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02 17:29:51糖糖
八家將
「八家將」的起源，根據學者對於傳說和文獻考證歸納，大致有五種說法：
一、大洞天真君下凡，轉世作為「五福大帝」的部將；
二、清末「五靈公」的部將為台南軍營除瘟；
三、大戶人家的家丁或清代縣衙巡捕審堂體系神格化而來；
四、地藏王菩薩的部將；
五、城隍所收服的山賊或「城隍十二爺」的脫胎。
上述的說法中，以第二和第五兩種最富故事性內容和台灣民間信仰的傳奇色彩，成大歷史系石萬壽教授相對地堅持第三種說法較具有嚴謹的考證基楚，不過許多學者同意他與「五福大帝」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許多資料顯示，臺灣最早的八家將，是由臺南府城的「白龍庵」所發展出來，她的主神就是福州籍官兵所迎來的「五靈公」，後來漳、泉民眾為祀奉方便，又從白龍庵另迎神位至「西來庵」，日據時期因發生西來庵抗日事件，遭日軍封鎖並禁祀，民眾復偷偷迎出改稱「五福大帝」祀奉，其後逐漸南傳高、屏，並經嘉、雲而漸次北傳，至今約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雖然許多廟宇，如城隍廟﹑王爺廟﹑地藏王廟﹑嶽帝爺廟等等，都有「八家將」團的依附，但基本上，他們都是由「五福大帝廟」所衍化而來，這一發展的軌跡，可以視作八家將「角色擴散」的結果，而正好與八家將信仰由南北傳的社會現象，及其本土化信仰的特性有一致的因果關係。
「五福大帝」是民間的逐疫之神，亦稱「五方瘟神」，所指五人為張元伯﹑鍾士秀﹑劉元達﹑史文業和趙公明。相傳五人夜遊，因見瘟鬼於井中施放疫毒，乃以身投井留書示警而死，後人感念其捨身救人而建廟祀之，後經天界玉皇大帝封張為顯靈公，鍾為應靈公，劉為宣靈公（也稱劉主公），史為揚靈公，趙為振靈公，合稱為「五靈公」，專為陽界驅瘟除疫，保境安民，最早為福州一帶的鄉土保護神。這項傳說成為「五瘟神系」的由來，並逐漸脫胎成為「王爺」信仰的同類型典故，「五福大帝」因此也跟「王爺」信仰的「五府千歲」被模糊在一起，實則不論是「五府千歲」或是十二瘟王系的王爺均各有姓氏或全名，與上述的「五福大帝」顯然是完全不同。
八家將的組織與操演
「八家將」雖名「八家」，實際上成員頗不一致，有四人或六人成陣，八人、十人、十二人成陣，演變至今甚至十六人、三十二人成陣的都有。所以有些團不稱「八家將」，而稱「什家將」，更有改稱為「家將團」，以含蓋所有的陣團。不過，民間習慣上還是都稱作「八家將」，主要是他的「主角」還是八家，這和前述的來源傳說與歷史典故有關。
所謂「八家將」基本的成員是指甘、柳、范、謝四爺合稱「四將」；春、夏、秋、冬四神併稱「四季神」，加起來合稱「八將」，而組織結構較為嚴密完整的為十三人陣，即：（１）什役（２）文差（３）武差（４）甘爺（５）柳爺（６）謝爺（７）范爺（８）春神（９）夏神（１０）秋神（１１）冬神（１２）文判（１３）武判。他們的發令程序大致是：主神下令─文差接令─武差傳令─范謝捉拿─甘柳刑罰─四神拷問─文判錄供─武判押犯。
