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八月剛離開前進進家庭，緊接便要到台北與朋友聯辦插畫及攝影展覽。台灣接洽單位名為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其幕後為一個台灣地產財團，但近年著手在文創方面發展。據知該基金會已開始發展六至七個文創空間，而今次我和攝影師友人Andrew Wong參與的，便是位於台北雙連的新空間中山創意基地。此地建於1930年代，前身為台灣省菸酒公賣局配送、零售倉庫，於1999年隨台灣菸酒專賣制度的廢止而閒置至今。

透過台灣的劇場朋友介紹，七月我到台北看波蘭劇場時認識了基金會負責人，原本我們只希望在今年十或十一月於基金會旗下另一個文創空間舉辦展覽，但負 責人卻告訴我們中山創意基地於九月開幕，遂邀請我們到那邊參觀；我們看到場地，覺得不錯，縱然只餘一個月左右的準備時間，我們仍決定冒險一試。

參展過程中，我們看到台北在經營文創空間上，與香港的模式有頗大的差別。或許是台灣人本身的質地使然，感覺上台北營運者沒有香港的制度化、行政先 決，而且對於創作者有一份在香港怎麼也找不到的尊重。至少，除了作品的擺位配置外，他們完全不過問創作內容，沒有審核程序，也沒有甚麼可以或不可以展覽的 範圍，甚至關係到一些場地配置上的改動，他們也沒有干預，只是提醒要還原場地便可。這種「不過問」，我不認為是不理會，或單單的信任問題，而是台灣人根本 性的文化素質︰自律與包容。他們相信人與人的關係之餘，更信任創作者的判斷力。這對創作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3600尺的空間真的太大了罷

有一點很令我倆佩服的是，有次我們想在場地四周張貼宣傳告示，指引觀眾到場。剛巧辦公室沒有負責職員，我們便硬着頭皮詢問保安可否張貼，而保安先生 竟指着另一個展覽的海報說︰「可以！人家可以，為何你們不可以？世界沒有這樣不公平的。」我們再問剛回來的職員，他們又說︰「甚麼地方也可以張貼，請盡量 貼吧。」行政與管理永遠是絕對的香港，總不能這樣吧。

我不能說台北的展覽系統較好，因為這種人性的管理模式，也衍生出很多問題，例如展覽場地安排經常改變，也因為對創作人的放任，連帶便是甚麼也需要親 力親為，協助／干預很少：包括計算尺寸、宣傳推廣上、裝卸上，乃至完結後的清理工作，也沒有香港服務至上的待客之道，而是自力更生。對越洋來到搞展覽的我 們來說，著實因此而有點難適應……

劇場︰《星之暗湧二○一一》(10/9/2011)
展覽期間，反正晚上無聊，便四出看劇。剛巧碰到黎煥雄的新劇《星之暗湧二○一一》上演，演員又有Fa，當然要看吧。導演把二十年前同名劇目重演，談及日治 時期一群無政府主義志士的悲劇奮鬥史。第一次到牯嶺街小劇場看演出，還要是位於二樓的場地，感覺很妙。演出位於破落大樓的轉角處，兩旁一邊是灰牆，另一邊 卻一排舊式大窗。燈光從建築物外牆透過這一排窗口映照進來，地上全是有濃烈野草味的枯葉，正前方一旁有一扇破舊的門，六名演員從該是建築物露台的空間奪門 而入，緊張、呼叫，急速地吞吐空氣。他們輪流演着不同的人物，以日記形式讀出各人的經歷，而其他人則以形體演繹情感。氣氛沉重，情緒則透過其他演員，從說 話人中分拆出來，呈現出既渴望爆發卻又抑鬱的悲痛，而那是生命被拉扯到快斷的狀態。導演利用了不同馳張、看似很抽象的動作，將情緒分拆成不同的細份，再利 用演員的互為補合，又把感情連繫回來。觀眾就在現場，活生生看着人的感受被撕開而後再重疊的痛苦。在牯嶺街小劇場古雅氣氛的襯托下，一陣陣濃郁的歷史悲涼 便冉冉襲來。僅看氣氛營造，已值回票價。

導演說想在二十年後再重演，看看這種談及上一代歷史／身份的演出，對今天的青年可有衝擊。我想，所謂的衝擊，就是青年的「熱情」吧。當年，無政府主義的這班人，是要將生命也燒盡，來換取不可能實現的虛無。那麼，今天的青春、革命、熱情，又可以是甚麼呢？

好丘有機農產品店

文化村 － 好丘
展覽期間不少其他文創空間的負責人到來參觀，該是來看看這個新場地如何發展吧，從中我們認識了一些朋友，並被邀到其文化村參觀。今次我們到了由發展有機產 品的Simple Life公司策劃的文化空間︰「好丘」。這是個由台灣的舊眷村改建而成的地方，當中包括商店、餐廳、周末市集及展覽館。這些文創空間的環境優美好像是必然 的事，而「好丘」更多了一種緊扣台灣本土農業的氣質，重點是，他們把農業及其他副產品一併包裝成高尚而不庸俗，成為一個在形象上不輸給大企業的個性品牌。 我們坐在餐廳裏喝喝咖啡，看到窗外人來人往，老頭、情侶沒有消費，不過把這個地方當成是公園，閒坐山丘，和市集朋友聊聊天，我心想，這樣才是建設文化空間 的意義吧。

好丘戶外景致

回港之後，有幸到參觀會展中心舉行的「Fine Art Asia」拍賣會。我不談論當中展品的藝術性及價格，然而經歷了台灣這一次旅程後，我會問，究竟這個香港場館有尊重過藝術嗎？場地不過是設置了一個接 一個的四方形攤位，供人買與賣。策劃者、買家、賣家，有沒有想過要更善用空間，營造怎樣的氣氛？突然想到不少藝術人士對西九硬件／軟件上有各式各樣的意 見，然而我們似乎忽略了，最終接掌西九的那班員工，或可能只是一心搞場地租用而已，即使硬件如何靈活有彈性又如何？我們何曾討論過，創作人與管理者在空間 運用上，在策劃節目上時權力平衡的問題？還是，在香港，根本沒有討論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