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2008年第7期

20世紀80年代某年臘月二十三的晚上，人稱小年夜，我們一家人圍桌大啖囤積的蛋白質、脂肪和飲料。
有人敲門。
小年一般無訪客。開門，一位60多歲的寬臉大漢站立，像門框鑲的一幅畫。他笑得沉靜，鬍鬚濃密，如同說：“看你們能不能認出我，看你們在吃什麼。”
“喲！”我爸如夢方醒，“白長歲！”
我媽同時喊：“白長歲！”像搶答。
我把手裏的雞腿放下，想——從他的鬍子、帶笑意的細長眼睛和摔跤手的身姿想起，他叫白長歲，我爸的戰友。
“快進屋，進屋……”我父母迎他進屋，大喜過望。白長歲矜持地蹭蹭鞋底，撣撣衣服，進屋坐下。
“哎呀，十年沒見面了！”我爸說。
“十多年了。”我媽予以糾正。
白長歲可是在戰場上救過我爸一命的。在遼沈戰役攻打錦州的時候，他們是騎兵。而“文革”中，他們有些戰友被打死或自殺了，因此，經歷過兩大劫難的戰友相遇，均有隔世之感。他們上次見面是在20世紀70年代，“文革”剛結束時。
我爸激動地述說，越說越快，我媽伴以淚水。白長歲專事吃肉喝酒，父母說完，白長歲也吃飽了，解開褲帶並咧開大嘴笑，露出堅固的牙齒。
“我這次來，”白長歲用下巴指我，“來看他。”
父母把目光轉向我，驚訝，我更驚訝。當時我二十五六歲，除剛結婚外，別無業績。白長歲從遙遠的地方來看我什麼？
白長歲從錢包裏掏出一張照片，是他和我的合影。照片上，我們倆長得特別像。我那時十來歲，他四十多歲，在瀋陽。
他說：“我老了，想念好多人。除了去世的，我打算見所有我想見的人，所以我去了雲南、青海。我女兒在北京，我打算在你家停一
下之後到北京過年。”
我爸大惑不解：“你繞這麼大的彎兒，就為看我兒子？”
“難道不行嗎？”白長歲反問。
“行，行！”我爸給他斟酒。大家還是困惑。白長歲對大家的疑惑並不理會，展開第二輪吃喝。白長歲曾把師長的土黴素藥粉倒掉，給戰馬梳小辮、紮紅頭繩等等，是阿凡提式的人物。我父母迫切地等他開口，他卻若無其事地啃雞爪子，把炒黃豆一粒一粒丟入嘴裏嚼，最後捧起鋁盆喝白菜豆腐湯，說：“你們這些人腦袋不開竅。”
“對，對。”我爸終於等到他開口了。
“那時候，”白長歲說，“我們在瀋陽的大西客棧一起住了半年，你治腰病，我也是，‘文革’時被打傷的。我和你兒子一起玩兒，我講故事，他背詩，我們倆還一起上動物園。後來我想，他長得和我這麼像是為什麼呢？時不時拿照片瞧瞧，琢磨這孩子現在長什麼樣啦？昨天早上一醒，我決定到你們這兒來看看，這就來了。”
我父母哈哈大笑。白長歲從帆布兜裏掏出一把銀鎖、一小塊麝香，還有奶豆腐、黃油給我，竟沒給我爸什麼禮物。後來，他們談至深夜。第二天，白長歲坐淩晨4點鐘的火車赴北京。
此事至今已過去多年，我想起來有時發笑，有時感動，覺得人與人之間確實存在一種不需要理由的想念，或者說愛。人與人的愛可以超越利益、年齡、性別，甚至血緣。我沒有圍困長春，也沒在戰壕裏分吃豆餅，但白長歲愛我超過愛我爸，貌似滑稽，實則真切。一種無來由的想念也是親情的一種。好比說，一個人如果是一棵樹，所念者不單純是土壤、水分和陽光。如果我是樹，也想念在我身上落過的小鳥兒，想念風和一去不返的流雲。人與人的親善，並不一定是你對我好，我生感謝，孜孜于施與報。放眼看，歲月之中那麼多溫暖的眼神和手掌都值得記在心底並深深懷想之。我幫過白長歲什麼？今夕何夕，他卻來看我。
去年我與友人一同回到當知青的赤峰縣東方紅大隊。日落時，從隊長秦舉的家裏吃過飯出來，秦舉用右手攥我左手，走在積雪的村路上。當年，我們這些知青餓了、想家了，就到秦舉大哥家吃飯，擠在炕頭唱歌。他欣欣然照顧並沒圖一絲回報，至今依然掛念我們。走到汽車前，秦舉的手還不鬆開，使我無法用右手握他的右手道別。這時候，你覺得手有表情、有語言。手用手溫說話，沒說完的時候它不鬆開。此刻，嘴裏的語言反顯笨拙、虛假。
白長歲來到我家也說：“來，把手給我。”他拉著我的手，看手心手背，握緊，好像手就是我。我不過是無數平凡人中的一個，無事蹟值得別人牽系。凡人的愛如青草一樣卑微，卻在每一寸土地上生長。
寫到這兒，想起我的老師、詩人安謐的一首詩：
爬山啦
把手給我
涉水啦
把手給我
那邊呼喚啦
把手給我。
如果男女與血緣是美麗的花，其他的情緣則如同深綠的草地，叢叢簇簇，在花的背後鋪遍天涯。

(白長歲說：“你們這些人腦袋不開竅。”
是的
我腦袋不開竅
但因為這篇文章
我的心開竅了
腦袋不懂
心懂了
所以莫名地喜歡這篇文
心有戚戚
反反覆覆的看

這是一篇能療傷的文
我又一次愛上了鮑爾吉•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