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冒險犯難的探險家時代大致上是結束了， 但屬於深思內省的旅行文學家時代卻還生機盎然，方興而未艾。

　　旅行文學是關於行動的文學，一邊是行動，一邊是文學。受了探險家時代的精神感染，旅行文學家做為一個行動者，也不能讓這行動顯得過於簡單；好的旅行文學作品，因而也都包含一條極富創意而不無難度的旅行路線，和一些不尋常的遭遇，再將這些素材融合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學類型。通常在這些色澤繽紛的文字背後，至少有一雙結實的步行之鞋，以及一雙敏銳的異鄉之眼。

　　探險家時代的旅行者，他有一個抽象的目標 要完成；像第一位抵達北極極心的勞勃‧培利（Robert E. Peary, 1856-1920），懸命一生的目標就是要到達極點，但多年之間不斷協助他完成旅程的愛斯基摩族人始終不能明白，他 們一再向培利說：「為什麼要去那裡？那裡什麼都沒有。」

　　愛斯基摩人像是指出國王尷尬的新衣的小孩，「那裡」的確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看不見的「北極」（North Pole），你必須用指南針量了又量，才能確定自己是否真的站在上頭。探險家時代的旅行者對旅行地而言，他們更像是侵入者、占領者，或者至少是個標本採集者，想想看培利抵達極心時的口氣：「極地如今是我的了。」（The Pole is mine.）

　　後期的探險者與旅行家，已經不再像是這樣；到了二十世紀，僅存的探險家在那些僅存的未探索之地面前，他們的態度轉為謙遜，轉為對另一種地理、文化、種族的讚嘆與欣賞。最好的例子可能是橫越阿拉伯南部沙漠「不毛之域」（Rab al Khali, the Empty Quarter ）的英國人探險旅行家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 1910─），塞西格多年漫遊阿拉伯沙漠、沼澤阿拉伯（伊拉克境內）、非洲北部與東部，以及興都庫什山等地，他是一個旁觀者、記錄者，對他種文化的欣賞者。在他的著作裡，一再流露出他對別種文化的了解與珍惜，當那些文化在西方世界衝擊下逐漸傾頹時，他的傷逝之感更甚於該文化的族人。

　　如今好的旅行文學大體上不再是「極地是我的了」這一派，而是受塞西格影響，疼惜他種文化的那一派。他們大都隻身旅行，不假太多文明力量，悄悄來到一個地方，又悄悄地離去，帶走的只是一點攝影，若干筆記。這不是當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遊絲路的情況，來時挑夫與駱駝成群（還有幾輛福特汽車公司贊助的卡車），去時帶走大量敦煌文物，回國時則是新聞頭條和英雄式的歡迎。

　　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遊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而不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