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05 00:19:45藍色俄羅斯
電影筆記0304─阿亮這人
電影圈的朋友通常稱呼蔡明亮叫做「阿亮」，要用一個詞來形容蔡明亮導演這個人和他的電影，其實「寂寞」是唯一的選擇。
首先，寂寞來自他的身份。
以台灣人的標準而言，他是馬來西亞古晉出生的僑生，卻在台灣受高等教育，在台灣拍片，替台灣增光，卻長期被少部分電影圈人排擠，指他不是台灣人，不配拿輔導金……為此，他掉過無數次眼淚，但是，每一回再出發，國際影展的賽會上都標識著台灣電影、台灣導演……
其次，寂寞來自他的成長。
阿亮的父親是賣麵又種田，生活擔子極大的小老百姓，十歲前，阿亮是由同樣也賣麵的外祖父撫養，疏離的父子關係，堅決反對他唸戲劇的望子成龍壓力，後來直接反應在他的電影中。青春期的他留過級，也做過水泥工，還當過訃聞廣告的業務員；來台灣求學後承受的則是『獨居』的身心壓力，經濟吃緊的他，既得窩居在小房間裡等待著聯考，還得到電影圖書館打工才有機會免錢看到國際影展上映演的名片……
再者，寂寞來自他從影生涯的跌跌撞撞。
第一次認識阿亮在1985年，那一年，台灣電影《小逃犯》在亞太影展上大放異彩，但是阿亮卻在得獎名單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小逃犯》的劇本首稿出自他的手筆，得獎的卻不是他？氣極的他打電話給媒體傾吐委屈，小蝦米如何挑戰大鯨魚？許多電影前輩不替他打抱不平，反而要求他多忍耐，總會有出頭的一天，還記得他的苦勞終於獲得導演肯定，願意見他把事件原委說清楚的那一天，阿亮強忍著浮上眼眶的淚水說了一句很不甘心也很無奈的話：「我知道台灣媒體還是能做一些事的……」
第二次看到阿亮落淚，則是在東京。1992年，他的《青少年哪吒》參加了東京影展競賽，那一年，張國榮是評審。影展期間，張國榮完全不避嫌，特別安排了一次餐敘請蔡明亮和徐立功吃飯，飯局中，聲名如日中天的張國榮當然替阿亮打了不少氣，可是也不忘叮嚀第一次拍戲的阿亮要把電影拍得更熱鬧，更緊湊一些，未來才會一片大好，阿亮點頭如搗蒜，但我明白感受到他心裡另有感受，走出餐會後，我只能拍拍他的肩說：「面對評審，謙卑是唯一的選擇！」
頒獎典禮上，阿亮如願上台得了銅櫻花獎，下了台後，第一次站上國際影展盛會領取大獎的他，看到台灣記者自然備感榮耀，聊到拍片的辛酸，才聊兩句，他就哭了出來，而且哭到不可收拾，大會人員臉都變了，怒目瞪著我，以為我對阿亮說了什麼不得體的話，幾乎就要揮拳感人，但是阿亮就是抱著我哭，等到心情和緩後，等到拍片前後的委屈心情都疏解了之後，才轉身接受大會安排去面對其他日本媒體。
那一天開始，阿亮成為台灣影壇中最會得獎，然而也最不吝惜眼淚的導演，他在《愛情萬歲》最後要楊貴媚痛哭十分鐘的場面，不只是藝術創意，更是他基本性情的寫照。
說他愛哭，一點不誇張，他受過的委屈，其實，台灣也沒有幾位導演比得上。
1996年我在中影任職，阿亮的《河流》就由我擔任製片，《河流》是他繼《愛情萬歲》之後的作品，但是從第一場製片會議開始，我就明顯感受到大家對這部電影「近視」與「漠視」，關鍵在於為什麼又是同志主題？為什麼全片預算要這麼貴？為什麼都沒有其他新演員來參與演出？
除了內憂，還有外患。《河流》角逐國片輔導金的時候，竟然被刷了下來，原因之一是該片由中影投資，有人堅持中影很有錢，而且在前一年已經得到好些部輔導金了，不應該再來搶食輔導金，因而遭到惡性抵制；原之二是阿亮的劇本很簡略，有些評審看不出意境何在，所以即使他名氣再響亮，即使是台灣除了侯孝賢之外的另一位金獅獎得獎大導演，依舊慘遭滑鐵盧。
