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07 17:43:17Rex@K
新亞遺鐸
書名：《新亞遺鐸》
著者：錢穆
出版：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年份：1989年9月
錢穆先生畢生致力於國學研究及弘揚教學，由1930年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確立其於學術界的地位開始，到1987年最後一本著作《晚學盲言》出版，著書講學達六十年之久。縱使晚年多病，雙目不能見字，仍由其夫人協助筆錄，寫成《晚》書及編成《新亞遺鐸》。錢先生最後一文〈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仍念念不忘於國學中尋找與新時代的契合點，闡述天人合一觀對世界的影響與貢獻。這種在茲念茲的精神這麼多年來感動了無數的學者與學生，而對於我們這批新亞書院的後學晚輩來說，《新亞遺鐸》是錢先生遺留給我們最直接的教誨、勸勉。
有關《新亞遺鐸》
《新亞遺鐸》編集的文章都是錢先生在新亞任院長時，對學生的講話及文稿，多收錄於《新亞校刊》、《新亞生活雙周刊》、《新亞月刊》內。本書編纂於錢先生的晚年時期，時先生雙目已不能見字，編纂過程主要由夫人口唸，先生整理。據錢夫人於序中所述，整個過程歷時一年多，可說是先生留給新亞最後和最重要的心意，對新亞彌足珍貴。書名為「遺鐸」，這一詞似未見於古書古語。而據《辭源》所解釋，「鐸」字有兩義：一為古樂器，形如大鈴，宣教政令時用以警眾者。二為風鈴，稱風鐸。無論採取何說，都有「在新亞所遺留的鈴聲」之意，前說含教誨警世的意味，後說則近於樂器之悅耳。兩種解釋都優美而貼切，也許亦是錢先生刻意為之的雙關語。
《新亞遺鐸》一書多為當時院務之報告或演說的講辭，然而亦夾雜了不少錢先生對史學、文學想法的文章，後亦收入嚴謹的著作如《中國史學發微》、《中國文學論叢》、《孔子與論語》等書。在讀本書的過程中，我亦按圖索驥式地看了一些錢先生的著作。在圖書館找到了《錢賓四先生全集系列》，竟有五十本之多，才知道錢先生的著作是如此的豐盛。本書亦可看作是錢先生著作的入門書。
治學、辦學與歷史
《新亞遺鐸》一書起首即以新亞校訓、學規、校徽及校歌作開始，重新細讀這些時常接觸卻又無暇深思的一切，再配合幾篇有關新亞創校歷史的文章，開始發覺錢先生的治學與辦學精神是一脈相承，更與大局時勢息息相關的。
校訓「誠明」取自儒家經典《中庸》，展示新亞的育才準則。錢先生說「明」是要明白人情，明白事理；「誠」是不虛偽、誠實的意思。(〈告本屆畢業同學〉)校歌則展示了新亞書院創辦以來的艱苦奮進精神：「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在錢先生為四十周年校慶所寫的〈新亞書院創辦簡史〉一文中，詳細記述當年勉力維持的苦況。由亞洲文商學院改名為新亞書院即開始十多年的奮鬥，如學校經費日形窘迫，令新亞曾陷山窮水盡之絕境，錢先生只好赴台籌措資金，中途更遇險重創。後來才得雅禮協會資助，及與其他書院合併成中文大學後方穩定下來。新亞的歷史固然是中國、香港歷史的一部份，卻也是個大局的縮影。
自錢先生出生以來，中國已陷水深火熱的境地，清朝潰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兩黨相爭，至共產黨主政、文化大革命等出現，而最重要的是西方文化對國人及國學文化的衝擊。可以說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身體與思想兩面戰線的艱苦奮鬥史，新亞歷史正正是與時代休戚相關的。誠如談及當年的新亞書院與同學時，亦是「規模如此狹小，一切的物質條件，是如此不成體統」、「同學們，十分之九是在艱苦中流亡，飢餓線上掙扎的。」(〈新亞精神〉)
新亞精神就是對時代的一種積極回應，然而錢先生卻提到這並非「僅僅指的是吃苦奮鬪那一事。」至於是那一回事，錢先生沒有明言，只暗示是於艱苦中所鍛鍊的純潔偉大的精神。回看錢穆先生，作為一個學者，其著述就是對時代的回應、為世道盡力的方法。他治史學時的理念是尋找中國歷史與及文化的意義，以中國人的眼光角度看世界。在〈略論治史方法〉一文中提到：「中國新史學之成立，端在以中國人的眼光，來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而認識其以往之進程與動向。」那個時代，研究工程、科學才是賺錢的學科，然而錢先生甘於貧困，在中國陷於苦難之時治國學，希望鑒古知今，以中國固有文化回應現代各種問題，這正正就是新亞精神。
