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電影之前是需要做大量功課的。

楊德昌導演家中有塊黑板，上面總是密密麻麻寫著他心中構思的題材故事中的人物動機與情節，繁密的枝節與文字相映成趣。

在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前，楊德昌手中已經累積了一厚疊的當年新聞事件剪報本，他不是憑童年記憶拍戲，他重新翻查那個年代的記憶，從文字與影像的吉片片羽中重建心中的世界。

以《蘋果的滋味》成名的萬仁導演曾被各界譽為政治導演，因為他的作品中對於台灣的政治現實都有銳利的批判，從《超級市民》、《超越公民》到《超級大國民》，外省族群議題、政治受難者和獻身政治運動人士的身心煎熬，以及原住民被漢人剝削的題材都是他試圖探索的故事重點。但是，他心中一直有個夢想，就是想要拍出《玄武門事件》，那是骨肉相殘的政治和人性悲劇，為了拍這個故事，他有個厚厚的講義夾，有圖有文，有文物考証圖，鉅細靡遺，只是二十年過去了，這個夢，一直停在他心中，沒有實現。

做功課，不代表就一定能實踐夢想。不做功課，美夢卻肯定是會變成惡夢的。

美國導演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最近示範了拍電影之前做功課的另外一種方式，除了找資料，寫劇本之外，不如乾脆先來拍部紀錄片吧。

索德柏最近的夢想是把中南美洲的革命偶像切．葛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的傳奇人生拍成電影，他要拍的是兩部電影，一部是描述切．葛瓦拉和卡斯楚聯手帶動古巴革命，兩年之內就推翻了古巴獨裁者Fulgencio Batista的電影《阿根廷人（The Argentine）》；另外一部電影《游擊隊（Guerrilla）》則是描述切．葛瓦拉在古巴新政權獨立後，出席聯合國大會的盛況，一直到他轉而致力參與波利維亞革命，終於以身殉志的故事。

現年已經八十歲的古巴強人卡斯楚，在2006年七月三十一日宣佈，由於在接受急性腸出血修復手術後需要「數週」調養，「暫時」將他統治古巴長達四十七年的權力移交給現任國防部長的弟弟勞爾．卡斯楚，面對各界盛傳已經病故的流言，逼得卡斯楚不得不多次利用電視亮相的機會証明自己「老而健」。

但看在電影商人的眼中，在這個時機上搶拍有關卡斯楚的題材電影，就是最大的商機，然而，如果要直接表現他宣稱的「曾經逃過美國中情局與在美古巴流亡人士六百次暗殺企圖」的傳奇，也太狗腿了些，從他和切．葛瓦拉相知相惜，攜手打天下，直至兄弟分手，各奔西東的故事來「消費」卡斯卡，毋寧是更相宜的。

畢竟，切．葛瓦拉早已被資本主義世界包裝成浪漫符碼，定位成青春偶像；卡斯楚的歷史定位和商品魅力則尚在未定之天。

索德柏的拍法是起用他在《天人交戰（Traffic）》中捧紅的奧斯卡最佳男配角貝尼奇歐．德．托洛（Benicio Del Toro）出飾切．葛瓦拉，因為兩部電影中的人物都有關連，而且地理場景亦都近似，所以同一組工作班底一口氣來拍兩部電影，就成為最經濟的拍攝方法。外電因此採取了「驚為天人」的語法，形容他一魚兩吃的拍片方法。

然而，這則外電最吸引我的部份並不是《阿根廷人》與《游擊隊》採取連體嬰式的拍攝方法，也不是索德柏用了形象上更為粗獷雄壯的貝尼奇歐．德．托洛來取代世人早已從《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The Motorcycle Diaries）》中習慣的青春俊美的蓋爾‧嘉西亞‧貝納（Gael García Berna）所打造的切．葛瓦拉形象，而是索德柏在拍劇情片之前，另外先拍了一部紀錄片。

這部紀錄片到底會不會映演？到底叫什麼名字？外電沒有進一步說明，只知道拍攝切．葛瓦拉的故事之前，索德柏走訪了曾經和切．葛瓦拉並肩從事古巴和玻利維亞革命，至今都還存活的老先生老太太們，因為只有他們曾經見過切．葛瓦拉，或許記憶會模糊、褪色，也會變形和扭曲，但是一小段一小段的切．葛瓦拉拼圖，對一位真正想要拍攝切．葛瓦拉傳記電影的工作夥伴而言，這些訪問拼圖卻最好的功課。

從受訪者眼中出現的往日風雲和神采，就是一點一滴的生命火苗，當年，他們靠著這火苗獻身政治運動，如今，後人則要從這火苗中傳承生命志業。索德柏做電影功課的方法，其實就是最務實，最有效的一堂電影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