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問題的問題化
「文化」始終是個治理相關概念的問題。與文化緊緊相依的另一個字眼，「文明」，這對字眼經常在中文書寫世界中被認為是同義字，就中文語源的考究，「文」、「化」、「明」，都具有名詞動詞化的特徵，文，同紋，飾也。因此無論「化之以文」或「明之以文」都意向著一個有待被繁「文／紋」所「飾」的對象，儘管在中文書寫裡「文明」、「文化」這組辭，意義並不互斥，但在十八世紀之前「文明」或「文化」很少被放在一起使用，因為天朝另有制度性的字眼對應那些有待以「繁文禮飾」的對象，這個制度稱為「羈靡」，如言「蠻夷人物強悍，風俗荒怪，中國姑羈糜之而已。」

今天所使用的「文明」或「文化」的概念與意涵，與十八世紀以前古文中所指並非同一。今天中文世界所使用的「文明」或「文化」譯自日語，是幕府末年思想家重新賦予漢字「文明」或「文化」予以制度性內涵，而它們的對應字眼來自Zivilisation與Kultur，維新時期日本思想界使用「文明」與「文化」這組字眼對應低地德語 (對十八九世紀而言是古荷蘭語) 這些字眼雖以漢字書寫，但其意義已完全不再是中國道統天下觀裏「夷」的對稱，而是就「萬國公法」架構下的世界秩序。
幕府末年，西周（にし あまれ）譯「萬國公法」，該法架構依「文明」有無而斷定一「國」是否具備國際法的主體資格，文明國才是擁有主權的國家，據此，文明國得以相互承認、確定，並允許其征服、開拓未開化地區。
該法將世界區分成讫自主國(即文明國)岂半主國（即半開化國）财未開人(國)。第一項在政治上得到完全的承認。第二項則只得到部分承認。而第三相視為無主之地，得照「先佔法理」由文明國中先佔者得以開拓之 。

「文化國民」Kulturnation這個德語概念，在革新派的推波助瀾下，參予了幕末遽變前的時氛，為了使一國之民能自覺到國的存在而成為民，議會、國語、國語學、國民教育、國民國家…推陳紛紛，依此，凡共享同一語言、文化的社群的「文化共同體」成了發展「國民國家」的自然基礎。
顯然，文明與文化對近現代東亞深蘊著一種對立的辨證關係。要如何使「和魂」蛻變成「文明的洋才」？這個問句對可兌換為要如何使「半開化文化」共同邁向「文明大國」？福澤諭吉在《文明概略論》裡強烈主張：要以西洋文明為目標…現代世界文明狀況，要以歐美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而非澳則算是未開化的野蠻之地，這種說法已經成為世界通論… 。對福澤諭吉等革新派人士而言，舉國之力開發民智脫亞入歐，這就使所謂的「文化國民」這個共同體有了實踐「國民國家」的意識形態目標，換言之「日本人」這個全新的概念出現了，如同稍晚幾年出現的「中國人」概念，它們在邁向「全體主義」的過程中都經歷了「文化建構」的想像工程，而西洋文明是這個工程實踐綱要。

文化，當這個字眼不戴帽子冠上這個特稱“「」”符號時，它像個中性的自在之物，然而一顆如石頭的無機物只要在恰當的條件下，它也可以成為無辜的凶器，對東亞而言，這些恰當的條件中最關鍵的竟是表面上無干於東亞的幾個獨立事件，首先是美洲新大陸的經濟作物與原物料的大面積專業開發；第二是十六世紀末到十八世紀的一百五十餘年間，西歐各國間的戰爭使歐洲率先走向了一種因應戰爭而發展出的新國體，即所謂的民族國家。第三是中國從對白銀的需求轉而成對鴉片 的需求拉動了整個印度大陸的農作由棉改成罌粟，歐洲貿易商改變當時影響全球經濟甚鉅的中國商品項目。最後是帝俄西伯利亞鐵路的完成與清帝國在朝鮮的商貿與政治優勢，使東北亞海域的傳統均勢失衡。
「文化」是個大問題，但它很少有機會像Max Weber或新儒家學派所論的，一種將文化視為主動發揮力量的、有一致性的核心的，如新教倫理或儒教倫理，剛好相反，那些「後設的文化」從東亞發展史看來恰好都是一種為了邁向全體主義的虛構工程。

