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塞羅》——一切仇恨回歸到體內
即使不曾看過歐洲炙手可熱導演伊沃‧凡‧霍夫(Ivo van
Hove)的作品,但看過荷蘭阿姆斯特丹劇團網頁內其他作品短片節錄,定會被導演大膽的場景調度,強烈的空間/色彩對比迷倒。以致於我進場前非常期待《奧塞羅》的視覺設計,與導演最為擅長將流行音樂加進舞台的效果。果然,甫開場舞台僅剩下兩張長椅一個沙包的所謂健身房佈局,與把整個後舞台遮掩的幾幅巨大白布,空蕩的感覺異常突出,特別是演出置於那個舞台過大的台灣國家劇院,更見空靈,與奧塞羅一出場便僅一條浴巾包裹身體配合,有種坦蕩感覺,也有剝下外套(包括皮膚),不管膚色如何也同樣是皮囊的意義。問題是,其後的視覺效果,隨着奧塞羅配合旁邊劇組人員推出大型風扇,奧把被吹得歪倒的白布幕拉下來,便不斷地消失,說是簡約,不如說是特意去掉視覺刺激,讓所有的呈現方式均集中於台中央小小的玻璃屋內外(因為劇院也實在太大),更重要是,集中於語言,來突出劇中人物內心的仇恨。
導演刻意用白人演員飾演奧塞羅,打破一直以來不同劇團細心塑造的黑皮膚摩爾人形象。像之前波蘭華沙新劇團《非洲故事》中的奧塞羅,也要讓一位白人把整個頭臚塗上黑色,當他脫去所有衣服時,其黑頭白身便形成對比,以強烈的視覺效果把故事中種族分歧呈現,這可說《奧塞羅》的「傳統」演法。然而,這次的《奧》就連演出海報也只有白人大頭像,擅長視覺的導演竟然放棄黑與白對比來處理種族歧視,這莎劇中異常單一及明顯的問題,以致即使對《奧》故事略知皮毛的觀眾,面對失去象徵歧視、仇恨,那形諸於外的黑,反倒有一種疏離,從而對舞台上猜忌、妒忌的表達,其仇恨的本源有更多懷疑及思考。演出裡有關一切種族歧視,也僅只用語言交代,包括奧妻迪蒙娜父親對奧的暗示,奧塞羅的旗手伊阿古不斷投訴這位阿拉伯人等,一切也來得很寫實,導演沒有利用其他舞台效果加強種族的問題,以使將仇恨的問題,很大部分集中於伊阿古及奧塞羅身上,將階級、權力、妒忌、猜疑、自卑等人性黑暗面的欲望置於普世的人性層面。白人奧塞羅減弱了表面上的種族問題,讓奧變回「普通人」,伊阿古更被貶回為一個典型的卑鄙小人,讓人性本惡的問題變得更為宇宙性,更形突出。這種不得不面對/屈服自身惡之心的宿命論,可以說更貼近莎劇口味。
更有趣的是,演出把整個劇院的空間化為一片大空地,除了上述作為奧塞羅與迪蒙娜寢室,那個小得可憐的長方形玻璃屋外,演出的其他場景根本沒什麼東西,一兩張沙發便解決了所有的辦公室、軍營、戶外等場景處理問題,演員在空曠得令人窒息的劇場內跑動,對,是用跑的,有一種視覺上的真空,使整個不多使用玻璃屋的上半場變得何等無聊,卻每每生出一份空洞,甚至心寒。故此我不認為導演是那種什麼思考劇場本質,回歸劇場本源才讓舞台空虛的人物。當中的空,是別具意思的。誠然,從美感而言,上半場真的是徹底失敗,舞台完全不能幫助演員及劇情發展,演員在太大的空間面對上千觀眾,在連黑色化妝也失去的一刻,僅能用裸身的,傳遞能力有限的情感與觀眾交流,那是何等薄弱,而剩下的語言、台詞,便成為演者最後的武器。反過來說,觀眾也只能透過語言來感受演者的情緒,及至追及劇情。我們不得不只集中於看、聽演者的動態及說話,同時讓一切人與人之間的愛與恨的基本問題,回歸到人的玉身之內,切合主題,把種族問題拋棄,就連劇場美感也被剝下的瞬間,人性就僅由人的肉體來表達。至於玉身之外的空,則是聲嘶力竭地向觀眾拋擲仇恨情緒的演出的延伸。我們可見演者把自身能量擴展到空的空間,但因為舞台太大而徒勞,而能量上的、表演性上的無力,又正好與演者台詞裡那些暴力隱喻形成對比,一種欲望不得發泄的狀態,在各個演者身上是如此顯眼,就像久沒運動的肌肉嘗試伸展一下,骨骼發出堅硬的脆聲,力量快要失控一樣,在下半場爆發。