八家將的裝扮大致是頭戴盔帽，身穿戲袍（外手在肩上，內手在腋下），腳著草鞋（套襪﹑繫鈴），外手執扇（黑﹑白﹑紅﹑花皆有）﹑內手拿法器，再配上一個五頻六色的大花臉(事實上臉譜的畫法有典故和儀制定規)，這就是他們常見的模樣。操演之前的家將，都需先行化裝，即所謂「開面」，開面之後就不可以吃葷，也不能隨意交談﹑說笑，以免遭神譴。當陣勢排開以後，也就是操演開始，所有成員都搖頭晃腦﹑瞠目怒視，左右擺動、威風凜凜。這時特別忌諱「閒雜人等」亂竄接近，尤其更嚴禁婦女從中穿過。
實際上八家將操演的主要內容是擒拿罪犯，因此有攻擊有圍捕，行進時必走「虎步」(即八字步)，擺動雙臂和法器，以製造威勢、壯大陣容，產生鎮嚇之功；法器包括：令牌、魚枷、蛇棒、戒棍、火盆、木桶、鋸刀、法扇、黑旗、瓜錘等；至於圍捕陣法則有「踏四門」、「走七星」和「八卦陣」等。
現象省思
八家將所有的成員原本各有嚴格的規制和依據，但如今不論是臉譜還是飾、法器，各團都有很大的差異，真正畫對了臉譜或規制而裝扮者，實在少之又少；而對八家將來源典故模糊化的結果，使得許多家將團隨處依附各地不同的神祇，甚至是自我成團，不依附任何主神，只要廟會一到，就跳出來趕熱鬧。
如果因為這樣，能提供給社會一個多釆多姿、各有特色的繽紛世界倒是可喜的現象，但整體而言，由於今天的社會對八家將認知體系的缺乏，家將團已缺乏嚴整的紀律了，如成員多半是紋身者，開面後常見抽煙﹑嚼檳榔、講粗話，或成群結隊的嬉鬧玩笑、看電子琴花車表演，不喜歡讀書的青少年學童將他當作逃避課的庇護所，法器戒具當作耍狠的行頭，甚或與乩童、靈媒混為一體，當街起乩砍得滿面鮮血．．．．．，這些都和他的「神將性格」格格不入，給一般人留下不良的印象，而降低了他在民俗文化的藝陣地位，造成這些脫軌行為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在於承傳過程中，認知基礎不足所致，值得鄉土文化推行當局的深思。
全文完
一、大洞天真君下凡，轉世作為「五福大帝」的部將；
二、清末「五靈公」的部將為台南軍營除瘟；
三、大戶人家的家丁或清代縣衙巡捕審堂體系神格化而來；
四、地藏王菩薩的部將；
五、城隍所收服的山賊或「城隍十二爺」的脫胎。
上述的說法中，以第二和第五兩種最富故事性內容和台灣民間信仰的傳奇色彩，成大歷史系石萬壽教授相對地堅持第三種說法較具有嚴謹的考證基楚，不過許多學者同意他與「五福大帝」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許多資料顯示，臺灣最早的八家將，是由臺南府城的「白龍庵」所發展出來，她的主神就是福州籍官兵所迎來的「五靈公」，後來漳、泉民眾為祀奉方便，又從白龍庵另迎神位至「西來庵」，日據時期因發生西來庵抗日事件，遭日軍封鎖並禁祀，民眾復偷偷迎出改稱「五福大帝」祀奉，其後逐漸南傳高、屏，並經嘉、雲而漸次北傳，至今約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雖然許多廟宇，如城隍廟﹑王爺廟﹑地藏王廟﹑嶽帝爺廟等等，都有「八家將」團的依附，但基本上，他們都是由「五福大帝廟」所衍化而來，這一發展的軌跡，可以視作八家將「角色擴散」的結果，而正好與八家將信仰由南北傳的社會現象，及其本土化信仰的特性有一致的因果關係。
