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塑膠工藝品公司任職至1979年10月份時，在《星檳日報》報章里獲悉該報的編輯部要聘請校對員，就執筆書寫應征函寄上。不久後就接到報館來函叫去面試。面試當天，來到報館，走上二樓，來到盡頭的校對組，問了該組主任總編輯的辦公室的所在。原來就在校對組的右側。扣了扣門後推門進去，遞上我的面試信。當時的總編輯是謝詩堅先生。我在應征函中有寫上曾是畢業刊的總編輯，再加上手寫的字體還算工整秀麗；他看過後，只問了一些無關痛癢的私人問題，原來他也是廣東大埔客家人。我心里想：同鄉再加上老總遇上小總，不錄取也說不過去吧？果然他就吩咐我十一月份來上班。

校對組由一位女主任 ( 昌明嫂 ) 及一位男副主任 ( 林天慶 ) 領航。組員男女都有約十來個。在此我認識了當時有寫稿筆名叫卡西比，現還在報館任編輯主任的嘉輝兄。他有個姐姐也是在這報館的設計部工作。由于年齡差距不大，再加上興趣相仿，後來又透過他認識另一位在植字部的鴻杰，我們就成了當時的三劍客。每天一起去吃晚飯，在晚飯後工作時間還沒到之前，會到報館左側的一排長堤坐下閑聊吹晚風， 或者沿着蓮花河路走到路頭的小三角交通島坐下看熙熙攘攘的過客。

校對組采輪班制，我被編在午,晚班，午班是上午十點上班至下午六點; 晚班則從下午三點至晚間改版付印為至。做晚班時最怕晚間有突發事件，我們得等到新聞弄好後才能松人。在校對組五個多月的日子中，我每天因校對文稿，除了學會看各家人馬字跡獨特，龍飛鳳舞的字體外，也學懂了很多字匯及錯別字。其實報館為省時快捷，寫稿時用的簡體字很多都是自創，在字典里找不到的。

在校對組做了數月，電訊翻譯部因一位職員申請到新聞部外勤官員離職後出現空缺，我就試着去申請。總編輯就給了我一篇英文電訊，限時去翻譯成中文。最后我通過了測試，在16.4.1980 轉去電訊翻譯部服務了。

電訊翻譯部和國際電訊翻譯部分開，電訊翻譯部主要是翻譯那些有馬新社(BERNAMA)，路透社(REUTER)及法新社(AFP)所電傳的馬來文及英文國內新聞稿及體育新聞。這個部門的同事連我只有三人，另兩位是這部門的主任陳治峰和現還在報館任高職的謝良生。我主要是翻譯英文稿的體育新聞，同時也幫忙翻譯一些國內的新聞。謝先生除了翻譯國內新聞外， 還翻譯馬來文報的社論。他在翻譯後， 都拿給我幫他作第二次檢閱，以確保不會出錯。我在此該感謝他，他此舉也讓我學習了很多翻譯的技巧，因為有些語句是不可能直譯的，需要意譯。治峰身為主任，他負責選稿和分配工作，他也有翻譯。我們這部門的三劍客可謂合作無間。遇到新年特刊出版，我們也會由編輯分發翻譯一些特稿，賺取一些外快。

在《星檳日報》工作，就好比生活在一個大家庭里。平時有同事生日或喜慶，大伙都會一起慶祝。同事中也會在假日一起去郊游或去露營，一來可紓解工作壓力，亦可藉以增進友誼。我們還不時拉隊組織“大吃會”。這在我離開《星檳》後，我還有回來參與它的這些活動。

這樣美好的工作環境直至我在1981年7月成功申請到公務員 - 初級移民廳官員後就離開了。
很可惜的，《星檳日報》在後期因經營不當出現了經濟問題，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停刊了，邁入歷史長河里。但它給我的美好回憶，至今難忘。偶爾遇到老同事，聊起前塵往事，還是不禁唏噓！

 

 

《星檳日報》的校對職位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