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認識一位在港工作的日本人，她很喜歡劇作家三谷幸喜，當知道我經常演出，便相約觀賞是次《笑之大學》。看過第二次重演，也聽過觀眾說演出很有日本味，然我在想，縱然我們覺得演員的動靜很日本，但在全球化年代，活在一個由媒體塑造文化形象的世界，更難分別那些躹躬送禮甚至說話斷句及節奏，是一種香港人想像日本人的文化符號，還是真與日本文化貼近？而且故事營造的是二戰時的氣氛，那究竟我們憑藉哪些元素，判斷演出具有時代氛圍，演員演得神似？或說，演員需要的，是模仿真正日本人的態度，還是該表達香港人眼中的日本符碼？我把演出是否很日本的問題，交給日本朋友處理，她答道︰「很像！他們連服裝也很像電影裡的兩位演員。」原來我們還是得靠媒體符號來建構文化意象，但至少由一位日本觀眾說出來，仍是更有說服力。

翻譯演出固然要處理文化轉換及模仿的問題，基於先天理由，面對歐美作品，從外形到文化底蘊也好，本地演員怎也沒法完全模仿，而那必然是把幾個的典型印象堆合。然而《笑》不同，在透過媒體及旅遊而(自以為)熟識日本文化的觀眾面前，在外形及民俗性上演員也可以更深層地貼近日本形象的基礎上，以致，模仿，成為了評價糊塗戲班四次演出的重要一環。由於故事線很簡單，場景也是一桌兩椅式的對談，故劇團也深明日本化對演出的重要，就是為之潤色之餘，也為觀眾多一份風俗、時代的投入感。不過即使除卻這些日式小把戲，例如日式舞台設計及借升降刻上日文星期的木板表示時間流動，單看兩位演員演出，已很具日本風情。誠然，陳文剛（飾劇作家椿一）及鄧偉傑（飾審查官向坂）有很出色的表現，總能把人物刻劃細緻，把氣氛抓住，例如僅是開場陳氐一個人在辦公室坐立不安的小動作，鄧氐在門外借小窗作個窺探，已構成很具壓場感的張力，致會有當陳氐耐不住無聊欲想翻開桌上文件，卻被鄧氐突然奪門而入嚇倒的，以更緊張的力量打破之前的緊張感，而誘發笑位。至於是否像日本人的問題，我還是沒資格批評他們是否很像（六十年前）日本人，但他們確實在模仿日本人的幾種典型上花了不少功夫，其中最費神其實不是那些漫畫式的誇張表情及動作，而是語言，有見他們說話時往往在動詞、連接詞之後留下一個小頓，這也是日語中常見的狀態。另外在某些詞語及句子收結上，刻意急速收結，也是日語的促音及敬語的表現。這不是香港電影一般模仿日本人說話時，只在尾句加上「ka」的可比擬。值得一提， 因為有幸看過第二次重演時，陳氐及鄧氐曾嘗試將角色對調演繹，當時發覺演員及人物總有疏離感。今次重看便明白， 兩位演員的形態，還是較適合現在的分配，原因是陳氐的外形有一份脫不掉的溫柔，當加上內心的堅定，著實演盡了一種滿肚冤屈，卻忍辱負重，積極面對的劇作家椿一；而鄧氐的外形較為寬壯，飾演嚴肅的審查官自然事半功倍，加上他有一種很強的喜劇感，往往漸滲一點不苛言笑的幽默，那就是向坂的內心矛盾。溫柔之餘不忘堅定，嚴肅之下不乏幽默，就是演出中兩位角色的最重要對比，也是一直以來上一代日本人給予我們的印象，而兩位資深演員，是從頭到腳也演盡個性，可以說，連笑聲也聽出一份日本味道，那怕只是一種符號式的印象。

《笑之大學》劇本討論的是「笑」的存在意義。或者我們直覺以為笑是一種宇宙性的能量，然而能讓我們發笑的源頭，往往來自一些共有認同的文化底蘊，民族上的相近素質。尤其劇本所要散播的，是一種在大笑之後留下陣陣餘韻，對生命及生存有幾許反思的狀態，當中更需要一份對時代、背景、文化的投入感，才能有效地傳遞予觀眾。糊塗戲班透過有效而濃郁的模仿，著實做到了，也把劇本中提倡的「笑很重要」及「堅持自己」的信念，通過香港人所認知的日本典型，笑起來。

文章已刊於《Art Plus》2012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