「五福大帝」是民間的逐疫之神，亦稱「五方瘟神」，所指五人為張元伯﹑鍾士秀﹑劉元達﹑史文業和趙公明。相傳五人夜遊，因見瘟鬼於井中施放疫毒，乃以身投井留書示警而死，後人感念其捨身救人而建廟祀之，後經天界玉皇大帝封張為顯靈公，鍾為應靈公，劉為宣靈公（也稱劉主公），史為揚靈公，趙為振靈公，合稱為「五靈公」，專為陽界驅瘟除疫，保境安民，最早為福州一帶的鄉土保護神。這項傳說成為「五瘟神系」的由來，並逐漸脫胎成為「王爺」信仰的同類型典故，「五福大帝」因此也跟「王爺」信仰的「五府千歲」被模糊在一起，實則不論是「五府千歲」或是十二瘟王系的王爺均各有姓氏或全名，與上述的「五福大帝」顯然是完全不同。
八家將的組織與操演
「八家將」雖名「八家」，實際上成員頗不一致，有四人或六人成陣，八人、十人、十二人成陣，演變至今甚至十六人、三十二人成陣的都有。所以有些團不稱「八家將」，而稱「什家將」，更有改稱為「家將團」，以含蓋所有的陣團。不過，民間習慣上還是都稱作「八家將」，主要是他的「主角」還是八家，這和前述的來源傳說與歷史典故有關。
所謂「八家將」基本的成員是指甘、柳、范、謝四爺合稱「四將」；春、夏、秋、冬四神併稱「四季神」，加起來合稱「八將」，而組織結構較為嚴密完整的為十三人陣，即：（１）什役（２）文差（３）武差（４）甘爺（５）柳爺（６）謝爺（７）范爺（８）春神（９）夏神（１０）秋神（１１）冬神（１２）文判（１３）武判。他們的發令程序大致是：主神下令─文差接令─武差傳令─范謝捉拿─甘柳刑罰─四神拷問─文判錄供─武判押犯。
八家將的裝扮大致是頭戴盔帽，身穿戲袍（外手在肩上，內手在腋下），腳著草鞋（套襪﹑繫鈴），外手執扇（黑﹑白﹑紅﹑花皆有）﹑內手拿法器，再配上一個五頻六色的大花臉(事實上臉譜的畫法有典故和儀制定規)，這就是他們常見的模樣。操演之前的家將，都需先行化裝，即所謂「開面」，開面之後就不可以吃葷，也不能隨意交談﹑說笑，以免遭神譴。當陣勢排開以後，也就是操演開始，所有成員都搖頭晃腦﹑瞠目怒視，左右擺動、威風凜凜。這時特別忌諱「閒雜人等」亂竄接近，尤其更嚴禁婦女從中穿過。
實際上八家將操演的主要內容是擒拿罪犯，因此有攻擊有圍捕，行進時必走「虎步」(即八字步)，擺動雙臂和法器，以製造威勢、壯大陣容，產生鎮嚇之功；法器包括：令牌、魚枷、蛇棒、戒棍、火盆、木桶、鋸刀、法扇、黑旗、瓜錘等；至於圍捕陣法則有「踏四門」、「走七星」和「八卦陣」等。
現象省思
八家將所有的成員原本各有嚴格的規制和依據，但如今不論是臉譜還是飾、法器，各團都有很大的差異，真正畫對了臉譜或規制而裝扮者，實在少之又少；而對八家將來源典故模糊化的結果，使得許多家將團隨處依附各地不同的神祇，甚至是自我成團，不依附任何主神，只要廟會一到，就跳出來趕熱鬧。
如果因為這樣，能提供給社會一個多釆多姿、各有特色的繽紛世界倒是可喜的現象，但整體而言，由於今天的社會對八家將認知體系的缺乏，家將團已缺乏嚴整的紀律了，如成員多半是紋身者，開面後常見抽煙﹑嚼檳榔、講粗話，或成群結隊的嬉鬧玩笑、看電子琴花車表演，不喜歡讀書的青少年學童將他當作逃避課的庇護所，法器戒具當作耍狠的行頭，甚或與乩童、靈媒混為一體，當街起乩砍得滿面鮮血．．．．．，這些都和他的「神將性格」格格不入，給一般人留下不良的印象，而降低了他在民俗文化的藝陣地位，造成這些脫軌行為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在於承傳過程中，認知基礎不足所致，值得鄉土文化推行當局的深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