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2-24 15:57:00理查
對李家同教授媒體投書的感想
理查對於總統大選辯論的「教養」事件沒有多少印象,事後回想起來似乎是因為阿扁說了一句「我從來不打我老婆」的話,被連戰斥為在含沙射影;意有所指地說連戰打老婆的事情。而連戰批評阿扁這樣子做不算是有教養的人,有教養的人講話不會綿裡帶針,說話帶刺的。
有教養的人說話應該怎麼說,理查我沒有研究,溫文有禮是不是有教養?講話帶刺是不是就是沒教養,理查不敢妄下定論,至少在過去的儒家社會價值中,父母是都教育小孩要有禮貌、要謙虛、要講信用、要知書達禮、懂得應對進退。但或許受到西方社會文化影響,台灣新一代的社會價值觀早已不是過去的儒家思想所主導,年輕一輩的強調「敢秀才會紅」、台灣人強調「愛拼才會贏」,有話就大聲說,不爽就坦白講,「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等種種的新觀念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讓台灣的思想及活力獲得相當的釋放。
只不過,當台灣的生命力不斷地在散發之際,愈來愈多的家長對教育子女的價值觀產生了很大的困惑,因為以前的價值似乎不適合現代的社會脈動,但現在的主流價值卻又與舊有的價值觀顯得極度的矛盾,社會檯面上的人物的言行舉止讓父母不知如何對小孩解釋他們的所做所為,社會並沒有明確的黑白界線,好像一切只要為了達成目標,不論過程所使用的手段到底合不合法,一切都已經不重要了,因此很多父母都在感嘆不知道要怎麼教小孩子了。
理查在成長過程中也曾經發生過這樣的困惑,公教人員的子女從小的環境接觸不到社會的黑暗與險惡,一切事物都是大是大非、非黑即白,求學環境也是單純的可以,當學生的責任就是把書念好,同學間的關係也沒有利害問題,大家相處十分愉快。不過一旦踏入社會,「社會化」的過程就是認清台灣這個社會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社會,一切以權力大小來衡量是非,理查當初對於這樣的社會現實很難調適,甚至十分怨恨為何家庭學校都沒有教過社會的黑暗面,甚至更偏激的是,認為家庭學校教的禮義廉恥都是無用的東西,惟有實力及手段才是決定是否能在台灣社會生存的不二法門。
但看到李家同教授對於「教養」一事所發表的文章,理查能夠體會到為何父母們的焦慮會如此地深,更對於家庭學校應該教育學生禮義廉恥;或是將「厚黑學」列為必修課程一事有比較明確的看法。事實上,現今台灣的主流價值其實應該是個「變態」的社會,社會諸多亂象都是因此而起,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不應該是教育學生如何「厚黑」以能夠在這變態的社會生存下去,而是應該想辦法改變這個變態的社會,讓下一代仍能夠保有單純的心靈環境,不需要強迫自己變得厚黑來求得在台灣社會的生存機會。
不過理查對於李家同教授的投書內容,本著知識份子的批判習慣,仍不免要挑剔一番,首先是李家同教授整篇文章的假設前題犯了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毛病─以自己的觀點來看世界及讀書人高於所有人的繆論,李教授假設教養中一定含有知識的成份,有教養的人一定是很有知識的人,如果上述說法成立,也就是沒有知識的人就是沒有教養的人?那麼沒念過書的那些村夫村婦就是沒有教養的野人?我想這樣的假設是犯了文化優越論的錯誤,將知識與教養畫上等號是個偏頗的說法,在台灣鄉下,還是有很多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老人家,他們的待人處事比我們這些念過許多高深知識的人要來的寬厚有禮,人格比我們許多讀書人要來得更清高,因此有沒有知識應該跟有沒有教養是沒有絕對的關係。
那麼如果知識和教養沒有絕對的關係,那麼什麼東西才跟教養有關係呢?理查個人認為一個人的教養應該是待人接物的行為準則,而這些準則的建立及養成來自於生活體驗,並不是知識;或是李教授所謂的通識(常識)所能夠代表的,具備有廣博的通識不能夠就認定這個人是個有「教養」的人。李教授會有這樣教養等同於知識的認知,可能是因為古時候的儒家思想是由讀書人所倡導的,而這些基本的待人接物的原則散見在這些儒者的著作中,也就因此後世的讀書人認為有知識等於有教養的主因吧。
