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26 08:59:32小欣
【反帝通訊】解密中央情報局對文化領域的滲透
解密中央情報局對文化領域的滲透
嚴琉
《人民春秋》 2005 年 8 月 15 日 總第 64 期 http://maostudy.org
提到中央情報局，人們往往會同下列事件聯繫起來：1949年的希臘新法西斯政權、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馬拉軍人獨裁政府、1959年的黎巴嫩長槍黨武裝、1961年的古巴豬灣事件、1965年的印尼西亞蘇哈托軍人政權……其實，在組織策劃這些“傑作”的同時，中央情報局還肩負著另一項使命。據最新解密的檔案顯示，中央情報局對文化領域開展了大規模的滲透，實際上操縱和指揮著冷戰時期的文化冷戰。
“美國沒有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兩大陣營對立的加劇，冷戰在世界範圍內展開。第 一次將勢力範圍擴展到世界各地的美國政府十分清楚：光依靠軍事上的優勢並不能確保其勝利，他們亟需在文化領域展一場攻勢，取得優勢以保證其霸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央情報局（the central lntel ligence agency）是1947年7月根據美國安全法建立起來的，雖然說表面上的職責是收集、整理、分析、評估各方面的情報，但實際上，它涉及的範圍很快就超越了這些。
冷戰的設計者之一，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喬治．坎南曾明確地說：“美國沒有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白。”坎南十分清楚美國當時在歐洲的處境：一方面自臨著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另一方面，在大多數歐洲人心目中，美國普遍被看作是一片文化沙漠，美國人則是一群嚼著口香糖、開著佛萊車、被杜邦包裝起來的暴發戶和市儈。為此，中央情報局在其成立之初，就十分明確了其宣傳目的：一是反共，“遏制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二是樹立美國的下面形象，也就是“系統地、科學地為美國的生活方式塑造形象”，開展“長期的思想運動”，來輸出美國的生活價值。作為文化冷戰的第一次嘗試，1947年，美國在戰後的德國開辦了“美國會堂”，為了同蘇聯人在德國開辦的文化會堂相抗衡，這一機構在寒冷的冬季提供了舒適的閱覽室，放映電影，舉辦音樂會、報告會和藝術展覽。當然，“一切活動的首要重點就是宣傳美國，”“改變德國的思想、道德、精神和文化的方向。”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美國當局精心組織和出資資助當時能夠代表美國正面形象的各種文化產品，從最高檔的歌劇、戲劇，到適合一般大衆口味的小說等，所有的
目錄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以保證能夠達到宣傳的效果，像紀德的《從蘇聯歸來》，就曾經被作為重點宣傳品。
“我們根本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沒有人查賬”
中央情報局成立 伊始，正值美國在歐洲的“馬歇爾計劃”開始。根據協定，在援助資金中，有5%作為秘密經費留給美國政府，其對應的資金大約2億美元，全部劃給中央情報局，以作為冷戰之用。正是有了大量的資金作後盾，中央情報局在其進行的文化滲透和冷戰中，規模急劇膨脹。用一名當時在情報局的工作的人員的話來說：“我們根本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沒有人查賬”。為資助歐洲自由委員會建立自由歐洲電臺用了16種語言對蘇聯和東歐進行廣播，1950年中央情報局一下子就專門撥出1000萬美元，為資助美國大都會到歐洲演出，中央情報局一下子拿出了75萬美元。這一活動最具有代表性的專案，就是1950年6月成立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表面上這是一個爭取文化自由的組織，實際上卻是中央情報局一手組織和策劃的，其真正的目的也是由中央情報局所規定的：發動一場廣泛而具有凝聚力的運動，對它的知識份子同行們施加一種壓力，使他們脫離共產黨週邊組織或一些同路人組織；從獨立的角度支援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應當成為傳播美國文化成就的使者，對美國心的某些方面包括美國的人權記錄的反面批評作出反應，等等。一句話就是要成為美國的文化“橋頭堡”。在長達十幾年的活動中，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了幾千萬美元的費用。
