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國內對於中共「三個代表」的新文宣說詞，已經展開了一定的研究。相關研究最初對此一新說詞的意涵，較缺乏正面的回應，而仍多以舊有的負面論述為主，包括認為是江澤民在為其繼續掌權鋪路等。

相對於此，國內也有少數中共研究者認為，應將中共的此次「三個代表」的宣傳，放在中共意識型態的轉變過程中觀察。另外，一些赴大陸進行交流的學者，也從側面得到中共此一「三個代表」的較具正面的、改革意涵的回應。由於此一中共意識型態的新「論述」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筆者擬就其發展過程與影響，進行分析闡述，並希望藉由本文，促使更多人探討中共的政治改革前途。


二、現實環境的變化
中共政權在經歷了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混亂後，於1978年底開始了「改革開放」。由於政治體制仍為中共一黨專政，因此中共就必須面對既要改革、又要保護既有體制的利益結構安排的雙重約束。

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共所施行的改革，乃傾向於以最小成本，爭取最大收益，在計劃體制統治薄弱、屬於「體制邊緣地帶」的農村，進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創新，之後並發展鄉鎮企業和城鎮集體經濟，同時實行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和創辦經濟特區等政策，逐步開放個體和私營等私有制經濟。在此改革措施下，中國大陸的經濟體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村人民固然是由人民公社解脫出來，重新變成了小農經濟，城市的國有工業佔大陸國內生產的份額，也快速縮小，由此也鬆綁了束縛人力資本移動的單位體制。

對於非國有企業的迅速發展，中共理論界亦曾有一些如何因應的討論，然而考慮到經濟發展在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地位，中共只能以調整意識型態來不斷適應新的經濟形勢。包括「十二大」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及十四大、十五大時對這兩種說法的重複強調，都可以放在這樣的脈絡下加以檢視。在此過程中，中共已突破了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關係，使其經濟體制順利轉變，相應的國家組織也產生了變化。中共十五大就是這個變化的轉折點。


三、中共十五大以後「三個代表」的政策醞釀
從1978年以來，中共已歷經多次意識型態的轉變，在九十年代更已經歷過兩場意識型態變革，第一次鄧小平在1992年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地位，第二次江澤民在1997年確立了「私有經濟」的地位。這兩場爭論都已推動了中國大陸的政治思想的進一步開放。 以此為背景，1998年的「國務院改革」，也就能提出國家退出競爭性行業、並放棄計畫經濟體制。

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的報告，是1998年中國大陸的國務院機構改革的先聲，其中對國務院機構的重點為「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由於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一齊出籠，加上國務院機構改革已經逐漸形成週期性的、每屆國務院上台都要提出的舉措， 而使國務院改革在十五大所受重視有限。但在國務院改革方案逐漸出爐後，此一由朱鎔基擔綱執行的國務院改革仍引起輿論重視。 以「瞭望」週刊為例，在第七屆、第八屆人大召開前後數月，都僅有一篇國務院改革相關報導，顯示國務院改革並非當時輿論關切的焦點；相形之下，1998年第九屆人大前後對國務院改革的報導則達十餘篇。這種變化反映了此次改革的力度與過往有所不同。

這次國務院改革不僅「突破了姓社姓資的禁區」，顯示意識型態不再是限制行政革新的負面因素，同時顯示市場經濟得到鞏固、國有工業企業的重要性大幅滑落，專業經濟部會不再能適應經濟環境的變遷，因此「政企分開」將意味平等地管理不同所有制類型的企業。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乃有了進一步調整意識型態，以適應新形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000年2月，江澤民到廣東省高州市視察，發表了「高州講話」，正式提出了「三個代表」。由於內容已與中共「黨的性質和宗旨」有所不同，因此當時「三個代表」還被包裝起來，只是處於試探階段。因此2月21日的人民日報「高州講話」報導的大標題是「江澤民發表重要講話進行『三講』教育動員」，同時長達13行的內容提要也對「代表」一字未及。

但到2月25日，江澤民繼續在廣東考察工作時，就已將該講話作了修改增補，首次提出「三個代表」論。江澤民說：「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取決於我們黨，只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足於不敗之地，永遠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並領導人民不斷前進。」2月26日人民日報報道時，便把江的這幾句話寫入消息的導語和內容提要，大標題也成為「江澤民強調緊密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加強黨的建設，始終帶領全國人民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了。

經過一年多的不斷宣傳，江澤民於2001年7月1日，在中共八十週年紀念大會上，發表了「七一講話」，正式宣布要以「三個代表」作為中共的新論述立場，肯定私有經濟，並容納私有企業主加入中國共產黨。人民日報7月1日也發表題為《光榮屬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的社論，聲稱「展望新世紀的宏偉目標，我們黨要永葆生機和活力，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們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三個代表』是統一的整體，相互聯繫，相互促進。這一重要思想，從根本上進一步回答了在充滿希望和挑戰的21世紀，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是永遠保持黨的先進性、戰鬥力和創造性的行動指南」。

雖然江澤民的「七一講話」提出後，由於其主張吸收私有企業家入黨，因此遭遇了一些內部左派勢力的挑戰， 但「三個代表」仍在絕大多數政治菁英的支持或默許下，成為中共的新意識型態綱領。


