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日晚間，和侯導在光點台北開完追思楊德昌的籌備會後，回到家中打開錄影機，意外看見了楊德昌，也更加體會能做事的時候一定要大膽去做的生命感觸。

十四日早上九點，公梘配合楊德昌過世，臨時調整時段播出了他的代表作品《海灘的一天》，我無法準時收看，於是就把節目錄了下來，不料卻重新聽見的楊德昌談論自己的作品。

公視《海灘的一天》的結構分為「導論」和「影片」兩部分，導論由負責企畫的小野出任主持人（該片的策畫是小野、張艾嘉、虞戡平和段鐘沂四人），一方面聽他憶述當年拍攝往事，一方面則是由他提出問題請楊德昌回答補充。

小野是站在回顧歷史的高度回溯那段他認為是漫長而又痛苦的往事，《海灘的一天》是台灣新電影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已經拍完四分之一段《光陰的故事》的楊德昌，終於有機會能夠獨當一面拍攝第一部劇情長片，但是他要求片長二小時40分（打破了當時台港電影很少超過100分鐘的常規），改變銀幕的比例，指定要非中影員工的新人杜可風擔任攝影，錄音助理杜篤之出任錄音師，都違反了台灣電影界循序漸進工作倫理，這些堅持造成了台灣片場制度的大震動，也開啟了台灣新電影的革命腳步。

回憶起這些讓電影界大老焦躁跳腳的往事時，楊德昌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當初我如果妥協，或者圓滑一點的話，很多該做的事也許到現在都還沒有做。」電視上他是笑咪咪地輕描淡寫的回憶著當時的抗爭，然後不疾不徐地說：「做完以後，確實証實我們的方法是正確的。」

當然，很會說故事的小野也在導論中提及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幕，包括他曾奉（中影高層之）命和楊德昌談判三天，楊德昌還另外寫了一篇趣味寓言「光陰的童話故事」反過頭來說服小野；《海灘的一天》拍完後，坎城影展選片人以片子太長、導演是毫無名氣的新人，怕中共抗議等三大理由拒絕了《海》片參賽，等到後來影展主席看了片，才懊惱自己做了錯誤決定（讓楊德昌晚了十年才進到了坎城）。

《海灘的一天》我看過多次，但是楊德昌的這段訪談我卻是第一次得見，讓我感觸最深的就是公視這段不合常規的「意外」訪談錄影。

台灣有許多的電影台，看電影很方便，許多電影台放片就放片，寧可多插廣告，也不願多花一丁點的力氣製播一些創作者的訪談（可能是電影台只買下了三年多次的放映權，能省就省，不別外製作相關的電影深度對談了），有些娛樂電影，拍攝時就只想搏君一粲，說不出什麼大道理，有些藝術文化電影，如果能有創作者貼切簡白的說明，則可以提供非常便捷的欣賞管道，五分鐘的導論節目成本不高，卻留下了無可替代的影像資產，因為當初若非公視堅持要在台灣電影映演之前來一段電視訪談，也許台灣觀眾再也沒有辦法親眼看見楊德昌清瘦中年的風采，聽見他憶述當年的拍片抗爭心得了。

公視可以和其他一般的電影台一樣，只管買片播片就好，但是公視多做了一小步，這一小步恰巧就是公共媒體和民營媒體的最大差別所在，前人或許是無心插柳，或許是先和卓見，做了，就留下了資產，沒做，就是空白，公視究竟得去做什麼事？答案不是很淺顯明白的嗎？

重逢楊德昌，是公視送給影迷的意外禮物，這段影片前的錄影導論，其實也提供了台灣各大大小小電影節工作者重要的思考：「我們會不會在台灣電影的影展首映前或映後座談時都錄下創作者（包括導演、編劇、製片、演員和技術人員）的創作心聲呢？」金馬獎辦了四十多年了，有沒有想過要替入圍者錄下他們的創作心情呢？如果有，這些材料經過整理編排後，是不是可以轉化成為每一年金馬獎活動時的焦點人物素材嗎？

有機會做事的人，可以因循苟且過日子，可以廢寢忘食實驗各種可能，關鍵在於用不用心，努不努力，公視的楊德昌訪談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分鐘，對我而言卻已彌足珍貴，因為我們總是在失去時才驚覺那一切的美好，才會感念有人默默地為我們在保存歷史和記憶。

（畫面擷取自公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