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作品中「用典」好不好呢？

古代詩人偏好用典，主要是可以賣弄才學，還可以透過典故文義的多重涵義，豐富詩詞意境的多元性。但是用典用得太艱深，多數人難窺堂奥，共鳴就低，最多是滿足少數菁英的傲慢與虛榮；用典用得太淺，明白易懂了，卻也少了耐人咀嚼的韻味了，更容易被菁英恥笑，譏為段數太低。

原創最是艱難，用典是否得當，其實全看拿捏尺寸的本事了。

譚家明的作品《父子》中，用了兩個典。

首先是郭富城不但沒有怪責兒子吳景滔去偷錶，還拿去墊付了房租，並且進一步強迫兒子偷小豬撲滿，進而在半夜時私闖民宅偷錢去，以致於兒子被警方逮捕送往觀護，就在郭富城前往觀護所探視兒子時，吳景滔趨近郭富城的身旁，朝郭富城的耳朵咬了下去。

電影是用倒敘的手法呈現這齣戲，鏡頭先交代父子在觀護所相會，再下來就是他孤單走在街上，只是左耳多了紗布包紮，透過回憶片段的剪接穿插，觀眾才明白那是悲憤莫名的吳景滔指控郭富城的「父不父」，所以他才「子不子」！

這樣的情節其實脫胎自一則傳說寓言：一位江洋大盜在行刑前，要求母親餵他最後一次奶，然後竟然一口咬掉母親的奶頭，而且斥責母親說：「誰教妳從小不教我是非黑白，害我今天變成這樣…」一則熟悉的故事換個方式來說，你是更明白，更感動？還是覺得太相似而錯愕？

就戲劇功能而言，兒子的反噬是悲憤的展示，力量極大；但就藝術效果而言，這個典故太明白了，論述太白了，少了新鮮震撼，反而給人拾人牙慧的歎息。

《父子》中的第二個典緊接著登場。羞愧莫名的郭富城，帶著耳傷來到湖邊，慢慢踱涉水中，「他是要自殺嗎？」還是「他要洗心革面？」 自殺，是影像語言最直接的指涉；清洗，則是脫胎於宗教受洗的概念，觀眾不必知道譚家明是不是天主教徒，光從影像結構上就可以看出懺悔羔羊祈禱重生的意味。

是生或死，曖昧，卻有深意，許可多重解釋，《父子》如果就在此畫上句點，也許還真是餘韻無窮，但是譚家明繼續把故事說下去，多年後，長大的郭樂園（吳景滔的角色名稱）不但索回了當初父親典當的那隻錶，還拿去還給失主，同時還隔岸看著已經另外娶了女人，也重組家庭的父親身影。就戲論戲，父親的模糊身影是父子隔閡的具體象徵，但是父親沒死，卻也使得走入水中的那場戲，頓失模糊意境，只剩下浴水重生的解讀。

父子隔岸相對，有詩的朦朧意境，也符合郭富城貪生怕死，不能出面承擔兒子罪行的懦弱性格，這是譚家明硬加上這段蛇足的主要考量。但是蛇足就是蛇足，就會壞了岐異曖昧的境界，讓人頓足三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