有一回我代表中影到新聞局開會，更被一群人指著鼻子罵說都是中影支持蔡明亮這樣的導演，拍出不好看的同志電影，搞壞了國片市場；這一群人後來更就蔡明亮的僑生身份，質疑他沒有身份証，就沒有資格領取國片輔導金，還逼著他要把輔導金給吐出來。
《河流》在1997年的柏林影展得到第二名的評審團大獎銀熊獎，那一年的金熊獎是大導演米洛許．福曼的泛泛之作《情色風暴》，讓好多人大搖其頭，還好法國文化部副部長直接就跟阿亮說：「你的《河流》救了柏林影展。」但是，該片父子亂倫的內容太勁爆，不但讓苗天在回到台灣時備受影星同業抨擊，甚至連前 衛的紐約影展一度都不敢邀約該片參展，直到一九九九年才在林肯中心舉辦了「蔡明亮回顧展」，讓《河流》得能在紐約公映。」
1998年，阿亮完成了前衛色彩濃烈的寓言電影《洞》，但也爆發了他和台灣影人的矛盾衝突，他和《洞》的製片人都認為當年的金馬獎評審受到片商掌控，有人連著當了幾年評審，對阿亮的作品既不屑又有敵意，勉強參賽，必定會遭排擠，所以在報名之後又宣布退出，一時輿論大譁，當年的評審吳乙峰和和平路也跟進退出評審行列，另外一群電影工作者則組織了「創作聯盟」來對抗。
多年後回想98年的「混亂」情勢，阿亮語重心長地說：「我是個搞創作的人，從來不想，也不會涉入鬥爭，我只是反應自己受到打壓的不公平現象，沒有想過搞對抗，在混亂中浮沈了好一陣子，發覺想要躲起來寫劇本都不行，實在沒有辦法應付，我想我一向很敏感，在一兩個場合的言行是有些失控，雖然說那就是我，不是那樣敏感，就不像我了，畢竟耗損太多，我只要求一個純粹的創作空間，吵架很煩，不可能去創作的。」還好，有了98年的燎原風雷，讓他回到故鄉沈澱了好些時光，一方面生活，一方面找創作題材，也找到了愛情的滋潤，2001年他再度回台灣拍攝《你那邊幾點》，又接二連三拍出了《天橋不見了》和《天邊一朵雲》，阿亮的腳步更形沈穩，更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對於人世的傾軋和鬥爭，有了更開闊的視野，也懂得以更圓熟的態度來處理。
2004年一個秋天的清晨六點，我接到阿亮的電話，他才剛拍片收工，但是心情紛亂如麻，完全不能閉眼休息，他一定要找到對的人傾訴心聲。那時候，他的製片團隊發生類似「叛變」的財務危機，讓他憂心如焚，傾訴和聆聽就是他自我治療的唯一良方，他心知肚明該怎麼去面對危機，習慣孤軍作戰的他渴盼的無非就是朋友的溫暖。
2005年阿亮再以《天邊一朵雲》柏林影展凱旋，我卻又意外再接到阿亮的傾訴電話，他不擔心電檢、不擔心電影行銷，他在意的是有些朋友因為工作上的事對他產生了誤會，這次我沒聽到他的抱怨，反而是以極開朗的心情去面對橫逆和俗世紛擾，隔著話筒，我依稀彷彿又看到了1996年他迫不及待要分享他在新加坡遇上的愛情故事的那幅自得神情。
阿亮很少談自己的感情世界，他的電影裡不但關心男人間的情欲，父親和母親的性向也都是他從不避諱的主題，他的名言是：「每一個人的性傾向都是正常的，沒有不正常的，不需要用男男、女女、男女或女男的排列組合，來標示正常或不正常，同性之間的接吻或發生關係不一定就代表他們是同志，寂寞的時候人心人性的各種狀況都有可能，我的電影只是給一個比較大的空間是思考人的寂寞，讓大家去思考去接受。」
阿亮是最會探索寂寞的導演，王家衛擅長的是繽紛中的寂寞，阿亮則是荒蕪的寂寞，繽紛中的蒼涼很討喜，荒蕪中的獨行則是註定清冷，相對之下，演出阿亮的電影，對台灣的老中青三代演員而言都是極度艱難的挑戰，不但要去衝撞肉體的極限，還要去挖掘靈魂的私密；不但要拋捨傳統形象，更要以鮮血淋漓的掏心掏肺來自我剖析。
