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獨爭議中耗損閩南人利益的台灣政策

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在「民主化」的訴求之外，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包裝再「本土化」訴求下的族群政治。更坦率的說，則是反對運動藉由訴求佔人口七成的閩南人當家做主的權力，所建構出的一整套意識形態論述，以及奪權方略。

　　這一套意識形態論述與奪權方略，又是包裝在「現代國家」的建構的想像中；是以現代日本做為參照點，以反擊來自中國大陸的國民政府的威權主義意識形態。因此，建構現代化的「台灣國」，成為這一套論述的另一個重要的台詞。

　　中國大陸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乃至於六四事件，使此一套論述具有更強的說服力。在一九九六年的飛彈危機中，民主的、現代化的台灣遭受集權的、落後的中國的欺侮的說法，贏得了更多的台灣民意，在很短的時間內，支持「台灣獨立」的百分比，由個位數增長至二成。

　　以閩南人為主的反對運動，在此過程中將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區隔，逐漸的深化，閩南人出頭天的素樸反抗心理被台灣建國論述所裹脅，「台灣人意識」凌駕了「閩南人意識」，閩南人的特殊性被台灣人的特殊性所取代，閩南人的特殊利益讓位於台灣建國的利益。以致於在政策上，削弱了大陸政策中的閩南人利益的可能。

　　這種閩南人利益，可以以兩個案例加以說明。首先，在兩岸的經濟往來上，出於反抗中國的政治需要，兩岸迄今無法建立起綿密的海空運網路；然而在全球化的經貿系絡中，兩岸的經貿往來又無法被阻攔。在此情形下，福建的地緣優勢無法發揮，台商九十年代初期的福建投資熱潮迅速冷卻。到九十年代末，台商在福建的投資額，已不到其對大陸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五。相對的，具有與上海、香港等大都市的便利交通優勢的廣東、江蘇兩省，成了台灣人投資的新寵，各佔了投資的三成以上。福建閩南人，被台灣的閩南人拋棄了。

　　第二個案例，是移民政策的反淘汰機制。一般先進國家的移民法規，總強調移入者適應本土文化的能力；以台灣而言，若要使移入者對台灣社會的衝擊降至最低程度，應該優先考量能夠說閩南語者。倘若所謂外籍勞工以及外籍新娘，都將閩南人作為優先群體加以考慮，則台灣由於大量外籍新娘以及外籍勞工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將可以降至最低；在此同時，整個閩南人社群更可以形成一種共同體，台灣與福建都可以獲得很大的助益。然而，對大陸配偶與大陸勞工的重重限制，也阻礙了此種可能性。

　　從這兩個案例可以知道，大前研一的台閩經濟區的想像，到目前仍然僅是想像。台閩經貿並不熱絡，人員往來亦極為有限。以閩南人為主的台灣當前執政菁英，亦沒有把閩南人社群的特殊利益，作為思考的起點，或者加以利用。台北本來可以成為閩南人社群的國都，然而終究僅是台灣內部分裂的集散地。失去閩南人關懷的所謂「本土」，其未來的遠景，亦可思過半矣！


圖；福建省。台灣與福建沒有團結起來，福建固然將繼續其邊陲地帶的角色，台灣又能將政治、經濟，乃至於文化的腹地，延伸到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