無獨有偶，在歐洲同樣有個對應了例子。
Nobert.Elias考察歐洲社會文明化進程指出：文明（Zivilisation）與文化（Kultur）兩概念的社會起源在德國是對立的 （Elias.1976,p7）。這種對立在康德(I.Kant)的作品裡早已被表達出，比如在他《從世界公民的觀點轉寫世界通史的構想》 Kant記述：…in hohem Grade durch kunst und Wissenschaft kultiviert（通過藝術與科學達到很高的等級）,wir sind zivilisiert bis zum Überlästigem zu allerlei gesellschaftlicher Artigkeit und Anständigkeit…(我們太文明了，以致為繁文褥節所累…)
這一小段引文裡有幾個關鍵字，1784年時代的康德論及Wissenschaft時，他使用kultiviert這個字眼作後設修飾，而zivilisiert對應於allerlei gesellschaftlicher Artigkeit und Anständigkeit（形形色色社交上的禮節）易言之，有一個對應於Kultivert的範疇與一個對應於zivilisiert的範疇，兩者所對應的結果不同。

Kant繼續分類，Die Idee der Moralität gehört zur Kultur.（道德觀念從屬於文化）Der Gebrauch diesser Idee aber ,welcher nur auf das Sittenähnliche in der Ehrliebe und die äuβere Anständigkeit hinausläuft,macht bloβ die zivilisierung aus. 道德觀念從屬於文化，而那些流行的想法(即上段描述為繁文褥節的文明等等)都只是äuβere Anständigkeit（表面上的禮節）這些沽名釣譽的表面禮儀推動的不過是文明罷。

1784年整個歐洲仍然在連年戰爭與匱乏財政裡，但歐洲傳統公國幾乎已被專為戰爭而設計的新式國家構併為英、法、西班牙、哈布斯堡集團、神聖羅馬同盟集團、低地國集團、俄羅斯等七大主要是勢力，還未形成一個國家的日耳曼地區分屬哈布斯堡、波旁王室、神聖同盟。複雜而破碎的政治環境使日爾曼地區有著有別於英法的「文化」與「文明」觀，這是日耳曼思想家所面對與思考的，那些說法語的宮廷貴族的禮儀在Kant的眼裡促進的只是äuβere Anständigkeit，但日耳曼有道德、宗教、藝術、哲學，這些是真正日耳曼人的Kultur。

在Elia的考察裡，確實，在德語文化中，「文明」指的是那些有用的東西，僅具次一等的價值，即那些包括人的外表、生活禮儀等表面現象。在德語中，人們用文化，Kultur，表現自我，表達自身特點與成就所感到的驕傲，而不是用zivilisation 。

Kultur的德語核心概念特指藝術、思想、宗教一類的事物，而Zivilisation這個概念既能用於政治，也可用於經濟、宗教、技術、道德、社會的現實…等等，換言之Kulturll（文化的）並不是某種存在價值的泛指，而是某些特定的，由人類所創造的價值與特性 （Elias.1976,p36）。它與Zivilisation對立，這種對立，最初表現在社會矛盾，後來則表現在民族矛盾。中等階層、知識份子、與宮廷貴族在德國發展進程中，某階段的緊張關係導致了這種對立…正直與虛偽、真正的道德與表面的禮貌的經驗概念 。
日耳曼人將Kultur對應於被稱為“純粹精神”的那種東西。而文明(Zivilisation)，對(德國還未誕生時的)西歐國家而言，這一概念表現了西方國家的自我意識，或者也可把他說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識 。

誰需要文化？誰需要進步的文化？或更根本的問題是一但使用「務使我們的文化…」時，則文化意指著一種想像的、或思想構作出的社群特質，這種特質是均質的，語言、文化、信仰等等，但這種均質卻是構作的，因為事實上並不存在一樣的語言、文化、信仰。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既不叫日本也沒有標準日本語，九州有九州語、今天被恥笑為外國人日語的四國語、本州島上關東、關西、東北三大地區的語言，不僅文法連語音也有相當落差，直到今天日語仍然有四種主要體系，一是奈良時代的真名、一是京都中心的文語日文、直到昭和初其仍然使用於官方文書的侯體、以及遷都東京維新之後的現代日語。就政治而言也只有在「西歐國家」形式傳入東亞後，才有所謂的日本國，在歷史上，它分屬不同的集團，倭、豐前、豐後、肥前、肥後、土佐、薩摩、五島、對馬…十九世紀以期，日本人是個使用度很低的字眼，如同十九世紀以前，即沒有所謂的中國話，中國人這個字眼更是個使用度低的詞，在東亞海域貿易文獻裡，大多使用閩南語或粵語拼音，在東海貿易圈則較多使用寧波語拼音，歐商稱華商為Sangleys（閩語，西班牙人稱呼南洋華商為“生理人”），而長崎人用船主所來自的港埠，或稱南京人、或稱閩人，因為中國或日本都是十九世紀才在自西方「文化論述」的對映指涉中成型的。

