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與探索，98年11月，第7卷第11期，頁11-17。

    中國大陸近年的發展雖非絕無挑戰，然而經濟動能強勁，汽車消費量今年首度超趕美國，出口首度超趕德國，經濟規模可望超日趕美；主流社會愈來愈「自我感覺良好」，菁英在既有體制中得到了巨大收益，多數群眾也從經濟的增長中，獲得了或大或小的份額，體制從結構面獲得了強大的穩定性。早在2006年的「大國崛起」系列影片，已經昭示中國初露苗頭的志得意滿，雖然用心在於惕勵將來。在這樣的氛圍下，文化界為迎接「新中國成立六十週年」所端出的作品，與廿年前的「開國大典」之類影片不同，有了更大的揮灑空間；大國姿態變得從容，藝文視角隨之轉變，過去的對手與建國過程中的小人物受到了更多重視。在這當中，韓三平、黃建新擔任導演的「建國大業」，由於匯集了眾多明星，因而最受關注，本文就由此談起。

相對平實的建國大業

    建國大業的梗概是：八年抗戰結束，為避免內戰，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與國府簽訂「雙十協定」，然而各方利益的差異，使實力主義主導了局勢的發展。內戰過程中，民主黨派反對蔣介石的立場相對明確，但猶疑於是否與中共合作。最終國民黨未能遏制腐敗，政權崩潰，退守台灣；共產黨贏得政權，但承認「經濟不在行」；民主黨派參與了共產黨的政權，但處於被動窘境。

    本片對當時中國的三個主要陣營皆有著墨，線索繁多，但若對歷史非常熟稔，則本片仍能帶來不少趣味。例如西柏坡召開第七屆二中全會時重要歷史人物紛紛走進會場的錄影，就被重新拍攝，提醒觀眾那既是一個被刻意安排的紀錄，也彰顯了與會者都瞭然於心的共識：共產黨主政的新時代即將要開始了。

    片中有許多值得重視的細節。國際上，杜魯門政府質疑蔣介石的「一黨政府」，但蘇聯史達林方面也是以國家利益為考量，關心的是滿蒙利益，甚至到內戰後期，還隨國府遷往廣州。周恩來在杜魯門總統對華講話之後召開記者會，呼應杜魯門之「和平、民主、統一」的中國，應結束一黨專政的說法，指出要「改組國民政府，為各黨派獲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權的泛代議制政府，藉以實現中國之民主統一的建議」，這些歷史語彙能在當前的時空中大方出鏡，不像數年前重新出版的「新華日報」社論集「歷史的先聲」成為禁書。與此呼應，片中國民黨內CC派串連拒絕承認1945年的政治協商會議，反對讓出國民政府的席位給民主同盟與共產黨，則成了歷史教訓。

共產黨的優勢與劣勢

    內戰之初，國民黨處於優勢，共產黨撤出延安，毛澤東主動提議劉少奇、朱德「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東渡黃河去華北」，毛澤東則與周恩來與任弼時組成前敵委員會，留在陜北，「搞兩個中央」，「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而無須擔心分裂。其後「遼瀋戰役」結束，命令林彪立刻率軍前進平津，林彪也堅決服從。影片由此呈現出中共相對於國民黨，內部既較為團結也較有紀律的印象。

    內戰後期共軍進入城市，中共領導層在河北涿縣聚會，毛澤東想要買條香煙都買不到，由此喟嘆進城之後的商業蕭條。朱德嘆道，「鬧革命，我們天下第一，搞經濟，我們可比不了他們」；劉少奇說，「現階段，還不能消滅資本家」；任弼時說，「要有自知之明，這些事，我們要從頭學起」；周恩來說，「政治協商，協商的就是資產階級和民主人士，我們是請人家來共同執政的」；毛澤東結論道，「工廠倒閉、工人失業，這不是砸自己的飯碗嗎？」，最高領導層達成管經濟還得從頭學習的共識，主張要與民主人士共同執政，由此本片也包含了對建國之際「新民主主義」路線的肯定。

    在西柏坡，林彪被毛澤東稱讚「一百多萬國民黨軍把他裝進肚子裡，還沒把他吃胖囉」，是片中極少數毛澤東對將領的稱讚，林彪似乎不再僅是意圖謀害「毛主席」的陰謀家。另外，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共獲勝之後，毛澤東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劉少奇等領導人共進晚餐，毛醉坐屋邊，其他四人一同高唱「國際歌」，最後周、朱、任三人起立搭肩而唱，坐在椅上的劉則逐漸從畫面消失，五人的命運似乎隱含其中。

    在北京西苑機場，民主黨派在此歡迎準備入城的中共中央，部隊高呼「毛澤東萬歲、朱總司令萬歲」，雖然「朱總司令萬歲」之聲較為稀少，也一定程度平衡了對毛的個人崇拜。然而，不過一年之前在保定，「蔣介石在南京當了總統，我毛澤東就在山溝裡自封萬歲，不好看也不好聽」，言猶在耳，一旦掌權即拋到九霄雲外，也叫人唏噓。