《河流》裡的李康生不但真的要下到奇臭無比的淡水河去「受難」，因為哪吒上身，導致頸子歪了一邊的劇情，更是李康生拍戲的親身體驗，那種苦，只有李康生和蔡明亮才懂；從《河流》到《不散》都只是驚鴻一瞥客串的陳昭榮，都只不過是一場三溫暖或廁所的曖昧戀情戲，卻有了在「欲」與「恨」中徘徊，在「摸索」與「嘗試」中掙扎的驚人爆發力。
阿亮的電影從不迴避情欲，但是他不以華美溫潤包裝情欲，他反而習慣揭發情欲聳動暗潮，小康和陳湘琪在演出《河流》床戲的時候，敬業賣力的兩個人，不過半天工夫卻都拍到暈眩嘔吐；小康和苗天在《河流》的那場三溫戲裡，觀眾在陰暗的柔光下，聽到了急促的欲望呼吸，看到了蠕動的肉體，卻不一定能真正觸摸到演員在阿亮的壓力下面對的靈魂煎熬。
常有人質疑，蔡明亮的電影總是用固定班底，他的回答是：「我的每位演員都有長時間的交往，苗天在拍電視時即忘年之交，我更和陳湘琪不時打打電話交心，我的片子走到那裡，小康就走到那裡，我的戲不是只靠一個理念，一個劇本就拍的，每個人都要對我提供自己的生活經驗，然後再還原為真實的部份，因為他們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一旦上戲，一旦面對攝影機就會意識到自己在表演，我的電影要接近真實而自然，所以我只有熟悉他們的底層世界，才更能激發出他們的潛力和彈性，進入不同角色的內心世界。」
其實，阿亮在前衛叛逆性格外外，還有顆念舊的心，他和演員之間親如家人，他對成長時光的眷念，更不時回饋生命養份，他說過：「每次外出遠行，我一定會在行囊中放著李香蘭的唱片，有時候還有葛蘭，有時候還有崔萍，小時候我跟著外公和爸爸看了許多電影，也聽過無數的老唱片，那個年代的歌手最大的特色就是都用心在唱，我除了聽到旋律，也聽到她們的心和靈魂。」從《洞》開始，蔡明亮透過「南屏晚鐘」和「留戀」等一首接一首的老歌，揭開了他魂夢相依的創作靈藥，那顆老靈魂的坦誠自白，震攝住了許多新生的耳朵。
1997年，阿亮的《河流》雖然在國際備受好評，在台灣卻到處被罵，官員直接跟他說根本看不懂他的電影，曾經讓他氣憤填膺，為什麼法國文化副部長可以把阿亮的電影創作看成寶，台灣官員卻這麼對待創作者？當時他的感慨是：「新聞局主管官員經常在換人，對很多官員而言，電影只是小業務，一定要出現有心思考電影定位，不求升官，只想救電影的官員，或許電影產業可以重新來談過。他覺得政府若能把台灣電影當成「精緻手工業」來扶植，或許會有更多傳世的作品誕生，文化藝術是台灣電影最值得珍惜的部份；電影的衰敗其實是商業機制的衰敗，反而是文化電影香火持續不墜。」
2005年，阿亮的《天邊一朵雲》再度在柏林得獎，新聞局的慶功宴上，法國在台協會的高級代表全到了，上任才半年多的台灣新聞局長林佳龍卻已經確定要辭官去選台中市長了。法國代表會出席頒獎典禮是因為《天邊一朵雲》有法國資金，而且法國人還要簽署雙邊合作協議，未來法國的電影人才也有可能來台灣替台灣電影效力，這些都是阿亮透過個人的才華與努力所達到的成績，然而台灣媒體只關心電影裡的口交情節，只爭著要電影中的情欲劇照……
這些紛爭，阿亮無心理睬，他只能憑一己之力繼續喚回台灣觀眾看電影的熱情，過去三年來，沒有一位台灣導演像阿亮那樣傻勁大發地走遍全台校園，一場又一場地出席電影映後座談會去和影迷交心，一切只因為「我發現台灣社會很多的資源都不見了，拍好電影無非是要有人，也要有錢，如今我找到了錢，人呢，散了，台北愛電影的人很多，大家雖然日子都過得很苦，卻又很樂意主動來幫我，只可惜我的創作需要慢火燉熬，不能快快拍很多片，帶動產業，但是做一點算一點嘍……」
