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從英國畢業回港，緊接的卻是全年至今的疫情狀態，全球劇場關閉，大量演出延期，香港的表演藝術經歷了一整年的寒冬，以致引起大量的網上劇場討論、實驗及實踐。本人既是策劃人也是評論，也乘着風氣開始一系列的探索，創作或監製不同的網上演出及論壇，也為這個題目作了不少文字及視像評論。從2020年4月至截稿為止，已完成九個不同類型的網上節目，組織兩次國際網上論壇，撰寫過兩三篇較詳細的評論，也參與過很多網上分享，在香港而言可說是非常多產。然而我不太想討論生產過程上的技術問題，包括拍攝角度及精準度，如何定義網上表演，或身體性、空間感、美學等，一來珠玉在前，台、港不少人士已分析過了，二來在英國時與來自世界不同地方人士等討論藝術的未來時，我們關心廿一世紀所面對的問題並非技術，而是政治，及隨之而來的平等權利及消除歧視等議題。怎樣的健康政治環境才能促成更好的文化？美、德兩國的不同民主架構及藝術政策如何不足，而阻礙真正的自由平等的討論及創作？香港及英國的文化發展究竟有幾大差異？如何不受政府政策影響及機構的商業考慮左右，而容許藝術家真正地自由創作？如何更公平地讓藝術家向觀眾展示作品？這是我在策劃上述一整年的網上節目時，希望尋找其中可能性，並以促進文化民主 (Cultural Democracy) 為基礎下， 在每一個作品中，都嘗試做不同形式及方向的測試。

九十年代承着大量反歧視運動，已不斷出現的文化民主，既非新詞，也不是艱深的學術用語，其最重要的訊息是拓展多元文化，讓任何人都擁有平等權利及自由去創作、接收及分享。近年歐美，特別是英國，可能因為大力鼓吹種族共融，又於不同文化場域上興起來。台灣前文化部長鄭麗君也曾指「文化民主化」為她推動施政的核心理念，實踐台灣的文化公民權，讓人民有創造及擁有文化的平等權利。可是在香港種族歧視問題在本地也相較不熱門，卻去談文化民主，確實有點「離地」及奢侈，故對我們來說名詞還是比較陌生。即使去年有比以往產生更大量的文化藝術討論，但都沒多提及文化與民主、公民權益等問題。然而，參考近兩年黃色經濟圈的成果，我們並不一定需要等待良好環境才行動，也可以反過因為行動而突破某些缺口，從而產生契機。我相信文化民主也一樣，倘若市民更關心個人的文化公民權，更關心創作單位的背景、政治取向、動機、融資方式、理念、消費模式，及內容是否正義，這些關懷將更容易轉化到生活層面，繼而關心社區。而網上演出，正因為打破了地域限制，特別是香港絕大部分都是政府場地所給予的意識形態及地理上的局限，也許更容易走出一直以來的政治意識及傳統製作的框架。

1 促成互動的自資製作

談及文化民主，最先考慮的可能是資金來源及與觀眾關係。我將去年的工作歸納為三類︰自資經營，機構贊助，及政府直接資助，當中涉及為了不同目標而做的實驗。例如在自資經營上，由於疫情之下劇院營運與否，完全取決於政府意願，包括後期政府連藝團想在劇院內把演出轉為錄影也不批准後，未來如何不受政府突如其來的政策限制，以及在製作上追上網絡交流速度，突破繁複的生產手續，而又更容易接觸到觀眾，相信是不少藝術人士正在思考的課題。作為疫情下首批網上即時演出之一，2020年4月為再構造劇場策劃，以網上會議軟件作演出媒體的《如何向外星人介紹瘟疫下香港人感情生活》，便以完全不受任何資助方式進行。也因為不用太考慮場地及隨之而來的製作成本，便能以最省資源及最快速度（約兩周），去製作一個全新作品。低成本創作當然不是新鮮事，但在香港表演藝術界不斷追求生產規模、技術發展、場地配套，往往談及大藍圖，藝團追求更豐厚資源及複雜製作的今天，這種承襲八十年代經驗的小本經營，而既有實驗性及對質素有要求的專業製作，越來越少。如果不是去年興起了網上演出，我猜市面不會多有低成本創作嘗試。迅速埋班，最短時間製作及宣傳，演出必須與觀眾互動，這正是團隊希望在百業蕭條的頹廢下，盡快將藝術送給公眾的信念，剛好網上演出配合得到，這亦令觀眾即便在家中，也更容易接觸到藝術。