從前與如今的大學改制
在回看新亞歷史的同時，除了積極的一面外，同時亦潛伏著相對的黑暗面。錢夫人在序中提到當年大學由聯邦制改為統一制之事，言語間難掩失望：「更目睹她(新亞)加入中文大學後陷於興奮迷惘，個人功利勝過了整體道義，創校理想日益模糊。」甚至連錢先生當時的辭職演講亦竟然無人記錄：「照例有人負責記錄師長的講話[……」這一疏失，實在令人費解。」
《新亞遺鐸》對此大事記述極少，大概因為錢先生不願多提此事。然而在上年的《新亞生活》中，卻有一名校友所撰寫的〈法理與政治──憶記大學改制〉，詳細憶述當時的情況。當時的大學獨行獨斷決定改制，引發各書院的師生激烈反對，並廣引理據，爭持竟達兩年之久。然而最後由建議成立聯邦制大學的富爾敦勳爵推翻舊說，改為支持統一制而結束事件。
中文大學現在亦處於多事之秋，既有大學學制三改四事件，近期又有中大國際化，以英語取締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爭論，影響所及，書院的宿舍分配情況也承受壓力。大學學制三改四應為美事，然而新校長國際化的舉動卻引起不絕的反對之聲。招收更多海外生是否能有助中大晉身為世界一流大學？提高學生英語水平是大學的其中一個責任，但應否犧牲中文授課的傳統才能達到呢？以英語取代中文，背後是否象徵著價值觀及理念的改變？新亞書院一向以秉承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在閱讀《新亞遺鐸》的過程中思考這些問題，我更相信爭論的答案是否定的。誠如錢先生所講，我們應由中國文化立足去看世界。縱使日後最終政治壓倒了法理，我相信當時錢先生等先輩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是我們現在所應該效法的。
現在的《新亞生活》已改為月刊，也不像從前錢先生為院長時，有一中心人物時常撰寫優質文稿點綴。慶幸的是，我們現在仍然保留這個傳統，別的書院都好像沒有這類型的刊物。這次閱讀《新亞遺鐸》的經驗，既為我展示錢先生的國學世界，也讓我沿著錢先生的思路，重新認識新亞的歷史，省思現今的各種問題。也許這本書以書院的歷史價值為重，但如果邊閱讀邊思考的話，將有無限廣闊的價值在內。
[這個是北美校友紀念錢穆先生獎學金]
著者：錢穆
出版：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年份：1989年9月
錢穆先生畢生致力於國學研究及弘揚教學，由1930年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確立其於學術界的地位開始，到1987年最後一本著作《晚學盲言》出版，著書講學達六十年之久。縱使晚年多病，雙目不能見字，仍由其夫人協助筆錄，寫成《晚》書及編成《新亞遺鐸》。錢先生最後一文〈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仍念念不忘於國學中尋找與新時代的契合點，闡述天人合一觀對世界的影響與貢獻。這種在茲念茲的精神這麼多年來感動了無數的學者與學生，而對於我們這批新亞書院的後學晚輩來說，《新亞遺鐸》是錢先生遺留給我們最直接的教誨、勸勉。
有關《新亞遺鐸》
《新亞遺鐸》編集的文章都是錢先生在新亞任院長時，對學生的講話及文稿，多收錄於《新亞校刊》、《新亞生活雙周刊》、《新亞月刊》內。本書編纂於錢先生的晚年時期，時先生雙目已不能見字，編纂過程主要由夫人口唸，先生整理。據錢夫人於序中所述，整個過程歷時一年多，可說是先生留給新亞最後和最重要的心意，對新亞彌足珍貴。書名為「遺鐸」，這一詞似未見於古書古語。而據《辭源》所解釋，「鐸」字有兩義：一為古樂器，形如大鈴，宣教政令時用以警眾者。二為風鈴，稱風鐸。無論採取何說，都有「在新亞所遺留的鈴聲」之意，前說含教誨警世的意味，後說則近於樂器之悅耳。兩種解釋都優美而貼切，也許亦是錢先生刻意為之的雙關語。
《新亞遺鐸》一書多為當時院務之報告或演說的講辭，然而亦夾雜了不少錢先生對史學、文學想法的文章，後亦收入嚴謹的著作如《中國史學發微》、《中國文學論叢》、《孔子與論語》等書。在讀本書的過程中，我亦按圖索驥式地看了一些錢先生的著作。在圖書館找到了《錢賓四先生全集系列》，竟有五十本之多，才知道錢先生的著作是如此的豐盛。本書亦可看作是錢先生著作的入門書。
治學、辦學與歷史
《新亞遺鐸》一書起首即以新亞校訓、學規、校徽及校歌作開始，重新細讀這些時常接觸卻又無暇深思的一切，再配合幾篇有關新亞創校歷史的文章，開始發覺錢先生的治學與辦學精神是一脈相承，更與大局時勢息息相關的。
