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農民大規模請願上訪、示威、甚至暴動的新聞不斷。地方官員霸道與官官相護的事件不絕於耳，「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所描繪的地方官員惡行，與農民的悲慘情境更是震驚世界。而中共中央也把農民、農村、農業之「三農」問題列為目前首要的工作。中國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呢？中國近二十餘年的快速發展是舉世注目的成就，為什麼農民還不滿意？

其實，長期觀察中國農村的人並不會覺得驚訝，由於中國政府區分「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農民在中國實際上是一種「二等公民」，在包括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險等在內的制度中，受到次於城市居民的待遇，形成了中國農民先天的經濟社會劣勢地位。而地方政府常有的貪污腐敗、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造成農民沈重的經濟負擔，而使得農民難以像城市居民一樣快速累積財富，提升生活水平。近年來隨著城市不斷以兼併城郊農地來向外擴展範圍，各級政府與商人勾結以大搞「開發區」為名義，實際上在炒作土地，因而對農民耕地進行強行徵收，更是讓許多原本就已經很貧苦的農民更進一步無家可歸。當大批農民淪落至此，上訪、集體抗議、示威等行為自然層出不窮。

在一個號稱以工農階級為優先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農民應該是享有優越政治地位的公民，是領導國家的進步力量，為什麼理應佔據領導地位的農民會允許政府把自己當作二等公民？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政治的實際制度安排與執行情形來看，而不能相信政府領導人的宣傳口號。

農民為什麼苦？這些苦難的根本來源是地方政府的貪污腐敗，以及蠻橫的政策。農民的貧困，表面上是經濟問題，實際的根源在於政治體制的不合理與不民主。如果政府可以分權制衡，行政官員在民意代表與法院的監督之下，就不敢貪污枉法。如果政府首長跟民意代表都能直接民選，他們在面對自己的選民時就不敢蠻橫霸道。如果各級媒體都可以有充分的新聞自由，人民的不滿就有了傳達的管道，就不需要辛苦的進京上訪，更不用擔心回到地方被秋後算帳。

在中國的各級地方轄區裡，政府的首長是當地的第二把交椅，例如四川省長是四川省裡面第二有權力的人，一個縣的縣長是那個縣裡的第二有權力的人。這對習慣黨政分離的臺灣人來說會覺得奇怪，那麼第一把交椅是誰？答案是當地共產黨支部的黨委書記。黨委書記除了是當地行政機關幕後的大老闆之外，也一般都兼任當地人民代表大會辦公室的主任，另外，中共是堅決反對三權分立以及司法獨立的「西方式民主」觀念，所以中國的法院是行政機關的一部份，法官的獎懲任免也由黨委書記決定。最基層的人民代表雖然是由人民直接選舉，但是只有共產黨可以提名候選人，而共產黨是一個中央集權，由上級領導下級的組織，所以一切重要決策要由黨委書記作最後決定。所以一個地方的黨委書記，就跟土皇帝一樣，行政、立法、司法大權一把抓。當一個地方的黨委書記貪污腐敗，魚肉百姓時，人民在地方上當然是申訴無門，唯有進京上訪一途。上訪的結果，如果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中央會派一個工作組到地方進行調查，還給人民公道。如果中央不是很重視，就會把上訪的案子發回到地方上，由地方政府自行處理，告狀不成，上訪的農民就等著被秋後算帳吧。

臺灣的選舉糾紛，政黨惡鬥的確存在許多問題，但是臺灣的各級政府行政首長，絕不可能兼任民意機關的議長，更沒有法院法官的獎懲任免權，也沒有人可以壟斷選舉候選人的提名權。政黨間的激烈競爭，雖然造成族群分裂，但是也因此對行政部門形成有力的監督制衡力量。這就是臺灣人為什麼不能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所以我們要堅定的維護臺灣的政治自主權力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

中國自1990年代開始，在農村試行「海選」制度。「海選」是指村民直接提名候選人，並根據第一輪的初選結果確定正式候選人。儘管共產黨支部以及政府官員仍然試圖操縱選舉，但經過十多年的選舉實踐，村民的民主意識已經有很大提高，農村的村級選舉可以說是目前中國大陸唯一能夠讓選民進行選擇的選舉。但是中共堅持反對進一步推展民主制度，因為民主的觀念如果擴散開來，就可能會危害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領導權威。

胡錦濤目前努力塑造勤政愛民的形象，感覺很像台灣在蔣經國時代的開明專制。開明專制的確可能是一種改善人民生活的有效方式，卻不是長治久安之道。臺灣社會裡，也確實有不少人懷念蔣經國時代的開明專制，認為當年的政府推行十大建設迅速有效，經濟快速成長，比起現在的民主卻吵嚷紛亂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我讀過一些經濟學者較為嚴謹的分析，發現在蔣經國時代的開明專制下，政府的失敗投資與錯誤政策其實很多，只是因為新聞管制，所以只宣揚那些成功的案例，錯誤失敗的就閉口不談，較高的經濟成長率，有一部分可能是來自無效投資造成的泡沫經濟現象。開明專制者的英明形象，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人為編撰，其實很不容易判別（在蔣經國擔任總統的時代，曾經有一位立法委員參選人白雅燦，在政見發表會上主張總統應該公布財產，就因此被以「叛亂罪」的罪名判刑十年）。現在中國內部對於胡錦濤、溫家寶一面倒的讚譽與期盼，讓我感覺很像我小時候經歷的蔣經國的親民廉能形象，但是我也一直抱著懷疑的態度。我並不知道他們有任何不好不對之處，但是如果他們真的有污穢的一面，我也無從得知。反之，陳水扁一言一行，身家財產、親朋好友一切政商人脈網絡都在全臺灣、甚至全華人世界的注視之下（根據臺灣現行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一定層級以上的政府官員，都必須申報公開其財產，每當財產有異常變動，便會常為反對黨攻擊的目標，以及媒體炒作的新聞題材。）。雖然我知道陳水扁有很多不好不對、甚至令人髮指之處，但相較之下，我對陳水扁的信任還是比對胡錦濤高些。我無法判斷陳水扁與胡錦濤的人格何者較為高尚，但陳水扁要貪污枉法圖謀私利的困難度要比胡錦濤難上許多。