「文化」絕不是一個不可置疑的概念。一但人為了生存而採取的適應策略，必須被放在一致的框架中加以學習、複製、照本實踐，這個結果很顯然便是所謂Subject的誕生，be subject to someone，因為有個上位者向下sub-，投出jectum，所以下位者是向投出者學習而成為Subject，以東洋的話語理解便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文化是先聖遺訓，祖先的生活智慧，一個人要成為「人」＝「臣民(subject)」＝「國民」＝「眾庶」能夠制約自己的ego，天生的率性之氣，才能融入社會的texture，也就是所謂的「禮」，天下之節文，才能成為一個有主體的(subject)的「成人」。

文化的鍛造，很不幸的，在今天多少是一種「群眾技術」，K.Jaspers提醒這種危險，做出最終裁決的法庭是「人民集體的權威」，它隱在背景中，通過選舉而起支配作用 。

二.為了治理而製造國民、為了市場而製造大眾
Karl.Jaspers於1930年以德語寫作《時代的精神狀況》。由於歐洲猶太人的浩劫，Jaspers與同時代的猶太人一樣，都能敏銳地嗅出「全體主義」的危險。法斯西並不能成於一人之手，它肯定是一件龐大的文化工程，因此需要「大眾」，當大眾接受邁向更文明的形式時，大眾被稱為「國民」。
技術性的生活秩序與群眾是密切相關的。社會供應的龐大機器必須適應群眾特性…社會供應的產品必須適應消費者的要求。因此我們推論：群眾必須統治，但我們也發現他們不能統治 。

群眾難以被治理，因為事實上的群眾是一個個不一樣的特質的人。群眾需要被治理，因為有一個能合法執行暴力的機關，需要從群眾那裡得到機關開銷所需。因為有更多營利事業機構需要從群眾那裡獲取利潤，群眾越龐大，獲取高額利潤的可能便越大，但驅策一群人使之成為有自覺的成為「中國人」、「日本人」、「台灣人」、「以擁有L.V或PRADA為榮的人」…這些都是經歷十數年才勉強有成果的龐大文化工程。
「文化工程」這個選詞意在強調，任何以化約的方式尋找相似特質賦予「統一」概念的企圖，都是通過一套技術，切割、分類、稀釋、溶入而形成，在今天，國家與大企業是最有企圖與執行力去展現或執行群眾技術的機構，Jaspers所描述關於他的時代，與今日我們面臨的時代其實如出一轍。「選民的利益」、「人民有知的權力」、「選民的意志」、「人民是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最高的權威」…確實Jaspers確實如此列出與我們每晚都能在政論或新聞節目中聽到的咆嘯一樣的斷言，這種強力放送對一個害怕失去選票的傳統政權是必須的，即使在他們的意識形態獲得全面性勝利之後，它們仍害怕一個滑跤而撞倒了中正廟圍牆，因為他們各個肩負使命，「使中華文化道統復興的政權僅此而已，此外都是日美帝國主義依附者的貪腐集團。」
新型態的治理論述當然不再採用1980年代的修辭，新興的文化開始懂得「偶像」的魅力，公仔、明星化、紀錄片化、蔣朝敘事、台灣經濟的希望在中國…。另一方面，延續有正義感的爆料文化，向電視機前的人民展示，另一道統的正義與廉潔從蔣朝延續至今，霜風烈日如蔣先生的夾克，它們勇敢批評執政者，一週三爆料日日有貪腐，它們向人民展示什麼呢？
儉樸的文化終於誕生了，電視向無數隻眼睛轉播新總統夫人的儉樸風格，新聞鏡頭轉向明星名模開始述說，因為總統夫人尚儉，因而時尚界吹起一陣儉樸風格，名模明星競相以修改舊衣為尚。

