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家有高中生的家長跑去看了《天邊一朵雲》後告訴我：「這有什麼了不起，丟到限制級裡去看不就好了，有什麼好吵的？」對肉體大驚小怪，其實很正常，這也是《天》片探索的主題之一，當年，李安的《喜宴》也發生過可笑的露點風波……

有了分級制度，讓分級制度來面對電影的創意，其實是時代進步的象徵，卻也是無數人血汗拚戰才有的結果，今天讓我們坐著時光機，回到一九八０年代…

八九年的九月，威尼斯的麗都島上剛下過雨，「悲情城市」的投資老闆邱復生面色凝重地到了這個亞得里亞海畔的美麗小島，他沒有觀光遊覽的興緻，因為台北正為這一部描寫台灣二二八事件的電影，吵翻，也炒翻了天。

關鍵焦點在於台灣剛解嚴，國民黨那時候還是執政黨，不過，意識型態的鬆綁可不像唐三藏那樣，唸兩句就可以解除的。二二八的「家醜」在外國人面前呈現，是多「有辱國體」的事？電影片出國一定要先通過電檢，「悲情城市」的二二八情節描寫是誰審核放行的？是邱復生自行修剪敏感畫面，瞞過新聞局，然後「出口轉內銷」，挾著海外得獎的威勢，在台灣「原版」上映？還是根本連審都沒審，直接在海外沖洗之後轉寄威尼斯？高度敏感的二二八，使得電檢的政治責任陡然昇高，邱復生徹夜沈思後，發表了二階段送審論的公開聲明，緩和外界追究新聞局責任的壓力。

其實，「悲情城市」事件，只是保守勢力困獸猶鬥的最後一道柵門，創作自由的波濤能量早在過去六年之間的台灣新電影浪潮激蕩蓄積下，蔚為歷史洪流，隨著候孝賢的金獅獎凱旋，輕易淹沒了電影檢查動輒開鍘的剪刀舊勢力。

八０年代最著名的電檢事件當屬「兒子的大玩偶」的「削蘋果」事件，雖然在輿論強力聲援下，救回了不少蘋果，不過，那還只是執政黨文工會內部，保守心態下的自我過濾行動，但也具體反應了那個年代裡，有如鐵桶般牢固的電影檢查勢力，用放大鏡一格一格在檢視電影的箝制媒體心態。那時，從文化局的電檢處，到電影處的電檢科，在民眾的認知裡，其實正確的名稱是叫做「電『剪』處：工作就是負責剪人家的影片。

多數創作者在媒體經營者不敢正面對抗官府的心態下，被迫要自力救濟，被迫要一再透過「創作闖關─剪刀伺候─訴諸媒體─折衷妥協」的曲線運作來爭取表現空間。

小野和吳念真那時候是國片生產的主要推手，挖掘歷史禁忌，撫慰受創心靈的良心國片，他們都是主要的參與者之一，創作者所受到的刁難和限制，他們知之最詳，加上，他們敢言又能言，一次又一次的保守勢力黑箱作業和衝突內幕，就在他們有意無意地和媒體記者閒聊之中，滲透開來。正因為見不得人的內幕一再曝光，正因為無理至極的保守意識下的電檢動作，一再被搬上檯面接受公開檢驗，新聞局被迫開始全面檢討行之多年的電影檢查條例。

那個時候的台灣電影年產量大約還有七八十部左右，新電影佔了不過五分之一，其餘都還是以神怪、血腥和社會寫實為主的「士狗片」（台灣片商的自我形容詞），做電檢委員其實滿辛苦的，敏感一點的作品（不論是政治意識，或色情血腥），就要不停地接鈴送紙（通知機房人員那一段劇情「不妥」，要修剪）；不痛不癢的片子則是無休止的低俗趣味轟炸。以前不可以的，到了八０年代，突然就要變得可以了，社會環境變動所帶來的變動價值觀，嚴厲地衝擊著電檢委員。

電檢委員的際遇也不相同。有的委員看了太多爛片，氣不過，顧不得記者在場，脫口而出說電影分級應該要增列「愚蠢級」，馬上引起片商的反彈，發出存証信函，惡言恐嚇，同時誣指勒索收賄，嚇得委員不敢再見記者；有的電檢委員看到大牌導演任意竄改國家公文書，顛倒事實，電影一演完就搖頭歎息說堂堂大導演竟然國文不通，常識不夠，義正詞嚴指証歷歷，讓一向口沒遮攔，罵人可以罵到人家跳樓的大導演啞口無言，黯然低首。