“最好的宣傳就是做得好像從來沒有做過一樣”
“最好的宣傳就是做得好像從來沒有做過一樣”。精通文化冷戰的美國心理專家克羅斯曼曾經這樣說過。這也許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進行文化冷戰的“行動準則”。為了遮人耳目，中央情報局的一切資金動作都是秘密進行的，最慣用的方式是“安靜通道”，就是找一些人和公司或機構，由中央情報局將經費撥給他們，然後由他們用自己的名義捐給指定的物件，諸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等大牌基金會，都是中央情報局的首選目標。同時，為了達到最佳的宣傳效果，中央情報局對其資助的物件也作了精心的挑選，煞費苦心，有意同名聲不佳的右翼人士劃清“界線”，而將重點放到兩類人身上：一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所謂“自由派”；二是非共產黨的左翼知識份子，也就是那些帶有左翼政治傳統、自認為是權力中心對立面的知識份子，特別是一些曾經加入過共產黨的知識份子，也就是所謂的“非黨左派，更是其拉攏的重點物件，要通過這批人的“現身說法，”“使共產黨人看不到一點前途”，重用 “非黨左派”戰略因而也就成為中央情報局“反共政治行動的理論基礎”和“美國外交政策潛藏的或秘而不宣的主題。”
“所有的知識領域，我們都有興趣”
作為美國文化冷戰的指揮者，中央情報局猶如一隻大章魚，其觸角幾乎無孔不入，延伸及文化的各個領域。在它的武器庫裏，一切意識形態的工具幾乎應有盡有，如出版，中央情報局在五六十年代至少參與了1000多本圖書的出版，總之，“所有的知識領域，我們都有興趣。”本來，由歐洲一群憤世嫉俗的青年藝術家倡導的抽象表現藝術並不被美國人看好，甚至被認為“無意識地成為克里姆林宮的工具”，“具有共產主義性質”。 但是，當蘇聯於五十年代在現實主義名義下對抽象藝術開展批判後，中央情報局立即發覺其中“大有用武之地”。中央情報局找到同其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紐約 “現代藝術博物館”（其幕後就是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拉菲爾基金），由現代藝術博物館出資大量購買抽象藝術作品，並由自由歐洲委員會運用其在歐洲的關係，在歐洲進行了一系統巡迴展覽。這一活動的高潮是1960年在法國巴黎舉行的展覽，中央情報局為此項活動出資3萬多美元，以擴充其展覽內容。事後，中央情報局得意民地說：他們才是“五十年代美國最好的藝術評論家，我們是抽象表現主義的真正締造者。”
“把邪惡貼到另一個國家是那麽的輕而易舉”
在具體宣傳策略上，中央情報局嚴格遵循了坎南在國立學院的一次講演中提出的“必要的謊言是美國戰後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概念，不僅散佈了大量的所謂“無歸屬的謊言”，還直接插手，編造出新的東西。電影是二十世紀由美國好萊塢催化出來的最大娛樂業，中央情報局自然不會放過這一對大衆有廣泛影響的工具。除了通過美國新聞署駐在世界各地的工作站，規定和推薦“適合”在哪些國家放映外，中央情報局還通過滲入電影製片廠和情報人員，直接插手影片的編劇和製作。喬治· 奧威爾是英國最負盛名的政治寓言作家，其代表作《1984年》和《動物莊園》被認為極其深刻地批判了國家極權主義的恐怖。1950年奧威爾逝世後不久，中央情報局立即派人到英國同其遺孀商談版權，要求將《動物莊園》改編成電影。在其製作過程中，中央情報局派人現場指導劇本的修改。結果，影片的結尾完全脫離了奧威爾的原著，而是根據中央情報局的意見，修改為只留下代表共產主義的面目可憎的“豬”，取消了代表腐敗資本主義的農場主義，以激起觀衆的反共情緒。同樣，對奧威爾的《1984》，中央情報局也採用了相同的手法，由美國文化自由主席索爾．斯坦因親自出馬，直接參與劇本的改編。斯坦因明確對該片的編劇要求“影片應該同當今極權主義，把極權主義同共產主義等同起來。1956年《動物莊園》和《1984年》兩部影片同時上映。這兩部影片的上映在冷戰中所起的作用，連中央情報局的有關人員在總結這件事時也感歎到：“把邪惡貼到另一個國家是多麽的輕而易舉。
