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許奔放，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也會是生機蓬勃、創意充沛的。如果這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的形成，是透過公民的深度參與和彼此碰撞激盪而逐漸形成的，那麼這個社會的共識──也就是身份認同，也會是凝聚而堅定，向心力強大的，不易解體。

    　  是因為文化可能蓬勃發展也可能呆滯停頓，人的自覺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對於文化的發展確實會造成不同，所以我們才會去強調文化多麼重要，但是，文化「呆滯停頓」有什麼不好呢？為什麼一定要「蓬勃發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不同？也就是說，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實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術語，文化人的一廂情願？如果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說出科學、經濟、醫學、科技為什麼重要，我們是否也能用同樣乾淨俐落、邏輯清朗的語言說出，文化為什麼重要？

    　  二十世紀初韋伯曾經用基督教文化裡的價值觀來解釋為什麼許多基督教國家發展出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以韋伯的理論為基礎，哈瑞森、福山、杭廷頓、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現代化的學者都不斷提出論證，認為文化在形塑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行為上，是一個關鍵元素。

    　  文化價值觀上愈重視個人自主和多元開放的地區，經濟力愈強大；愈強調集體意識、國家或宗族權力的地區，愈是窮困。文化價值觀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也就是說，是的，文化很重要，因為它決定了一個社會如何面對現代化的挑戰──與自由市場能否接軌、全球化的競爭能否適應、政府管治的清廉與否、公民意識的建立有無等等。有些文化很輕易就過關，有些卻長期陷在傳統歷史的制約泥沼中，無能自拔 。

    　  為「四郎」哭泣吧

    　  任何圖表和統計都可能有欺騙性，任何學說都可能被推翻，這些學者以現代性作為衡量文化價值的標準，是否偏頗，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強烈反對的人也很多，但是韋伯和被韋伯所影響的學者們顯然都希望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個科學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來解釋文化的重要。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可能找得出一百個方式來回答「文化為什麼重要」這個問題，但是我願意從一場戲說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別帶了八十五歲的父親去聽。從小聽他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老人想必喜歡。

    　  遙遠的十世紀，宋朝漢人和遼國胡人在荒涼的戰場上連年交戰。楊四郎家人一一壯烈陣亡，自己被敵人俘虜，娶了聰慧善良的鐵鏡公主，在異域苟活十五年，日夜思念母親。悲劇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潛回宋國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漢賊不兩立」的政治鬥爭之間，在愛情和親情無法兩全之間，在個人處境和國家利益嚴重衝突之間，四郎跪在地上對母親痛哭失聲：「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父親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父親十六歲那年，在湖南衡山鄉下，挑了兩個空竹簍到市場去，準備幫母親買菜。路上碰見國民黨政府招兵，這十六歲的少年放下竹簍就跟著去了。此後在戰爭的砲火聲中輾轉流離，在兩岸的鬥爭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見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

    　  他的眼淚一直流。我緊握著他的手。

    　  然後我發現，流淚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白髮老人也在拭淚，隔座陪伴的中年兒子遞過紙巾後，將一隻手環抱著老人瘦弱的肩膀。

    　  謝幕以後，人們紛紛站起來，我才發現，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家，有的拄著柺杖，有的坐著輪椅。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裡還有淚光。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是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沈默中彷彿已經交換了一組密碼。是曲終人散的時候，人們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個當下，在那一個空間，這些互不相識人是一個溫情脈脈、關係緊密的群體。

    　  在那以後，我陪父親去聽過好幾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場靈魂的洗滌，感情的療傷，社區的禮拜。

    　  從「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頂似地發覺，是的，我懂了為什麼「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兩千年仍讓人震撼，為什麼「李爾王」在四百年後仍讓人感動。

    　  文化，或者說，藝術，做了什麼呢？

    　  它使孤獨的個人為自己說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義。少小離家老大不回的老兵們從四郎的命運裡認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處境，認出了處境中的殘酷和荒謬，而且，四郎的語言──「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為他拔出了深深札進肉裡無法拔出的自責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靈魂，療了他的傷口。

    　  它使孤立的個人，打開深鎖自己的門，走出去，找到同類。他發現，他的經驗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體的經驗，他的痛苦和喜悅，是一個可以與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悅。孤立的個人因而產生歸屬感。

