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與札記10

論文題目：〈清初理學的重建及其意義〉
作者：林國標
出處：《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2期(2004年)頁78-81


摘要


一
經過明末清初的社會大動蕩，傳統的倫常意識和秩序觀念已遭到嚴重的破壞，滿清統治者入關進而確立在全國的政治統治以後，就面臨著如何加強思想文化建設的問題，這個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迫切。清民族受到四種文化體系影響：喇嘛教、儒學、佛教、天主教。因為儒學具有廣泛的適應性與多方面的功能性，再加上統治權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的需要，所以清統治者最後選擇儒學。
儒學特色在於它既是一種廣泛探討個人心、身、性、情的心理學，也是一種強調個體的道德實踐的倫理學，更是一種講求治道的政治學，並且經過上千年的與政治相磨合的歷程，可作為意識形態、實施思想控制的工具。於是，清統治者定鼎北京以後，首先便制定了「表章經學」的文化政策。順治六年(1644年)，清世祖入關一個月後，便把孔子六十五代孫允植襲封衍聖公，五經博士等官襲封如故。
順治時制定「表章經學，尊重儒先」的文化政策。明令恢復明朝科舉取士的舊制，並不斷將漢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倫理觀念融合到自己的統治活動中，更將「崇儒重道」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康熙則是看中程朱理學更深具道德說教能力和倫理的凝聚作用，因此將尊孔崇道具體化為表彰程朱理學。因為程朱理學全面繼承並發展了儒學「三綱五常」的倫常觀念和一整套收拾和控制人心的理論與做法。並將朱熹從祀孔子廟的地位升格，由東廡先賢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一；還托理學名臣熊賜履、李光地主持纂修《朱子大全》，親自為之作序。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理學升格成統治思想，在清初迅速得到復興。


二
清統治者能夠瞭解並理解程朱理學之作為新儒學的基本價值和作用，選擇程朱理學作為官方的統治思想以及大力推行一系列「崇儒重道」措施，也是與一些清初學者的鼓動和影響分不開的。
熊賜履的《萬言疏》闡明理學的重要意義，希望康熙能遵奉程朱理學，一洗從前空虛荒誕之邪說。由於熊賜履的宣傳鼓動，使康熙明白：程朱理學體現了儒學的精華，是其進行統治的最現實最有效的工具。李光地標榜以程朱為宗師，根據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說法，認為從朱熹到康熙朝已是500餘年，康熙又躬行聖賢之學，所以康熙之統治正是孔孟道統的發揚。
康熙一生講求儒學，經常召對廷臣討論理學話題，他對朱熹、王陽明等人的著作都有過研究，在朱學與王學的對比中，他認為朱學勝於王學，王學雖有精微之處，但不如朱學體道親切，說理詳明。朱學不僅深刻地闡發了聖賢之精微，更在於它還可以用之於實際，用來指導政事的運作和日常生活的倫理實踐，對於身心性命都大有補益。因而，只有朱子之學，超乎諸家之上。朱學「見其窮天地陰陽之蘊，明性命仁義」。漢族理學家利用向皇帝進言的機會，特別是利用經筵日講的機會，向皇帝灌輸儒家學說特別是程朱理學，使理學觀念在清朝統治者身上劄下根來，成為儒家文化堅定信奉者和實踐儒家「內聖外王」主張的典範。


三
隨著清軍入關，清朝定鼎北京，大批滿族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數民族也相繼進入中原內地。滿族在入關以前推行的制度是封建農奴制，政治上合議制、經濟上莊園制、風俗上尚武輕文。在舊的制度下，漢民族往往是被奴役的對象，為了擺脫危境，紛紛尋機逃亡，此即清初的逃人問題，這是舊制所帶來的惡果，也是滿漢民族矛盾的典型表現。入關以後，清朝某種程度的延續關外舊制，政治上滿漢官僚之間圍繞權力分配而明爭暗鬥；意識形態上儒家傳統和滿洲祖制家法的對立。
到了順治時期，奠定「崇儒重道，振興文教」的開國氣象後，康熙提出以「文教是先」為核心的十六條治國綱領，貫徹了儒家以德治國，注重禮儀人倫的基本理念。開設「博學鴻儒」科，一方面延攬儒學人才，一方面以儒家思想來攏絡儒生；同時也促進了清廷講崇儒學政策的穩定，以及為以後學術文化事業的繁榮起了一個良好的開端。這一斷時期對尊儒的主要表現在於「崇儒重道」、「博學鴻儒」、「忠君親上」等觀念上。
程朱理學在康熙時已被正式確立為官方哲學，在理論上比較徹底地解決了清代政治發展方向問題，以最權威的方式確立儒家學說的統治地位；在文化上為其他滿洲貴族和群眾樹立了無可非議的榜樣。儒學漸成為滿漢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儒學經典也被大量譯成滿文，成為教育旗人的教材。
原來的抗清志士也出現了某種變化，如黃宗羲，對康熙留心文治、倡導綱常名教、優禮大臣、體察下情等做法表示讚許，稱其為「聖天子」。清初統治者通過確立程朱之學為官方哲學,找到了一種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維系人心的工具,這對於經歷了長期動亂之後的國家來說,可以使社會生產關系得到迅速的穩定並進而促進封建經濟和文化的恢復和發展。



札記

過去在唸書的時候，清代的學術思想很少接觸，透過這篇論文簡要的說明，可以看到，清初國家重新確立程朱理學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地位，清初理學的重建並非僅僅是向舊的傳統復歸，而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相當積極意義措施，它不僅填補了在思想和倫理領域出現的空白，而且彌合了民族之間思想意識的鴻溝，促進了民族之間的和解與文化的融合，也使社會生產關係得到迅速的穩定，理學就在這樣環境背景之下得到新的意義，雖然後來清代學術走出其獨特的道路，但理學的精神仍深植在清代整個大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