Micheal.Foucault以《規訓與懲罰》提醒愛好懷疑的心靈：注意那些在我們文化之中客體化實踐的具體技術 。如果監獄與酷刑是王權向民眾展示司法與真理具有客觀的一致性，並且透過罪犯的自白向群眾證實司法之上的王權是真理的頂點，那麼今天，延伸自大眾文化的政治文化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做展現。
成立新的政風機關，嚴加查辦前朝貪腐集團官員，通過各種不需要法理證據的爆料作為技術性的操作，無數隻眼一次又一次目睹新任執政集團的正義與其執政內涵，在棄而不捨追查前朝貪腐、嚴辦不饒的認真態度上，通過螢幕一次次向無數隻眼睛證明其正義性，以及其來有自的道統。
我們緊接著將會看到更多前朝高階官員一一待審，這些全然是可預期的，技術層次上可知，「人民需要正義」，因為「人民需要有政府為他們伸張正義」。
文化！這就是當今被實踐出來的「國民文化」，它還想向日本吶喊宣戰，證實自己是一個「大人」，在這場戲裡「文化」一刻都不曾缺席，不只是因為它被實踐出來而成為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它已蜇伏了八年，正以遲來正義的光輝，誓要另一種代表貪腐集團的「台客文化」無地自容。

文明還沒出場，在當今，文明出場的舞台是商品，異國探險的商品、以反文明形式為訴求的運動商品、以美麗而有高生活品質的都會商品…它們早已標誌了與政治無干的乾淨，政治音癡、拒絕批評，這便是「文明」臺北，一個新文明的象徵。

那麼Jaspers為什麼說「大眾」或「群眾」無法被統治呢？
「所謂大眾？從理型到製造」
Paul Smith很直接地表示these people were somewhat stupid，相對於少數受過教育的、聰明的、能操縱他人的菁英，後一群人是影響並領導大眾的精英。
Micheal.Foucault肯定訕笑這種看法（那並不是Smith的意思，Smith只是代為轉述，行銷學、大眾商品兜售技術裡所定義的群眾）Foucault會將準星對準在這種定義中，所隱涵的具體技術如何客體化在我們的文化實踐中。
如同Foucault對十八十九世紀《監獄的誕生》所對焦的問題一樣，這種對大眾的定義裡有一種誘人的秘密，那就是「計算」、「比率」，對福柯而言懲罰有所謂「懲罰的理性 」，而對現代大眾行銷技術而言，這種理性或技術化，同樣表現在數字上，政治需要選票，企業需要鈔票，選票與鈔票同樣仰賴大眾，當然就需要一套關於群眾或大眾的解析幾何。

政治產業與商品產業，每年都通過大範圍的消費行為調查統計資料，將他們口中的無知大眾按血型、性別、星座、收入、教育程度、家庭型態、每月(每週)家庭或個人支出之各種消費所佔比例、政治與政黨傾向、性偏好傾向、閱聽偏好、所崇拜明星、收看電視的時間…等各種名目變項進行交叉回歸分析，而決定當季、當月或當週的新產品、新表現、新議題的TARGET，而新的TARGET的消費力也決定了廣告宣傳的語言與表現調性，政治工業或商品工業都需要通過這些嚴密的測量與計畫，再由傳媒與消費通路表現出當季的物質文化與主流價值。

我們儼然發現，「文化」與「大眾」經常只是替代性用字，因為對大眾測量幾乎就是等同於了解「大眾文化」的技術，在福特主義極盛時期，文化的不一致性在文化工業的測量中明顯被大量忽略而漠視的，因為處於階段1930年代的汽車市場容許低價量產策略，但到了1970年代末，大眾行銷策略破產，一方面是消費市場競品飽和，處於完全完全競爭時期的銷售策略必須有新的對應方式。
1980年代，分眾行銷、客製化、個性化訴求漸漸取代了大眾市場理念，但是「大眾」這個概念依然被保留下來，不同的只是廠商對大眾的測量不再只是量化分析，而且佐以質化測試，以開發FCG技術(焦點座談)的紐約F.C.B廣告公司、日本博報堂廣告法一時宣盛，甚至聘請人類學專業人士加入廣告公司的市調部門。
今天，不同的大眾等同於不同的文化，而仰賴大眾的政治工業、商品工業已經不再想積極知道「大眾」是什麼，因為他們知道(有足夠智識水平認知到這一點的少部分企業主)，真實大眾是不存在的，當分眾的利基市場也與走入削價割喉戰時，它們不再浪費一年上億元的廣告費用去迎合不存在的大眾，而開始走向「製造大眾」。