國民黨被重新肯定

    三條主線中，國民黨原本是執政黨，因此在抗戰結束、重慶會談時，蔣中正對記者詢問其為何穿著中山裝時，回答稱，「中山裝，是民國公務員的正式服裝」，顯示其在朝的主導地位；在旁的毛澤東則稱「委員長和我，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國共兩黨繼承的，是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衣缽，同宗同源，存續相依」，強調國共合作。內戰初啟，蔣中正要「戡亂」，「消滅共產黨之叛亂武裝」，「實現國家之實質統一、民族之實質和平」。當時國民黨的政策方針，如片中蔣介石所云，「擺花瓶，有那些民主黨派，也就可以了」，「什麼時候毛澤東的軍隊打光了，也就不用再哄了」。傅作義說，「靠嘴皮子和拼命，是行不通的；實力決定一切」。這些言詞，在兩岸都不無引起聯想之處。

    蔣中正開始內戰的理由，被其他人指責為是想建立蔣家包辦一切的一黨獨裁，但他卻也感慨國民黨內的分裂；陳立夫、陳果夫的CC派反對國共協商甚力，而馮玉祥則對中共頗多同情；至於李宗仁等勢力的競選副總統、乃至於內戰後期串聯反蔣，更顯示國府內部的派系對立、決策紊亂。蔣經國上海打老虎失敗，蔣中正也慨歎國民黨腐敗到骨髓裡。但雖然爭權，包括蔣介石與李宗仁，都強調中國不能與南北朝或朝鮮半島相比擬，中國不能劃江而治、不能搞分裂；這些段落，或為蔣介石開脫了一些責任，或肯定了國民黨的民族情懷。

    整齣戲無論在中共進城時的北京，或者還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南京、上海，色調統一，多頗為明亮，並未刻意使用暗沉的色調來描繪「國統區」。另有評論指稱，「主旋律」影片中方言幾乎屬於共產黨領導人的專用，而國民黨方面除蔣介石外所有將領官員皆為有籍貫無口音的人物，而使用方言意味著具有個性、從而象徵擁有權力；然而本片無論是在哪一方的角色，都使用國語，並沒有刻意呈現毛澤東、蔣介石等角色的方言。無論從色調或語言的使用上，都可說國民黨在片中獲得了與共產黨相對平等的地位。

民主黨派擺脫花瓶形象

　　本片對於「民主黨派」的角色也頗多著墨，代表人物宋慶齡、張瀾、李濟深都有不少篇幅。內戰過程中民主黨派人士如聞一多等「要民主、反內戰」的呼喊聲，作為主體，而非一種背景被刻畫出來。民主黨派最終投靠中共，既有中共「禮賢下士」的拉力，也由於國民黨當時對反對派的壓迫造成的推力；如果任一方少一點動作，也許其中許多人將滯留香港、遠赴海外，而不會親身犯險。無論如何，這些民主黨派在當時是有選擇的，而且在之後也曾發揮一定的影響。

    淮海會戰之後，在上海，記者問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張瀾，中共「究竟是本土的革命家，還是共產國際情報局在中國的代理人呢？」張瀾稱「中共順應了民意，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記者聞言不以為然，搖頭嘆道「成就？」張瀾強調，「成就」。上海人對中共的懷疑在當時仍然強烈，甚至宋慶齡也仍不願前往北平。之後共軍進入上海，部隊展現紀律，宋慶齡才稍卸心防，無言中展現宋慶齡身為「國母」，對於黎民百姓的關懷。

    北京的新政協召開，各方參與討論新的國號、國旗與國歌，過程經過許多討論，期間義勇軍進行曲的原作詞者田漢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毛澤東也採納了他人的意見。多數今日的大陸民眾，可能不認為中國在近期有望成立多黨派聯合政府，雖然國務院其實有少數非共黨籍部長；但本片刻意突出中共在建國之初曾經與民主黨派組成的聯合政府，五十六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的廿七位來自民主黨派。此舉既彰顯了中共對於自身統治的信心，也為未來的民主化前景開啟更大的想像，並與今日兩岸逐漸融洽的關係相呼應。

紀念小人物的天安門

    建國大業的導演韓三平，也是另一部電影「天安門」的製片。不過「天安門」的導演葉纓則稱「建國大業」為「兩個小時的MTV，演員很廉價」，另有評論稱「建國大業」是將「一部本來充滿政治意味的電影變成了一次化裝舞會」，雖然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是好事的原因在於這些電影相對平實的回歸歷史。「天安門」比起「建國大業」更為平實，是晉冀察軍區舞美隊在中共開國大典之前的廿八天佈置天安門城樓的故事。一群小人物經過一番折騰，為天安門幾乎永久性的裝置了八個超大型的燈籠，然後隱入歷史之中；但他們所做的努力，已經為「共和國」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記。

    「天安門」這齣戲在歷史上也有所本，八個燈籠確實有日本人的付出。片中的「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戰士小野，包含了小野澤亙和森茂兩位日本左翼美術家的貢獻。比起陸川導演的「南京、南京」中掙扎著的日本兵角川正雄，「天安門」中的「解放軍」日本兵用一種更平實的方式呈現了當時日本人的多樣性，進一步顛覆了長期被醜化的日本人形象。

