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宣傳「三個代表」的意義----
與平可夫「實踐是代表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商榷
20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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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8.13第15版刊登的平可夫「實踐是代表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認為江澤民為「三個代表」大造輿論，是一種為其繼續掌權鋪路的手段。對此筆者難以苟同。
中共領導人的權力繼承固然尚缺乏一種公認的理性機制，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將中共一切的政治作為，都臆測為權力或接班鬥爭。就是要作權力鬥爭分析，也應該要有分析的方法。好比說，我們可以質疑，如果江澤民在1993年之後繼續掌權，是否符合韋伯的「三種權力來源」的任何一項？如果江澤民既無領袖魅力，又不符合傳統權力繼承方式，更沒有合理性基礎，那麼揣測江澤民將繼續掌權的理由何在？
在沒有理論依據的情況下，直接以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垂簾聽政的歷史來比附，也缺乏說服力。中共建國51年，只有八十年代的不到十年的時間，有一個非官方最高領導人的「元老」垂簾聽政，在其餘四十多年，黨的領導人都同時擔任軍隊的領導人。因此中共建國五十年的歷史，究竟是支持垂簾聽政，或支持一個實質的權力核心呢？在比附歷史時，是不是應該更加小心呢？
其實中共的此次「三個代表」的宣傳，放在中共意識型態的轉變過程中觀察，會發現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過去中共是一個階級政黨，代表的是「工人階級」；因此在過去二十年的改革過程中，多次發生商人能否加入共產黨的爭議。然而此一「三個代表」-----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以及人民的利益，將中共的階級屬性完全打破；此後中共不再是代表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而是一個「全民政黨」。如果此一極為重大的轉變，如同平文，僅僅只是「極端左傾」、「左傾治國方式」、「 虛無飄渺、毫無實質內容」，那麼，難道中共過去二十年的改革開放，都只是鏡花水月？
考慮到過去兩、三年不斷發生的國內外風波，從東亞金融風暴、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事件、法輪功、民進黨上台執政，如果要套用一個「匪情研究」的老招數----「矛盾轉移」來解釋「三個代表」的意涵，那麼，我們或可將中共的「三個代表」解釋為：現在一切的矛盾，都轉移為更強大的改革動力。而在「三個代表」的動員下，將中共轉變為「全民政黨」，應該可以說是相對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國內最大的新變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