理查不反對提倡大學生多加強通識教育的理念,只是台灣社會在解決問題時,習慣性地腳痛醫腳、頭痛醫頭,甚至有時候還會腳痛醫頭、頭痛醫腳地亂搞。對於通識的學習,誠如李教授所言,在過去由於知識份子自許為社會的精英份子,因此對於這些常識都會主動接觸學習。只是現代社會變遷太快,台灣又存有文憑主義的遺毒,以致很多擁有高深學問的讀書人,對於這些常識;甚至是基本的待人處事的價值觀早已放棄不學,因此後面的「教育專家」才會想用強制性的通識課程來確保學生來接觸這些事物。但為解決大學生缺乏常識;或者缺乏「教養」的問題,真的是用「增加通識課程時數」來解決嗎?各位聰明的家長、以及廣大的「教育專家」們,要小心我們是不是又掉入思考邏輯的陷阱之中,未將問題的真相研究清楚,才找出正確的解決之道,而是隨便找了個辦法來試驗,等到成效不彰時再來口水亂噴,相互指責。
理查個人認為,先撇開如何培養學生們「教養」的問題不談,李教授所提到的要大學生們加強這些常識的用意,重點並不是要代表你/妳是不是個博學之人;或是期盼每一個大學生都變成「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博」士,而是藉由這些不同領域常識的獲得及刺激,使得學生懂得世界之大,以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並且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當台灣的新一代百姓們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之後,不但創意能力會大幅提昇,更能夠自我思考每一件事情的對與錯,台灣社會就不會受到少數有心人士的言語或意識型態的操弄,社會變的更成熟理性,對於各項的學問、知識或是文化會有更包容的對待,屆時不需學校強迫,學生們自己就會主動去接觸這些能夠陶冶心性的活動,而人民的素質及教養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就像電影「侏羅紀公園」裡面的一句經典對白的闡述─「生命會為自己找到它的出路的」,對於台灣年輕一代的培養,應該是誘導他們朝向正途,而不是用強迫性的手段;譬如說以增加通識課程的授課時數這般簡約的粗暴手段來解決此一問題。
或許李教授發表這篇的原意並不是獨尊知識,在其文末也對身為教育工作者的同僚們提出警訊及自我的反省,只是理查希望透過觀點的辯證,將問題的真相釐清。台灣社會有很多很好的主張及想法,但往往因為認知或觀念的偏差;或是對問題背後的重點認識不清,而造成執行上採取錯誤的做法,而得到完全相反的效果。
有教養的人說話應該怎麼說,理查我沒有研究,溫文有禮是不是有教養?講話帶刺是不是就是沒教養,理查不敢妄下定論,至少在過去的儒家社會價值中,父母是都教育小孩要有禮貌、要謙虛、要講信用、要知書達禮、懂得應對進退。但或許受到西方社會文化影響,台灣新一代的社會價值觀早已不是過去的儒家思想所主導,年輕一輩的強調「敢秀才會紅」、台灣人強調「愛拼才會贏」,有話就大聲說,不爽就坦白講,「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等種種的新觀念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讓台灣的思想及活力獲得相當的釋放。
只不過,當台灣的生命力不斷地在散發之際,愈來愈多的家長對教育子女的價值觀產生了很大的困惑,因為以前的價值似乎不適合現代的社會脈動,但現在的主流價值卻又與舊有的價值觀顯得極度的矛盾,社會檯面上的人物的言行舉止讓父母不知如何對小孩解釋他們的所做所為,社會並沒有明確的黑白界線,好像一切只要為了達成目標,不論過程所使用的手段到底合不合法,一切都已經不重要了,因此很多父母都在感嘆不知道要怎麼教小孩子了。
理查在成長過程中也曾經發生過這樣的困惑,公教人員的子女從小的環境接觸不到社會的黑暗與險惡,一切事物都是大是大非、非黑即白,求學環境也是單純的可以,當學生的責任就是把書念好,同學間的關係也沒有利害問題,大家相處十分愉快。不過一旦踏入社會,「社會化」的過程就是認清台灣這個社會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社會,一切以權力大小來衡量是非,理查當初對於這樣的社會現實很難調適,甚至十分怨恨為何家庭學校都沒有教過社會的黑暗面,甚至更偏激的是,認為家庭學校教的禮義廉恥都是無用的東西,惟有實力及手段才是決定是否能在台灣社會生存的不二法門。