    　  人是散落一地的珠子，文化是串絲線

    　  它使零散的、疏離的各個小撮團體找到連結而轉型成精神相通、憂戚與共的社群。「四郎」把本來封鎖孤立的經驗變成共同的經驗，塑成公共的記憶，從而增進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會的文化認同。白髮蒼蒼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兒女，原本不屬於這段歷史的外人，在經驗過「四郎」之後，已經變成一個擁有共同情感而彼此體諒的社會。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串起來成為社會。而公民社會，因為不倚賴皇權或神權來堅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黏合劑。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萬次口號，要漢人尊重弱勢的少數民族，但是一萬個口號比不上一支歌。我記得一場露天的原住民詩歌晚會，我們邀請了一位長老，從東部山區部落特別北上來唱原住民的古曲。他開唱時，突然雷電交加，大雨傾盆而落，雨水打在長老皺紋很深的臉上，他全身濕透、仰臉向天，閉著眼睛繼續歌唱，沒有樂器伴奏的原音，蒼老而悠遠，交織在嘩嘩雨聲中。滿滿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從頭髮流下來，流進人們的眼睛，但是沒有一個人離去。

    　  我看見年輕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著眼淚，眼淚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個孤獨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聲激起了自己對家鄉部落的無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漢人，淋著大雨聽歌，深深被歌聲震動。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讓漢人認識了原住民，讓原住民認識了他自己。

    　  我也記得公元兩千年九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園一場晚上的音樂會。幾天前，九月二十一日，兩千多人死於地震，倖存的孩子在瓦礫堆裡哭泣。音樂會上只有素白的野薑花，散發著甜美的近乎哀傷的香氣。夜色一沈，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沒有政治人物的致詞，沒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場，從頭到尾只有音樂和詩歌。兩旁的螢幕上寫著：「同胞，你的名字我們記得」。死難者的名字，一個一個出現。白底黑字，無言地出現。

    　  好安靜的夜晚。燭光裡，人們的眼淚沒有聲音地一直流，為自己其實不認識的人。

    　  音樂會過後，我收到很多市民的來信，其中一封，沒有署名，只有幾行樸素的字：

    　  我從來不知道「同胞」是什麼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園那個晚上。

    　  我明白了。

    　  強權做不到的

    　  是文化的力量，將無意義的碎片組成有意義的拼圖。

      　藝術，或文學，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個人和群體之不同──任何藝術表達都是個人創造力的舒張和個人能量的釋放，另一方面它卻又把孤立的個人結合成群體。

    　  你說，創造力舒張，個人能量解放，而社會卻為什麼不走向分崩離析？為什麼反而走向「有意義的拼圖」？也就是說，一個多元分歧的社會，依賴什麼來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還有什麼呢？

      　在一個大廳裡為「四郎探母」流淚的人群，在一個廣場上為泰雅族長老的古曲頂著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個公園裡聽樂團演奏悲愴「江河水」紀念死難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個圖書館裡聆聽一場詩歌朗誦的人群，在政府大樓前面用行動劇來抗議示威的人群，在校園裡為一個熱門樂團尖叫暈眩的人群，其實是在進行一個重要的儀式：他們正在一個「社會共識體驗營」裡認識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價值觀。表面上是音樂的流動、影像的演出，語言的傳遞，更深層的，其實是「生命共同體」意識的萌芽，文化認同的逐漸成形，公民社會的塑造。

    　  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許奔放，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也會是生機蓬勃、創意充沛的。如果這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的形成，是透過公民的深度參與和彼此碰撞激盪而逐漸形成的，那麼這個社會的共識──也就是身份認同，也會是凝聚而堅定，向心力強大的，不易解體。反過來說，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約束的──書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學者可能被監禁，異議者可能被打斷脊椎，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必定是敗絮其中的。在其中，社會共識不會來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發意志而來自從上而下的政治權力的恐嚇和操縱，「生命共同體」的情感不易產生，共同承擔未來的公民意識也難以發展。這樣的社會，即使表面上和諧先進，其實脆弱得不堪一擊。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擔，政治強權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是公民社會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