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名：〈從考據到經世：嘉道之際的學術轉向〉
作者：黃長義
出處：《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

摘要
一、「漢學」的衰落與蛻變
「漢學」往往被稱為「乾嘉學術」，按其流派主要可分為吳派和皖派，雖然風格不一，但其「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以及「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義理」的學風是相同的。只是他們最大的的缺點就是過分誇大了文字與義理的關係，將訓詁、考證看成是探求義理的唯一途徑，而忽視了「義理有時實在語言文字之外」，所以一些有見識的學者就對漢學的流弊提出批評，他們的思想潛動和學術主張，開啟了嘉道之際學術轉向的先河。
(一)紀昀：主張兼採漢宋，以救正其弊端。
(二)戴震：繼承和發展顧炎武的「讀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樸實學風。以「字義疏證」的形式，對程朱理學「以理殺人」的本質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全面闡發和論證「欲出於性」、「理存乎欲」的新義理觀，並提出了「體民之情」與「遂民之欲」的王道政治主張。
(三)汪中：治學注重「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並且主張建立各種社會賑濟機構，如孤兒社、養濟院等，其以民生為學問之本的思想，充分體現了他的經世精神和人道主義情懷。
(四)章學誠：主張學術經世，強調學術乃政教所繫，學術壞而政教必衰，只有學術能夠匡正人心、持世救偏。代表作《文史通義》就是對當時「擘績補苴」的漢學和「空談性理」的宋學進行了深刻的批評，從而提出「六經皆史」和「因史明道」的觀念，重新高揚了浙東學派的經世學風。
從乾嘉學術到嘉道之際的學術，漢學的內部已有種種蛻變，其表現趨向有：
(一)從考古轉向通今：其一，回到西漢今文經學，尋求微言大義，從而援經議政，以經術為治術；其二，直接參與現實政治，研究現實問題。
(二)從考據回歸義理：其一，繼承皖派戴震的思想，致力於新義理觀的疏證，以焦循為代表；其二，繼承紀昀的思想，主張漢宋兼採，調和漢宋，以阮元為代表。但無論是哪一種傾向，都十分強調學以致用，這是對乾嘉漢學為考據而考據、重學不重用的批判和矯正，也是恢復和發揚顧炎武「經世致用」及顏元「習行」的思想。
(三)從治經過渡到治史：漢學的學術內容本以經學為中心，史學僅為經學附庸，直至王鳴盛、錢大昕、趙翼等人將在經典考證中運用的方法推廣於史學研究中，使史學在學術界的地位與經學幾乎分庭抗禮。錢大昕提出了「經史非二學」的命題，將經學與史學同等對待；章學誠提出了他的「六經皆史」說，把六經當作史學研究的對象；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力圖超越狹隘的史學考證，於是將「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都編於著作之中。

二、「宋學」的復興和「漢宋之爭」
隨著清朝由盛轉衰和漢學流弊的充分曝露，宋學又逐漸活躍起來，宋學家從儒家的德治主張傳統出發，把清朝衰敗的根本癥結歸因為「道德廢、人心壞、風俗漓」，所以提出「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則必恃學術」，所謂「恃學術」就是依靠程朱理學來維護綱常禮教，規範社會，匡正人心。
(一)桐城派的姚鼐：以孔孟韓歐程朱之道統自任，並繼承發展方苞的「義法」說，提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合一的理論。既肯定以理學為核心的宋學，又吸收了以考據見長的漢學。
(二)方東樹：代表作《漢學商兌》，是對漢學進行了全面的、系統的批判，而極力推崇程朱理學。所論雖充滿門戶之見，但頗能切中漢學流弊，而且改變了以往宋學對峙中處於守勢的地位，使漢宋之爭出現了新的變化。
(三)湖湘學派的唐鑒：代表作《國朝學案小識》用程朱理學的觀點總結清代學術史，提出一個以陸隴其等四人為正宗的清代學術譜系，是極力的維護程朱道統。
嘉道之際宋學的復興，著重強調程朱理學的經世功用，因此，宋學的復興可說是反映了嘉道學術從考據轉向經世的總趨勢。另外，有一批治世能臣認為程朱理學在經世實務方面存在著嚴重的不足，於是在強調以「義理」修身養性的同時，又非常重視外在事功，積極講習經世致用之學，以經世實學濟宋學「外王」之不足。因此，曾國藩才在姚鼐義理考據詞章之下，再提出「經濟」一學，並創立了「合漢宋、兼虛實」的經世「禮學」。

三、「今文經學」的異軍突起
莊存與首先開啟清代今文經學的研究，而奠基者為劉逢祿，其所闡發的「春秋義法」與「通經致用」的學風吸引了大批有志於經世致用的學者。龔自珍和魏源則大開學人議政之風，提倡變法，亦是走向經世實學。如龔自珍和魏源汲取公羊學關注現實政治的微言精神，著重闡發的是「公羊三世說」的變易進化史觀和「三統」因革損益的改革思想，龔氏經世致用的主張和實踐，正反映了今文經學由發揮經義到議論時證這一歷史性深刻變化。

札記
清代學術是多樣化的，不管所發揚的是漢學還是宋學，在繼承中亦有突破，比如雖講義理，但更重視「外王」，所以在「從考據回歸義理」之後還可再加上「趨向外王」，這是清代儒士新的課題。而且在宋學義理學的基礎下，發展了「禮學」，只是文章中沒有提到，實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