很多人說，現階段的中國不能民主化，是為了要維持政治與社會的穩定。穩定當然是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穩定也經常被當權者拿來作為抗拒改革與拒絕分享權力的藉口。民主，靠的是人民群眾向統治集團鬥爭爭來的，而不是人民教育水平提高後，統治者就會給的恩賜。孫中山主張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實際上是用軍政當鞭子，用憲政當胡蘿蔔，而訓政就永遠騎在人民頭上。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裡，國民黨就一再以穩定為藉口來抗拒改革，而民進黨則是以體制內改革與體制外抗爭雙重路線並進的方式迫使國民黨逐漸退讓。民主絕非一蹴可及，人民的權利更不可能來自當權者的恩賜，孫中山所謂「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根本不切實際。群眾自己的力量才是最偉大的，但是盲目的群眾運動、缺乏方向與策略，除了造成無謂的社會動盪之外，也很容易被當權者鎮壓而夭折，為了累積群眾運動的戰果，則必須依賴知識份子的參與與獻策。中國境內農民大規模請願抗議事件時有所聞，但請願與抗爭的結果總是急於近利，只求取消或暫緩眼前一項不合理的政策措施，或是罷黜某個腐敗失職的地方官員，而從來不要求體制上的根本改革，因此群眾運動的戰果無法累積，民主政治無法進展。就我的猜測，根本的問題在於工農群眾不瞭解政治體制的重要性、也不敢要求政治體制的改革，而知識份子由於城鄉的隔閡，缺乏對於工農群眾運動的關心與參與。如何結合「中國最廣大人民」與「中國先進文化」的力量，向當權者要求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革，是當前需要深思的議題。這樣的改革不是革命，不可能造成翻天覆地的巨變，甚至連大步前進都很困難，很可能是進兩步、退一步，步伐蹣跚的前進，但就是這樣的改革，才會根深蒂固，才有可能走向枝繁葉茂，花開燦爛的民主社會。

台灣在日治時代的後期，就已經有了蓬勃的民主運動，當時的經濟發展程度比起蔣經國統治初期，或是現在的中國大陸都要低了許多，以社會經濟基礎必然形成相應上層結構的理論未必合理。自一九二零年代起，新知識分子倡組團體，以集會、演講、請願、抗議等合法的手段，推動長達十餘年的社會運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求改革不合理的殖民政治。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在林獻堂等人領導下，臺人發動十五次的連署請願，爭取民權，要求設立自治的「臺灣議會」，民選議員。但因日本政府疑忌而未予採納。 然而在日本本土，也有不少同情臺灣的日本人士，支持鼓吹讓臺灣人成為平等的日本公民。

另一方面，蔣渭水所領導的臺灣民眾黨，蔡培火、楊肇嘉等倡組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政治團體，要求實施完全的地方自治，由公民普選產生地方首長和民意代表；經過鍥而不捨地鼓吹、宣傳、請願等，終於迫使總督府稍作讓步，於一九三五年改革地方制度，將原來全部官選的地方民意代表改為半數官選、半數民選，合乎規定資格的男性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同時，這些運動將自治、普選、參政權等民主政治基本觀念普及於社會。

日本殖民政府，雖然抗拒民主改革，但是仍然給予臺灣人民言論自由，並且勵行法治，因此民主改革運動，只要再不違反法律（必須注意：這些法律並不是由民主程序制訂的法律，而是由主政者意志的產物）的前提下，民主運動仍享有有限的活動空間。

臺灣的民主運動，在國民黨接管初期，仍然蓬勃進行，只是此時對抗的不是來自日本的殖民政府，而是來自宣稱是我們的祖國，卻同樣抱持殖民心態的中國政府。祖國對待臺灣人民的民主運動遠遠較異族更為殘暴，除了大規模的血腥屠殺，針對地方政治菁英、言論領袖羅織罪名，濫加逮捕殺害。自此，臺灣人民的祖國夢碎，深知民主運動，決無法依賴統治者的恩賜，或外來者的拯救，唯有獨立，才是臺灣民主的出路。國民黨長達數十年進行軍事戒嚴，嚴密管制新聞於言論，使得臺灣民主運動倒退數十年。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前的中國，又未嘗不是已有了民主的基層條件，但是一場屠殺鎮壓，也許就會延誤民主進程三十年，中國人民，究竟要再等待多少個三十年，才能跨入文民的現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