　　關於「人民」是誰，以及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也是值得注意的橋段。天安門戲中許多北京人都對共軍頗為猶疑，乃至於詢問「我算不算人民？」答案當然「是」，於是導演輕描淡寫的否定了之後的各種運動。舞美隊中一位隊員「小馬列」在佈置天安門之際，與四野的戰士發生口角；小馬列不能接受看似老粗的戰士對他的審美觀的嘲笑，於是宣稱以後紫禁城等「這些封建的東西」都要拆掉，結果另一位四野的戰士指出克里姆林宮也沒有被拆。在此過程中，北京城之後的文物浩劫被嘆息，林彪所統帥的「四野」也獲得了平反；這與建國大業中對林彪的肯定聯繫在一起，顯示出對中共官方黨史的某種修正。

國家躍升與歷史改寫

    「天安門」一片最後映入眼簾的是一張張在天安門拍攝的照片，其中有許多是官方的活動，但崔健與其樂團友人在天安門前的合照卻使我一驚。中央電視台的「人物：崔健」節目中曾配合這張合照播放崔健的「最後一槍」演奏曲，而這首歌曲是為1989年天安門學生而作的，本片似有藉此間接紀念八九年「政治風波」之意。曾獲金馬獎最佳影片的「藍宇」已引入八九年，「頤和園」更幾乎完全為了紀念天安門事件而拍攝，這兩部電影雖然未能進入大陸戲院公映，但由大陸的導演、演員拍攝這類電影本身，顯示北京藝文界已持續低調的試圖釋放悲劇帶來的心理創傷，且這類作為也受到高層的默許。

    在今年初熱映的馮小剛「非誠勿擾」中，葛優飾演的秦奮在教堂誠心懺悔，「罪太多了」，也反映「盛世」之下對過往的某種看盡千帆的淡定。而「天安門」與「非誠勿擾」等影片中日本人與日本這個國家的形象躍昇，也是近幾年值得重視的趨勢；這種國家自信帶來的對鄰國、對歷史的包容，對亞洲乃至於世界政治格局也可能帶來深遠影響。這與「建國大業」中國民黨與民主黨派地位的躍昇，乃至於「集結號」的反戰面貌一道，既構成了近期流行的新敍事模式，也無疑反映了中國大陸「軟實力」的提升。

　　前述一些視角的改變，當然不會沒有引起大陸內部的注意。有評論稱，「建國敍事影片的主題，已經從『為人民建國』向『與人民一起建國』延展；從突顯革命領袖的偉績，到關注更多普通人『努力』和『犧牲』的故事」。而對於國民黨，雖然「為了建立理想的國家，我們被迫消滅他們，驅逐他們，這就是建國進程的代價」，但「必須尊重我們的對手」「也是民族的精英」。也許這些對手的菁英，恐怕也是許多當代中國大陸精英的先人；紀念先人，既是洗刷自身的屈辱，也是對現狀的另一層肯定。

話語權的「泥石流」？

    從中共黨國意識形態的調整來說，江澤民所提出的「三個代表」，已意味中共開始積極的吸納資本家入黨，而胡錦濤上任後提出的和諧社會，又修正了讓先富影響政局的片面性；現在主旋律電影高呼「民主」，肯定聯合政府，似乎別具意義。經濟發展有其客觀規律，民主政治的發展也有其結構性的驅力，中國大陸為回應社會的脈動，其意識形態部門已經邁出了值得重視步伐。

    台灣與香港近期也有不少追憶六十年前動盪歲月的影視作品與書籍，如楊凡的「淚王子」與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代表香港參賽奧斯卡金像獎的「淚王子」談台灣的白色恐怖，「大江大海」則是國民政府敗退過程對許多人的衝擊，基本上都是個人的小歷史。小歷史的書寫放在大歷史的脈絡中考察，顯示台灣經過廿年的本土化，與中國的思想傳承正獲得新生。不過台港的小歷史由於缺乏清晰的立場用以榮耀，於是可能流於歷史虛無，因此更得小心操觚。十一月二日一位移民新加坡的大陸背景人士，在聯合早報撰文質疑龍應台的「人道主義」，稱其雖然「符合今天的主流價值」，但是把日軍徵召民伕與解放軍徵用民工混為一談，卻陷入「成王敗寇」的邏輯，無視兩者之間正義與非正義的差異，而「如果正義與否的觀念也拋棄了的話，那麼還靠什麼來判斷是非，人的行為該依據什麼準則？」作者進而質疑這個問題恐怕「不是『臺灣人』關心的」，言下之義是台灣人忠奸不分了。

    要回應此類質疑，恐怕台灣在沉醉原子化的小歷史之餘，也得在大歷史上有所貢獻。否則，一方面是大陸方面重新肯定國府的作用，有主有從的高舉「統一戰線」，另方面是台灣方面有自詒伊戚、楚囚對泣之嫌的無力回擊。長此以往，話語權的「泥石流」傾瀉而下，似乎不是杞人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