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出生於中國河北，曾任天主教花蓮、高雄教區主教，並多次擔任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1998年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擢升為樞機，為台灣地區首位樞機。2006年發現罹患肺腺癌，爾後展開「生命告別之旅」巡迴演講，希望把握機會，傳達人生思維

　　你年輕時曾立志當醫師、水利工程師，最後為何投入神職？

　　小學時，某天我突然頭暈，渾身不對勁，當時真覺得我就要死了，接著昏了過去。不知過了多久，醒來時看母親拉著我的手，淚流滿面卻莫可奈何，因為鄉下沒有醫院。還有一晚，我半夜被鄰居大聲喊痛的聲音吵醒，原來隔鄰的伯父突然腹痛，找郎中推拿，卻愈來愈嚴重，痛了三天三夜就過世了。我的感觸很深，這麼身強體壯的人，怎麼一下子就離世了？於是我立下生平第一個志願，我想當醫師，到鄉下救人。

　　讀中學時，華北發生一百五十年來最嚴重的乾旱，又逢戰時，外地的糧食運不進來，日本兵、國共游擊隊還向人民要糧，搶奪家禽家畜。年輕人能逃的都逃了，剩下老弱婦孺。很多人走著走著，就突然倒在地上死了；有人餓得沒力氣走路，連「救命」都喊不出來；水溝常看到小孩子的屍體，任由野狗啃食。我親眼見到這樣的慘況，感傷萬分。我感覺當醫師只能救少數人，如果我當水利工程師整治黃河，解決水、旱災，豈不是更有貢獻？

　　我就讀的小學是所天主教學校，當時的校長是位匈牙利裔德籍神父，中文名字是隆其化。我讀中學時，日本人攻打中國，很多居民躲進教堂避難；眼看日軍就要衝進教堂，只見隆神父伸開雙臂，擋在大門前，日本人的刺刀已經逼近眼前都不怕。日本人最後懾服於他的英勇，隆神父因此救了好幾千人。

　　華北冬天的氣溫常在零下七、八度，積雪半個人高，隆神父卻常騎著腳踏車，到鄉下幫人看病。我覺得他真是了不起，不是每個人都能犧牲奉獻，成為替他人服務的神父。於是我決定投入神職，只要我把理念傳達給教友，教友之中，或許能產生更多醫師、水利工程師，救更多人。

　　戰時顛沛流離的生活對你造成什麼影響？

　　中日戰爭時，公路一度被日軍控制，每隔幾公尺就有一個砲樓，所有行經的民眾都必須停下腳步，接受盤問，惟獨對外國人較為寬鬆。中學時，學校有一名匈牙利傳教士，留著一把大鬍子，他常騎著機車，鬍子隨風飄揚，好不神氣，鬍子也成為他的通行證，日本人不會刻意刁難。某天，神父騎機車去我的縣城。當時我要回家，我騎腳踏車跟在他背後。我起初很興奮，騎得很快，但愈騎腳愈痠，與他的距離逐漸拉大。經過某個砲樓時，突然聽到日本兵大聲吆喝，可是我聽不懂，心裏一急反而騎得更快。接著「砰」的一聲，一顆子彈從我耳邊飛過。神父聽到槍聲，連忙和日本人比手畫腳，請他們不要開槍。當時子彈只要偏個幾公分，我就沒命了。

　　戰爭經歷的種種雖然艱辛，卻讓我成為上帝的見證。生命一定有遭逢危機、困難的時候，人生在世一定會遇到挫折，但只要想辦法戰勝難關，生命就可以得到提昇。

　　請描述得知罹癌前後的心情轉折，你如何平復心情？

　　檢查出罹患肺腺癌時，我一度相當震驚，心想我不抽菸不酗酒，「為什麼是我」？經過半小時祈禱，我逐漸平靜下來，反而想「為什麼不是我」？我也沒有特權可以不生病啊。現在環境污染嚴重，罹癌者愈來愈多，我想這是天主的安排，讓我親身體驗，藉此鼓勵病患，與其哀聲歎氣，不如把握每一天，將餘生度得更有價值。