經過了空蕩的上半場,集中於玻璃屋內及靠近觀眾席前台範圍的下半場便有很強的動感。導演將所有的重點放於奧塞羅的心理變化,由懷疑妻子不忠到確信,最後到仇恨不能壓止,也只在於語言之內,沒有太大的動作與舞台配合,沒有可添加的戲劇效果表達內在的感情,而只僅有其身上象徵權力的軍服與妻子的(絕對的)純潔,及在燈光之下如夢幻童話的玻璃屋形成複雜的對比。可以看出,奧塞羅內在的情緒是透過空間的空虛得以表現,是虛無而毫不具現。情況在伊阿古身上的妒忌也是一樣,不過他還可以透過利用青年羅德里格,來突出他的陰媒,除此他別無其他方法,不過是向奧塞羅堆疊一些謊言。更重要的是,導演請來摩洛哥裔作家哈菲.波瓦札(Hafid Bouazza)重新翻譯劇本,或許是背景改為現代軍區的關係,伊阿古與奧塞羅的對話是毫不迂迴,直接得像沒有太多營造欺騙的效果,結果觀眾當然可以看到伊阿古怎也有多少陰謀步署,但在簡潔的舞台,沒多道具及人物交流下,看不出陰謀佈局有多精心。以致,看起來伊阿古向奧塞羅「告密」的一段便變得異常重要,但伊阿古寥寥幾句,一兩個以退為進說話技巧,奧塞羅便像一直在期待聽到迪蒙娜出軌的結果一樣,輕易地相信謊言,而且下一秒便直接跳到發現手巾的一幕,再來即是經典的奧塞羅殺妻一段。和逐步舖陳的上半場完場不同,下半場情節急速轉向,突顯了奧塞羅對自身非白人身份的自卑感,軍人敵我分明,夫妻宗教不同埋下的深層次矛盾(奧請妻子發誓,妻子說若有出軌便不是基督徒,奧大叫穆罕默德),及對妻子有無限支配欲望的特質。這個一旦被點燃憤怒便迅速行動的奧塞羅,和在男人完全地擁有無上話語權的舞台,迪蒙娜沒有內涵只有美麗的存在,純真且貞潔得有點魔幻,片面得連角色也說不上的人物,便形成超現實的對比。兩個人在情感、理智、對愛的態度、生存的理由等,也是何等的脆弱。如果此版本中迪蒙娜僅是花瓶,那與之一幣兩面的奧塞羅,同樣只是典型希臘悲劇式的悲劇人物,同樣地,毫不立體,但這樣不立體的性格,女性為了貞節或男人為了面子而埋沒自我的生存方式,
是何等的現實,真實得令人心寒。
最終,酒吧打鬥一段配上導演擅長的流行音樂效果,令舞台出現姍姍來遲的流麗畫面。奧塞羅與迪蒙娜在玻璃屋內裸體,觀眾相隔着薄紗模糊地看到二人追逐,殺妻,血泊畫在玻璃上,也很有劇場質感,但僅僅只畫面上的漂亮,完成一個必須要完成的結局而已。對比之下,之前伊阿古妻子向迪蒙娜說為何男性可以逢場作戲,為何女人便要守住貞節云云,到最後更因刺破伊阿古的謊話而被他殺死的兩段,更具重量。她那躺在一旁,那個追求女性自由及真相的屍體,卻無人問津,而被奧塞羅的後悔掩沒,反有一種理性、真話不論何時也被忽視的感覺,是對仇恨/後悔的最有力的反思。
觀賞場次︰2014年11月16日 2:30pm,台北國家戲劇院
文章已刊於《Art Plus》2015 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