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12 20:40:31海殤君
開起更寬廣的「經濟想像」
從端午節的黑心肉粽到612的準教師大遊行，從電視新聞媒體與政府政策的短視近利到某家商業電台繼公視之後，開始轉播王建民的比賽，從因為經濟壓力父親帶兒子自殺到全台憂鬱症人數上升。
以上這些看似不相干的新聞事件，其實背地裡卻都共同呈現出對於當今台灣每一個人，在經濟生活上最寫實的描寫與想像。這樣的描寫與想像有兩個共同一致的特性：第一，用個人式的解決之道處理社會問題。以黑心肉粽為例，在媒體報導下，以製造恐慌的方式不斷強調、攻訐黑心的業者並運用新造的「黑心」這樣的詞語強力的譴責，逼得當事的肉粽業者，不得不做出自我銷毀肉粽的個人式解決方式，但是卻忽略了其實該業者也是跟消費者一樣，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買進可能有病死豬的肉，可是我們新聞報導的方式與輿論的內容，卻都傾向具備著將造成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下惡果的責任，由少部份的製造者承擔的意味。
G..Johnoson在《見樹又見林》一書中，開始第一章就直接指出，用個人式的解決之道，根本無法處理社會問題。因為個人的行為只能處理個人眼前的問題，但是卻會把事件問題的當下，對造成個人問題的大結構的責任睜眼姑息、忽略不計。這是一種對大環境對人不公，卻要個人承擔姑息的軟性暴力。就好像1848年的法國，當時大環境的結構是人民投票權是有財產限制的，能投票的人口居然只佔不到全國的百分之一，許多中下階層的因此對當時的法國政府抗議，而當時的首相吉佐卻只是冷冷的說：「趕快發財就有選舉權。」這樣的情形不就跟現在準教師大遊行前，教育部呼籲：「請專心準備甄試，別辛苦上街頭」一樣的冷血、一樣的轉移焦點、一樣的卸責嗎？
政府如此，許多輿論對於準教師大遊行為的抗議，也都傾向於建議轉職，換言之許多人依然一直把教職的取得與否視為一種個人在生涯上單純的就業問題。卻以此規避整體台灣社會中，已經失衡的生涯就業的結構性問題。殊不知，一般會走向教職，最主要的原因是提供了一種能夠學為所用的可能，尤其對於許多在社會就業上是冷門科系，但是在教育上有明確可教的科目。於是在過去幾年，修習教程人數的急遽擴充，正另一方面的反映出許多大專以上的高等教育結果，受到就業市場的壓抑與扭曲，以致於流轉到教職的牟取上。
也正因為如此過於盛行「個人式」的思考方式，台灣社會大眾對於經濟生活的想像出現了第二個特性，那就是「從民間社會到政府，都缺乏開展整體又務實的發展方向，只能做短視進利的一窩瘋跟進」。最明顯的就是現在的政府在施政上諸如老人年金競相喊價般的短視，以及一窩瘋的媒體報導，而之支撐此現象的正是一個過度野蠻的市場機制。就如同鄭陸霖在《後工業機會》的序言中所指：「放任自律市場反而常常導致結構陷阱與人性扭曲，缺乏審慎的制度創新引導，惡質的市場競爭甚至可以導向社會失控的野蠻退化」。但是一般升等小民卻都喪失對此機制的察覺，反而墜入另一種「個人式」經濟救贖的解決之道：樂透彩券。且看某一則樂透彩券的電視廣告，廣告的開頭是引用日本電視冠軍的一個踢足球來得獎金節目，當在滂陀大雨中，踢球的人最後還是沒有如願把所有號碼踢下來之後，該廣告以諷刺的口吻說得獎要這麼辛苦嗎？這廣告所隱含的意思是，不要發展自己個人任何像日本電視冠軍那樣的專業能力，只要能一瞬間抽中大獎就好。跟日本的電視冠軍最終得獎的感動落淚不同的是，你看不到廣告中上台的老婆婆有什麼令人覺得傲人的專業與努力過程，有的只是一種僥倖，這種僥倖卻反而很可能扼殺了人們在社會中多元專業行業的開展，反而往眼前熱門產業的中心靠攏，形成如Robert H. Frank在《贏家通吃》一書所描述的社會。