但看到李家同教授對於「教養」一事所發表的文章,理查能夠體會到為何父母們的焦慮會如此地深,更對於家庭學校應該教育學生禮義廉恥;或是將「厚黑學」列為必修課程一事有比較明確的看法。事實上,現今台灣的主流價值其實應該是個「變態」的社會,社會諸多亂象都是因此而起,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不應該是教育學生如何「厚黑」以能夠在這變態的社會生存下去,而是應該想辦法改變這個變態的社會,讓下一代仍能夠保有單純的心靈環境,不需要強迫自己變得厚黑來求得在台灣社會的生存機會。
不過理查對於李家同教授的投書內容,本著知識份子的批判習慣,仍不免要挑剔一番,首先是李家同教授整篇文章的假設前題犯了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毛病─以自己的觀點來看世界及讀書人高於所有人的繆論,李教授假設教養中一定含有知識的成份,有教養的人一定是很有知識的人,如果上述說法成立,也就是沒有知識的人就是沒有教養的人?那麼沒念過書的那些村夫村婦就是沒有教養的野人?我想這樣的假設是犯了文化優越論的錯誤,將知識與教養畫上等號是個偏頗的說法,在台灣鄉下,還是有很多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老人家,他們的待人處事比我們這些念過許多高深知識的人要來的寬厚有禮,人格比我們許多讀書人要來得更清高,因此有沒有知識應該跟有沒有教養是沒有絕對的關係。
那麼如果知識和教養沒有絕對的關係,那麼什麼東西才跟教養有關係呢?理查個人認為一個人的教養應該是待人接物的行為準則,而這些準則的建立及養成來自於生活體驗,並不是知識;或是李教授所謂的通識(常識)所能夠代表的,具備有廣博的通識不能夠就認定這個人是個有「教養」的人。李教授會有這樣教養等同於知識的認知,可能是因為古時候的儒家思想是由讀書人所倡導的,而這些基本的待人接物的原則散見在這些儒者的著作中,也就因此後世的讀書人認為有知識等於有教養的主因吧。
理查不反對提倡大學生多加強通識教育的理念,只是台灣社會在解決問題時,習慣性地腳痛醫腳、頭痛醫頭,甚至有時候還會腳痛醫頭、頭痛醫腳地亂搞。對於通識的學習,誠如李教授所言,在過去由於知識份子自許為社會的精英份子,因此對於這些常識都會主動接觸學習。只是現代社會變遷太快,台灣又存有文憑主義的遺毒,以致很多擁有高深學問的讀書人,對於這些常識;甚至是基本的待人處事的價值觀早已放棄不學,因此後面的「教育專家」才會想用強制性的通識課程來確保學生來接觸這些事物。但為解決大學生缺乏常識;或者缺乏「教養」的問題,真的是用「增加通識課程時數」來解決嗎?各位聰明的家長、以及廣大的「教育專家」們,要小心我們是不是又掉入思考邏輯的陷阱之中,未將問題的真相研究清楚,才找出正確的解決之道,而是隨便找了個辦法來試驗,等到成效不彰時再來口水亂噴,相互指責。
理查個人認為,先撇開如何培養學生們「教養」的問題不談,李教授所提到的要大學生們加強這些常識的用意,重點並不是要代表你/妳是不是個博學之人;或是期盼每一個大學生都變成「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博」士,而是藉由這些不同領域常識的獲得及刺激,使得學生懂得世界之大,以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並且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當台灣的新一代百姓們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之後,不但創意能力會大幅提昇,更能夠自我思考每一件事情的對與錯,台灣社會就不會受到少數有心人士的言語或意識型態的操弄,社會變的更成熟理性,對於各項的學問、知識或是文化會有更包容的對待,屆時不需學校強迫,學生們自己就會主動去接觸這些能夠陶冶心性的活動,而人民的素質及教養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就像電影「侏羅紀公園」裡面的一句經典對白的闡述─「生命會為自己找到它的出路的」,對於台灣年輕一代的培養,應該是誘導他們朝向正途,而不是用強迫性的手段;譬如說以增加通識課程的授課時數這般簡約的粗暴手段來解決此一問題。
或許李教授發表這篇的原意並不是獨尊知識,在其文末也對身為教育工作者的同僚們提出警訊及自我的反省,只是理查希望透過觀點的辯證,將問題的真相釐清。台灣社會有很多很好的主張及想法,但往往因為認知或觀念的偏差;或是對問題背後的重點認識不清,而造成執行上採取錯誤的做法,而得到完全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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