陽春三月的台北街頭，春雨綿綿，抬頭四望，天邊只有烏雲，但是阿亮全力在衝刺，等待著雲破月來。
首先，寂寞來自他的身份。
以台灣人的標準而言，他是馬來西亞古晉出生的僑生，卻在台灣受高等教育，在台灣拍片，替台灣增光，卻長期被少部分電影圈人排擠，指他不是台灣人，不配拿輔導金……為此，他掉過無數次眼淚，但是，每一回再出發，國際影展的賽會上都標識著台灣電影、台灣導演……
其次，寂寞來自他的成長。
阿亮的父親是賣麵又種田，生活擔子極大的小老百姓，十歲前，阿亮是由同樣也賣麵的外祖父撫養，疏離的父子關係，堅決反對他唸戲劇的望子成龍壓力，後來直接反應在他的電影中。青春期的他留過級，也做過水泥工，還當過訃聞廣告的業務員；來台灣求學後承受的則是『獨居』的身心壓力，經濟吃緊的他，既得窩居在小房間裡等待著聯考，還得到電影圖書館打工才有機會免錢看到國際影展上映演的名片……
再者，寂寞來自他從影生涯的跌跌撞撞。
第一次認識阿亮在1985年，那一年，台灣電影《小逃犯》在亞太影展上大放異彩，但是阿亮卻在得獎名單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小逃犯》的劇本首稿出自他的手筆，得獎的卻不是他？氣極的他打電話給媒體傾吐委屈，小蝦米如何挑戰大鯨魚？許多電影前輩不替他打抱不平，反而要求他多忍耐，總會有出頭的一天，還記得他的苦勞終於獲得導演肯定，願意見他把事件原委說清楚的那一天，阿亮強忍著浮上眼眶的淚水說了一句很不甘心也很無奈的話：「我知道台灣媒體還是能做一些事的……」
第二次看到阿亮落淚，則是在東京。1992年，他的《青少年哪吒》參加了東京影展競賽，那一年，張國榮是評審。影展期間，張國榮完全不避嫌，特別安排了一次餐敘請蔡明亮和徐立功吃飯，飯局中，聲名如日中天的張國榮當然替阿亮打了不少氣，可是也不忘叮嚀第一次拍戲的阿亮要把電影拍得更熱鬧，更緊湊一些，未來才會一片大好，阿亮點頭如搗蒜，但我明白感受到他心裡另有感受，走出餐會後，我只能拍拍他的肩說：「面對評審，謙卑是唯一的選擇！」
頒獎典禮上，阿亮如願上台得了銅櫻花獎，下了台後，第一次站上國際影展盛會領取大獎的他，看到台灣記者自然備感榮耀，聊到拍片的辛酸，才聊兩句，他就哭了出來，而且哭到不可收拾，大會人員臉都變了，怒目瞪著我，以為我對阿亮說了什麼不得體的話，幾乎就要揮拳感人，但是阿亮就是抱著我哭，等到心情和緩後，等到拍片前後的委屈心情都疏解了之後，才轉身接受大會安排去面對其他日本媒體。
那一天開始，阿亮成為台灣影壇中最會得獎，然而也最不吝惜眼淚的導演，他在《愛情萬歲》最後要楊貴媚痛哭十分鐘的場面，不只是藝術創意，更是他基本性情的寫照。
說他愛哭，一點不誇張，他受過的委屈，其實，台灣也沒有幾位導演比得上。
1996年我在中影任職，阿亮的《河流》就由我擔任製片，《河流》是他繼《愛情萬歲》之後的作品，但是從第一場製片會議開始，我就明顯感受到大家對這部電影「近視」與「漠視」，關鍵在於為什麼又是同志主題？為什麼全片預算要這麼貴？為什麼都沒有其他新演員來參與演出？
除了內憂，還有外患。《河流》角逐國片輔導金的時候，竟然被刷了下來，原因之一是該片由中影投資，有人堅持中影很有錢，而且在前一年已經得到好些部輔導金了，不應該再來搶食輔導金，因而遭到惡性抵制；原之二是阿亮的劇本很簡略，有些評審看不出意境何在，所以即使他名氣再響亮，即使是台灣除了侯孝賢之外的另一位金獅獎得獎大導演，依舊慘遭滑鐵盧。
有一回我代表中影到新聞局開會，更被一群人指著鼻子罵說都是中影支持蔡明亮這樣的導演，拍出不好看的同志電影，搞壞了國片市場；這一群人後來更就蔡明亮的僑生身份，質疑他沒有身份証，就沒有資格領取國片輔導金，還逼著他要把輔導金給吐出來。
