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還是法學院的學生時（對不起，我實在不習慣稱它為社會科學學院），附近的丹陽街有一間很有名的燒臘店，陳舊的招牌上寫著『名門』兩個字。還記得，第一次去是大一時系棒的黑衫軍學長帶的，大夥練完球，學長說 『走！ 帶你去吃空心菜炒牛肉』。到了那看一下菜單， 發現根本找不到這一樣，正覺得奇怪時，一個學長用客家腔很重的中文跟老闆喲喝了兩聲。然後，我吃到了在台北第一樣覺得好吃的東西。

一盤八十塊。


我就是這樣與『名門』邂逅的。

同時，我也看到了他。


我不確定我是不是認識他，或者說，我不知道我與他的關係到底該怎麼界定。我在丹陽街混了五年，每次去吃飯時，他有時候在，有時候不在，第一次看到他時，他大概十五歲吧，不高，瘦瘦的，發育時期的國中生大概就是那樣子，他在一個我想是他叔叔的人旁邊幫著忙，有時候擦擦桌子，多數時候負責端飯給客人，看起來很有精神，表情總是帶著笑容與努力表現出來的認真。

說實在的，除了付帳時候類似『少？』『80， 謝謝』之類的對話，我在五年級之前與他說過的話真是屈指可數。


大五的時候，我搬到了景美，當然也搬離了那個旁邊有玩棒球草地的宿舍。原本以為，大概與丹陽街的記憶就到此為止了吧，不過故事就是這樣，如果丹陽街不消失，那麼故事就會持續下去。


一個懊熱的中午，空氣中罩著讓人窒息的濕氣，台灣的亞熱帶氣候讓我頭漲發麻。上完早班以後，我還得接著上午班，那正是ｓａｒｓ肆虐的時節，部裡的餐廳也因此關閉。我不得已，只好騎著機車跑去了丹陽街的名門。


名門的招牌旁總會掛一個小牌子，上面寫著『今日特餐』四個大字，下面會有另外一行小字寫著諸如『鵝肝油雞飯』這樣的標示，意思是這項的價格比平常大概少五塊。


我一進門，對著老闆說『一個鵝肝油雞飯帶走』。

那老闆熟練地先在便當盒裡裝了白飯，加上一些高麗菜、酸菜及滷蛋，但他還來不及幫我切肉時就去招呼別的客人了，於是當年的那個小男孩過來幫忙完成那個便當。其實好像不能說完成，因為他把原本已經半完成的便當擺在旁，
重新替我裝了一盒滿滿的白飯，加倍的高麗菜，還有我敢說是一定比平常份量多很多的油雞跟鵝肝。

我看著鼓鼓的一個便當，反而不好意思了起來，這時倒是他先開了口，
『你畢業嚕？怎麼今天穿那麼帥？』

其實我也不過穿件襯衫而已。

『喔，算吧，我在打工。』我這樣回答。

『在哪打工啊？』　他接著問。

『喔，在外交部。』其實我有點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或者說，我很怕回答了之後會讓他覺得不好意思或什麼的。


我當然不是說在外交部打工有多了不起，但對他來說，外交部可能是一個非常遙遠陌生的名詞。

我能夠這樣說嘛？　就說，我是看著他長大的。

當我十八歲初到台北並看見他時，他只是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小孩子。讀大學的這幾年每次去到名門，我就可以看到他忙進忙出地在幫忙。我甚至不確定他有沒有念高中，也許是念夜校吧，因為我曾看到與他同年紀的孩子找過他。

有一件事我覺得好難以接受但卻又那麼順理成章的是，當我歷經一次又一次的期末考，一次又一次的失戀，在台大校隊打過一場又一場的棒球賽，在椰林大道走過一遍又一遍之後，他也就這樣長大了。

而我發現對他的記憶，似乎只存在名門這個地方。

沒有其他的了。


他從一個稚氣未脫，只能端端菜的小孩子，變成一點點江湖味，熟練地操著菜刀的大人。

雞肉的油漬隨著他刀起刀落，四處飛濺。


我發現自己對他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隱隱約約之中我總是想跟他成為好朋友，想要多認識他一點。

他對我似乎也是吧。

所以他寧願給我一個超大的油雞便當，那似乎已經是他能表現出最大的友善了。

我記得學期初的時候，他會問，『你們開學囉？』

學期末的時候他會問，『放暑假了沒？』

寒暑假的時候我就會聽到，『你家在台北喔？怎麼不回家？』

我知道他總是想問一些最簡單，同時也是他唯一知道關於我的一切的問題。只是為了跟我講幾句話。

似乎是，他很想了解在他從小長大的這條擁擠狹小的丹陽街旁邊，那棟日式老建築物老被稱為台大法學院的學生，是怎樣的學生。

會不會跟他不一樣？又或者是，他也能夠有一個台大的朋友?

讓我難過的是，我們都知道彼此過的是完全不一樣的生活圈。

而我很難跟他透露一點我的世界。


當他知道我念政治系時，他開玩笑的說，『那你將來要選立委喔？』

我只能苦笑。

我其實很想跟他說，沒有啦，其實我們系上有分政論公行國關三組，我想當外交官．．．等等。

我沒有這樣說。

我很怕在講出任何一個艱深的字之後，會從他臉上看到疑惑的表情。

那樣我會很難過。

我的世界。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