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期第一次知道一百年前香港從來不是「小小漁港」，也不是由此承蒙聖恩搖身突變成為國際都會。自此便知道城市中的每一個設計、工程，乃至宣傳口號，背後也盛載着一種目的，並逐漸影響我們的生活及思想。《樓城》正正以某些角度告訴我們，這個城市是如何被設計。然而，縱然今次曾訪問了二十八組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人士，標榜着「引錄劇場」之名，但我要言明這種角度和政府的宣傳在本質上沒有分別，並不客觀，只是偏面，也只是某種角度，卻裝置了怨氣、感懷、盼望，人情味濃。

這次的「引錄劇場」，陳麗珠開宗明義不是要觀眾看記錄片，縱然訪問了不少人，但最後導演還是將語言提煉及磨合。縱使最後我們還能在角色表上看到演員飾演着某幾個被訪者，然而在舞台上，在眾多如詩化了的藝術調度之下，在演員的冷靜地讀出被訪句子的情況下，演員只是語言的載體，他們不似在演繹某某人士，而只是在伸述某個人的說話。例如我們透過另一個演者知道陳玉蘭在某個時段「飾演」陸恭惠，她說出陸的說話，然而卻沒有陸的姿態，也沒必要扮演陸恭惠，而變成陸恭惠的語言的載體而已。

這樣縱然演出基本上由訪問構成，卻沒有展示被訪語言的意圖及力度。演員冷靜處理被訪句子，卻有意投入感情於一些由導演建構的場景，可見導演刻意淡化被訪說話的力量。在虛實混淆，以片段拼貼的劇場處理下，有時我們難以分辨哪些是被訪者的說話，哪些是導演的說話。這如同我們在文章中沒有使用引號框起引述的內容，而只是以第三者身份述說／演繹當中的句子，讓讀者融合作者與引述者的思維及語言。這樣便正正把主體(被訪者)與語言分隔，隱下被訪者的身份，留下話語，再給予演員玩味這些失去源頭的說話。如此，因為被訪者的名字在場上缺席，訪問句子則要獨立存在，在沒有了名目、身份及身份背後的價值觀及經驗之下，它們失去或減弱了本身的力度，即同一句「我們太善於容忍」的對白，由陶傑本人、李鎮洲飾演陶傑或李鎮洲覆述陶傑說出來，三者的重量也有分別，而導演則選擇了最後者，讓語言盡量離去作者(本體)，在載體(文字、劇場、演員)之上表達出近乎只有語言本身的詞義。那即使整個演出由訪問為起點，到最後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導演在台下吞下一切說話之後，再在舞台上吐出他的語言，成為導演的詮釋：淡去引錄當中的怨恨、無奈、人情世故，在陳麗珠的掌心揉搓之下，變輕了，變得溫柔。

導演利用這些引錄材料，以「進劇場」溫柔的處理手段，訴說「南中國海上的石頭」的故事，從城市設計及建構、政策及施行的方向出發，再一次回顧雞寮木屋、第一個公屋計劃、基建工程、溫黛、舊區清折及重建等香港建設歷史，一切也很觸動人心。在以樓宇建設及城市規劃的角度，來看我們正在居住的地方，確實理清了不少建設上的原委，同時也生出了多少人情味：女孩為了終於有屬於自己的家(四塊牆)而喜；工人感懷起高樓大橋的苦樂，同樣很令人回味。然而當述說天水圍的情況時，便顯得有點突兀，這並不是原於當中演員散發的怨氣所造成，而是比較之前所說的香港歷史片段，天水圍「問題」本身的歷史價值似乎不高。我們固然知道政府如何規劃天水圍，讓不同的「問題」並置於此。然而，從地區性規劃而言，天水圍的歷史價值，遠遠不及如上環、灣仔甚至荃灣沙田在香港整體樓宇及建築歷史上的代表性及影響力。更何況演出只是針對天水圍居民的心情，而沒有伸述當中與規劃之間的矛盾。也基於之前所說導演的「溫柔」處理，在這個片段中脫離邵家臻本體的邵家臻的言詞並未能將市民的怨氣和市鎮發展扣上，使天水圍這個片段只說出居民心態，而沒有演出前半一直舖陳的歷史性。誠然，天水圍作為城市發展的一部份，它的新聞價值遠遠大於其歷史價值，邵家臻亦然。

不過這一段其實也無傷整體演出流暢的調度，演員雅緻的演出，配合BRUST TV精準的錄像投影，讓演出飽滿而被付予一份詩意。只比較那些太表面化及具象的箭頭錄像塞滿四方空間，以示擠迫的畫面，我還是喜歡導演輕描淡寫，卻畫現人情味的調動︰職員坐下來，旁邊的電話在響，他在小小的辦公桌上伸一伸手，拿起鄰坐前的一個電話，說着同事不在，請留言。一個小小的片段，才有血有肉地述說了香港辦公室究竟小得如何，僅透過電話的距離，完全立體地呈現香港職員所身處的空間。我很欣賞這種借小道具說故事的片段，這比起在建築投標一段上，各人借蹲下、伏下、躺下，表達「價低者得」的有趣，更具人性，更見深度。

《樓城》，借「引錄」之名，充實了「進劇場」的內涵，因着扎實的訪問，更襯托出藝團特有的溫柔。今次確實意圖(Will)明確，繼而建立(Build)了具個性的，屬於「進劇場」的「引錄」世界。一個很值得鼓掌的嘗試，期待繼續發展。

文章已刊於IATC出版，《同行在劇評路上》劇評文章選輯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