（摘自《黨史資訊報》）
嚴琉
《人民春秋》 2005 年 8 月 15 日 總第 64 期 http://maostudy.org
提到中央情報局，人們往往會同下列事件聯繫起來：1949年的希臘新法西斯政權、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馬拉軍人獨裁政府、1959年的黎巴嫩長槍黨武裝、1961年的古巴豬灣事件、1965年的印尼西亞蘇哈托軍人政權……其實，在組織策劃這些“傑作”的同時，中央情報局還肩負著另一項使命。據最新解密的檔案顯示，中央情報局對文化領域開展了大規模的滲透，實際上操縱和指揮著冷戰時期的文化冷戰。
“美國沒有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兩大陣營對立的加劇，冷戰在世界範圍內展開。第 一次將勢力範圍擴展到世界各地的美國政府十分清楚：光依靠軍事上的優勢並不能確保其勝利，他們亟需在文化領域展一場攻勢，取得優勢以保證其霸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央情報局（the central lntel ligence agency）是1947年7月根據美國安全法建立起來的，雖然說表面上的職責是收集、整理、分析、評估各方面的情報，但實際上，它涉及的範圍很快就超越了這些。
冷戰的設計者之一，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喬治．坎南曾明確地說：“美國沒有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白。”坎南十分清楚美國當時在歐洲的處境：一方面自臨著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另一方面，在大多數歐洲人心目中，美國普遍被看作是一片文化沙漠，美國人則是一群嚼著口香糖、開著佛萊車、被杜邦包裝起來的暴發戶和市儈。為此，中央情報局在其成立之初，就十分明確了其宣傳目的：一是反共，“遏制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二是樹立美國的下面形象，也就是“系統地、科學地為美國的生活方式塑造形象”，開展“長期的思想運動”，來輸出美國的生活價值。作為文化冷戰的第一次嘗試，1947年，美國在戰後的德國開辦了“美國會堂”，為了同蘇聯人在德國開辦的文化會堂相抗衡，這一機構在寒冷的冬季提供了舒適的閱覽室，放映電影，舉辦音樂會、報告會和藝術展覽。當然，“一切活動的首要重點就是宣傳美國，”“改變德國的思想、道德、精神和文化的方向。”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美國當局精心組織和出資資助當時能夠代表美國正面形象的各種文化產品，從最高檔的歌劇、戲劇，到適合一般大衆口味的小說等，所有的
目錄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以保證能夠達到宣傳的效果，像紀德的《從蘇聯歸來》，就曾經被作為重點宣傳品。
“我們根本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沒有人查賬”
中央情報局成立 伊始，正值美國在歐洲的“馬歇爾計劃”開始。根據協定，在援助資金中，有5%作為秘密經費留給美國政府，其對應的資金大約2億美元，全部劃給中央情報局，以作為冷戰之用。正是有了大量的資金作後盾，中央情報局在其進行的文化滲透和冷戰中，規模急劇膨脹。用一名當時在情報局的工作的人員的話來說：“我們根本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沒有人查賬”。為資助歐洲自由委員會建立自由歐洲電臺用了16種語言對蘇聯和東歐進行廣播，1950年中央情報局一下子就專門撥出1000萬美元，為資助美國大都會到歐洲演出，中央情報局一下子拿出了75萬美元。這一活動最具有代表性的專案，就是1950年6月成立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表面上這是一個爭取文化自由的組織，實際上卻是中央情報局一手組織和策劃的，其真正的目的也是由中央情報局所規定的：發動一場廣泛而具有凝聚力的運動，對它的知識份子同行們施加一種壓力，使他們脫離共產黨週邊組織或一些同路人組織；從獨立的角度支援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應當成為傳播美國文化成就的使者，對美國心的某些方面包括美國的人權記錄的反面批評作出反應，等等。一句話就是要成為美國的文化“橋頭堡”。在長達十幾年的活動中，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了幾千萬美元的費用。