解決方法似乎已經呼之欲出了，第一步就是節制過於野蠻的市場，這不僅僅只是要求政府管制，也不是只有一昧的訴求個人式的解決方式，而是需要民間社會的自我覺醒並結合部分政府作為，來進一步的發展與壯大現在既有的非營利組織。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王建民的轉播。原本王建民登上大聯盟，由於轉播價錢太過於高昂，使得原本有興趣的某加電視台放棄轉播，但是之後卻由商業營利色彩較淡的公視，不計成本，並透過接受捐款的方式，把王建民的比賽播出，而神奇的是，在轉播後廣受好評與台灣特有棒球文化根基的支持下，迫使原先基於市場利益而不願意轉播的商業電台反而又回過頭來跟進轉播。
第二步是把在台灣社會中原本蘊藏，但是卻備受野蠻市場壓抑的人力資本與創新活力，有系統的釋放。這樣的前例並不是沒有，最可以參考的例子就是支撐目前日本動漫的最底層根基--「OTAKU」（一種由下而上結合動漫迷、文本與生產的文化實踐）。最後，是把如此發展出來的活力，形成一種無法被取代的「文化產業」，並把這樣的文化產業，替代目前已經漸漸淪為代工的高科技電子產業。畢竟，當今台灣的經濟情況已經不能用過去以出口為導向，同時發展有形的賺錢產業為主，因為政府一方面遭遇到外資僅投資我國股市卻不投資我國產業的窘境，另一方面有形產業的本身，就有高度可被替代的生產線，那就永遠有會移往中國等低勞力成本地區的出走困局。
這時所要做的重大轉移，是要發展「無形的」、以知識經濟為主要部門的擴充。而這正是恰恰醞釀出自於多元文化的根基，並再以此根基逐步擴及到社會服務、電腦資訊、文字工作、娛樂（包括電影動漫等）等無形的服務部門。由於此部門需要獨特思維而有的創新能力，是融合人獨特的生命經驗而形成的，所以在指向國際的同時又不會有擔心產業外移的問題。這樣的釋放，不僅僅只是解決高學歷失業人口與流浪教師的問題，如果許多人能跳脫台灣野蠻市場的扭曲，以另一種諸如寫作、唱歌、表演等甚至帶有生命式地流入各種行業之中（如同電視冠軍中，諸如園藝、翻修、蛋糕甜點等各行業中總是融入人性的感動訴求），那麼這個社會就應不會有這麼高的憂鬱症，以及處處都會出現自殘或害人的慘劇，同時也在社會文化風氣上，壓抑著黑心商品的生成條件。如此的思考，這才是目前從民間到政府必須正視的方向。
以上這些看似不相干的新聞事件，其實背地裡卻都共同呈現出對於當今台灣每一個人，在經濟生活上最寫實的描寫與想像。這樣的描寫與想像有兩個共同一致的特性：第一，用個人式的解決之道處理社會問題。以黑心肉粽為例，在媒體報導下，以製造恐慌的方式不斷強調、攻訐黑心的業者並運用新造的「黑心」這樣的詞語強力的譴責，逼得當事的肉粽業者，不得不做出自我銷毀肉粽的個人式解決方式，但是卻忽略了其實該業者也是跟消費者一樣，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買進可能有病死豬的肉，可是我們新聞報導的方式與輿論的內容，卻都傾向具備著將造成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下惡果的責任，由少部份的製造者承擔的意味。
G..Johnoson在《見樹又見林》一書中，開始第一章就直接指出，用個人式的解決之道，根本無法處理社會問題。因為個人的行為只能處理個人眼前的問題，但是卻會把事件問題的當下，對造成個人問題的大結構的責任睜眼姑息、忽略不計。這是一種對大環境對人不公，卻要個人承擔姑息的軟性暴力。就好像1848年的法國，當時大環境的結構是人民投票權是有財產限制的，能投票的人口居然只佔不到全國的百分之一，許多中下階層的因此對當時的法國政府抗議，而當時的首相吉佐卻只是冷冷的說：「趕快發財就有選舉權。」這樣的情形不就跟現在準教師大遊行前，教育部呼籲：「請專心準備甄試，別辛苦上街頭」一樣的冷血、一樣的轉移焦點、一樣的卸責嗎？
政府如此，許多輿論對於準教師大遊行為的抗議，也都傾向於建議轉職，換言之許多人依然一直把教職的取得與否視為一種個人在生涯上單純的就業問題。卻以此規避整體台灣社會中，已經失衡的生涯就業的結構性問題。殊不知，一般會走向教職，最主要的原因是提供了一種能夠學為所用的可能，尤其對於許多在社會就業上是冷門科系，但是在教育上有明確可教的科目。於是在過去幾年，修習教程人數的急遽擴充，正另一方面的反映出許多大專以上的高等教育結果，受到就業市場的壓抑與扭曲，以致於流轉到教職的牟取上。
