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王榮祿、李偉能、邱加希、羅雪芬

或者，因為「不加鎖舞踊館」（Unlock Dancing Plaza，下稱Unlock）及藝術總監王榮祿一直活躍於香港舞壇，很難想像原來舞團只成立了十年而已。比對其他同等資源及規模的香港舞團，確實只是一個很年輕的機構，然而十年人事，對藝團來說還是走過了一段不容易的道路。在努力創作及創新，不拘統一風格，就像王榮祿自言也說，Unlock本來就是不停作出改變之下，當現在整個藝團結構及創作方針再次作出重大改變時，究竟他及這個藝團對未來有怎麼樣的想像及期望？正是這次訪問的核心題目。在此嘗試與藝團新的核心團隊傾談，包括藝術總監王榮祿，助理藝術總監李偉能（Joseph Lee）、駐團編舞邱加希（Katie Yau)、行政經理羅雪芬，探討各人如何評價過往所累積的成果，及對現在及未來發展可能性的一些想法。

並非突然改變，而是人在不斷求變

正如訪談甫開始王榮祿就說，其實很難定義Unlock的風格是什麼，甚至所謂對舞蹈的定位，也是因着多年來他不斷更換想法而改變。他坦言，最初成立Unlock，只基於方便集合一班志合道合的人，想做自己的作品，及容易申請及製作演出，然而久而久之便發現，這種為了符合體制的營運模式，甚至必須每年定期製作作品的規律，並不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藝團發展方向。然而究竟怎樣才是最理想？他還是在尋找中，但至少並不是為了追求一些演出數字，或為了供養員工而為，這樣與藝團創作及發展本身是本末倒置的。以致，藝團不斷地在尋找如何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節目及製作為主軸的發展方向，例如早前有「Unlockers」計劃，即邀請幾位舞者與藝團作聯盟的形式，一起去思考及創作，而不是以藝團聘請舞者演出的關係，但礙於資源缺乏及架構鬆散，王也說明不是太多舞者有自己是Unlock一份子的自覺，最後「Unlockers」便變成有名無實的過去式名詞。故此，十年過去，藝團並不是今天才思考結構及營運上的求變，而是一路以來有從創作及人與人合作的理念上的不同嘗試。而到了今天，當王在重新想像藝團未來十年的模樣時，在和來自日本的運動與舞蹈結合的教育及表演團體「Namstrops」合作，並得到啟發後，便開始重新思考舞蹈教育的意義，及藝團如何以人為本出發，去發展一個有機的合作模式。

原是自由身工作者的李偉能及邱加希加入，縱然在Unlock的行政結構上是全新的方向，但他們坦言對此並沒有太大的興奮及緊張，因為就他們看來，Unlock還是Unlock，準確來說它還是一個因為王榮祿的想法，及不同時間有不同人物加入而不斷求變的有機體。以致二人只在這個時間正好為Unlock注入新的血液，為下一波的變動提供養份，成就Unlock的「傳統」。邱加希不斷強調，她的加入並沒有真正改變了藝團，只是成為這又一次的改變的其中一份子而已。不過王榮祿同意，確實藝團在創作結構上確實有了一些轉換，這基於他並不想再以藝術總監的身份去管理屬下的員工與舞者，李偉能及邱加希作為助理藝術總監及駐團舞者，與他並不是以上與下的行政關係，而是功能及分工不同上的網狀式平衡關係。故此在藝團構成上，將不會是以藝術總監為主腦的體系，而是三人一起，在社區藝術、節目策劃、舞作三方面並行前進的局面，讓藝團走上多元發展的路道。

舞蹈對當下來說是什麼？

王榮祿指出，「Namstrops」以體育模式切入舞蹈教育及表演，給予他很多對舞蹈對當下意義的反思。倘若當代舞蹈並沒有特定模式，甚至不斷質疑舞蹈的定義，專業舞者與一般民眾享受舞蹈並不再構成精英與大眾，及階級上的衝突時，究竟舞蹈應該以怎樣的形式與公眾溝通？Unlock這種不被定型，也不拘風格的舞蹈形式，作為一個已經有十年的團體，未來又對香港有什麼意義？甚至，一直以來Unlock都被業界定義為非主流的舞團，或者比對其他當代舞團，Unlock不斷測試舞蹈的邊界，及將舞蹈與不同媒介交流，然而什麼才是非主流？或者對應的主流又應該是什麼？這些都是他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以致，他期望保留創作舞蹈作品的慾望同時，又可以發展出舞蹈與社區有更緊密或多元關係的方式，而因着他對這種落入社區的舞蹈教育形式發展越來越有興趣，故希望縱然自己以藝術總監的身份，但其心力將大多投放於社區藝術，而藝團的節目策劃，包括藝團的藝術節及連續計劃，則由助理藝術總監李偉能負責，而邱加希，則負責其中一些舞蹈表演的編舞。故此，三人的分工就這樣定性了。

代表Unlock的不是作品，是人

然而，即便三人有了很清楚的分工，但他們都強調並不知道這種未知的合作模式將會有怎麼樣的效果，是否能有效地令藝團變得多元，還有待之後的發展及成果才知道。有趣的是，邱加希認為對她來說，作為自由身編舞及舞者，本來就要與不同機構合作並創作，這次作為藝團的駐團編舞，其實沒有改變她一直以來的工作習性，也是與藝團每年一次創作一個作品，故此沒有所謂成為藝團一份子，繼而去影響藝團的感覺。只是她及李偉能也同意，即便他們的職位不同，但在創作時也會互相幫忙，最重要的是，真正令他們感覺到自己是藝團的一份子，並非那個職函，而是有了藝團在資源上的支援，及在創作及工作上互相支持，或者會因為工作習慣不同而需要磨合，偶然有吵架或爭論，但這正是與自由身舞者孤獨地工作不同的地方，是一起在一個群體下工作的可貴之處，也是Unlock容得下不同聱音，甚至刻意創造融合不同性格、各自工作方式、迥異風格等人士於一起的特色。最終，Unlock因為有了這兩人的加入，或將會改變整個藝團的性格，但這也是他們希望或沒法預測的結果，因為代表Unlock的不是什麼作品，而是十年一路到來，構成它的這些創作人及他們對不去將舞蹈定形的理想。

舞蹈發展來到廿一世紀，當在歐洲連「當代舞蹈」這個稱呼也被看成不合時宜時，舞蹈對藝團、舞者、觀眾、社區來說，究竟又該走向怎麼的模樣？當然最後還是要看不同創作人本身對舞蹈的定義及態度來定論。而作為不斷思考舞蹈定位及可能性的Unlock，當三人建築起一個分工清晰，但不希望被形式規限自己，仍保持有機合作及討論氛圍的結構，又將怎樣看待及創造未來的舞蹈的不同方式，確實值得期待。或許舞團來到十周年，所謂的改變，其實只是為了追逐在不斷轉換的時代及社會衝擊下，舞蹈不得不隨人的思維、生活，及對藝術的觀感價值發展的回應。最終，因為有人，因為人與時代並行，一起思考對藝術，對已變遷的社會帶來什麼新的作用，而需要組成新的形狀，放下固有的枷鎖，讓舞蹈藝術變得更在地，更有趣。

 文章已刊於《Unlock Dancing Plaza 10th Anniversary》(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