另一方面，疫情初期市面充滿來自全世界排山倒海的免費節目時候，為了令觀眾從網上總是免費的心態，轉化回付費支持創作的互動關係，而決定收費，卻基於懷抱着以藝術形式向疫情下艱難生存的觀眾作慰問的意義，及讓更多人有餘力享受演出，故刻意將售價定為極低廉的二十元，以維持團隊的基本開支。更重要製作脫離任何收費公司限制，嘗試以最簡單直接(P2P)的方式完成手續，一來減省成本，二來更方便觀眾。同時因為是網上演出，我也考慮到可能接觸到世界多地的觀眾，而設計了幾種方便海外觀眾付費的形式。同一時間，體諒觀眾要從實驗演出轉型到觀賞網上作品，我更花很大力氣在設計教學電郵，演出預留時間協助觀眾登入軟件，務求讓幾乎所有人，包括對電腦沒太多認識的觀眾，都有權利以最順暢的方法觀賞作品，甚至與演者互動。我認為這些協助觀眾觀賞的環節，與演出本身同樣重要，而不是單純地閉門製作，而要求觀眾艱辛地爬進藝術的聖堂那種模式。

其後5月以貓的故事及吸納貓觀眾為主題，創作的即時網演《七個愚笨奴才》，及7月為編舞及創作人Ghost and John監製的《Meniscus Going Online》，都依循以上簡約模式進行。內容上當然有所突破，如《七》設計分為攜貓進會議軟件，一起展示貓樣的觀眾，及沒有貓並於Youtube觀看的普通觀眾；《Meniscus》則以類似遊戲形式，讓觀眾選擇集合置身於不同國家的舞者的演出旅程。但更重要的是，《七》嘗試讓觀眾有更多真正參與藝術的成份，如部分觀眾需要攜貓出鏡，甚至可以分享成果，即Youtube觀眾的門票收入會轉換為寵物食品，再回贈予帶貓出鏡的觀眾，雖然最後技術上有很多失敗，但也是很好的經驗，也了解到香港觀眾要脫離觀賞而轉為更主動參與時，顯得比較含蓄。例如訪問對作品有興趣卻最終沒有參與的人士，他們均表示不參加原因是未知能否安定寵物在鏡頭前面。然而旅港的美藉評論人Molly Grogan對此作品很感興趣，認為如果對象是歐美觀眾，可能人類及貓觀眾的反應會比較熱情。至於《Meniscus》，當然我相信這對香港狹窄而定型的舞蹈定位及想像有一定衝擊，但除了新穎的形式與複雜的後台程式管理外，我們討論更多即便節目是錄影，但仍希望保留有開始及結束的劇場儀式，讓觀眾即使身在不同地域，但時間及精神上仍然是一起觀看同一節目，觀眾是享受表演，而不致僅是瀏覽網上資訊。而且為了滿足英國及香港兩地時差問題，更設計了香港時間8pm及3am（即英國時間8pm)場次。

當然我們並不是唯一想及簡易的網上創作模式的團體，同期神父的《日常生活》也如是，而且不論質素及效果，既配合到網上演出的即時感，也保留了劇場演出的風格，實在佩服。其他類似演出也在去年衍生，均以容易策動的小型製作，低成本，及與觀眾更親近的形式去完成節目。也許不少創作人抱持臨時應對或實驗的心態創作，但這個風氣確實把表演藝術從高雅之地拉下來觀眾跟前（手機內），比起那些全球壟斷藝術資源的大型機構及藝術節，而租借劇院及大型廠房來製作高成本、高畫質、高難度拍攝方式的錄影或直播藝術表演，親民很多。

