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查制度通常反映的是一種父權式的思想和心態，主事者相信世界上有一種人比較優秀，眼光比較宏遠，見解比較周延，可以決定別人的思想、品味，可以決定別人該看什麼，能看什麼。

在學校裡，這種人通常叫做老師；在社會上，這種人通常叫做社會賢達。

老師和賢達都有一定的公信力，所以公權力團體會委託或信任來執行這種思想導航的工程。老師和賢達確實可能發揮相當的導師功能，引導社會人心朝一定的紀律方向發展；然而也可能造成反效果，形成負面刺激。

《新天堂樂園》裡的神父職司電影檢查，他一搖鈴，放映師就得夾進白紙準備剪片，剪不剪的標準繫乎他一人，當初他受命負責電影檢查的重責大任，相信他自我期許的責任使命感與曾國藩所說的：「風俗之厚薄，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向！」相差並不遠。清心寡欲的神父受不了男女情欲，逢吻必剪，當然民怨四起，可是他大權在握，觀眾敢怒不敢言，多年之後，才有完整的「吻片大全」以禮物的方式問世。

神父捍衛的是他所信奉的道德倫常，創作者追求的普世男女的共通情感，兩者有時相符，有時矛盾，一旦起了爭議，當權者往往是贏家，真正的公道是非往往要在多年後，避開了利益關係，才由時間給予公正裁判。

然而，台灣的電影檢查卻常常扮演一劍兩刃的荒謬角色。

一九八九年的《悲情城市》事件，就是台灣影人操作電檢議題的典型。

電影法規定台灣電影要先取得「准演執照」才能出國參賽，《悲情城市》在戒嚴年揭開二二八「家醜」，在那個年代是不符電檢規範的，如果該該以原版送檢，可能是連准演執照都取不到，更別說出國參賽了。

然而，台灣社會民情多盼望公開討論二二八事件？《悲情城市》開啟風氣之先，又能在海外重要影展獲獎，已經完全符合了民情期待，至於該片先前是不是自行修剪敏感畫面，瞞過新聞局？還是根本連審都沒審，直接在海外沖洗之後轉寄威尼斯？都成為枝微末節。

前者是電影人違法闖關，後者是官員凟職，追究起來都有責任，但是這樣的法條，這樣箝制人民創作和思想自由的立法精神，其實更值得商榷。《悲情城市》的風潮讓立法和司法的荒謬本質都捲入滾滾浪潮，不再有人重視討論了。

多年來，台灣的電檢問題繼續上演著，片商習慣就電檢官員吹毛求疵的修剪或分級要求抗爭，一方面讓抗爭成為媒體報導焦點，做為免費宣傳；一方面則是突出電檢的盲點，爭取自身權益。片商護產，無可厚非；炒做電檢議題是利或弊？其 實見仁見智，只不過多數人都相信：「好消息，壞消息，能見報都是好消息！」於是新聞局往往就成為電影人搞宣傳的最佳幫手。

《天邊一朵雲》的爭議其實可以拿來和《悲情城市》來對比的。

當初，《天邊一朵雲》應該是依法先通過電檢，才去柏林比賽的吧，准演不准演？修剪不修剪？所有的爭議應該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了具體結果的。

如果，柏林版的《天邊一朵雲》就是當初送檢版本，根本沒有什麼好吵的；一旦當初送檢的是修剪版，柏林參賽版才是一刀未剪的完整版，該檢討的層次就有三個角度：

首先是什麼樣的法條剝削限制了創作人的創意，逼得他們另出奇招，鋌而走險？

其次，電影人窮則變，變則通的心態和做法，是被逼上梁山？還是熟知台灣生態的權變作法，他們是不是在玩法？

最後，當然就是電檢體制前後失據，毫無原則的審片標準。

民氣可用，是非常壯烈的形容詞，前提通常是一定有惡法在前，才可以用巧計來操作民氣。然而，整件事最應面對的問題更是：誰在操作電檢議題？誰又甘於被人利用？是電影人？電影處？是媒體？還是民眾？

真理只有一個，要理解事件真相固然不必是只能從某一個面向來分析和理解，但是只要逐一檢驗事件的原委和來龍去脈，答案其實很簡單明白的。過去十六年來，看遍了電檢爭議的各種荒謬現象，連寫三篇文章的我只想問：「類似的議題和炒做手法，能否就到此為止，下不為例呢？」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