製造大眾，是的。在今天如同另一個口號「製造幾個人的迷你國」一樣簡單而且低成本，因為生意人發現「小玩意」的「認同感」效應遠比鎮日喊著好吃好玩好看好刺激好精采好好玩……來得更具實效力。1994年Turner商品授權公司併購製作“摩登原始人”的製片公司Hanna-Barbera studio。他們將“摩登原始人”這個卡通人物推銷出去，期待能奪得米老鼠之外第二名的肖像商品，同年好萊塢推出真人版“摩登原始人”再度使已經走入歷史的“摩登原始人”成為北美市場金雞母，在安伯林娛樂事業機構的全面推銷下，“摩登原始人”概念商品創下七十五億美元品銷售額 …（Webber Harry.1998.ch7）
上個世紀九零年代正是所謂「認同感經濟」當道的時代，政治工業與商品工業也注意到這種新興的「製造大眾」的工業，但這一點也不意味著使subject成為SUBJECT的力量已經消退。「人」在多大的程度上希望少一點風險與責任的承擔，便有多大的空間使國家力量干預得以進入，政治工業化只意味著國家對不同分眾的次文化有更深廣的干預空間。

關於國家與異常人(déviant)的關係，Micheal.Foucault犀利地點出，國家必然不公正的主題應被改為相反的主題：國家不是一個種族反對另一個種族的工具，而應該是種族完整性、純潔性、優越性的保護者 。這個見解提醒我們，認同無論如何新穎，都不可能超過國家力量所能淨化它的範圍，因處在劇烈認同危機中而產生的「文化」特別能得到「國家」的收編，這種歷程可印證於18~19世紀懲戒權與民主化的治理權完全融入在同一個法律體系裡，這樣人們一方面擁有合法的公共權利，另一方面也使人們圍繞著一個似有社會實體的無上治理原則，因此治理民主化也保證了一個社會的內聚力 。
就今天的狀況來說，民主(選舉行為)既作為一種被實踐的大眾文化，也使異質渣漬(déviant)能被過濾到界限外，這種過濾的懲戒機制絕不吝惜向大眾現身，但它已不再需要主動，因為各種層級的教育機關、制度性話語組織…這些都已通過推陳出新的大眾測量技術而與治理權緊密的結合，多大的異質渣漬只意味著為國家力量的深入提供新的契機，當然也包括商品契機。

三. 和辻哲郎的中國文化尋奇之「國家需要你」
到此為止，第一節我們從「文化」與「文明」的對立直接質疑「文化」的本當性，它的問題來自於國家介入後「文化」竟成了一個恍若實體的對象。第二節則由政治工業與商品工業繼續延伸作為對象的文化如何被測量、被挪用，這些都歸功於「國家」這個現代形式的介入，但具體的說事實上是「選舉」，也就是所謂的民主化使得「文化」成為一種可被操作的技術性程式。
最後一節我們將鏡頭調回一個「國家缺乏」的狀況重新審度「國家」、「政體」、「文化」的關係，它的發生場景是昭和2年前後，也就是上個世紀二零年代無政府的中國。

對十九世紀末的西歐人而言，國家已唐而皇之地成為「國民」的靠山，在中國旅遊進行風土考察的日本哲學家和辻哲郎 觀察到一個顯著的對比，1927年二月，蔣介石軍隊北上將過長江之際，匪兵難分的武裝兵進入上海，由於那些武裝士兵看起來與武裝的遊民苦力隊伍不甚差別，外國人都極為驚恐向港口逃竄，尋求自己國家的保護。然而，同樣面著一支隨時可能化為劫掠之徒的軍隊，支那人不但沒有驚恐的神情，儘管面色茫然卻仍然從容不迫的在街上漫遊或繼續自己的買賣。而匯兌交易所裡，儘管已經傳來軍隊進入上海隨時可能遭搶劫的消息，但那早的交易所裡，支那人一樣群聚沒有對即將爆發的戰爭有任何不安。
目睹這一幕的和辻哲郎產生無比的震撼，原來他也與外國人一樣不知不覺中已經緊緊依靠著政府或國家而生活。