八０年代對於片商而言，則是一個處處特權，處處矛盾，卻也處處生機的特殊年代。

電檢嚴格把關的電影生態，在八０年代開始出現曙光，台北的影迷透過金馬獎國際影展，開始看到一些以往根本不可能接觸到的「禁片」，不管是大陸淪陷前的「左翼影人」作品；或者是蘇聯電影大師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片商根本不可能進口的第三世界電影，都在電影圖書館長徐立功結合一群熱愛電影的青年夥伴如陳國富、黃建業、齊隆壬和李道明等人的細心策畫和小心翼翼地推動下，高舉電影藝術大旗，不去過份碰觸政治敏感痛處。一點一滴開始讓大師名作，以及思想和內容同樣有強烈反政府極權思潮，鼓動工潮自主權、揭發官商勾結內幕，為冤獄平反的歐美前衛劇情片以及紀錄片，有系統地呈現在觀影管道極度匱乏的國人面前，因此造成的思想震撼和人心解放風潮，絕對不只是徹夜排著長龍，等著購票爭睹名片丰采，或者因為看不到睽違已久的日本電影，而聚集在戲院門鼓噪叫喊的民眾饑渴表像而已。

當時，電影圖書館爭取到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比照歐美重要影展的先例和慣例：尊重作者原創，參展影片不修剪，原版上映。但是為了尊重官府，程序上參展影片依然先交電影處檢查，取得臨時准演執照，好在金馬獎國際影展上映演。

觀眾大排長龍看片的熱潮，對電影界當然造成衝擊，不過，片商解讀的角度很有趣，見小不見大的他們，很「務實」地認為國際影展票房奇佳，關鍵在於電檢不剪片，觀眾可以完整看到女性裸露胴體，可以看到警察殺人放火的聳動劇情，意識型態的鬆動解禁，在他們的眼裡無關痛癢，反而是看到接近三點全露的歐美女郎在國際影展上妖嬈起舞，無法可管的新興第四台業者，和地下錄影帶業者隨時可以插播，可以找到妖精打架，三點無遮的精彩畫面，但是片商進口，美女露兩點的電影膠卷卻都被迫留在電影處的剪片機上，才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玉卿嫂」中楊惠姍高豎兩腿的關鍵床戲，竟然被電檢委員指查說不合傳統婦道，要求剪除，我還記得張毅那時候，雙手一攤，滿是「有理說不清」的無奈眼神。

地下黑勢力，電影業者不敢惹，和電影界唇齒相依的電影圖書館和金馬獎國際影展因此成為片商「項公舞劍」的攻擊焦點，每逢金馬獎國際影展就會開炮一次，年復一年，炮火隨著國內民主尺度的日漸開放而益趨猛烈。

新聞局那時候來了一位年輕美麗的女科長劉壽琦，主管電影處二科的電檢業務，不求甚解的人，以為她每天看電影，真是幸福，可是卻不知道審批電檢委員的檢查報告公文經常面紅耳赤，因為公文書上充斥著「乳房、下體，性器官、亂倫、輪姦」等字眼，更尷尬的是外界查問某些影片為何被禁，為何被剪了十多刀？她還得面無表情，語氣不帶感情地一再重複描述這些字眼，其間甘苦還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創作者要求意識型態鬆綁，發行商要求電檢尺度不能一國「兩制」，新聞局順應潮流，確實一再地調整身段，先是實施了電影分級制，而且是逐步從二級制邁向三級制，然後不管是二級或三級，依舊受限於電影檢查委員的「唯心論」，標準寬鬆不一，而且打入限制級的電影面臨語氣含糊曖昧的電檢條例，經常遇上大刑伺候，剪得上氣不接下氣，創作者和片商的反彈聲浪，始終沒有平息。

緊接著，在檢討電檢條例的時候，新聞局終於同意限制級電影劇情如有必要，男女裸露上身的戲份可以不必修剪。當時，新聞局還怕這個「二點准露」的重大政策突破受到保守勢力的反撲和批判，在公聽會和記者會上都不敢大張旗鼓公開宣布，只是默默夾混進新出爐的電檢規範之中，等到敏感的記者從字裡行間中讀到這項兩點准露的重大突破，劉壽琦才面色微紅地承認說：「就是這樣了嘛！總不能我們自己敲鑼打鼓宣布可以露兩點了吧！？」

新聞曝光後，媒體爭著探索誰會是第一個做出兩點突破的台灣女星？或許國情使然，兩點突破的受益者其實是艾曼妞這些歐美名女人，台港女明星一直到九０年代才慢慢由葉玉卿、葉子楣等人帶頭做點的突破，台灣女明星金素梅在「喜宴」中驚鴻一瞥的裸露兩點演出，雖經片商刻意壓低姿態，不做宣傳炒做，依然無可避免地成為眼尖傳媒關切焦點。

那時候還是國民黨立法委員的趙少康在一次電檢公聽會上，發表一分鐘談話，重點只有四個字：「廢除電檢」。業者聽了大聲叫好，官員個個面色凝重，趙委員的呼籲至今沒有實現，但卻也壓迫了電影處加快改革步驟，電影界的「反對黨大老」小野，因而受邀草擬新版的「電影檢查規範」草案，以新視野，小野工作了幾個月完成草案架構的建制工程之後，但也深感溝通乏力，就沒有再參予最後的修訂工作。

不過，隨著政府解嚴，東歐共產國家電影、蘇聯電影都一一解禁，限制級電影原則不修剪的共識也廣為大眾所接受，第三點准露也不是新聞了。八０年代的暴雨驕陽，到了九０年代則已雲淡風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