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要拍得好，真實是必要的條件，《無米樂》、《翻滾吧，男孩》和《奇蹟的夏天》能夠感動許多觀眾，導演捉住了主角的真性情，再適時剪裁出足以表現其人格特質的生命片段，就構成了感人的紀錄片。

傳記電影通常也被嚴格要求得追求真實，不造假，還原主角本色，但是偶而的出軌逾矩，若能創造更大的感動，或許更能呈現驚人的力量，畫家導演Julian Schnabel榮獲2007年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作品《潛水鐘與蝴蝶（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就做了不少增色考量。

《潛水鐘與蝴蝶》根據法國時尚雜誌Elle的總編輯尚-多明尼克．鮑比的傳奇事蹟改編而成，鮑比在他44歲的英年突然腦幹中風，全身癱瘓，不能言語，雖然意識清楚，耳朵也能聽，但是渾身上下只剩下左眼還能開闔動作，意志堅強的他於是在出版社助理的協助下，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寫下他的人生回憶錄「潛水鐘與蝴蝶」，就在回憶錄出版後兩天，他溘然長逝，留下更多的驚歎與追思。

《潛水鐘與蝴蝶》的故事感人熱淚，但是電影相當難拍，男主角馬休．阿馬立克（Mathieu Amalric）從頭到尾只能張大左眼來演戲，對演員和觀眾都是一大折磨，工作人員因而一度戲稱片名應該改叫《我的左眼》，因為以前有一部描寫腦性痲痺患者努力書寫繪畫的自傳電影《我的左腳（My Left Foot）》，剛好可與本片輝映成趣，但是導演Julian Schnabel真的就從這隻左眼中找到了極多的創作靈感。

首先，就是讓霧濛濛的鏡頭取代了鮑比的眼睛，電影一開場就是中風甦醒過來的鮑比看著醫生護士在他眼前晃動，經過醫生的解釋，他和觀眾一起明白了原來他已成了全身癱瘓的病人。模糊的鏡頭、急促的呼吸聲，以及只能在心中吶喊，沒有人可以聽見的旁白心聲，就建構了讓觀眾傷感同情的觀影震撼。

後來，醫生擔心他的右眼會感染細菌，硬是將他的右眼眼皮給縫了起來，一針一線就在攝影機前縫將起來，癱瘓的他沒有了知覺，不會痛，但是觀眾看在眼裡，卻有如針針刺眼，備感辛酸，心理上更加同情起鮑比了。

接下來是因為鮑比只剩左眼，前來探病的朋友搞不清楚狀況，常常跑出了視線範圍，做出不少溫情動作，鮑比卻毫無所悉，鬧出不少笑話，健康人不能體恤病人苦的苦中作樂，也讓這部理應傷感的電影有了許多的淒涼喜感。

其中最有趣的就是鮑比在語言治療師訓練下，學會了用眨眼的方式選擇字母完成單字和造句的語言表達方式，任何一位朋友只要唸出最常使用的字母順序表，看著他的眨眼反應，一個字母接一個字母，就可以拼出單字或句子，掌握他要表達的心情與意義，偏偏有的朋友不是沒有看他的眼睛，就是唸字母的速度太快，白忙一場，早已熟悉遊戲規則的觀眾這時就會像鮑比一樣在心頭罵著：「笨蛋，你這樣唸，根本沒有用。」能夠從最無奈的生命底層中提煉出發噱元素，也是減輕電影悲情，讓觀眾更能體會主角身心困境的高明手段。

其次，導演Julian Schnabel也深諳觀眾心理學，左眼張得圓滾巨大的男主角形象其實是相當恐怖又驚悚的畫面，任何人都不願直視太久，適時讓攝影機鏡頭轉化成為鮑比的眼睛，不要一再呈現鮑比的五官才不會頻頻刺激觀眾，正因為鏡頭成了他的眼睛，於是負責照顧他的護士、語言治療師、寫稿助理與妻子，每個女人都美若天仙，進入鮑比眼中的盡是美女，觀眾自然也分享到那種美感的滋潤，所以偶而隨著他的目光窺視美女的胸部與身體曲線，既是美麗風景，也進一步體會到這位時尚雜誌的總編輯即使不能動彈，卻還有一顆始終炙熱火燙，一旦遇見美麗就是怎麼也捨不得放過的花心。

然而，視覺的美麗只是點綴，不是主題，身受巨創的鮑比最初應該是了無生趣，意興頹唐的，不能言語，不能書寫的他得重新靠眨眼來表達心意，當然是排斥勝過順從，只想早死早超生的他，好不容易明白自己可以靠眨眼來玩拼字遊戲時，拼出的第一個句子就是：「我想死。」這句話，有如剝裂洋葱，立刻就刺激得治療師和觀眾都要眼睛噴淚。

這時，Julian Schnabel非常煽情地安排了語言治療師激動落淚的場面，她好不容易才突破語言障礙，教會病患溝通心意，原本是大喜好事一椿，不料卻換來了患者說出自己最真實的聲音，好心換絕情，頓時將她和觀眾都逼進情緒潰堤的角落，於是她紅眼落淚，不能再待在病榻旁細心照拂鮑比了。專業醫護人員理應很能體會病患心情，對於癱瘓病人只想尋死的心情早有防備，不會那麼脆弱地棄守崩盤，但是戲劇人生就要有這樣非常不專業的失常意外，才能凝聚更大的戲劇張力。

於是，等到語言治療師心情平復，重新回到床榻，雙方都已走過情緒的波動高峰，生命可以繼續，課程可以繼續，也就讓「潛水鐘與蝴蝶」的人生回憶錄寫作有了合情入理的轉折出口了。

從《潛水鐘與蝴蝶》的劇本與攝影鏡位美學中，我看到了Julian Schnabel在狹窄的病床上找到開闊空間，可以自由穿梭的高超技藝，這正是他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功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