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故事本體不大感興趣，反正不過是典型的《罪與罰》式故事。反而，對於Woodly Allen的改變，及電影的主旨與以電影建構理論感到新奇，然而這又使我對他創作這種「簡單」故事的意義更感興趣。

透過K對Woodly Allen的迷戀，我開始對他的早期作品感興趣，而又同時發現Match Point原來有別於他以往的作品，即沒有Comedy(我不把它譯作喜劇)的元素，而只保留幽默的因子。 起初以為這不過是和阿活的年齡掛鉤而作出的新嘗試而已，然而當我將之與電影的主旨Luck & Lust對照，卻發現一個有趣的詮釋可能，也許阿活想學習傅柯的態度，而對觀眾說：「不要問我是誰，也別想要我永遠不變」(傅柯《知識考古學》引言)。

電影要說的是幸運在人生的重要性。正如阿活及男主角Chris說，縱然努力是重要，但我們不可逃避命運往往支配著我們的將來，人生就是由多樣的巧合blind chance 組成，而幸運亦是一種實力的一種。誠然，電影製作(尤是剪接)正是由巧合拼湊而成，女主角總會幸運地遇上男主角，總會看到某個關鍵時刻，讓二人的心在一起；奇人奇俠總會幸運地在大門關上前一刻逃離，有時還夠時間拾回帽子。如此，所謂「幸運」，不單指涉主角的經歷，故事的流程，更直指向電影製作本身，即是，在故事中，幸運本身是超然於理性或科學，但同時又呈現於電影邏輯的理性思維。導演最後更加上「夢」，這種非理性卻總要被科學化的事件於其中，並一再質疑所謂的「理性推理」，成為「笑位」。

如此一來，「夢」成為導演以「幸運」挑戰人生及電影邏輯的非理性時，亦同時超越自身的再以「幸運」質疑觀眾這種「自我矇騙的參與者」的無知。傳柯認為，就連佛洛伊德也知道，精神病之所以納入醫學範疇，並不是基於科學理性，而是醫院的權力，而在電影中付予警察「夢」的力量的，正是導演的權力，然而同一時間，Chris的「幸運」，也是來自導演的。如此，即使我們知道一切的幸運，以及欲解構這樣扭曲事實的非理性的夢，也不過是導演一手安排，但我們依然會為主角可否得手而緊張，或為警察竟透過夢而知道一切而鼓掌。這種自我矇騙與我們相信人生可掌握及不信「幸運」理論可謂同一道理，更透過Chole表現出來。即我們與導演共謀，相信電影中的幸運與夢，而成為邏輯，卻隱去導演的權力意志，讓導演存在於隱晦的位置及超然於觀眾的信念之外，令人與「幸運」變成客體，變成結構之下的組合元素，卻故意忽視背後的權力意志，而以為主角說的幸運理論是正確，並有證可依。

這樣，電影透過故事帶出幸運理論，來質疑人對人生的支配性及相信因果論的無知；另一方面又以電影角度，再反質疑人相信幸運及將一切合理化的愚昧。二者又同時被支配於導演的權力，但導演又因觀眾的無知而隱於電影之中。阿活繼《美蓮達與美蓮達》玩弄電影的可能性後，今次似乎提升到玩弄建構電影的本質及挑戰並超越電影結構，然而故事依然簡單。

也許這是我借傅柯為電影而詮釋，然而若我沒看到最後的那個老土的夢，也不會將主旨與電影本身連結起來，縱然阿活也有可能是非自我的建構這種質疑結構主義的邏輯，但他也有在行使權力之時，亦同時參與自我欺瞞的工作，成為超越導演角色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