2 機構贊助下的多元嘗試

去年亦曾協助幾個機構製作網上節目。因為有機構贊助及技術支援，便能有更多時間思考當表演轉型為網上時，同時改變了藝術觀賞方式及與觀眾關係的問題。其中香港演藝學院及香港戲劇創作室合辦的節目《禁色》可說是展示形式上比較有趣的作品。作品翻譯自Simon Stephens 《Pornography》，為了回應原著呈現不同年齡及階層面對問題，導演潘詩韻將七個段落拼貼的劇本，在是次網上演出中改為倒數七天，每天一章節不多於一小時的演出，觀眾像追看連續劇一樣，一周內定時進入網上即時會議室觀看演出。同時為了讓錯失其中集數的觀眾能回看，我們也準備了錄影回顧，卻只會在最後一集完結後下架，令演出縱然變成網上，但還保留了劇場固有的時限性。有趣的是，因為形式是純觀賞演出，沒有互動，故一些觀眾回應說有時分不到究竟是觀看錄影或是現場。雖然最初團隊對沒有互動及既定編排的節目作實時演出，有一定的懷疑，但當知道觀眾懷疑演出是否現場時，我卻認為這正好給予觀眾反思觀看現場作品的意義，其中問題並不單純是表演本身，也包括觀眾的投入及參與感。當市面充斥大量過真影像的當下，我們需要做的不只是辨識真偽，更多是不被資訊及感觀左右及迷惑，而相信關係、存在、感受、公義，這正好又回應了《禁色》的部分主題。

至於同樣由香港演藝學院及香港戲劇創作室合辦的「隔離不停創」活動，是因應疫情令大量創作停滯，而舉辦一個邀請任何有志創作的人士投稿，之後由演藝學院籌組人手，在有限資源下將投稿創作變成網上演出。雖然因為行政問題，從收集作品到演出相隔超過半年，但總算趕在年底策劃《在平安之前，「隔離不停創」》網上演出，而且確實真正做到文化民主中讓不同人士都有平等權利參與創作，當中包括身在美國的音樂劇編劇，初試寫劇本的媒體人，演藝畢業生，內地媒體製作人及編舞，中學生，各自表述，也各自做出截然不同的藝術類型劇本。而再由我們安排導演及演者排練及創作，再於一天晚上共同上演九個短篇作品。即使資源有限到極點，時間倉促，卻令主辦方、參與編劇、創作及表演者，乃至觀眾，都有參與其中的感受，得到驚喜及滿足。

另一方面，除了協助藝術機構，去年也開拓了完全另一個面向的工作，那是提供專業表演者扮作病人，協助香港大學醫學院家庭科，來訓練學生以網上面診的方式去學習問診。當中有專業醫生為演員解說角色扮演時要注意的事項，重點和表演有些不同，是既要讓學生不易察覺真正病例，但又留下線索。然而以策劃來說，重要當然不是「演出」的成果，而是表演者及學者有着不同程度的經歷及得着，且這個在醫學教育上有多年歷史的實習正好證明，不同文化能有真實交流，表演藝術切實地融入醫學流程，有非常實際的功能，而不是其他行業誤以為僅是娛樂而已。最終文化能真正被不同人士應用及實踐。

就機構邀約策劃及監製的工作層面上，我關心工作所呈現的理念及價值，及與對象互動、溝通的部分。比較單純地創作一個演出，或轉化為網上形式也罷，當中如何令創作人、表演者、觀眾有更多空間去思考，及積極參與，似乎在廿一世紀的表演藝術發展中更為重要。正如為再構造劇場策劃原於大館演出的體驗劇場《有你，故我在》，因疫情延期而被大館邀請於9月先製作網上預告版本，而最初因為時間及資源緊拙，最低要求只是一條約三十分鐘的訪問及花絮短片而已。但當想及這種訪問短片可能無助於與觀眾更為親近，也只為網上徒添資訊時，編導及我便開始籌備更多，最後變成了編導甄拔濤要花接近完成一個正式演出的心思，去撰寫前奏故事的延伸劇作《有你，故我在 （進行中）－在下世紀來臨前嬉戲》，當中牽涉360拍攝等技術，但最重要的還是思考應該給予什麼資訊予觀眾，特別是作為將會演出的體驗劇場，更需要讓觀眾在每一個環節也能參與其中，而不是收費及將觀眾推進劇院了事。故此才有延伸創作的想法，及最後我們也再寄出一些東西給予觀眾，借助真實之物，以解在疫情之下，人被屏幕隔絕，沒法真正參與文化活動的種種鬱悶。