19世紀以前的中國人的確沒有國家觀念，對此孫文也有同樣的感受，革命因此需要「文化」，革命的目的是要製造「中國」，因此孫先生設法在所謂的道統中找到他所謂的「堯舜文武聖王之道」，今天看來認為落伍，但是就「群眾技術」的步驟卻是正確的，只是孫先生找錯了符號，因為大華南地區在很長的歷史上都屬於獨立王國，大理、南詔、吳越、南唐、閩越…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歷代各王朝的治理技術根本無法到達今天這種治理毛細化的程度。
古代中國的疆域治理，決不能以今天疆域治理的觀念等同對待，所謂，山民願樸，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很多人大半輩子也不知道朝廷在哪兒，只認識來催稅租的人，這種狀況到了晚明依然，凌濛初在《二刻拍案驚奇》裡記載到嶺南地區的治理狀況時描寫到：某等生在海濱，多是在海裡去做生計的。當道恐怕某等在內地生事，作成我們穿件藍袍，作個秀才，羈糜著，唱得幾個喏… 。當1927年和辻哲郎旅行到了香港九龍時，晚明嶺南濱海之景依舊在它古老時間裡持續著。和辻先生看到九龍港上很多戎克船聚在外國商船編裝卸貨物，這些小戎克船上幾乎住著一家老小，四五歲的小孩在甲板上玩耍，年輕的婦女與老太太正在帆繩上曬衣做活，就在這條船上，一幅和藹的全家畫面側鋒旁，令和辻先生震驚，幾門舊式大砲裝備在船鋒、船側，這雖是用來對付海盜的，但和辻哲郎震驚，中國海內對付海盜只能靠個人的力量，人民根本不只望國家，中國南方濱海居民著徹底的無政府主義，根本不依靠國家保護 。
令孫文頭痛的無政府主義者，如何在數十年後，港台新儒家學派竟然能聲稱，東亞四小虎的共通之處在文化上的儒教倫理，事實上，在閩粵地區，居民為了海上謀生不惜與政府為敵，通販九州沖繩南洋諸番夷，這便是華南人的風土，嶺南，如同凌濛初小說所繪，天朝的態度只能「羈靡」著，給個秀才封號免得通諸番夷內地生事，他們連朝廷誰當家都未必知道，哪裡知道什麼儒家什麼倫理？
同情孫文革命的和辻哲郎犀利觀察出「國家」這個關鍵的變項，他看見中國人的無政府狀態並非一朝一夕來自於清國的崩潰，而是那片廣莫的風土在缺乏有效的政治治理與數百年來鮮少真正遭遇過所謂的「國家」，這種土地上，個人連面對盜匪都是憑著自己的力量，儘管大街電線桿上剛被削首的頭顱懸掛著，中國人竟也能神態自若悠遊走過視若無睹，這樣的土地如何有什麼樣的文化符號能統御？
反觀實行議會制度的民主政體，無論議會代表性多高或民主虛實，就1927年日本、西歐、中國的比較，我們儼然發現，「普選制度」竟然使國家對個人發揮強大的力量，在第二節我們討論過Foucault的觀點，民主化的治理權反而對社會產生更大的內聚力，換句話說，制度作為一種具體的技術，它將看不見的「文化」客體畫為實踐的對象，如此一來，文化事實上並不是某種如基因一樣本質性的東西，相反的，是現代化形式的國家，並且是在某種程度的「選舉」形式，在這種總體化的具體技術中，「文化」誕生了。而在東亞，文化，被一個有待誕生的國家需要，易言之，文化是實上就是意識形態重要的一環，缺少它，「國家」可能難產。

四.結論
「文化」在西歐與在東亞，各因不同的政治環境與變遷，而有不同的作用與相對應的範疇，本文集中在德、日、中這種面對認同危機類型的國家，文化在這三種類型的國家形成過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腳色，但都是同樣的為一個國家的誕生提供謂語，使一個缺乏指涉對象的不穩定主語位自己找到安身之所，日耳曼人擁抱它們的Kultur以Wissenschaft的成就為榮。日本則以泰西文明為目標，以脫亞入歐為方法，為和魂找到一套合適的西裝。而中國，1980年代以後的中國，才找到他們的文化，儘管仍是個危險的中國民族主義，致力於官頭資本發達累積民族資本，它神秘的長袍依舊讓人難以一窺堂奧，但可以由本文所形成的假設推論，一個還沒有實行選舉制度的國家，其治理的毛細程度令人懷疑，但這也意味著，中國政府管不到的死角太多，一千多年來一直是如此，不過這卻是個奇怪的弔詭，民主制度難道不是賦予個體自由嗎？當然不是！因為它的起源是戰爭，是政府需要金錢戰爭，才形成的一種與資產階級借貸的制度，在這種背景下，國家面對制度性的再生產，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化於焉誕生，democracy僅僅只是治理技術的毛細化，它的目的在使民眾「國民化」也就是成為Subject，人民需要有成為臣民的自我意識，而文化恰好與懲戒權形成一對完美如母親的手臂，一手拿奶瓶，一手拿籐條，由治理觀點探析，「文化」無疑正以制度化的方式而為國家所納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