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凌厲的是生活。特別是賦予意志與意義的生活。宛若一種行動。革命是集體行動（或瘋狂）。而行動，可以回到個體，並具體作為思維的直接反射。不偽飾。又直又猛。以藝術的形式。

　　《另類‧愛人‧同志》，導演芭芭拉‧漢默/Barbara Hammer挺進二次世界大戰時抵制德國、納粹的克洛‧卡恩/Claude Cahun與馬歇爾‧摩爾/Marcel Moore這對女女戀戀人的藝術與生活。猶如記述傳奇。經由小島居民的口中悠化出對她們的觀感，再搭配諸多相片與歷史畫面的串流，有著濡慕的氣味地，將朦朧的霧從她們的身影裡剝除。她們便到了夜的細縫處，變成光。

　　零雨的詩寫到〈用一隻箱子的空間呼吸〉（《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時報出版）。擠壓而侷促之間就顯示女性的幽微與深沉。Barbara在有限的文本的框架底，就有了濕漉漉的思慕，流轉自如地演練兩位藝術工作者的獨特與勇敢。而她們的箱子，就浩瀚地成為一獨立自生的宇宙。我們繼續被那些光影淋濕。雨季無限。

　　詩人鴻鴻說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土製炸彈》，黑眼睛文化）。但在對C.C.和M.M.的紀錄底，默卻更迫切地意識到，詩或者藝術，都將作為對抗生命的方式。

　　而這樣堅決地貫徹自己信念的姿態，難道不該被鎖在固定模式與社會體制底的我們所感激？難道還能無視於她們即使充滿被暴力對待而仍舊開啟的那樣美好，另一種活著的可能性？

——97/10/09，午后，國家電影資料館，「２００８女性影展」試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