或者不論是現場或網上，大部分表演藝術還是要區分創作者及觀者兩邊，當中總在某程度上涉及權力關係。而在創作者的層面上，如何分享權力予觀者，讓不同人士有更多空間及可能性去參與文化活動，便是我為機構策劃網上節目時不斷叩問自己的主要問題。

3 取於政府，叩問政府

這個問題當直接從政府獲取資源去製作時，便更添政治性，原因是作為公共資源，便更有回饋公眾的義務，當中不只向民眾提供娛樂及服務，更多是引發公眾思考文化的意義，令民眾擁有創作及享受文化的權力。特別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在被嚴密監控及限制自由的情況下，我們將要如何面對未來的文化發展，正是當我得到政府資源後一直思考的問題，而最大的考慮更是，怎樣利用這些資源，反過向政府展示當下的文化問題，叩問政府要如何應對。

即便為康文署創作一個關於阿根廷探戈的網上舞蹈節目《Milonga Online by the sea》，在與高層及職員討論時，我們還是堅持以上的信念。對我們來說，節目完全不是舞蹈表演影片，而是向公眾提問舞蹈的意義。對公眾而言，舞蹈並不一定只是表演藝術，可供觀賞的媒體，而是可以真實參與的日常活動。在阿根廷，探戈是一種家庭與親友交際的生活部分，那麼在香港也有一些人喜歡這種文化，而去參與探戈舞會。然而，不論是政府或是合作團隊，均被電影中那些華麗而媚艷的探戈舞姿影響，而認為探戈影片的目標就是表達美態，我們花了比製作更長的時間，向不同單位解釋節目最終要表達的，是生活，是每個人也有權利去享受的社交文化，它既不色情，也不只有表演性，或者舞姿仍然引人入勝，但最後要關心的還是兩人跳舞時只活在自己的世界內，是人與人的交往的有趣經驗。故此，我們最初已決定不找專業舞者或演員演出，而是真的去邀請在香港參與舞會的一眾「素人」。唯有他們，才能流露出真正對舞會生活的熱情，而不是追求完成一系列美麗的動作。巧合地，疫情期間爆出「舞蹈群組」事件，令闊太包養舞伴的生態曝光，也讓表演舞蹈業界一部分人士紛紛與社交舞團體割蓆，以防舞蹈被媒體及公眾污名化。但事件中充滿的年齡、性別、行業等歧視，卻沒多人出來處理或正視，而由它不斷發酵，成為媒體及公眾茶餘飯後拿來恥笑的話題，老者跳舞，甚或沉醉活動都被標籤。然而，正如是次節目的探戈顧問及大師舞者在訪問中提到：「在阿根廷，當有長者來到舞會，其他人都予以尊重，敬重他們的人生經驗，並希望從他們身上學習更多文化知識，而邀請跳舞，或閒坐喝酒。」那麼在香港，長者參與文化的權利，又如何得以伸張？近來和另一位學者討論到，過往不同年代，社交舞都是香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但近年舞蹈定義似乎傾向指向表演方面，或供人體驗藝術美好的工作坊，而非一般人生活中的娛樂。如何讓舞蹈回到民眾生活的一部分，便成為是次策劃的主旨之一。

