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過世後，我回家打開堆滿在書桌下的照片櫃，思緒回到了我曾和他相逢的兩個年代，一個是1991年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個是1994年的《獨立時代》。

很少人知道我也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一位演員，只是我沒有台詞，只短暫地露面亮相了五秒鐘，根本連臨時演員的資格都不算，一切都是因為我到屏東拍片現場採訪，《牯》片的執行製片余為彥嫌臨時演員人數不夠，於是就摘下我的眼鏡，換穿民國五０年代的薄衫，就坐上公車當起主角張震身後的乘客甲，不用記台詞，也不用演戲，只是呆呆愣愣地坐在車廂後面想心事就可以了。

做電影記者的十年採訪人生中，類似這樣的經驗並不多，沒想到公演之後，還是被眼尖的朋友認了出來，好好嘲笑了一番既拙又笨的我。那個年代，做記者的朋友都很想幫電影的忙，採訪之餘能夠減輕臨演的壓力，其實只是舉手之勞，純幫忙，什麼都不奢求的。

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有許多傳奇，其中最神奇的就是楊德昌想要找尋昔日眷村的場景，找來找去卻都發現眷村改建速度極快，很難符合他的考古需求，如果要重搭眷村場景，花費又太高了，正想要放棄時，看景車東繞西繞竟然在屏東巷道中撞見了標準的場景，類似這種「柳暗花明」的拍片經驗，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說出一籮筐的經驗。

那一次的現場探班，楊德昌根本來不及和我多聊天，拍完夜戲後，他馬上就呵護著飾演女主角小明的女演員楊靜怡回旅館休息了。楊靜怡是楊導演專程自美國相中的演員，楊德昌不想她被繁瑣無趣的媒體包圍纏繞，壞了演戲情緒，所以看管甚嚴，事實上，他對待每一部電影的男女主角態度都很專注，也不在乎外界是否有任何流言，他清楚自己要的，而且極力捍衛著自己的領域，不容別人冒犯的。

從各個角度來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都是企圖深弘，創作嚴謹的力作，當時楊德昌還努力想要替國片培植新血輪，那時，他在台北藝術大學兼課，帶出了不少學生，而且他提供了不少機會給年輕人，像《牯》片的編劇就掛名了閻鴻亞、賴銘堂、楊順清和楊德昌四人，事實上楊德昌才是主幹，在他的帶頭衝刺下，年輕人也終於沾上了金馬獎的邊，拿到了編劇獎，那正是楊德昌提攜後進的一種策略，如今閻鴻亞和楊順清都活躍在劇場和影壇上，薪火相傳很多時候就是這樣悄然進行的。

那一年，我們也曾到金瓜石去探班，看著楊德昌將廢棄的台電舊宿舍重新整理一番，就帶著倪淑君、楊靜怡和王啟讚等人拍起戲來；隨片的場務王耿瑜也拍下了他總是頭戴紅帽藍外套，腳穿布鞋，口嚼檳榔，拿著拍板就張羅大家拍戲的神情，同樣地，很會畫漫畫的楊德昌，也不時就會趴在地上，為電影中的牯嶺街少年合唱團的鼓面畫上花紋…這些往事，在相關劇照和我現場採訪的拍照中，一切歷歷在目，完全不像是十六年前的往事。

1994年五月是我最後一次去採訪坎城影展，到了七月初我就離開報社，投身電視製作娛樂新聞了。那一年，楊德昌執導的《獨立時代》參加了坎城競賽，那一年，蔡琴不但是楊德昌的妻子，更是該片的造型設計（後來還入圍了金馬獎的造型設計），就在影展開幕當天，我們在蔚藍海岸旁相逢，留下了一張張錯過了就不再能補拍的珍貴照片。

那一年，楊德昌心情不錯，很願意接受電子媒體採訪，我們先前的一些工作上的誤會來到了風雲際會的坎城，其實一點都不重要了，楊德昌熱情地握起我的手，我也拿起麥克風替當時正在替傳訊電視（如今中天電視的前身）採訪坎城新聞的張桂越小姐，權充影評人和他做了十五分鐘電視訪談，只是那時候不懂得留存資料，那捲採訪帶也不曾拷貝留念，如今只能活在我模糊的記憶中了。

那一年，楊德昌和蔡琴都出席了坎城影展，名為夫妻，不論是海邊拍照或是出席記者會，我都不曾看到他們一起出席，遲鈍的我從來聞嗅不出八卦氣息，直到他們在1995年分手了，我才發覺自己竟然不曾拍下他們合照的照片，一切冥冥似有天意，只是我後知後覺，不，渾然不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