　　你曾表示，「癌症對身心靈有許多好處」，稱肺癌為「小天使」，你對疾病、死亡的看法為何？

　　不要成為疾病的奴隸，要反過來讓疾病成為你的小跟班、小天使。所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若我們以較正面的態度解讀這首詩，那就是奉獻到生命的最後一分一秒。生命總有終結的時候，不論長短，都應盡力貢獻自己。信仰的力量，可以化恐懼為安慰。死亡就像隧道，通過這條隧道，就能永遠活在天主的大愛中，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無須畏懼。

　　為何會想舉行「生命告別之旅」巡迴演講？最想傳達的理念為何？

　　當我將巡迴演講定名為「生命告別之旅」時，很多人勸我，說這名字太直接了，但我相當堅持。

　　中國人太畏懼死亡了，很多醫院沒有「四樓」，和「死」諧音的字都很忌諱，其實大可不必如此。我希望藉由巡迴演講，告訴大家不要被疾病、死亡控制，要好好利用、發揮生命，創造豐盈的人生，最後滿懷幸福地離開，走得大方、從容。

　　你病後的養生之道為何？

　　醫師曾問我，希望採用何種治療方式？我說：「醫師是專家，我是門外漢，我絕對是最合作的病患，一切配合醫師診療。」我認為「癌症交給醫師，調養得靠自己」。有些病患認為藥物會產生副作用，便棄而不吃；有人整天躺著不動，對身體都沒好處。教會曾想指派特別護士給我，但我認為能自己做的事，就不要麻煩他人，因此拒絕了。我每天自己做早餐，把剪花、掃地、洗衣當運動。唯一比較特別的，是我改吃素食，因為素食能讓身體呈鹼性，不利癌細胞發展。

　　你曾公開呼籲廢除死刑，原因為何？

　　生命無價，生命不屬於個人，而是上天的恩賜，我們怎能隨便毀滅生命呢？萬一有人受冤枉被處死刑，就算某天洗刷冤屈，卻再也沒有彌補的餘地。況且，許多受刑人大都來自破碎的家庭，他們背後都有一段段辛酸的故事。

　　我常到監獄演講，我問受刑人：「你們覺得監獄外比較自由，還是監獄內比較自由？」大家都大聲回答監獄外。我跟他們說，自由其實在一念之間，在監獄中行動不自由，但脫離了不好的環境、朋友，你的心靈反而更自由。應該把握坐牢的時間自我反省，一次失足沒有關係，但要爬起來，就會有東山再起的一天。很多受刑人聽過我的演講都感動流淚，可見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你一直希望打造「真福山社福園區」，請分享此園區的意義。

　　現代社會問題多，人口老化、許多老人缺乏照料；離婚率高，無辜的孩子像個皮球，被大人踢來踢去，沒有愛，心中自然充滿仇恨；學校著重升學，學生卻沒有機會學習生命的真諦。因此，早在十五年前，我們就取得土地，計畫設立「真福山社福園區」。但就在開始籌建時，政府立法禁止在水源區一公里內開發山坡地，工程只好暫緩，直到二○○二年法律修改，「真福山社福園區」才得以動工。園區包含活動中心、修道院、安老院、育幼院，另規畫宗教博物館。「真福山」的名稱，一方面紀念福音中的「真福八端」，另一方面希望來此的人，都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你曾以「慈悲與愛——當基督遇見佛陀」為主題，和星雲大師對談，你認為不同宗教信仰間的相處之道為何？

　　立意良善的宗教都是出於「良心」，在思想混亂的時代，宗教有助道德提昇，引發人的慈悲心。

　　不同的宗教相異點當然很多，但相同點也不少，我們應該多看相同點。我認為「宗教交談」非常重要。十二年前，我們和佛光山一起舉辦國際會議，數天的時間中，天主教徒和佛教徒生活在一起，互相觀摩，不是說服對方放棄自己的宗教，而是互相尊重，了解對方的信仰。

　　你幸福嗎？

　　現在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候，我常說要把「身體留給大地，財產交給朋友」。死後成為「有機肥料」，也算回報大地；我沒有錢，信仰就是我的財產，我要把這寶貴的財產，交給所有的朋友──每個聽眾，都是我的朋友。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被愛包圍，「愛」時時提醒我：「這場賽跑已接近終點，更要竭力向前衝刺，分秒必爭，勝利在望。」我能把身心靈都奉獻給天主，真的非常幸福。 (黃瀚瑩採訪)


(講義雜誌 vol.249, Mon, 03 Dec,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