“最好的宣傳就是做得好像從來沒有做過一樣”
“最好的宣傳就是做得好像從來沒有做過一樣”。精通文化冷戰的美國心理專家克羅斯曼曾經這樣說過。這也許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進行文化冷戰的“行動準則”。為了遮人耳目，中央情報局的一切資金動作都是秘密進行的，最慣用的方式是“安靜通道”，就是找一些人和公司或機構，由中央情報局將經費撥給他們，然後由他們用自己的名義捐給指定的物件，諸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等大牌基金會，都是中央情報局的首選目標。同時，為了達到最佳的宣傳效果，中央情報局對其資助的物件也作了精心的挑選，煞費苦心，有意同名聲不佳的右翼人士劃清“界線”，而將重點放到兩類人身上：一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所謂“自由派”；二是非共產黨的左翼知識份子，也就是那些帶有左翼政治傳統、自認為是權力中心對立面的知識份子，特別是一些曾經加入過共產黨的知識份子，也就是所謂的“非黨左派，更是其拉攏的重點物件，要通過這批人的“現身說法，”“使共產黨人看不到一點前途”，重用 “非黨左派”戰略因而也就成為中央情報局“反共政治行動的理論基礎”和“美國外交政策潛藏的或秘而不宣的主題。”
“所有的知識領域，我們都有興趣”
作為美國文化冷戰的指揮者，中央情報局猶如一隻大章魚，其觸角幾乎無孔不入，延伸及文化的各個領域。在它的武器庫裏，一切意識形態的工具幾乎應有盡有，如出版，中央情報局在五六十年代至少參與了1000多本圖書的出版，總之，“所有的知識領域，我們都有興趣。”本來，由歐洲一群憤世嫉俗的青年藝術家倡導的抽象表現藝術並不被美國人看好，甚至被認為“無意識地成為克里姆林宮的工具”，“具有共產主義性質”。 但是，當蘇聯於五十年代在現實主義名義下對抽象藝術開展批判後，中央情報局立即發覺其中“大有用武之地”。中央情報局找到同其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紐約 “現代藝術博物館”（其幕後就是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拉菲爾基金），由現代藝術博物館出資大量購買抽象藝術作品，並由自由歐洲委員會運用其在歐洲的關係，在歐洲進行了一系統巡迴展覽。這一活動的高潮是1960年在法國巴黎舉行的展覽，中央情報局為此項活動出資3萬多美元，以擴充其展覽內容。事後，中央情報局得意民地說：他們才是“五十年代美國最好的藝術評論家，我們是抽象表現主義的真正締造者。”
“把邪惡貼到另一個國家是那麽的輕而易舉”
在具體宣傳策略上，中央情報局嚴格遵循了坎南在國立學院的一次講演中提出的“必要的謊言是美國戰後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概念，不僅散佈了大量的所謂“無歸屬的謊言”，還直接插手，編造出新的東西。電影是二十世紀由美國好萊塢催化出來的最大娛樂業，中央情報局自然不會放過這一對大衆有廣泛影響的工具。除了通過美國新聞署駐在世界各地的工作站，規定和推薦“適合”在哪些國家放映外，中央情報局還通過滲入電影製片廠和情報人員，直接插手影片的編劇和製作。喬治· 奧威爾是英國最負盛名的政治寓言作家，其代表作《1984年》和《動物莊園》被認為極其深刻地批判了國家極權主義的恐怖。1950年奧威爾逝世後不久，中央情報局立即派人到英國同其遺孀商談版權，要求將《動物莊園》改編成電影。在其製作過程中，中央情報局派人現場指導劇本的修改。結果，影片的結尾完全脫離了奧威爾的原著，而是根據中央情報局的意見，修改為只留下代表共產主義的面目可憎的“豬”，取消了代表腐敗資本主義的農場主義，以激起觀衆的反共情緒。同樣，對奧威爾的《1984》，中央情報局也採用了相同的手法，由美國文化自由主席索爾．斯坦因親自出馬，直接參與劇本的改編。斯坦因明確對該片的編劇要求“影片應該同當今極權主義，把極權主義同共產主義等同起來。1956年《動物莊園》和《1984年》兩部影片同時上映。這兩部影片的上映在冷戰中所起的作用，連中央情報局的有關人員在總結這件事時也感歎到：“把邪惡貼到另一個國家是多麽的輕而易舉。
（摘自《黨史資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