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大概一直不理解，為什麼政治就是硬要干涉藝術，為什麼就是有人理不直卻是氣很壯地告訴創作者，他有權決定什麼可以演，什麼不可以。

前兩天，一位在坎城採訪的記者透過msn問我，為什麼到國際影展參賽的中國電影老是違反中國政策，老是戴著「政治迫害」的光環，吸引國際媒體的注目？他的問題來自於中國電影《頤和園》沒有通過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審查，就已經到了坎城參賽（中國稱呼坎城為戛納），以致於電影還沒映演，就因為政治議題吵得沸沸揚揚的？

我的反應是：「天啊，又來了！」

問題當然不在於《頤和園》是不是違規參展，問題在於能不能參展的規矩是誰訂的？根據的又是怎樣的邏輯和標準？誰又有權利決定那些影片是不是通過審查？可不可以出國參賽？

問題的盲點當然就在於誰可以決定你能不能看什麼東西？誰能確定滿了十八歲的人就成熟穩定到可以看限制級電影？不滿十八歲的人就不行？多少二十八、三十八、四十八的人，心態不是一樣不穩定？不是一樣會受到電影劇情的撩撥，而有生理或心理的反應？十八歲就得去當兵，或許是因為體力正盛，夠格當國家機器的捍衛者，然而，差一歲就能看限制級電影的道理，其實是欠缺客觀科學依據的。

更嚴重的問題是，定下了規矩，是不是就限制了創作的能量？

根據華文媒體的報導，婁燁在坎城記者會上曾經說：「我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在進行創作時，就常常忘了太多事情（外電的說法，則更明確了：「”During shooting, I always forget about what’s banned and what’s allowed.」白話一點翻譯他的說法就是：「拍片時，我常忘了什麼是不准的，什麼是可以的。」）

如果莒哈絲的腦海中有禁忌尺度，她也許就寫不出膾炙人口的「情人」，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以及葉利尼克的「鋼琴教師」…，偉大作品的創作力和價值就在於作家勇敢寫出了人性的光明與黑暗，從中創造救贖與洗滌。如果擔心了將來出版機會，因而讓作家心生畏懼，不敢在創作中探索前進，那就是對藝術的謀殺和戕害。一旦有人告訴梵谷和畢卡索繪畫的尺度是什麼，什麼可以畫，什麼不能畫，畫好的作品還要通過審查才能展出，成天對抗官僚都來不及了，他們還會剩下多少的創造活力？

參經曾經台灣解嚴前，台灣新電影對抗電檢戰役的朋友應該都很清楚地記得，那個年代，只要在話題或畫面上挑戰威權體制，一定會遭電檢伺候，不是禁演，就是修剪，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先私運了一支拷貝到威尼斯參展，也曾經在島內喧騰了半天，讓《悲情城市》成了挑戰台灣禁忌話題的政治電影，特別是在六四風潮之後的三個月內，《悲情城市》的政治光環成為海外行銷的一大利器，但我一直認為《悲情城市》的藝術成就遠大過政治議題的討論，它在威尼斯獲獎，政治光環有一點聚焦功能，最後還是藝術風格成為出線的主要魅力所在。

時代會變的，《悲情城市》走出二二八的歷史枷鎖之後，還是一部值得一再細品的傑作，那就是藝術終必超越政治的鐵証。如今，台灣誰還在擔憂以228做創作題材會讓投資血本無歸？會讓創作者走入牢籠呢？如今，台灣電影要想進軍國際，誰還在吵要不要走私拷貝到國外，先演了再說呢？

台灣走過的路，中國大陸一直還在走，實在是很可惜，也很浪費力氣的事。時間終於會証明政治干預都會被時間浪潮吞噬的，唯一被犧牲的是藝術家的青春和才華。田壯壯的《藍風箏》讓他做了十年地下導演；姜文的《鬼子來了》讓他有六年不能再導戲，我只能慶幸，畢竟他們都還即時交出過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忠於藝術的他們做出了生命選擇，藝術的成就終於會還他們的歷史公道的。

這兩天，進入中國網站，你可以讀到婁燁和《頤和園》坎城參展的消息，但是內容都避重就輕，能夠帶到映演消息就不錯了，據台灣媒體的報導是因為這些到坎城採訪的記者都「陸續接到服務媒體『封筆、封機』指令，不准對其有任何相關報導。」追求正義的記者一旦接獲這樣的指令，內心的反彈與憤怒是可以想見的，台灣一旦有這種事，一定會爆開成為醜聞，但是中國還沒有那麼開放，官方還操控著媒體，民主的清晨還沒有降臨到那塊土地上。

基本上，我相信藝術的路途會越走越開闊的。1986年，虞戡平拍攝《孽子》時，大家對於同志議題還是畏首畏尾，所有的欲望和掙扎都在「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情況下包裝出航，後來，有了《喜宴》，再加上《愛情萬歲》、《河流》、《春光乍洩》、《藍宇》等片的一再搶灘，同志議題不再是毒蛇猛獸，也不再是炒做議題之後，人性與愛情的基本訴求，就讓藝術的光澤得能綻放開來。

據說，婁燁的《頣和園》是因為觸碰到六四議題而無法通過審查，但是我並不悲觀，我只是歎息，為什麼歷史的腳步行走得這麼蹣跚。2006不能碰觸的議題，也許到了2008，2016或者2046就會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我們只能祈禱：琅琅睛空下，就讓藝術家自由自在創作出他們的夢想與哀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