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霸權挑戰國
確立了「權勢基值」對於國力的重要性後，不妨分析未來挑戰美國霸權的可能人選。
由於日本在1970到1980年代的迅速崛起，使得包括結構現實主義大師沃爾斯都嚴肅的去討論可能成為強權的日本的可能作為。但正如同沃爾斯在「討論新強權的興起，專注在日本的人口及產品」；而其結論是：「科技上而言，日本與美國大約是平等的，但經濟成長與技術進步則屬日本較優。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在低出生率、沒有移民與老化的人口的情況下，除非婦女能有效的投入工作，生產力才能夠增長，但目前日本的科技所能提供的已經到了極限」。 簡言之，日本不可能取代美國的霸權，因為日本以人口為代表的權勢基值太小，而既然已開發國家的平均國民生產毛額趨同，那麼日本自然無法在經濟上超越美國。
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也由相似的角度，指出：「根據新技術的內在可能性，人們自然會想，日本人民和土地的潛力或許已被發掘到接近最大的限度了，像其他相對較小的邊緣國家或島國（葡萄牙、威尼斯、荷蘭，甚至英國）那樣，終有一天，日本會在那些擁有遠比它豐富很多的資源、僅需模仿其成功訣竅的國家面前黯然失色」。
二次大戰後的另一個霸權挑戰國是蘇聯---俄羅斯。在前蘇聯，其所以能成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一方面固然是其經濟在1930年代以及1950、1960年代的快速發展，但更基本的是其較美國更大的權勢基值。無疑，俄羅斯的挑戰已經以失敗告終，但其分裂的影響更大。如同布里辛斯基所觀察到的，只要俄羅斯丟掉了烏克蘭及其5200多萬斯拉夫人，那麼莫斯科任何重建歐亞帝國的圖謀，都有可能使俄羅斯陷入已經在民族和宗教方面覺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衝突中。 因此蘇聯瓦解後，誠如布里辛斯基所云，美國的外交策略，應將烏克蘭視為一個支點國家。只要烏克蘭獨立於俄羅斯之外，俄國就沒有足夠的人力基礎，去重建其霸權。
然而，相對於日本的狹隘領土，俄羅斯大陸顯然具有養活更多人口的潛能，因此未來一旦俄羅斯恢復了國家的秩序，隨著人口出生率的上升，重新擁有足夠的人口以挑戰美國的霸權，似乎不是一種全然的奢望。但此種可能，相對於中國與印度，就又顯得渺小了。因為相度於一億五千萬人口的俄羅斯，中國的十三億與印度的十億人口，都屬於全然不同的數量級。
從這個角度著眼，未來一個世紀可能成為霸權國家的，只有美國、中國與印度。其中，印度則必須克服國內多種族的對立與歧見。相對的，中國是建立在得到認同的種族統一性的基礎之上， 且在過去廿年奠定了求發展的國家意識與政策方向，因此中國的機會又比印度為大。相對於印度與中國，由於美國的人口較為有限，因此必須聯合西方，才能在長期與中國、印度抗衡。
中國大陸的學者時殷弘批判亨廷頓，認為亨廷頓忽視了「權勢基值」的關鍵意義。 其實並非如此。事實上，從亨廷頓不斷闡述中國語言的使用人口與整個西方語言的使用人口相當，以及伊斯蘭世界的人口快速增長的壓力，都可以看出亨廷頓對於所謂的「權勢基值」的敏感。可以認為，正是由於認識到權勢基值的天平，向不利於西方的方向傾斜，才更加深了亨廷頓的「文明」危機之感，從而推導出其聯合西方所有民族的論述。也正是由於人口因素，才使亨廷頓對於伊斯蘭文明的挑戰，表示了極大的關注。
因為由於權力基值的穩定性高，因此能夠成為強權國家的國家數目也很有限。只有當這些潛在的強權國家都成為發達國家，國際的權力變動才會趨於穩定，而最後一個霸權，勢必得是擁有足夠人口與土地的國家。或者說，如果後進國家能夠成功的學習先進國家的技術，那麼「某些人口超過一億的非西方國家」就終將「建設起發達的工業化經濟和成熟的現代社會政治體制，從而成為新興的世界大國」。 於是能夠快速發展的可能性的存在，就對既有國際政治體系造成變動的壓力。愈大的開發中國家，愈能對國際體系的變動構成壓力，是無庸置疑的。而這種壓力也就產生一種國際政治的集體焦慮：但只有當只要的人口大國獲得了相應的地位，這個世界的權力平衡，才會進入真正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