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婦女承襲宋代漸趨謹嚴的禮教束縛，雖蒙古外族奔放的氣息加入，仍難逃中原傳統禮教的約束，我們從《古今圖書集成》中所載的「節婦」、「烈女」傳記（註一）搜尋，可清楚看到，自宋以降，「節婦」、「烈女」的人數較之前代，明顯暴增。

所謂的「節婦」不單指已嫁而能守節者，未嫁而能守節者，也可以算為「節婦」；「烈女」並非單指未嫁而能守貞者，就算已嫁而能守貞者，也可以算是「烈女」。二者最主要的差異，在於「節」與「烈」二字，「節婦」只是犧牲幸福或毀壞身體以維持貞操，而「烈女」則是犧牲生命或遭殺戮以保貞潔。

根據董家遵〈歷代節婦烈女的統計〉（註二）一文所歸納的表單人數顯示，宋以前的「節婦」人數僅佔百分之○‧二六，單宋代就佔百分之○‧四一，共一五二人，元代更加超前，佔百分之○‧九六，共三五九人；至於在「烈女」的統計數目，宋以前佔百分之○‧八，有宋一代佔百分之一，共一二二人，元代則躍升為百分之三‧一五，共三八三人。

從史料所載的人數來觀察，我們可以窺見，元代婦女並未因外族的介入而能逃脫禮教的束制，反見更加沉重的精神負荷。

對元代婦女而言，漢人的地位既低下，身處於父權禮教壓力下的底層婦女，地位更加不堪，再加以整個元代社會舊有價值、階級、制度的顛覆轉換，社會人心一直處於浮沉不安的狀態，又元朝廷的貪污腐敗，縱放特殊階層恣意不法，奪人產業，姦污婦女，無惡不作，種種痛苦，加諸於廣大民眾的身上，底層婦女的悲歎，即在此種社會氣氛下，無助蔓延。

（註一）《古今圖書集成》─〈閨媛曲〉。
（註二）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頁一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