校訓「誠明」取自儒家經典《中庸》，展示新亞的育才準則。錢先生說「明」是要明白人情，明白事理；「誠」是不虛偽、誠實的意思。(〈告本屆畢業同學〉)校歌則展示了新亞書院創辦以來的艱苦奮進精神：「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在錢先生為四十周年校慶所寫的〈新亞書院創辦簡史〉一文中，詳細記述當年勉力維持的苦況。由亞洲文商學院改名為新亞書院即開始十多年的奮鬥，如學校經費日形窘迫，令新亞曾陷山窮水盡之絕境，錢先生只好赴台籌措資金，中途更遇險重創。後來才得雅禮協會資助，及與其他書院合併成中文大學後方穩定下來。新亞的歷史固然是中國、香港歷史的一部份，卻也是個大局的縮影。
自錢先生出生以來，中國已陷水深火熱的境地，清朝潰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兩黨相爭，至共產黨主政、文化大革命等出現，而最重要的是西方文化對國人及國學文化的衝擊。可以說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身體與思想兩面戰線的艱苦奮鬥史，新亞歷史正正是與時代休戚相關的。誠如談及當年的新亞書院與同學時，亦是「規模如此狹小，一切的物質條件，是如此不成體統」、「同學們，十分之九是在艱苦中流亡，飢餓線上掙扎的。」(〈新亞精神〉)
新亞精神就是對時代的一種積極回應，然而錢先生卻提到這並非「僅僅指的是吃苦奮鬪那一事。」至於是那一回事，錢先生沒有明言，只暗示是於艱苦中所鍛鍊的純潔偉大的精神。回看錢穆先生，作為一個學者，其著述就是對時代的回應、為世道盡力的方法。他治史學時的理念是尋找中國歷史與及文化的意義，以中國人的眼光角度看世界。在〈略論治史方法〉一文中提到：「中國新史學之成立，端在以中國人的眼光，來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而認識其以往之進程與動向。」那個時代，研究工程、科學才是賺錢的學科，然而錢先生甘於貧困，在中國陷於苦難之時治國學，希望鑒古知今，以中國固有文化回應現代各種問題，這正正就是新亞精神。
從前與如今的大學改制
在回看新亞歷史的同時，除了積極的一面外，同時亦潛伏著相對的黑暗面。錢夫人在序中提到當年大學由聯邦制改為統一制之事，言語間難掩失望：「更目睹她(新亞)加入中文大學後陷於興奮迷惘，個人功利勝過了整體道義，創校理想日益模糊。」甚至連錢先生當時的辭職演講亦竟然無人記錄：「照例有人負責記錄師長的講話[……」這一疏失，實在令人費解。」
《新亞遺鐸》對此大事記述極少，大概因為錢先生不願多提此事。然而在上年的《新亞生活》中，卻有一名校友所撰寫的〈法理與政治──憶記大學改制〉，詳細憶述當時的情況。當時的大學獨行獨斷決定改制，引發各書院的師生激烈反對，並廣引理據，爭持竟達兩年之久。然而最後由建議成立聯邦制大學的富爾敦勳爵推翻舊說，改為支持統一制而結束事件。
中文大學現在亦處於多事之秋，既有大學學制三改四事件，近期又有中大國際化，以英語取締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爭論，影響所及，書院的宿舍分配情況也承受壓力。大學學制三改四應為美事，然而新校長國際化的舉動卻引起不絕的反對之聲。招收更多海外生是否能有助中大晉身為世界一流大學？提高學生英語水平是大學的其中一個責任，但應否犧牲中文授課的傳統才能達到呢？以英語取代中文，背後是否象徵著價值觀及理念的改變？新亞書院一向以秉承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在閱讀《新亞遺鐸》的過程中思考這些問題，我更相信爭論的答案是否定的。誠如錢先生所講，我們應由中國文化立足去看世界。縱使日後最終政治壓倒了法理，我相信當時錢先生等先輩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是我們現在所應該效法的。
現在的《新亞生活》已改為月刊，也不像從前錢先生為院長時，有一中心人物時常撰寫優質文稿點綴。慶幸的是，我們現在仍然保留這個傳統，別的書院都好像沒有這類型的刊物。這次閱讀《新亞遺鐸》的經驗，既為我展示錢先生的國學世界，也讓我沿著錢先生的思路，重新認識新亞的歷史，省思現今的各種問題。也許這本書以書院的歷史價值為重，但如果邊閱讀邊思考的話，將有無限廣闊的價值在內。
[這個是北美校友紀念錢穆先生獎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