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旅館》 —— 西夏不再是隱喻
去年導演甄拔濤獲浸會大學邀請，以試演方式導演《西夏旅館》，要以一小時的長度演出四十多萬字的小說內容，當然也只能是故事一個小部分的拼湊而已，所要做的是帶出小說中借西夏滅族而引申的身份迷失問題，藉以與應香港族群分裂危機對照，當中仍未能觸及整個故事本身。今次的《西夏旅館》第二版，演出長度增加了，資源也充裕了，可說是上一次的完整版本，然而從內容上看，沒有提及更多上次未觸及的小說內容之餘，卻反而在小說框架之上，加插一些觸及香港歷史的新情節。可以說，這個完整版本一開始就不是要完整述說《西夏旅館》小說，而且越走越遠，而僅旨在擴大小說中提及的身份危機主題，把原本西夏滅族只是一個隱喻，作為誘發觀眾聯想香港族群分裂問題，變成今次具體化呈現，將西夏滅亡與香港危機置在同一舞台上，讓觀眾不用想像，而是直接被宣告，它們是一樣的問題，演出的姿態像消費一樣，觀眾只能選擇信，或不信。
看過一些《西夏旅館》小說評論，大多把小說提及的西夏滅族，與作者駱以軍的身份扯上關連，大談內地移民台灣的人民與原居民的深層矛盾。然而西夏對應台灣，或香港身份問題，一直僅是聯想、隱喻，但是次演出則將本體及喻體並置，將一切具體化。演出起先以《西夏旅館》小說內容為基礎，講述主角圖尼克自稱最後一位西夏人，並逃到西夏旅館，尋找被自己殺死的妻子。其後發展了新的情節，他們相遇，並回憶起他們參與世貿遊行、反高鐵集會等香港事件，同時間演出又回到談及小說對西夏王朝滅亡的描述，西夏人自相殘殺，眾叛親離。期間又有在時間交疊的空間，圖尼克更被邀請放棄西夏人身份，加入西夏旅館族的新情節。如此，我們不可能分割西夏及香港的論述，而必須視之為一體。演出的情況正好如它引用小說的一句話︰「用別人的故事去拼湊自己」。將香港當下族群分裂提升，必然性的如同西夏問題一樣的滅族危機。以致，演出失去了小說給予讀者一份可供想像、玩味當中虛幻的空間，甚至將「西夏」一詞作為比喻功能減弱，它沒有把要說明的形狀的想像維度拉闊，讓觀眾對主體有更多面向的了解，而作為「香港族群危機」的一個代詞，一個簡明而美麗的符號。
另一方面，演出大體談及身份重疊，被剦割，族群被撕裂等主題，回看演出的佈局，不論佈景、音樂、服裝，也呈現出一種異國情調的民族風格，當中隱約知道內裡出現幾種不同文化的音樂或視覺美學，但卻被整體的完整性而模糊化、符號化，最終我們沒法知道當中的部件代表哪個文化，而僅是一種可供消費的「民族風」拼湊。情況就像香港人很喜歡說去吃「西餐」，然而從來不是要指定哪個西方國家的食物。最後「西餐」已是一種港式料理，是以模仿及湊合多個文化的餐飲分類。如此，演出視覺所能表達了的，不是文化、民族被統合的過程，而是呈現了被統合完成，「和諧」化了的世界，變成可供消費的民族風視覺，一個華麗而隱去民族性的美感。也許這正好與「西夏」直接比對的香港身份被模糊化及被剦割契合，然而這份華麗背後的暴力，並不易被解讀。
提及華麗，不得不提演出中的錄像。錄像設計楊振業發揮他多年劇場媒體經驗，其效果強烈而迷幻的影像，完全地承托了整個演出的氛圍，為演出添加了更多的想像空間。另一位演員蔡運華，今次則去掉了近年華麗的感覺，以較質樸的方式演繹妻子。要知道她比其他幾位表演者，在表演確實較具經驗及成熟，但她仍能一起配合，雖然她出場不多，但卻有一種因為她以鬆弛的狀態表現緊繃的角色張力，從而承受了各人不同的風格，讓表演變得完整。
最終，我還是欣賞導演把「西夏」作為隱喻，改為直指香港問題的勇氣，對，是需要勇氣，因為創作人現在把理念直面地投擲向觀眾，觀眾只能選擇接受與否，當中沒有半點舒氣的空間，也沒有更多的思考性，及可供玩味的角度。可以說，他是堅信族群分裂已是宇宙性的，而且是必須關注的問題，才有氣度把一切拼湊起來，不留餘地。只是，我可以想像喜歡《西夏旅館》小說那種宏觀視野，游走於錯綜複雜的想像旅程的讀者，未必接受演出這份對號入座。以致當我們要把小說與演出比對的話，演出的胸襟便必然被比下來，也叫因為駱以軍及小說才慕名而來的觀眾失望。
觀賞場次︰
文章已刊於《Art Plus》2012 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