《河流》在1997年的柏林影展得到第二名的評審團大獎銀熊獎，那一年的金熊獎是大導演米洛許．福曼的泛泛之作《情色風暴》，讓好多人大搖其頭，還好法國文化部副部長直接就跟阿亮說：「你的《河流》救了柏林影展。」但是，該片父子亂倫的內容太勁爆，不但讓苗天在回到台灣時備受影星同業抨擊，甚至連前 衛的紐約影展一度都不敢邀約該片參展，直到一九九九年才在林肯中心舉辦了「蔡明亮回顧展」，讓《河流》得能在紐約公映。」
1998年，阿亮完成了前衛色彩濃烈的寓言電影《洞》，但也爆發了他和台灣影人的矛盾衝突，他和《洞》的製片人都認為當年的金馬獎評審受到片商掌控，有人連著當了幾年評審，對阿亮的作品既不屑又有敵意，勉強參賽，必定會遭排擠，所以在報名之後又宣布退出，一時輿論大譁，當年的評審吳乙峰和和平路也跟進退出評審行列，另外一群電影工作者則組織了「創作聯盟」來對抗。
多年後回想98年的「混亂」情勢，阿亮語重心長地說：「我是個搞創作的人，從來不想，也不會涉入鬥爭，我只是反應自己受到打壓的不公平現象，沒有想過搞對抗，在混亂中浮沈了好一陣子，發覺想要躲起來寫劇本都不行，實在沒有辦法應付，我想我一向很敏感，在一兩個場合的言行是有些失控，雖然說那就是我，不是那樣敏感，就不像我了，畢竟耗損太多，我只要求一個純粹的創作空間，吵架很煩，不可能去創作的。」還好，有了98年的燎原風雷，讓他回到故鄉沈澱了好些時光，一方面生活，一方面找創作題材，也找到了愛情的滋潤，2001年他再度回台灣拍攝《你那邊幾點》，又接二連三拍出了《天橋不見了》和《天邊一朵雲》，阿亮的腳步更形沈穩，更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對於人世的傾軋和鬥爭，有了更開闊的視野，也懂得以更圓熟的態度來處理。
2004年一個秋天的清晨六點，我接到阿亮的電話，他才剛拍片收工，但是心情紛亂如麻，完全不能閉眼休息，他一定要找到對的人傾訴心聲。那時候，他的製片團隊發生類似「叛變」的財務危機，讓他憂心如焚，傾訴和聆聽就是他自我治療的唯一良方，他心知肚明該怎麼去面對危機，習慣孤軍作戰的他渴盼的無非就是朋友的溫暖。
2005年阿亮再以《天邊一朵雲》柏林影展凱旋，我卻又意外再接到阿亮的傾訴電話，他不擔心電檢、不擔心電影行銷，他在意的是有些朋友因為工作上的事對他產生了誤會，這次我沒聽到他的抱怨，反而是以極開朗的心情去面對橫逆和俗世紛擾，隔著話筒，我依稀彷彿又看到了1996年他迫不及待要分享他在新加坡遇上的愛情故事的那幅自得神情。
阿亮很少談自己的感情世界，他的電影裡不但關心男人間的情欲，父親和母親的性向也都是他從不避諱的主題，他的名言是：「每一個人的性傾向都是正常的，沒有不正常的，不需要用男男、女女、男女或女男的排列組合，來標示正常或不正常，同性之間的接吻或發生關係不一定就代表他們是同志，寂寞的時候人心人性的各種狀況都有可能，我的電影只是給一個比較大的空間是思考人的寂寞，讓大家去思考去接受。」
阿亮是最會探索寂寞的導演，王家衛擅長的是繽紛中的寂寞，阿亮則是荒蕪的寂寞，繽紛中的蒼涼很討喜，荒蕪中的獨行則是註定清冷，相對之下，演出阿亮的電影，對台灣的老中青三代演員而言都是極度艱難的挑戰，不但要去衝撞肉體的極限，還要去挖掘靈魂的私密；不但要拋捨傳統形象，更要以鮮血淋漓的掏心掏肺來自我剖析。
《河流》裡的李康生不但真的要下到奇臭無比的淡水河去「受難」，因為哪吒上身，導致頸子歪了一邊的劇情，更是李康生拍戲的親身體驗，那種苦，只有李康生和蔡明亮才懂；從《河流》到《不散》都只是驚鴻一瞥客串的陳昭榮，都只不過是一場三溫暖或廁所的曖昧戀情戲，卻有了在「欲」與「恨」中徘徊，在「摸索」與「嘗試」中掙扎的驚人爆發力。