四、對「三個代表」的不同觀點
外界對於「三個代表」的認識與理解，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蘇紹智是最早正面去認識、理解「三個代表」的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人士，他雖然並不非常肯定「三個代表」的意涵究竟為何，但指出，如果三個代表若有正面意涵，則其意味著此一論述「應要求共產黨不再局限於工人階級的政黨，而向科技研究人員和理論工作者等知識分子傾斜。在意識形態上應肯定並強調民主、自由、人權、科學、和平、發展。在政治制度上要取消一切專制主義及其殘餘，當然包括取消一黨專政在內」，並「要求中共本身必須改造。中共應該從一個一黨專政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改造成為一個民主的現代化的政黨」，「若停滯於列寧的『黨的領導體制』理論，凝固於一黨專政的專制主義，則『三個代表』論必流於一派空談，江氏於國於民仍無尺寸之功，中共則最終亦不能避免於世界其他國家的執政的共產黨的命運」。

同樣在2000年7月，也是中國民運人士的鮑彤，根據其在中國大陸內部理論界的朋友的訊息，指出，「『三個代表論』是馬列理論最新的重大發展」。「中共下一次代表大會很可能將隆重批準這新的「三個代表論」，並且以此為根據，對黨章進行大幅度修改」。 從蘇紹智認為三個代表「應該」要如何的看法，到鮑彤的「重大發展」的正面肯定，顯示出了一些變化。

在台灣，包淳亮首先在2000年8月撰文指出，「過去中共是一個階級政黨，代表的是『工人階級』，因此在過去二十年的改革過程中，多次發生商人能否加入共產黨的爭議。然而此一『三個代表』－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以及人民的利益，將中共的階級屬性完全打破；此後中共不再是代表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而是一個「全民政黨」。 因此，三個代表的轉變「並非『民主改革』，而可能僅是更進一步向過去亞洲四小龍的『威權政體』靠攏的轉變」。

與「全民政黨」相似但不同的，也有人認為「三個代表」是要走前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的路線，即把中共建成「全民黨」，而這「會使中共思想意識形態逐步瓦解，或使中共轉變成社會民主黨的地位」。其原因是由於「改革開放23年來，已有約13萬中共黨員幹部成為企業領導人，成為資本家。年輕有為的私人企業家正大批湧現，日漸掌握國計民生的經濟大權。為了不使這批資本家另辟政治道路，與中共政權發生衝突，因此吸收他們加入中共，加以利用和控制，為中共政權統治服務，對中共而言實為上策。中共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政黨了」。 除此之外，還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三個代表」應該放棄一黨專政，而變成「多元化社會執政黨」。

無論外界的解讀為何，最重要的也許是認識到「三個代表」是用來維持中共政權穩定發展。事實上，早在1997年，由「上海市社會科學規畫小組」具體指導，並由十多位上海政治學者一同撰寫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穩定」一書，即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改革策略家的「我們的出發點是：政治多元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由於經濟利益的分化、社會群眾的分化和政治文化的分化，導致人們在政治參與政治支持、政治認同以及對決策、政策的不同態度與主張，政治多元是任何一個現代社會客觀存在著的一種政治社會現象。與一些西方政治學家不同，我們並不認為，在一個政治多元的社會中只有實現政治多元化或者多元民主才能維持政治穩定，我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如新加坡）的實踐證明，在一個客觀存在著政治多元的社會中，政治一體化仍然具有維持政治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的生命力」。

據此，他們這些智囊提出提出共產黨政權是「一個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階級、先進利益群體的政權」，並且「穩定是先進階級、先進的利益群體發揮先進作用的需要，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心願」。 其中強調了吸收私有企業加入黨的重要性，因為「一種政治體制要成功地適應現代化，就必須能自我更新，這在政治方面的表現之一，就是能將那些反映新的社會覺悟的社會力量吸收進政治體系」。 將這些改革派的思路攤開來，則上述外界的解讀是否允當，就更加一目了然了。


五、「三個代表」論述的影響
重新檢視此一「三個代表」的意涵，我們可以說這一共黨的新綱領仍具有某些進步的意涵。從1978年以來，中共已歷經多次意識型態的轉變，在此過程中，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思想也一步步地走向開放。以此為背景，中國大陸在1998年並開始一次具有革新意義的「國務院改革」，使「國家」（state）退出競爭性行業，並放棄了計畫經濟體制。在此一發展脈絡下，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允許資本家入黨，保護私有財產，鼓勵私有財產發展，可以說是順利成章的。但此一發展已經顛覆了過去所謂「共黨國家」的概念，因此其影響仍是多方面的。

在中共意識型態上，「三個代表」重新定義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共由一個階級政黨，轉變為「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打破了中共的階級屬性；此後中共「代表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屬性將大為降低，而成為一個包容所有菁英群體的「全民政黨」或「執政黨」。 此種轉變與前蘇聯的「全民黨」大不相同；蘇聯在賀魯雪夫號稱蘇共成為「全民黨」時，已建立起全面的「計畫經濟」體制；而中共藉由「三個代表」成為的「全民政黨」，卻是在「市場經濟」大獲全勝的背景下所提出。在這樣的背景下，此一改革顯然將有利於中共擴大政治菁英的甄拔空間，由此可能降低反對勢力的壓力。但也因此，「三個代表」的提出絕非「民主改革」，而可能僅是更進一步向過去亞洲四小龍的「威權政體」靠攏的轉變。雖然一個共產政權向資本主義威權政體的轉變，仍然具有重要意義，但顯然距離民主的目標仍非常遙遠。

當前的中國大陸，內有「三個代表」的意識型態新論述，外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性參考架構，因此其政治經濟體制將進一步向西方國家靠攏，已是一甚為明顯的趨勢。但「威權政黨」如何進一步轉型為「民主政黨」，威權國家如何轉型為民主國家，則仍是一個摸索中的難題。如何跨過這個障礙，仍將是未來數十年海內外中國觀察家的注目焦點。


照片：印度齋浦爾一家高檔餐廳的印度菜餚。關於印度菜，不知道除了「三十餘種」口味的咖哩，還有什麼可說的----難吃的甜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