也正因為如此過於盛行「個人式」的思考方式，台灣社會大眾對於經濟生活的想像出現了第二個特性，那就是「從民間社會到政府，都缺乏開展整體又務實的發展方向，只能做短視進利的一窩瘋跟進」。最明顯的就是現在的政府在施政上諸如老人年金競相喊價般的短視，以及一窩瘋的媒體報導，而之支撐此現象的正是一個過度野蠻的市場機制。就如同鄭陸霖在《後工業機會》的序言中所指：「放任自律市場反而常常導致結構陷阱與人性扭曲，缺乏審慎的制度創新引導，惡質的市場競爭甚至可以導向社會失控的野蠻退化」。但是一般升等小民卻都喪失對此機制的察覺，反而墜入另一種「個人式」經濟救贖的解決之道：樂透彩券。且看某一則樂透彩券的電視廣告，廣告的開頭是引用日本電視冠軍的一個踢足球來得獎金節目，當在滂陀大雨中，踢球的人最後還是沒有如願把所有號碼踢下來之後，該廣告以諷刺的口吻說得獎要這麼辛苦嗎？這廣告所隱含的意思是，不要發展自己個人任何像日本電視冠軍那樣的專業能力，只要能一瞬間抽中大獎就好。跟日本的電視冠軍最終得獎的感動落淚不同的是，你看不到廣告中上台的老婆婆有什麼令人覺得傲人的專業與努力過程，有的只是一種僥倖，這種僥倖卻反而很可能扼殺了人們在社會中多元專業行業的開展，反而往眼前熱門產業的中心靠攏，形成如Robert H. Frank在《贏家通吃》一書所描述的社會。
解決方法似乎已經呼之欲出了，第一步就是節制過於野蠻的市場，這不僅僅只是要求政府管制，也不是只有一昧的訴求個人式的解決方式，而是需要民間社會的自我覺醒並結合部分政府作為，來進一步的發展與壯大現在既有的非營利組織。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王建民的轉播。原本王建民登上大聯盟，由於轉播價錢太過於高昂，使得原本有興趣的某加電視台放棄轉播，但是之後卻由商業營利色彩較淡的公視，不計成本，並透過接受捐款的方式，把王建民的比賽播出，而神奇的是，在轉播後廣受好評與台灣特有棒球文化根基的支持下，迫使原先基於市場利益而不願意轉播的商業電台反而又回過頭來跟進轉播。
第二步是把在台灣社會中原本蘊藏，但是卻備受野蠻市場壓抑的人力資本與創新活力，有系統的釋放。這樣的前例並不是沒有，最可以參考的例子就是支撐目前日本動漫的最底層根基--「OTAKU」（一種由下而上結合動漫迷、文本與生產的文化實踐）。最後，是把如此發展出來的活力，形成一種無法被取代的「文化產業」，並把這樣的文化產業，替代目前已經漸漸淪為代工的高科技電子產業。畢竟，當今台灣的經濟情況已經不能用過去以出口為導向，同時發展有形的賺錢產業為主，因為政府一方面遭遇到外資僅投資我國股市卻不投資我國產業的窘境，另一方面有形產業的本身，就有高度可被替代的生產線，那就永遠有會移往中國等低勞力成本地區的出走困局。
這時所要做的重大轉移，是要發展「無形的」、以知識經濟為主要部門的擴充。而這正是恰恰醞釀出自於多元文化的根基，並再以此根基逐步擴及到社會服務、電腦資訊、文字工作、娛樂（包括電影動漫等）等無形的服務部門。由於此部門需要獨特思維而有的創新能力，是融合人獨特的生命經驗而形成的，所以在指向國際的同時又不會有擔心產業外移的問題。這樣的釋放，不僅僅只是解決高學歷失業人口與流浪教師的問題，如果許多人能跳脫台灣野蠻市場的扭曲，以另一種諸如寫作、唱歌、表演等甚至帶有生命式地流入各種行業之中（如同電視冠軍中，諸如園藝、翻修、蛋糕甜點等各行業中總是融入人性的感動訴求），那麼這個社會就應不會有這麼高的憂鬱症，以及處處都會出現自殘或害人的慘劇，同時也在社會文化風氣上，壓抑著黑心商品的生成條件。如此的思考，這才是目前從民間到政府必須正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