最後，以上各種對當下藝術發展，創作人面對的困難，如何讓藝術不被社會邊緣化，而是融入生活等問題，可能正是促成另一個同獲政府贊助的網上訪問節目《未來藝術 － 當藝術遇上科技》的動機。四集節目主題是通過藝術家與科技公司接觸，來探討藝術與科技結合的可能性，但反過來說，就是檢討現在為何就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存在。正如嘉賓之一媒體設計及劇場導演楊振業認為，在香港才還會有人提問藝術與科技應否結合，但在台灣是理所當然，而政府、企業、藝團、設計師也一起合作了。動畫導演江記則問，當參與國際性的大型動畫市場及商場展，其他國家在不同程度受政府協助下，都能推出很成熟的產品時，那個不斷說支援創科的香港政府又如何幫助香港公司？在四集討論裡我都同樣發現一個很嚴重問題，就是政府力推的「創科」只是短視地發展技術，只看生產、量化、速度、成本效益，而忽視科學精神，和科學發展中非常重要的想像力，以致可能只成就培訓技術管理及技工，香港回到舊時一樣，為中國及其他國家作生產基地，反之創作人、發明者卻得不到支援。然而藝術或者是促進科學想像的一個方法。完成四集之後，我發現也許當在藝術上不再視科技為工具，在科學上也不視藝術為服務客戶，而是互相利用對方的思維方式來增進自己，香港才有藝術與科技結合的未來。

結語︰希望還是有的

2020年獲荷蘭藝術節邀請，與來自不同國家及背景的五位文化工作者一起撰寫關於疫情如何影響未來藝術節及藝評的文章。縱然六人的角度不盡相同，但我們仍然相信面對兇猛的疫情，藝術仍能有具創作力的藝術家與觀眾來支撐下去。不過其中智利評論人 Ernesto Orellana G 提到新自由主義下全球大型藝術企業借疫情兼具壟斷網上市場，唯有他們才有能力創造全球上演的免費節目，而藉此建構新意識形態，繼續在人民身上謀利。這回應了比利時文化記者 Wouter Hillaert 認為今天的藝評不應再只討論藝術性，而更要批判資金來源、權力關係、勞工剝削等不平等問題。這樣令我更深切肯定，因為世界發生巨變，推廣文化民主，讓公眾意識到自己的文化權利，關心生產者的背景立場，是否公平正義，是如此迫在眉睫。但因着黑暗的政府前景，香港頓時變成警察城市，藝術創作人及觀眾爭取自由的行為已舉步維艱。不過如上所述，網上演出及交流形式，默默地為推動文化民主帶來一些曙光。而更重要是，我看見不少策劃及創作人都擁有相似信念，至少不是想在觀眾身上榨取金錢、數據、人次、資訊及意見，或僅想借觀眾來完滿自己的創作（慾望），而是思考與觀眾的距離，如何讓觀眾不論是積極或是消極的來參與藝術，重視每一個個體。或者這已在無意識間追求文化民主。就好像近幾周在香港興起的純語音交流網站Club House，雖然中國政府已在農厝年前封鎖該網站，另也有不少網民認為邀請入群制度及KOL霸佔地盤，助長精英及階級化等問題，但仍無阻它成為了新一輪的潮流。無聊如幾十人一起扮比卡超聲音的「Room」也有，由文化人牽頭討論政治及藝術的也很多。但令大部分華人用戶最深刻的，莫過了中港台澳，乃至海外華人一起建築討論政治立場的幾個房間。不少中國用戶在知道以聲音為媒介的網站不太容易受監控的情況下，而願意發聲。即使每個人立場不同，但幾百人仍願意以接龍方式討論超過24小時，我們還是會為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聲而感恩。特別在中國封鎖網站之前，幾個談及有關新疆及西藏的人權狀況的房間，有很多令人激動、悲傷，或支持疆人的故事，更令人感動。這些討論，令我深信我並不是孤獨，即便相隔於網絡，彼此都堅定地表達了，自由及人權是人所渴求的基本，在暗淡的香港，或中國也如是。未來正因為有這些願意付出的人，仍有希望。

參考資料︰

1. 中央社，〈文化民主化 鄭麗君：人民是文化的主體〉。《Newtalk新聞》，2017年10月21日。http://www.wwcd.org/cddef.html
2. Webster's World of Cultural Democracy，What Is "Cultural Democracy"?. Webster's World of Cultural Democracy http://www.wwcd.org/cddef.html, 2017, online resource: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10-21/101242

文章已刊於香港IATC  藝評筆陣 2021年2月

http://www.iatc.com.hk/doc/106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