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影晃動的剎那，寫在研究計畫裡的那些字句也微微顫動了一下。

「今天就到此為止吧。」老師說，聲音平平地聽不出任何情感。整場緊繃的討論原本該有放鬆的心情，卻因為那瞬逝的倦累眼神再度緊繃起來，畢竟，那是悖反於社會科學向來秉持的理性思辨，它意味著頹喪與軟弱——以及，情感之不可測。

怎麼回事？

老師沒有說話，靜靜望向屋外那株黑板樹，花簇乾瘦，葉脈灰綠，平添這個初冬漸形蕭瑟的肅殺感——不過幾年的時光，當初低矮的黑板樹竟有三層樓這麼高了，每遇颳風下雨總要跌落枝葉，堅硬的根部不時撬開了地面，也難怪學校明文禁止再植下此類植物，也難怪老師要嘆：「物種侵略啊。」

來自東南亞的黑板樹，何時成了台灣校園與安全島上的主要遮蔽物？我聽出老師話中有話，卻不知該說些什麼？陽光疲軟地躺進手裡那疊資料：關於國家元首出訪，如何過境美國、如何受到僑界歡迎、如何友邦新聞又拼錯了我國總統名字……它所探討的恰是島國面臨外交困境下，如何積極、如何戮力以彰顯其「國族認同」的辯證難題。

那是我第一次擔任國科會補助專題計畫的研究助理，也是第一次這麼靠近老師：每周固定會面討論、每週蒐集資料……事實上，我很是害怕老師的——或者這麼說，一直以來，我都無法自在地面對老師，許是起於過往填鴨式教學的制約，許是出於對學校教育的偏見，總覺得老師所表徵的「知識」離我們極其遙遠，往往召開討論會時，不免戰戰兢兢，深怕自己的笨拙延宕了研究之進展。

那時候，一場難解的三角情感正無聲無息地摧襲著我，使我時而痛苦、時而憤怒，尤有甚者，每回蹲在燈光青森的地下室翻閱過期報紙，心緒更形掙扎與閉鎖，那些或大或小的照片、看似「公正客觀」的報導，它們成為無關痛癢的身外事，面無表情地凝視著我的困惑，使我好幾次想大喊：「我什麼也不懂！我什麼也不會！」那樣不知所措，不知如何能夠從中獲得更為灑脫、更高理解層次的糾結。

因此，有一陣子會談結束時，老師總會意有所指地看著我說：「要加油啊。」

我明白，明白國科會研究計畫的重要性，但我就是無法走出迷宮似的胡同，一味執念：為何連理性思辨也無法拯救我？為什麼？直到某次討論會上，我終究忍不住對老師說：「我覺得好挫折、好挫折……」明明該忍住情緒，但我竟像個孩子流下淚來，手邊的資料照例披露著「國旗」、「破冰之旅」、「僑界熱烈歡迎」等字眼，它們歡愉著，它們象徵了一個國家的光明與向上，但它們那一刻何其遙遠。

老師說：「別哭啊，你還年輕嘛，別哭啊。」

是啊，青春正盛，我們的學術之路還長，我們的人生之路亦然，然而，誰來幫助我呢？彼時彼刻，我多麼希望尋獲的那些數據、那些報導能夠讓我更冷靜些，能夠讓我目睹一絲絲希望，但我還是無法自己地伏在桌上大哭起來，破壞了研究案的嚴肅氛圍，也使得現場陷入一陣冗長的靜默，唯獨老師淡淡嘆口氣：「學術其實也可以是很生活的，你太二分法了。」

許多年後，我又徒增了幾歲，又擔任了幾次國科會補助通過的研究計畫助理，漸漸理解，所謂研究是怎麼回事？所謂生活又暗示著什麼？我慢慢看清那些理性辯證之後的美感，那些社會哲學家們的思索、的困惑、的矛盾，我突然感到他們很溫暖、很真實，一如屋外的那株黑板樹，它變得更碩壯、更高大，但它永遠存在著「身世」的問題，它必須不斷探問以獲得理解，而後繼續沙沙沙地搖曳。

許多年後，我為自己當年的失態感到羞赧，也側面得知老師彼時同樣面臨著是否要跟隨丈夫出國的抉擇與矛盾（那是他們婚前言明的協議），那表示她必須放棄台灣的一切，甚至遠離她所摯愛的學術研究，她將成為異國裡兀自堅強的黑板樹，她也將是這一國家元首出訪時，夾道歡迎的僑界同胞——所以說，當年那一閃而逝的困倦眼神，意味著不捨抑或不甘呢？在寒冷的異地裡，她將繼續理性且感性地思索島國的困境嗎？

窗前的樹影再度晃動了一下，老師的聲音似乎也微微顫抖著：「去看看生活，去觀察人們吧。」

她說：「別顧著急著做研究，慢一點，慢一點呵。」