阿亮的電影從不迴避情欲，但是他不以華美溫潤包裝情欲，他反而習慣揭發情欲聳動暗潮，小康和陳湘琪在演出《河流》床戲的時候，敬業賣力的兩個人，不過半天工夫卻都拍到暈眩嘔吐；小康和苗天在《河流》的那場三溫戲裡，觀眾在陰暗的柔光下，聽到了急促的欲望呼吸，看到了蠕動的肉體，卻不一定能真正觸摸到演員在阿亮的壓力下面對的靈魂煎熬。
常有人質疑，蔡明亮的電影總是用固定班底，他的回答是：「我的每位演員都有長時間的交往，苗天在拍電視時即忘年之交，我更和陳湘琪不時打打電話交心，我的片子走到那裡，小康就走到那裡，我的戲不是只靠一個理念，一個劇本就拍的，每個人都要對我提供自己的生活經驗，然後再還原為真實的部份，因為他們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一旦上戲，一旦面對攝影機就會意識到自己在表演，我的電影要接近真實而自然，所以我只有熟悉他們的底層世界，才更能激發出他們的潛力和彈性，進入不同角色的內心世界。」
其實，阿亮在前衛叛逆性格外外，還有顆念舊的心，他和演員之間親如家人，他對成長時光的眷念，更不時回饋生命養份，他說過：「每次外出遠行，我一定會在行囊中放著李香蘭的唱片，有時候還有葛蘭，有時候還有崔萍，小時候我跟著外公和爸爸看了許多電影，也聽過無數的老唱片，那個年代的歌手最大的特色就是都用心在唱，我除了聽到旋律，也聽到她們的心和靈魂。」從《洞》開始，蔡明亮透過「南屏晚鐘」和「留戀」等一首接一首的老歌，揭開了他魂夢相依的創作靈藥，那顆老靈魂的坦誠自白，震攝住了許多新生的耳朵。
1997年，阿亮的《河流》雖然在國際備受好評，在台灣卻到處被罵，官員直接跟他說根本看不懂他的電影，曾經讓他氣憤填膺，為什麼法國文化副部長可以把阿亮的電影創作看成寶，台灣官員卻這麼對待創作者？當時他的感慨是：「新聞局主管官員經常在換人，對很多官員而言，電影只是小業務，一定要出現有心思考電影定位，不求升官，只想救電影的官員，或許電影產業可以重新來談過。他覺得政府若能把台灣電影當成「精緻手工業」來扶植，或許會有更多傳世的作品誕生，文化藝術是台灣電影最值得珍惜的部份；電影的衰敗其實是商業機制的衰敗，反而是文化電影香火持續不墜。」
2005年，阿亮的《天邊一朵雲》再度在柏林得獎，新聞局的慶功宴上，法國在台協會的高級代表全到了，上任才半年多的台灣新聞局長林佳龍卻已經確定要辭官去選台中市長了。法國代表會出席頒獎典禮是因為《天邊一朵雲》有法國資金，而且法國人還要簽署雙邊合作協議，未來法國的電影人才也有可能來台灣替台灣電影效力，這些都是阿亮透過個人的才華與努力所達到的成績，然而台灣媒體只關心電影裡的口交情節，只爭著要電影中的情欲劇照……
這些紛爭，阿亮無心理睬，他只能憑一己之力繼續喚回台灣觀眾看電影的熱情，過去三年來，沒有一位台灣導演像阿亮那樣傻勁大發地走遍全台校園，一場又一場地出席電影映後座談會去和影迷交心，一切只因為「我發現台灣社會很多的資源都不見了，拍好電影無非是要有人，也要有錢，如今我找到了錢，人呢，散了，台北愛電影的人很多，大家雖然日子都過得很苦，卻又很樂意主動來幫我，只可惜我的創作需要慢火燉熬，不能快快拍很多片，帶動產業，但是做一點算一點嘍……」
陽春三月的台北街頭，春雨綿綿，抬頭四望，天邊只有烏雲，但是阿亮全力在衝刺，等待著雲破月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