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演如此沉重的法庭審訊題材的劇目，難度也太高。如導演謙辭之言，自己的作用不大，重要的是演員自行發揮，我想也不無道理。在這樣嚴肅而沒多變化的場景內，在只有依次序講對白的結構之下，讓演員與對白裸露於觀眾面前，以致說對白時一點的不自然或遲疑，也被放大得很突兀。然而，各演員確實做得很出色。這是很少見到情況，沒必要刻意稱許那一位演員，因為全體的水平也很高，先不必說馮祿德、葉進或林立三等的厲害，即使是站在台下那四位不動不言的憲兵，那份肅然的情態，已值得佩服。

演出不斷論及公義與責任的問題。二戰後國際軍事法庭審理納粹戰犯，先是戈林為首的核心戰犯，其後是演出所及的那些主要司法要員。控方力指他們這些決策者一定有罪；辯方卻說他們不過是為國效力，只在努力守護所愛的國家。縱然導演在場刊說那一邊較合理並不重要，但演出明顯已為此事作了判斷：在面對近六百多萬猶太人被屠的事上，那些鼓吹者無論如何也沒有借口或需要原諒。正如最後，前德國法官因寧(林立三)對希活法官(馮祿德)說自已根本不知道最終會演變成屠殺時，希活說：「由你第一次判一個無罪的人死刑時，你便知道會如此」，這是對身為法官的最大指控，也是對作為守護公義的最有力說話。

很欣賞希活判各人有罪後，艾孚士法官(葉進)突然在庭上說自己反對這個結果。觀眾大笑，也許那個時刻太突兀，也可能觀眾以為艾孚士只求自保。然而，這個劇的精髓正是所謂公義，其實各有說法。艾孚士正正道出，沒有所謂正確判斷，而是只有在當時當刻作出最合理的選擇，一切也待歷史見證。

整個演出，很在意開幕時的一段，一位今天的步兵一邊翻閱希活法官的筆記，訴說1998年前美總統克林頓在《羅馬條約》簽了字，承認國際刑事法院的權限，卻會讓美國出兵干涉他國時有所限制。我記得當時這事件釀成很大的政治風波，克林頓不但得不到議會的支持，甚至被同黨派人士杯葛，當然也包括布殊的大力反對，讓這位快要下台，有史以來民望最高的總統突然眾叛親離。同樣地，在演出尾聲，希活法官判處各人有罪，也得不到任何一方的支持，包括德國人、同盟軍、他的好友貝浩夫人，甚至同事的艾孚士法官。這讓我將之聯想及劇場空間的立場及姿態，繼《十二怒漢》後，它又選了個沉重的改篇法案題目，還要作為「十周年鉅獻」主打。在這個娛樂至尚(至少傳媒是如此教育我們)的世代，張可堅在演後言明：「有時沉重一下也不錯」。為了守護自己的立場及信念，逆流堅執而行，我想克林頓、希活，乃至張可堅也有此的氣概。不過劇場空間也不至「眾叛親離」，至少大會堂全院滿座，掌聲不絕。至於在眾人謝幕時，見導演及某些演員紅了眼睛，是為了遇上知音而喜？無論如何，這些紅眼睛確令氣氛更沉重，讓觀眾更為此審判肅穆。

文章刊於《城市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