略目標的能量。這個戰略目標應該是,發展一種合作性的、建設性的中西關係,並將之作為21世界全球秩序的基石。中西雙方需要透過坦誠透明、與克制的態度並且想到共同的目標,這樣也許有助於吹散籠罩在我們頭上的烏雲。

西方對華人世界的負面評論,通常反映出了他們對其它不同文化的無知,以及他們對被批評國家出現的對全球有積極意義的社會-經濟轉變(包括在西藏和新疆)的現代化過程的無知。美國電視臺CNN一位評論員稱中國人是“暴徒和惡棍”,並說中國製造的產品是“垃圾”;而新當選的倫敦市長寫道,“中國的文化影響實際上為零,而且不可能增強”。這樣的言行反映的不只是他們的無知,還有他們的愚昧。

但西方的“打擊中國”運動卻有著高度的反效果。因為西方的反中國言論或行為只會在中國內部產生反西方的態度。在北京和西方需要聯合力量解決當前威脅全球平衡的環境、政治和經濟問題之際,不負責任的激進分子和政客卻在冒險燃起新的敵意。在這樣的衝突環境中,沒有贏家。

西方官員也必須認識到,他們一味不公正地嚴厲指責和批評中國,只會強化中國內部保守派的力量。中國改革派正在為深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而努力,他們需要的是建設性的而且敏銳的國際夥伴,而不是傲慢自大、蠱惑人心的政客-他們通常為自己在國內的短期政治利益而操縱問題。

此外,從長遠來看,西方評論員發表的不準確的或污辱性的評論會削弱西方的學術和道德信譽。只有深入細緻的分析而不是武斷的對抗性聲明才能豐富這種辯論。

為消除中西關係當前面臨的困難,我們能夠做什麼呢?有幾個因素需要考慮。有些建議幾乎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有些原則能夠為中西之間未來的合作關係奠定基礎。

顯而易見,北京奧運正在吸引世界的目光,但人們必須將這個體育盛事擺在恰當的位置。雖然人們對2008奧運感到興奮、充滿熱情,但也應記住,它只是我們這個時代可以說最重要的一件事-中國復興-的過程中非常簡短的篇章。恰當地看待奧運,這樣中西各方就能更容易地保持理性-理性與否這也是衡量中西關係好壞的一個主要指標。

人們不能指望中國、美國和歐盟在一切事務上都保持一致,而且應該準備好面對分歧,甚至緊張。如果處理得當的話,緊張不一定會導致衝突,而能促成調整和改進。

華盛頓和布魯塞爾有些人仍未充分認識到中國是個成熟、精練的主權國家,完全能夠洞悉並捍衛其最佳利益。過度的家長式作風或一點點優越感就會讓人自以為他們能決定中國的政策。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衰落的中國不得不向外國的帝國野心屈服,但1949年後的中國不想重複這段屈辱的歷史。在21世紀,布魯塞爾和華盛頓可以在跟中國有關的問題上提出建議,但肯定不能單方面將它們的觀點強加給中國。北京和西方將會成為世界秩序的共同締造者,必須學會共同決策。只有通過對話與談判,才能夠達到這一目標。

3月份西藏出現的騷亂理所當然地值得關注。人們必須採取一切措施避免這種悲劇重演。然而,在西藏出現的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達賴喇嘛並未要求獨立。幫助西藏現代化的一個建設性方法是,西方公司在這個自治區投資(“公司社會責任”不應只是商學院的學術話題),以及西方各種機構跟中國當局協調設計一些真正的合作項目(少量但具體的行動勝過冠冕堂皇的言辭)。而中國和西方合作促進西藏發展的同時,西藏本身這個傳統的佛教社會也必須在適應其社會-經濟的現代化上做出努力。

此外,媒體有責任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的轉變。記者必須關注中國的重大變化。通常,他們未能做到這一點。例如,對於北京和臺北之間關係的新氣象,他們只發表了有限的報道,這充分說明了他們報道的不完整性。3月22日馬英九當選為總統,北京和臺北之間隨之出現和解跡象。4月12日,臺灣當選副總統蕭萬長在出席海南博鰲論壇期間會晤了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4月29日,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會晤了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這些會晤為大陸和臺灣之間加強經濟聯繫以及增強大中華地區的活力鋪平了道路。西方人理應充分瞭解這些重大變化。

當前的法國政府決定領導抗議活動反對他們所說的所謂“中國在西藏的鎮壓行動”。3月份法國外長庫什內(Bernard Kouchner)宣佈說,歐盟應考慮杯葛北京奧運開幕式。這是個錯誤。法國當前這屆政府總體上沒有遵循前外長韋德里納(Hubert Vedrine)在2007年9月在一份報告中提出的建議。韋德里納在“就法國和全球化向法國總統提交的報告”中說,“在這個問題(人權)上,越溫和,越符合現實,而且不會削弱我們支持人權事業的具體行動。”7月份巴黎將會成為歐盟輪值主席,它應該借此機會在布魯塞爾、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提出更積極的三角關係。法國總統薩科齊2007年11月份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說:“我的目標是讓2008年成為一個偉大的歐中年。”這個項目值得稱讚,必須付諸實施。

當然,中國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中西關係的質量。在當前情況下,中國社會應該要記住的一點是,心平氣和的自信是讓所有挑釁活動失敗的有效工具。中國人也必須知道,西方很多人歡迎中國的崛起,並瞭解到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在8月份,北京,還有青島、天津、上海、深圳、秦皇島和香港將會組織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一屆奧運會之一。他們將努力做到這一點,並不是因為中國人不得不開展一場宣傳秀,而是因為他們很樂意為這一全球盛事做出貢獻並感到自豪。那些仍要求部分或全面抵制這一盛事的人只是顯露了他們的無知或短視。

第29屆奧運以及兩年後的上海世博會這兩個事件說明了一個更基本的現實:中國的復興給予世界的跟世界給予中國的一樣多。徒勞無功的激烈對抗無法阻止中西建立創造性的協力關係。

本文作者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中歐文苑”主任,中歐論壇的創始主席。本文表達的觀點既不代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也不代表中歐論壇。本文版權由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